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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高管一员，为公司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研究女性高管能否促进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时女性高管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可能存在差异。以2015-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生命周期、女性高管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显著改善;相较于成长期和衰退期，成熟期企业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女性高管;社会责任;企业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0.075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习近平主席强调过企业要想具备竞争力和生命力，必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高管团队直接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高管一员，为公司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存在更多的“移情关怀”，女性高管的这种“移情关怀”会促进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吗？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中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是一致的吗？本文从以上两个角度展开研究，以期从动态视角研究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所发挥的作用。
国外关于女性高管、企业社会责任表的研究相对于国内起步较早，当女性参与企业董事会时，企业会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Wang et al.，1992）。国内学者曾春影（2018）发现企业女性CEO的存在能显著的促进企业积极履行对外捐赠。朱文莉（2017）研究发现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而显著改善。目前大多研究都仅考虑女性高管的数量、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忽视了当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时，女性高管对社会责任表现所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不同。本文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切入点，能够从企业创立到衰退动态的探究女性高管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影响机制。
2 研究假设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存在更多的“移情关怀”。所谓的“移情关怀”是指以他人为导向并主动考虑他人利益的一种道德关怀。因为“移情关怀”的存在，女性在参与高管团队时会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较多的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主动考虑其利益的实现与否，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男性和女性有自己的“性别角色”，男性果敢、喜欢冒险、竞争，女性更注重礼仪、看中和睦、遵从性较强，女性高管为了与“性别角色”相匹配，注重企业整体的和谐，会更多地关注企业对社会、员工、客户、环境等社会责任绩效方面的指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显著正相关。
成熟期是企业市场趋于饱和的时期，此时企业资金比较充足，女性高管的“移情关怀”以及注重礼仪、看中和睦、求稳的“性别角色”更有发挥的空间，更有利于将企业储备的资金投资到社会责任上面，引导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成长期，企业追求快速发展，男性果敢、冒险、竞争的性别角色更有发挥的空间，女性高管的“移情关怀”、和睦求稳的性别角色会受到抑制，企业会在研发、生产运作、内部管理、销售等方面投入大量中长期资金，女性高管促使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的作用会被削弱;在衰退期，企业获利水平下降，资金短缺，此时企业一般没有经济实力去履行对外捐赠、环保等社会责任，女性高管的“移情关怀”和“性别角色”受到资源的限制，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可见在成长期和衰退期女性高管的“移情关怀”、和睦求稳的性别角色会受到抑制，此时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此提出假设H2：相较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呈更显著的正相关。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删减特别处理、退市预警及数据缺失不全的公司样本的基础上，获得8309个有效样本，并对所选用变量进行1%缩尾。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女性高管比例、控制变量的数据主，从和讯网社会责任报告平台获取社会责任的相关数据。女性高管的数据通过Excel软件手工整理，其他主要依靠Stata 12.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2 变量的定义与计量
3.2.1 因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
社会责任衡量的是企业履行对内部相关利益者（股东、职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社区、环境、供应商、顾客）的情况。目前有部分学者通过自己设计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自己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打分，也有学者借助专业机构（例如和讯网社会责任专业测评机构）获得社会责任指标的衡量。相较于个人机构打分比个人打分更加综合、全面、专业，本文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表现采用和讯网社会责任专业测评机构出具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结果来评价。
3.2.2 自变量——女性高管（Female）
本文选取女性高管比例衡量女性高管，女性高管比例等于女性高管人数除以公司所有高管人数。
3.2.3 控制变量
按照以往研究社会责任的文献，本研究主要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等于总资产的对数）、资产负债率（Lev，等于期末负债除以期末资产）、净资产收益率（ROE，等于净利润除以净资产）、产权性质（State，虚拟变量，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管理费用（Admin，等于管理费用的对数）、总资产增长率[Grow，等于（本年总资产减去上年总资产）除以上年总资产]。
3.3 模型构建
综合上文的变量，文章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假设1进行实证分析：
