公元960年，后周御林军司令赵匡胤利用“陈桥兵变”轻而易举地登上皇帝宝座。老赵虽说是行伍出身，却在治国方略上采取“偃武修文”的方针，敛藏锋芒，重视知识和文化建设，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并秘镌誓言碑，告诫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宋代成为继唐朝之后又一个文化高峰，诗词、散文、绘画均呈灿烂之象。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比如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说到宋代的文化，不可不提欧阳修。
　　 欧阳修对于中华文化贡献甚伟，诗词俱佳，文章亦甚，《宋史》评价其功绩可与唐代古文运动领袖韩愈媲美：“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就是说他纠正五代的文学积弊，重振唐代散文雄风。其1000卷《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文学成就尤伟，除与宋祁合修《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新五代史》。在《新唐书》的编撰过程中，“列传”部分由宋祁编修，形成较早，而欧阳修参加编辑工作较晚，专门负责编修“纪”“传”两个部分。朝廷认为一部史书出自两人之手，体例不能统一，于是准许欧阳修编辑增删，统一体例。欧阳修尽管接受了重任，却认为宋祁是前辈，况且修史各人见解多有不同，怎么可以都按自己的见解来增删呢？于是对“列传”部分一字不改。
　　 《新唐书》修成，按照以往的规矩，史书只署官阶最高者的姓名，欧阳修的官阶比宋祁高，应当署欧阳修的名。欧阳修说：“宋先生编修‘列传’费时长，功甚伟大，岂可掠其之美？”于是《新唐书》“纪”“传”部分署名欧阳修，“列传”部分署名宋祁，宋祁知之感慨地说：“古今文人相轻互侮，此事真旷古未闻呀！”卓著的成就和美德，使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公认的领袖，没有钦赐，没有选举，“天下翕然师尊之”。
　　 如果说这是欧阳修个人在微观上对中华文化的贡獻，那么他宽阔的胸怀、敏锐的目光，奖掖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一批文坛精英，使之脱颖而出，闪亮登场，无疑是从宏观上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正是这种宽广无私、爱才若渴的胸怀才使宋代文化人才辈出，灿烂辉煌。
　　 “三苏”应试时，身为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22岁的苏轼作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极高评价，高中进士第二名，苏辙亦金榜题名。正是大师的惠泽，使“一门父子三学士”迅速名满天下，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呜呼！是欧阳文忠奠定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追古溯今，世间已无欧阳修，堪与之比肩者，可有其二者否？
　　（选自《西安晚报》，有删改）
　　【赏析】
　　 读了本文，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欧阳文忠公不仅文采出众，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而且在为人为政方面也是有口皆碑，尤其是他宽简不纵恶的秉性更让人叹服。“世间已无欧阳修”是对他的无比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