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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辉 人民日报社教科文部主任记者，第17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有一幕镜头始终定格在赵亚辉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2008年12月22日，赵亚辉完成了历时18个月、行程超过10万公里的“重走中国西北角”采访活动。这一天，由他发起的“希望北川”公益活动暨“重走中国西北角”结束仪式在北川中学位于绵阳的临时校址举行。
赵亚辉向北川县赠送了2007年7月拍摄的北川县城全景的照片：
“同学们认不认识这张照片?”
“认识!”回答响亮而整齐。
“这是哪里?”
“北川!”声音越来越大。
“你们觉得北川美不美?”
“美!”这一次的回答更是震耳欲聋，响彻了整个操场。
“那么，我们有没有信心让这种美丽重现呢?”
“有!”2000多名北川学生的喊声震耳欲聋……
赵亚辉站在台上。作为北川的荣誉公民，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完全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他的心也和北川人民一起起伏激荡!
“荣誉公民”
“地震虽然过去两年了，但我仍然魂牵北川。”提起汶川大地震，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难掩心头的忧伤，不能割舍自己对北川的那份情缘。
在新闻界，赵亚辉是一名“不畏艰险，屡经生死考验完成重大和突发事件现场报道”的“名记”。他的身影曾经出现在印度洋海啸、伊朗大地震、珠穆朗玛峰顶、南极科考站……曾被评为第17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2009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邀请赵亚辉等5名优秀记者出任新版记者证代言人。
2007年6月21日，赵亚辉根据当年范长江走中国西北角的路线，从范长江故里四川内江出发，再走中国西北角，试图反映时代大变迁下的微观西部。这一年，赵亚辉第一次来到了北川，从此便与北川结下了一段难舍的缘分。
2007年7月，赵亚辉“重走中国西北角”，来到北川羌族自治县，当时正值高考成绩公布。赵亚辉在北川中学采访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北川县文科高考第5名、一位名叫罗玉婷的高三女生写给他的。
罗玉婷在信中说：“十三个春秋的艰辛付出终于换来了进入大学的机会，然而，在我与大学之间还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大学学费。对我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大学就在眼前，我却不知道抵达它的路在哪里。”赵亚辉说，这封信让他感到揪心，在大山环抱的北川，许多学生因为贫困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作为一名记者，赵亚辉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罗玉婷以及她的同学。接下来的采访，并没有在赵亚辉的规划中。但他没有停止，继续深入岷山深处贫困学生的家庭了解情况。
在北川县应届理科“状元”陶富军的家，赵亚辉看到的是一间简陋的木屋，门口堆放着陶富军上山砍的柴。墙壁和房顶都是由简易的木板钉起来的，缝隙很大，四面透风，顶棚漏雨。屋内的陈设极其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木桌子，几把木椅子。灶台是泥巴糊的，上面并排放着三口锅，两口给人做饭，一口给猪做饭。屋里没看到有什么菜和肉，只有几大袋子土豆。除了卖土豆，陶富军家里几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因为常年过度劳累，他的父母多年前就患上了疾病，母亲是严重的贫血病，父亲是银屑病。疾病的折磨使得双亲都十分瘦弱，不能干重体力活，而每年看病的一大笔开销更使整个家庭雪上加霜，入不敷出。如果没有学校的奖学金和社会的资助，这些年陶富军都没有办法上完高中。