此外，本文按照Dickinson现金流组合法将样本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因为所选样本均为上市公司，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根据之前的文献，将初创期合并到成長期中，将总样本（8309）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本别按照假设1的模型进行检验，以此研究假设2生命周期对女性高管和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汇总了对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以看出社会责任CSR均值为0.23（满分为1），标准差0.14，说明整体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水平急需进一步提高，如何改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女性高管比例Female均值0.19，平均来看只占到高管群体的五分之一，男性高管具有绝对性优势，占到整个高管群体的五分之四。女性高管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控制变量（Size、Lev、ROE、State、Admin、Grow）标准差都比较小，说明所选样本比较均衡，差异化较小。
4.3 多元回归分析
以上表3显示了全样本以及三个子样本（成熟期子样本、成长期子样本、衰退期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由第二列全样本（8309个有效样本）数据显示Female的系数为正的0.025，在10%的水平统计显著，可以验证假设1：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会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由第三列成熟期子样本（2558个有效样本）数据显示Female的系数为正的0.0539，在5%的水平统计显著，说明成熟期企业中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由第四列成长期子样本（4081个有效样本）数据显示Female的系数为正的0.0074，但不显著，说明成长期企业中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呈不显著的正相关;由第五列衰退期子样本（1670个有效样本）数据显示Female的系数为正的0.0226，同样不显著，说明衰退期企业中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呈不显著的正相关;综上生命周期子样本3列数据可以看出，只有在成熟期，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成长期和衰退期呈不显著的正相关，验证了假设2：相较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呈更显著的正相关。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女性高管、生命周期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显著改善;（2）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相比，成熟期企业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选择合适的时机引入女性高管参与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尽最大可能发挥女性高管的优势，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且促进妇女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Wang J，Coffey B S.Board composition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J].Journal of Ethics，1992，11（10）：771-778.
[2]曾春影，茅寧.女性CEO与企业捐赠——基于利他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8，（01）：123-139.
[3]朱文莉，邓蕾.女性高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经济问题，2017，（04）：119-135.
关键词：女性高管;社会责任;企业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0.075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习近平主席强调过企业要想具备竞争力和生命力，必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高管团队直接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高管一员，为公司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存在更多的“移情关怀”，女性高管的这种“移情关怀”会促进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吗？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中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是一致的吗？本文从以上两个角度展开研究，以期从动态视角研究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所发挥的作用。
国外关于女性高管、企业社会责任表的研究相对于国内起步较早，当女性参与企业董事会时，企业会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Wang et al.，1992）。国内学者曾春影（2018）发现企业女性CEO的存在能显著的促进企业积极履行对外捐赠。朱文莉（2017）研究发现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而显著改善。目前大多研究都仅考虑女性高管的数量、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忽视了当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时，女性高管对社会责任表现所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不同。本文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切入点，能够从企业创立到衰退动态的探究女性高管和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影响机制。
2 研究假设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认为，女性相较于男性存在更多的“移情关怀”。所谓的“移情关怀”是指以他人为导向并主动考虑他人利益的一种道德关怀。因为“移情关怀”的存在，女性在参与高管团队时会更加关注利益相关者，较多的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主动考虑其利益的实现与否，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男性和女性有自己的“性别角色”，男性果敢、喜欢冒险、竞争，女性更注重礼仪、看中和睦、遵从性较强，女性高管为了与“性别角色”相匹配，注重企业整体的和谐，会更多地关注企业对社会、员工、客户、环境等社会责任绩效方面的指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1：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显著正相关。
