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中后期，江湖上流传着一个传说。
　　有两个年轻人，一起在泰山读书，连续10年都没下过山，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中一个年轻人，学习尤其刻苦，不但不下山，连老家寄来的信都不拆开，每每收到家信，瞧见信封上写着“平安”二字，就随手扔掉，唯恐勾起思乡之苦，分了学习的心。他们读书如此精进，学业当然大成，后来学成出山，各自创派收徒，都成了宋朝有名的教育家。
　　这两个人，一个叫孙复，一个叫胡瑗。孙复字明复，山西人，生于公元992年，刚过而立就在泰山办学，被弟子尊称“泰山先生”;胡瑗，也就是收到家书不拆的那个年轻人，字翼之，陕西人，生于公元993年，祖上好几代都住在陕西安定堡，被弟子尊称“安定先生”。
　　比二人稍晚几年，在山东泰安徂徕山附近又出了一个名叫石介的“徂徠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三人学问大、名声响、门徒多，最后都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对宋朝乃至元、明两朝的儒学发展有极大影响，因都生在北宋初年，所以并称“宋初三先生”。这三人均为理学先驱人物，学问成就自不言说。这里就讲讲孙复和胡瑗之间的故事。
　　这两人的故事，散布于正史和野史，真假参半，并不全是史实。比如本文开头的传说，就是宋元时期一些读书人编造出来的，无非为了励志，让更多人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挡得住一切诱惑，哪怕是亲情的诱惑。
　　实际上，孙复确实在泰山住过，并且不只10年，而是20年。但那20年不是求学，而是办学——孙复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一直没中进士，于是退隐山林，办起泰山书院，掌教大约20年。至于胡瑗，根据最近30多年来黄富荣、徐洪兴、刘文仲、陈植锷等学者的各自考证，他在中年以前或许跟孙复通过信，但却没有见过面，更没有机会同住10年，一起在泰山苦读。
　　还有一种说法，出自《宋史·范纯仁传》，大意是孙复和胡瑗没在泰山成为同窗，却在河南商丘成了同窗——宋朝政治家兼文学家范仲淹在商丘执掌应天书院时，胡瑗和孙复都在该书院读书，都是范仲淹的学生，都与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相来往，几个好学生成立学习小组，共同探讨学业。
　　这种说法载于正史，但也未必属实。公元1039年，胡瑗曾在苏州府学教书，范仲淹命令另一个儿子范纯祐拜胡瑗为师。宋朝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讲究师道尊严，注重学术辈分，若胡瑗确是范仲淹的学生，那么他就得与范仲淹的儿子平辈论交，不太可能又去当范仲淹某个儿子的老师。

　　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古代文献，对胡瑗和孙复年轻时求学经历的记载既不详细，又互相矛盾。推想起来，这些记载要么出自传闻，要么是为了励志而故意杜撰。胡瑗和孙复的名气越大，崇拜者越多，附会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就越多。
　　真实的情况往往并不励志。比如说，《宋史》为孙复立传，写到他晚年名气更大，被朝廷聘请到太学教书;与此同时，胡瑗也被聘请到太学教书。当两个赫赫声名的大教育家成了同事，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很差。《宋史·孙复传》原文是这么写的：“复与胡瑗不合，在太学常相避。”孙教授厌恶胡教授，不想见到胡教授，胡教授一来，他就躲，瞧见了也假装没瞧见。
　　野史上对两个人的关系也有描写，司马光的世侄邵博著有《邵氏闻见后录》一书，说“先生恶胡瑗之为人”。这里的“先生”，指的就是孙复，意思是说孙复看不惯胡瑗的为人。
　　到了南宋，大儒朱熹给学生讲课，学生问：“胡瑗是大学者，孙复也是大学者，两个大学者为何不合呢？”朱熹答道：“安定较和易，明复却刚劲。”（《朱子语类》）胡瑗比较随和，孙复比较倔强，二人关系不好，是因为性格不合。
　　这个解释可能正确，但还不够透彻。孙复厌恶胡瑗，原因出在胡瑗身上：胡瑗著书立说和编写讲义的时候，抄袭了孙复的文章。