“像陶富军这样的家庭状况，在偏远的羌族山寨中还有不少，与蓬勃发展的县城和主干道沿线的小乡镇相比，这些地方要发展，要改变，难度大得多。”
那些羌族贫困生状况让赵亚辉泪流满面。随后，他写出了图文深度报道：《一封让人流泪的女生来信》，这篇文章产生了巨大反响。赵亚辉积极组织并发起了“上学之路”计划。活动受到了各方关注，许多好心人积极响应，最终募集到23万多元，让176个贫困的孩子带着路费和前几个月生活费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当赵亚辉离开北川的时候，也收到了北川人民给他的珍贵而特别的礼物：北川羌族自治县授予他的荣誉公民称号。这是北川历史上第三位荣誉公民。从那天起，这位年轻的人民日报社记者有了另一个家乡——北川羌族自治县。北川，也成为他永远的牵挂。
“永远的汶川”
“我当时接到了很多人的短信：地震了!”汶川大地震发生时，赵亚辉正在新疆的喀什采访，这也是他西北角走到倒数第二段路。曾有多次采访国外地震经验的他，立即向中国地震局的同志求证确切消息。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8.0级地震。”
后来有一个朋友给赵亚辉打电话，质疑当时地震是否是8.0级，希望他把在博客里公布的震级改成7.6。“我说不能改，我当时收到的短信，就是8.0级，要对事实负责。”
在得到报社批准之后，赵亚辉决定立刻从新疆赶往成都。一路上，赵亚辉心情忐忑不安，他的牵挂之情更甚于别人。在赶赴北川的路上，赵亚辉不停地给北川和汶川的朋友打电话，却一直无法取得联系。北川怎么样了?北川的亲朋好友怎么样了?赵亚辉的心一直悬着。
当终于接通北川县委宣传部王建的电话时，赵亚辉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
“王建的脊柱当时被倒塌的房屋压断了，他是趴在地上接我的电话。”
当赵亚辉时隔一年再次踏上北川的土地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现实比想象中的更可怕。在他的记忆中，北川这个群山环抱、绿水缠绕的美丽县城，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景象：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道路中断，废墟连绵成片……看到眼前的这一切，赵亚辉感到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撼和伤痛。
“北川中学确实非常的悲惨，学校2900多个孩子，1100多个孩子不在了。主要是初二、初三、高二、高三的孩子，其中有一个班全军覆没。后来我再次去北川中学见到一个幸存的学生，地震那天，正好这个学生因为有病去看眼睛，所以没去上学，所以幸存下来了。当时见到感情上确实接受不了。说实话，和看到印度洋海啸、伊朗地震时心理上不一样，我这些年经历了很多次灾难，自己也有很多次生死经历，但突然间看到自己的同胞，那么多的同胞死伤，这么大的损失，有一种遏制不住的情怀，不由自主就会流泪。”
5月13日到达灾区的赵亚辉，忍住悲痛一头扎进重灾区展开工作。作为人民日报社最早到达震区现场的记者之一，赵亚辉和报社前方报道组的同事一起，先后转战绵竹、汶川、北川、绵阳等地，利用自己以往多次参与重大灾难报道的经验，采写了一大批稿件，收到巨大反响。
在灾区采访的22天，赵亚辉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6月3日，赵亚辉从北川回到北京，他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在宾馆“闷”了整整7个昼夜。
饱含悲怆与伤痛的一本13万字、400多张照片的图书《永远的汶川——大地震前后的珍贵记忆》于6月18日在北京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我对这里太熟悉了，我一直在极力搜索自己的思绪，问自己能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回到北京就开始全封闭，从开始写到完成一共用了10天，实际上写了六天六夜，应该说这本书凝聚了我一年多的心血，因为书里边60％以上的内容是写灾前川西北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美丽风貌。” 赵亚辉把心中压抑不住的伤感和悲痛化作笔下一篇篇饱含真挚感情的文章。这本书记录了震后灾区的真实状况和抗震救灾前线的感人故事，重点反映了震前川西北地区的历史真实和羌族文化荟萃。原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宋明说：“这是一本值得永久珍藏的书，是对受灾严重的川西北最好的纪念”。