成熟期是企业市场趋于饱和的时期，此时企业资金比较充足，女性高管的“移情关怀”以及注重礼仪、看中和睦、求稳的“性别角色”更有发挥的空间，更有利于将企业储备的资金投资到社会责任上面，引导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成长期，企业追求快速发展，男性果敢、冒险、竞争的性别角色更有发挥的空间，女性高管的“移情关怀”、和睦求稳的性别角色会受到抑制，企业会在研发、生产运作、内部管理、销售等方面投入大量中长期资金，女性高管促使企业履行更多社会责任的作用会被削弱;在衰退期，企业获利水平下降，资金短缺，此时企业一般没有经济实力去履行对外捐赠、环保等社会责任，女性高管的“移情关怀”和“性别角色”受到资源的限制，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可见在成长期和衰退期女性高管的“移情关怀”、和睦求稳的性别角色会受到抑制，此时女性高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基于此提出假设H2：相较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呈更显著的正相关。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删减特别处理、退市预警及数据缺失不全的公司样本的基础上，获得8309个有效样本，并对所选用变量进行1%缩尾。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女性高管比例、控制变量的数据主，从和讯网社会责任报告平台获取社会责任的相关数据。女性高管的数据通过Excel软件手工整理，其他主要依靠Stata 12.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3.2 变量的定义与计量
3.2.1 因变量——企业社会责任表现（CSR）
社会责任衡量的是企业履行对内部相关利益者（股东、职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社区、环境、供应商、顾客）的情况。目前有部分学者通过自己设计社会责任评价指标自己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打分，也有学者借助专业机构（例如和讯网社会责任专业测评机构）获得社会责任指标的衡量。相较于个人机构打分比个人打分更加综合、全面、专业，本文被解释变量——社会责任表现采用和讯网社会责任专业测评机构出具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结果来评价。
3.2.2 自变量——女性高管（Female）
本文选取女性高管比例衡量女性高管，女性高管比例等于女性高管人数除以公司所有高管人数。
3.2.3 控制变量
按照以往研究社会责任的文献，本研究主要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等于总资产的对数）、资产负债率（Lev，等于期末负债除以期末资产）、净资产收益率（ROE，等于净利润除以净资产）、产权性质（State，虚拟变量，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管理费用（Admin，等于管理费用的对数）、总资产增长率[Grow，等于（本年总资产减去上年总资产）除以上年总资产]。
3.3 模型构建
综合上文的变量，文章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假设1进行实证分析：
此外，本文按照Dickinson现金流组合法将样本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因为所选样本均为上市公司，已经具备一定规模，根据之前的文献，将初创期合并到成長期中，将总样本（8309）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本别按照假设1的模型进行检验，以此研究假设2生命周期对女性高管和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汇总了对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以看出社会责任CSR均值为0.23（满分为1），标准差0.14，说明整体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水平急需进一步提高，如何改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女性高管比例Female均值0.19，平均来看只占到高管群体的五分之一，男性高管具有绝对性优势，占到整个高管群体的五分之四。女性高管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控制变量（Size、Lev、ROE、State、Admin、Grow）标准差都比较小，说明所选样本比较均衡，差异化较小。
4.3 多元回归分析
以上表3显示了全样本以及三个子样本（成熟期子样本、成长期子样本、衰退期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由第二列全样本（8309个有效样本）数据显示Female的系数为正的0.025，在10%的水平统计显著，可以验证假设1：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会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由第三列成熟期子样本（2558个有效样本）数据显示Female的系数为正的0.0539，在5%的水平统计显著，说明成熟期企业中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由第四列成长期子样本（4081个有效样本）数据显示Female的系数为正的0.0074，但不显著，说明成长期企业中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呈不显著的正相关;由第五列衰退期子样本（1670个有效样本）数据显示Female的系数为正的0.0226，同样不显著，说明衰退期企业中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呈不显著的正相关;综上生命周期子样本3列数据可以看出，只有在成熟期，女性高管与社会责任呈显著正相关，成长期和衰退期呈不显著的正相关，验证了假设2：相较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当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呈更显著的正相关。
5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5-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女性高管、生命周期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会显著改善;（2）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相比，成熟期企业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企业选择合适的时机引入女性高管参与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尽最大可能发挥女性高管的优势，这不仅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且促进妇女事业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Wang J，Coffey B S.Board composition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J].Journal of Ethics，1992，11（10）：771-778.
[2]曾春影，茅寧.女性CEO与企业捐赠——基于利他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8，（01）：123-139.
[3]朱文莉，邓蕾.女性高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经济问题，2017，（04）：11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