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推出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之后，刘震云也向人们亮出了他在长篇小说写作上的新写法，那就是用一种看似随意而为，实则缠绕不已的叙事，把一个似乎简单又日常的小事情，渐渐地就叙说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大事件。《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杨百顺，就是在找人“过话”的过程中，言语总不投机，事情不断出岔，结果名字被莫名地改换了，命运也悄然地改变了，莫名其妙地远离了故乡延津，而且无论如何都回不去了。
　　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里的缠绕式的叙事，多少还有一些斧凿痕迹的话，那么，新作《我不是潘金莲》里以村妇李雪莲告状为主线的叙事，就几乎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了。由此，刘震云就由生活与艺术的无缝对接，找到了他直面现实，切入生活的独特方式。
　　读李雪莲的故事，确实会在貌似直白中把你渐渐引入曲婉，让人在看似平常中辄感意外。在这里，刘震云把他的“滚雪球”式的叙事手法，运用得可谓鬼斧神工，游刃有余。不可端倪的平地风波，不期而然的苍黄翻覆，李雪莲故事体现的刘震云手法，让人不能不信服，又不能不惊叹。
　　李雪莲告状一事的起因其实很简单，与前夫秦大河说好为躲避生二胎将要受到的处罚，二人先假离婚，之后再复婚。但当真的离了婚之后，秦大河又娶了新妻子，压根不理她了。李雪莲很是气不过，她想使事情恢复本来的面目，但又束手无策，回天乏术。本来是想找到法官王公道问询当年与秦大河假离婚事有无翻案可能。孰料只讲法理不论情理的王公道一口回绝，认死理的李雪莲只好去找法院的专任委员董宪法、法院院长荀正义，先后都遭到拒绝之后，又去找寻县长史为民、市长蔡富邦；法院、政府都求告不成，领导也不把她的事真当回事，李雪莲又回头去找前夫秦大河，只想听他说一句当时确实是假离婚的实话，不料跟秦大河说着说着就呛上了，又岔开了，因她结婚时已不是处女，秦大河竟说她本就是“潘金莲”一个，而且还当着别人的面；这使李雪莲旧仇未消又添新恨，她认为自己再不继续追究下去就是默认了秦大河的诬陷，这是她坚决不能容忍的。于是，先前的为了讨到一个说法又转变成为要还自己一个清白，遂把上访告状当成洗清不白之冤的惟一手段，成了一个不屈不挠地上访二十多年的告状专业户，使得从镇里到县里，从市上到省上，各级领导都被她所不时牵动，成了地方“维稳”的“老大难”。李雪莲的故事，真是像一句民间俗语所说的那样：“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
　　李雪莲的故事，由小变大，由少成多，并由私人事件成为公共事件，婚变事件成为政治事件，作品运用了一个并不奇绝却很有奇效的手法，那就是遵循着不同人们和不同领域的思维定势与行为逻辑，让事情顺着各自的思维与逻辑自然延伸，自行发展，但因不同的思维与逻辑相互之间并不兼容和相互抵牾，使得事情眼睁睁地走向了各自愿望的反面。李雪莲起初所要寻求的，是让前夫承认此前所说的假离婚，并切实履行与她说好的再结婚；但已离婚再娶的秦大河不愿再折腾，只想维持已有的现状，为让李雪莲彻底断了念想，不惜以“你是潘金莲”的说法予以诋毁；无可奈何的李雪莲只认为人说话要算数的朴素道理，自己不能说服和制服秦大河，就希图借助法律、政府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意愿；而法律、政府方面，只认公开的证据，不认私下的约定，不能凭着李雪莲的一面之词便去改判婚案，因而无法使李雪莲得遂己愿。而李雪莲期望能引起更大的注意，只好不断上访到北京，甚至寻机“智闯”、“两会”，而为了避免造成公众事件，从镇到县的法院与公安，都多次出警，极力阻拦和到处搜捉李雪莲。李雪莲和大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和用意，都在忙得团团转。在这里，不同的人们都有自己行事的基本逻辑，而且不无合理，自成体系，但这些不同的逻辑之间，显然缺少某种有效的勾连与相互的兼顾。比如，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的相互信任，相互信任前提下的相互宽容等。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門的领导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是躲，便是推，甚至防，使得李雪莲事情不但得不到及时解决，反而越来越无人问津，甚至成为一个笑谈。于是李雪莲为了自个的一桩小事，路就越走越远，人就越找越多，事也越说越气，状也越告越大，小雪球滚成大雪球，终使“蚂蚁变成了大象，芝麻变成了西瓜”。
　　由不同的思维定势和生活逻辑的错位，《我不是潘金莲》经由李雪莲的遭遇，实际上揭示出了当下基层社会平民生活的基本形态，那就是各个领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规则，潜在的利益。而这种自成系统的规则与利益总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看似有秩序，实则冰冷冷的大氛围。他们究竟如何作为，外人既无权过问，也无可奈何。对于如李雪莲这样有冤屈又爱较劲的人来说，这一切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雪莲二十多年来一直告状又没有结果的遭遇，既是她个人命运的一个悲剧，也是以鸡蛋碰石头的方式，对基层社会生态现状的一个测试。测试的结果是：一些社会职能部门确实少有积极作为，基础社会确实缺少应有的和谐。李雪莲的“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澄清是非的自我告白，其实也是一声无奈又愤懑的呼喊，它引发人们的警醒与省思，应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刘震云由《我不是潘金莲》一作，显现出他的一种新的小说的写作姿态，是更令人为之惊喜的。总体来说，是在最寻常的小人物身上发现戏剧性，在最日常的生活中寻找诗意，生活的智慧与艺术的技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有机的化合。在这一总取向下，他把许多看来基本不搭的东西打通了，把看似完全矛盾的东西统一了，比如个别与普遍，偶然与必然，高雅与粗俗，率直与曲婉，平凡与奇崛，素朴与丰赡，日常与重大，复杂与简单，严正与诙谐，戏谑与悲慨，等等。而这混合了各种元素与各种旨趣的意蕴与妙韵，又都依存于语言，化作为细节，渗透于感觉，寄寓于叙事，只要你顺流而下地认真读来，一切都尽在其中，纷至沓来。这种倜傥不羁若胜似闲庭信步的小说写作姿态，当是一个小说家日臻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