　　胡瑗给学生授课，可以借鉴孙复的研究成果，但应征求人家的同意，或者至少也要说明一下;让孙复更难接受的是，胡瑗的课堂反馈更好，教出来的学生更多、更优秀。

　　有例为证。
　　胡瑗给学生讲《春秋》：“齐以郎之战，未得志于鲁，今因宋、郑之仇，故帅卫、燕与宋来伐鲁。鲁亲纪而比郑，故会纪侯、郑伯，以败四国之师。不地者，战于鲁也。”这段话与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里的文字几乎一模一样：“齐以郎之战，未得志于鲁，因宋、郑之仇，故帅卫、燕与宋伐鲁。鲁亲纪而比郑也，故会纪侯、郑伯，及齐师、卫师、宋师、燕师战，以败四国之师。不地者，战于鲁也。”
　　胡瑗给学生讲《礼记》：“大夫宗妇者，同宗大夫之妇，非谓大夫与宗妇也。觌者，见夫人也。”再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大夫宗妇者，同宗大夫妇也。觌者，见也。”两段文字意思完全相同，只是在细微表达上有详略差别。孙复撰写《春秋尊王发微》在前，胡瑗太学授课在后，所以分明是胡瑗引用了孙复的书。引用而不注明出处，那自然就是抄袭了。
　　孙复治学，专精《春秋》。胡瑗则是博览广收，对经学、史学、音律、军事、农书、历法都有浓厚兴趣，单论训诂之严谨，注经之功底，确实比不上孙复。他给学生授课，可以借鉴孙复的研究成果，但应征求人家的同意，或者至少也要说明一下，否则既不符合学术规范，也不符合道德规范。
　　让孙复更难接受的是，胡瑗的门徒更多，课堂反馈更好，比他的影响力更大，教出来的学生更优秀。像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还有黄庭坚的岳父孙觉，都出自胡瑗门下。《宋史·孙复传》概括得简略而精当：“瑗治经不如复，而教养诸生过之。”意思是说：胡瑗搞学术研究比不上孙复，但是教学方法却比孙复强得多。 　　在整个古代中国，胡瑗都称得上是相当前卫的教育大师。第一，他性格幽默，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刚开始瞧不起他，越到后来越喜欢他;第二，他兼重文武，让学生走出书斋，关注时局，读书之余还要练习骑射;第三，他开创了一个空前先进的教学方法：分斋治学。在他之前，所有的官学和书院都要求学生专攻诗书（官办武学除外），而他则倡导学生根据各自的兴趣和专长，在诗书之外兼修一门实际学问，例如天文历法、三角测量、工程建筑、攻城守城……他在湖州府学教出来的门生刘彝，后来就成为一位水利专家，给城墙设计能自动开合的“水窗”，需要泄洪时水窗开启，洪水退去水窗闭合。
　　胡瑗抄袭孙复学问，自然为后人所不齿。只是，一个道德上有污点的大师，到底还算不算大师呢？笔者觉得单从教育上来说，胡瑗称得上大师——学问抄袭并不能抹杀他的教育成绩。
　　朱熹曾把古代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起来，编成《小学》一书，作為儿童读本，其中就详细记录了胡瑗一生的教学活动和事迹，认为可作“百世之法”。当年，胡瑗在苏、湖地区执教时，学生遍及东南一带，北宋学者、陆游的祖父陆佃在《陶山集》卷十五《傅府君墓志》中记载：“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后来，胡瑗入主太学，社会影响更广，他最为得意的门生、北宋理学大师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说道：“胡太常瑗，……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往年胡博士瑗讲《易》，常有外来请听者，多或至千数人。”
　　再说胡瑗的分斋治学之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的片面崇尚辞赋的浮华风气，而且还影响到后世。清朝后期，泰州一位热衷教育的大家刘熙载，晚年主讲龙门书院之后，推行胡瑗的分斋教学法，根据学生的程度、志趣、特长进行因材施教，时人誉之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由此看来，道德和社会贡献，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胡瑗这样一位教学楷模、教育先驱，被称为大师也不为过吧。
　　孙复（992年—1057年）
　　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4次参加科举皆不中，之后退居泰山，专心讲学授徒。1042年，被举荐为国事监直讲（主讲教授），从此踏入仕途，宋仁宗对之多为礼敬。1057年病逝，欧阳修为之撰写墓志铭。
　　胡瑗（993年—1059年）
　　字翼之，生于泰州如皋县（今属江苏省如皋市），祖籍陕西，北宋理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7次参加科举不中，之后在家乡泰州创办书院，讲授儒家经术。1036年，经范仲淹举荐，步入仕途，历任校书郎官、国子监直讲、太子中舍（太子的导师）等。1059年病逝，被朝廷追谥“文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