“希望北川”
“北川县城是羌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所以震前震后的景象非常让人触动，我把震前震后的东西拿出来进行了有机的组合。写完之后我想，我的使命完成了。写书的那六天六夜几乎没怎么睡，边写边整理照片，边找感觉，把震前震后的珍贵记忆告诉大家，我想这也是一个记者的职责。”
在《永远的汶川》的封三有一张照片，叫做“有爱就有希望”，赵亚辉继发起“上学之路计划”后，又发起了“希望北川”公益活动，他要尽自己所能帮助北川的师生。
“我到东汽中学第一天还听到楼板底下有说话声，很多人被压在废墟下面，可以听到学生们唱歌的声音，那时候很多现场的志愿者没日没夜的干，想赶紧把他们救出来。但很多地方因为交通的原因，救援队不能及时到达现场。第二天、第三天，你能听到的歌声越来越少了。后来这些孩子有的被救出来了，也有不少永远都不在了。”说到这里，赵亚辉有些哽咽。
2008年12月22日，赵亚辉发起的“希望北川”公益活动暨“重走中国西北角”结束仪式在北川中学位于绵阳的临时校址举行。“希望北川公益活动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社团委和人民网及社会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由于赵亚辉和有关机构的积极联系和努力，北川中学的师生们获得了价值超过60万元的励志图书、过冬物资和助学资金。这其中既有中国化工出版社和人民网捐助的价值15万元的励志、科普图书；也有赵亚辉和中国化工出版社捐献的《永远的汶川》一书的收益；同时还有莲花爱心基金捐助的价值15万元的过冬物资以及来自上海华侨基金会的刘梅女士个人捐助的20万元助学基金。
“重走西北角之初，我从没想到北川会在整个行走中、甚至在我整个记者生涯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一进北川，是意外让我和北川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二进北川，就是灾难让我和北川共同经历了灵魂的震撼和生与死的考验。而三进北川，则是爱与希望在北川的重生。我也是北川人，发起这个公益活动，源自内心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承诺。”
“北川也是我的故乡，为自己的故乡尽力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更何况，当初发起重走中国西北角活动时，就是要唤醒人们对西部地区人文地理、自然环境的关注，为西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尽一份力。而经过了汶川大地震这场特殊的灾难之后，大家对于西部特别是川西北灾区有了空前的关注，对于灾后重建、灾区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问题更加的重视。这恰好符合重走中国西北角活动的初衷!”
有一幕镜头始终定格在赵亚辉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2008年12月22日，赵亚辉完成了历时18个月、行程超过10万公里的“重走中国西北角”采访活动。这一天，由他发起的“希望北川”公益活动暨“重走中国西北角”结束仪式在北川中学位于绵阳的临时校址举行。
赵亚辉向北川县赠送了2007年7月拍摄的北川县城全景的照片：
“同学们认不认识这张照片?”
“认识!”回答响亮而整齐。
“这是哪里?”
“北川!”声音越来越大。
“你们觉得北川美不美?”
“美!”这一次的回答更是震耳欲聋，响彻了整个操场。
“那么，我们有没有信心让这种美丽重现呢?”
“有!”2000多名北川学生的喊声震耳欲聋……
赵亚辉站在台上。作为北川的荣誉公民，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完全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他的心也和北川人民一起起伏激荡!
“荣誉公民”
“地震虽然过去两年了，但我仍然魂牵北川。”提起汶川大地震，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难掩心头的忧伤，不能割舍自己对北川的那份情缘。
在新闻界，赵亚辉是一名“不畏艰险，屡经生死考验完成重大和突发事件现场报道”的“名记”。他的身影曾经出现在印度洋海啸、伊朗大地震、珠穆朗玛峰顶、南极科考站……曾被评为第17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2009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邀请赵亚辉等5名优秀记者出任新版记者证代言人。
2007年6月21日，赵亚辉根据当年范长江走中国西北角的路线，从范长江故里四川内江出发，再走中国西北角，试图反映时代大变迁下的微观西部。这一年，赵亚辉第一次来到了北川，从此便与北川结下了一段难舍的缘分。
2007年7月，赵亚辉“重走中国西北角”，来到北川羌族自治县，当时正值高考成绩公布。赵亚辉在北川中学采访时，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北川县文科高考第5名、一位名叫罗玉婷的高三女生写给他的。
罗玉婷在信中说：“十三个春秋的艰辛付出终于换来了进入大学的机会，然而，在我与大学之间还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大学学费。对我而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大学就在眼前，我却不知道抵达它的路在哪里。”赵亚辉说，这封信让他感到揪心，在大山环抱的北川，许多学生因为贫困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作为一名记者，赵亚辉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罗玉婷以及她的同学。接下来的采访，并没有在赵亚辉的规划中。但他没有停止，继续深入岷山深处贫困学生的家庭了解情况。
在北川县应届理科“状元”陶富军的家，赵亚辉看到的是一间简陋的木屋，门口堆放着陶富军上山砍的柴。墙壁和房顶都是由简易的木板钉起来的，缝隙很大，四面透风，顶棚漏雨。屋内的陈设极其简单，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木桌子，几把木椅子。灶台是泥巴糊的，上面并排放着三口锅，两口给人做饭，一口给猪做饭。屋里没看到有什么菜和肉，只有几大袋子土豆。除了卖土豆，陶富军家里几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因为常年过度劳累，他的父母多年前就患上了疾病，母亲是严重的贫血病，父亲是银屑病。疾病的折磨使得双亲都十分瘦弱，不能干重体力活，而每年看病的一大笔开销更使整个家庭雪上加霜，入不敷出。如果没有学校的奖学金和社会的资助，这些年陶富军都没有办法上完高中。
“像陶富军这样的家庭状况，在偏远的羌族山寨中还有不少，与蓬勃发展的县城和主干道沿线的小乡镇相比，这些地方要发展，要改变，难度大得多。”
那些羌族贫困生状况让赵亚辉泪流满面。随后，他写出了图文深度报道：《一封让人流泪的女生来信》，这篇文章产生了巨大反响。赵亚辉积极组织并发起了“上学之路”计划。活动受到了各方关注，许多好心人积极响应，最终募集到23万多元，让176个贫困的孩子带着路费和前几个月生活费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当赵亚辉离开北川的时候，也收到了北川人民给他的珍贵而特别的礼物：北川羌族自治县授予他的荣誉公民称号。这是北川历史上第三位荣誉公民。从那天起，这位年轻的人民日报社记者有了另一个家乡——北川羌族自治县。北川，也成为他永远的牵挂。
“永远的汶川”
“我当时接到了很多人的短信：地震了!”汶川大地震发生时，赵亚辉正在新疆的喀什采访，这也是他西北角走到倒数第二段路。曾有多次采访国外地震经验的他，立即向中国地震局的同志求证确切消息。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8.0级地震。”
后来有一个朋友给赵亚辉打电话，质疑当时地震是否是8.0级，希望他把在博客里公布的震级改成7.6。“我说不能改，我当时收到的短信，就是8.0级，要对事实负责。”
在得到报社批准之后，赵亚辉决定立刻从新疆赶往成都。一路上，赵亚辉心情忐忑不安，他的牵挂之情更甚于别人。在赶赴北川的路上，赵亚辉不停地给北川和汶川的朋友打电话，却一直无法取得联系。北川怎么样了?北川的亲朋好友怎么样了?赵亚辉的心一直悬着。
当终于接通北川县委宣传部王建的电话时，赵亚辉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
“王建的脊柱当时被倒塌的房屋压断了，他是趴在地上接我的电话。”
当赵亚辉时隔一年再次踏上北川的土地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现实比想象中的更可怕。在他的记忆中，北川这个群山环抱、绿水缠绕的美丽县城，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景象：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道路中断，废墟连绵成片……看到眼前的这一切，赵亚辉感到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撼和伤痛。
“北川中学确实非常的悲惨，学校2900多个孩子，1100多个孩子不在了。主要是初二、初三、高二、高三的孩子，其中有一个班全军覆没。后来我再次去北川中学见到一个幸存的学生，地震那天，正好这个学生因为有病去看眼睛，所以没去上学，所以幸存下来了。当时见到感情上确实接受不了。说实话，和看到印度洋海啸、伊朗地震时心理上不一样，我这些年经历了很多次灾难，自己也有很多次生死经历，但突然间看到自己的同胞，那么多的同胞死伤，这么大的损失，有一种遏制不住的情怀，不由自主就会流泪。”
5月13日到达灾区的赵亚辉，忍住悲痛一头扎进重灾区展开工作。作为人民日报社最早到达震区现场的记者之一，赵亚辉和报社前方报道组的同事一起，先后转战绵竹、汶川、北川、绵阳等地，利用自己以往多次参与重大灾难报道的经验，采写了一大批稿件，收到巨大反响。
在灾区采访的22天，赵亚辉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6月3日，赵亚辉从北川回到北京，他没有回家，而是一个人在宾馆“闷”了整整7个昼夜。
饱含悲怆与伤痛的一本13万字、400多张照片的图书《永远的汶川——大地震前后的珍贵记忆》于6月18日在北京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我对这里太熟悉了，我一直在极力搜索自己的思绪，问自己能为这个地方做点什么。回到北京就开始全封闭，从开始写到完成一共用了10天，实际上写了六天六夜，应该说这本书凝聚了我一年多的心血，因为书里边60％以上的内容是写灾前川西北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美丽风貌。” 赵亚辉把心中压抑不住的伤感和悲痛化作笔下一篇篇饱含真挚感情的文章。这本书记录了震后灾区的真实状况和抗震救灾前线的感人故事，重点反映了震前川西北地区的历史真实和羌族文化荟萃。原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宋明说：“这是一本值得永久珍藏的书，是对受灾严重的川西北最好的纪念”。
“希望北川”
“北川县城是羌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所以震前震后的景象非常让人触动，我把震前震后的东西拿出来进行了有机的组合。写完之后我想，我的使命完成了。写书的那六天六夜几乎没怎么睡，边写边整理照片，边找感觉，把震前震后的珍贵记忆告诉大家，我想这也是一个记者的职责。”
在《永远的汶川》的封三有一张照片，叫做“有爱就有希望”，赵亚辉继发起“上学之路计划”后，又发起了“希望北川”公益活动，他要尽自己所能帮助北川的师生。
“我到东汽中学第一天还听到楼板底下有说话声，很多人被压在废墟下面，可以听到学生们唱歌的声音，那时候很多现场的志愿者没日没夜的干，想赶紧把他们救出来。但很多地方因为交通的原因，救援队不能及时到达现场。第二天、第三天，你能听到的歌声越来越少了。后来这些孩子有的被救出来了，也有不少永远都不在了。”说到这里，赵亚辉有些哽咽。
2008年12月22日，赵亚辉发起的“希望北川”公益活动暨“重走中国西北角”结束仪式在北川中学位于绵阳的临时校址举行。“希望北川公益活动也得到了人民日报社团委和人民网及社会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由于赵亚辉和有关机构的积极联系和努力，北川中学的师生们获得了价值超过60万元的励志图书、过冬物资和助学资金。这其中既有中国化工出版社和人民网捐助的价值15万元的励志、科普图书；也有赵亚辉和中国化工出版社捐献的《永远的汶川》一书的收益；同时还有莲花爱心基金捐助的价值15万元的过冬物资以及来自上海华侨基金会的刘梅女士个人捐助的20万元助学基金。
“重走西北角之初，我从没想到北川会在整个行走中、甚至在我整个记者生涯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一进北川，是意外让我和北川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二进北川，就是灾难让我和北川共同经历了灵魂的震撼和生与死的考验。而三进北川，则是爱与希望在北川的重生。我也是北川人，发起这个公益活动，源自内心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承诺。”
“北川也是我的故乡，为自己的故乡尽力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更何况，当初发起重走中国西北角活动时，就是要唤醒人们对西部地区人文地理、自然环境的关注，为西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尽一份力。而经过了汶川大地震这场特殊的灾难之后，大家对于西部特别是川西北灾区有了空前的关注，对于灾后重建、灾区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问题更加的重视。这恰好符合重走中国西北角活动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