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9月25日上午举办的“女性经济学家谈金融创新”第一分论坛上，来自智库、高校、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十多位杰出女性代表围绕“普惠金融与创新”展开了深入讨论。通过研判当前的发展阶段、反思失败教训、总结成功经验，女经济学家们各抒己见、实事求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改革思路。
　　普惠金融的提出具有时代必然性，有助于改善各类不均衡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指出，截至2014年，全球有27亿、超过50%的成年人难以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多位专家指出，金融界“二八定律”、“长尾理论”盛行，众多商业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如高盛、渣打等，只针对20%的高净值客户提供完备的金融服务，而80%的人群却被排除在外。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变迁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供需失衡。上海北外滩经济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朱磊指出，从需求端看，随着消费代替出口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融资主体由企业向个人转变；产业转移也促使资源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因此，中低收入群体、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理应成为融资需求的主力。同时，由于这类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对社会总效用贡献更大。但从供给端看，由于农民和其他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信息较难核实，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信贷档案严重缺失，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而传统金融行业基于商业化运作，为低净值客户和地区提供金融资源的动力不足。
　　同时，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欧阳敏指出，全世界的小微企业都存在贷款难的问题，这是市场基于风险控制的正常选择。我国小微企业的生存境况尤为严峻，平均寿命仅3.6年，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但小微企业尤其是创业型企业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新就业的重要源泉，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合理运用金融杠杆扶持小微企业，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在此背景下提出，有助于重建社会公平、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新经济增长点。因此，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体制改革，突破传统金融行业的供给约束，构建普惠金融的内在驱动，具有时代必要性。
　　“普”和“惠”的本质是普及金融机会和降低融资成本，同时注重融资效率
　　众多与会嘉宾基于对小额贷款和次贷危机的反思，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应该保持清醒头脑，不应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而应坚持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原则。
　　一方面，“普”的本质是普及金融机会，而非普及银行贷款。多位嘉宾提及尤努斯教授创设格莱珉银行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经典案例。然而，申万宏源证券宏观分析师吴金铎基于最新研究数据指出，获得尤努斯发放的普惠贷款的家庭各项经济指标均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善。欧阳敏以次贷危机为例，指出克林顿政府鼓励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贷款公司降低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贷款门槛，并降低对低息贷款的审核，最终导致“两房”垮台，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普惠金融并不意味着向贫困人口和小微企业降低放贷门槛，而是应该通过拓展金融广度和深度，普及金融机会，并同时采取审慎监管措施，建立合理的征信、监测与监管机制，保护消费者利益。
　　另一方面，“惠”的本质在于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供给质量。金融机构成本控制能力决定了普惠金融财务层面的可持续性。吴金铎指出，尤努斯教授在中国推行小额贷款，平均融资成本高达18%，相较于个位数的融资收益，商业价值过低，不具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此外，企业家代表指出，中小微企业贷款表现不佳，也可能因为经济下行时期民营企业家们更趋保守，扩大投资、增加负债的意愿不强。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回应，融资结构单一、融资效率低下也是造成企业融资需求不足的主要瓶颈，金融创新不仅需要增加融资便利，还需要提升融资效率，并通过财富管理，或与企业战略发展相结合，促进金融杠杆更大效益。
　　同时，嘉宾们还指出普惠金融需要在供给层面实现服务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郭晔指出，无论是大型跨国银行、中小区域银行、农村行用社，还是其他金融机构，都需要发挥各自优势，不应形成同质化恶性竞争，造成供给过剩。因此，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不仅需要降低融资成本，还需要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金融系统的供给效率。
　　大数据和混业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我国实现普惠金融弯道超车提供重要动力
　　（一）大数据优化普惠金融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结构
　　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7.1亿人，其中，移动网络用户数量超过美国人口，达到3.6亿人。刘英指出，我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有扎实的硬件基础，完全可以实现弯道超车，实现包容、稳步增长。
　　一方面，金融供给端通过结合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大幅提高融资效率，拓展融资渠道，有效控制风险。郭晔指出，互联网为传统金融行业带来效率、思维和服务方式上的创新。通过传统金融线上化，银行处理各类传统业务的时间大幅缩短，如贷款的发放从半至一个月缩减至不到一分钟。苏州银行董事长王凤兰指出，地方银行通过将传统银行业务与互联网结合，打破金融服务的区域限制，譬如，通过与旅游网站同程网合作推出联名信用卡，突破跨省甚至跨境服务限制。通过对江苏贫困区县的淘宝电商提供“淘宝贷”等金融服务，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壮大，反哺地方经济，改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
　　另一方面，金融需求端通过与大数据结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小微企业、中低收入人群和内陆地区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贷档案和信息不对称。朱磊指出，通过在互联网金融框架下发展普惠金融，可增加风险等级识别的可能性，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同时，通过互联网提供金融产品，价格和特性更透明。郭晔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与互联网公司等第三方合作，对消费者的最终端消费数据进行分析，可提供有针对性的消费金融产品，捕捉金融需求结构中的真空地带。 　　二是发展混业金融市场，深度拓展普惠金融的直融渠道。吴金铎提出证券和普惠金融可深度结合的观点，上海六家小贷公司近期以地方融资平台做征信，通过联合资产证券化获得融资，相较于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大大降低。一些主体评级不达标的中小企业，若中间环节实现评级指标也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获得融资。因此，包括证券融资系统、股权融资系统和债券融资系统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作为拓展普惠金融的重要考虑。华夏银行石家庄分行副行长赵巍指出，我国资本市场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近年来在直接融资领域有所探索。作为地区直融主要途径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目前，受人才、产品和监管约束的限制，未能发挥出积极作用。赵巍呼吁，应当通过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提高直融比例，降低融资成本，改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普惠金融中，政府应厘清与市场的边界，精准施策
　　与会嘉宾还就政府如何参与普惠金融展开深入探讨。鉴于普惠金融兼有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征，嘉宾们认为，市场能够做的，政府应因势利导；市场做不了的，政府需要主动承担。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发挥市场能动性，加强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和联动。万喆指出，在金融市场从抑制到放开的过程中，若完全依靠行政命令引导，势必引发金融体系的功能性失调。银监会为扶持小微企业，从增速、户数和申贷获得率三个维度考察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长情况。监管部门应当建立更全面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赋予金融机构更大的自由度和积极性，通过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建立普惠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同时，小额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的发展瓶颈显示，光靠增加贷款的可获得性不足以满足普惠金融的可持续目标。金融机会的普及深化一方面需要在微观层面把握个人和企业需求、创新供给思维、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需要与经济增长动能相结合，譬如将普惠金融与就业、双创、产业升级、供给侧改革等政策目标相结合，并通过加强金融培训和辅导，更好地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
　　二是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最后一公里。普惠金融的拓展和深化有赖于政府对全社会征信体系、监管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的整合和优化。对于如何加强征信体系建设，郭晔和刘英指出，当前我国的征信体系仍处于较低层次。央行的征信体系主要针对工商行，评级机构只对大企业发行债券评级，征信体系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的覆盖完全不够。吴金铎提出，培育多层次金融市场，营造直接融资环境，有赖于完善征信系统和信息披露制度，目前我国仍有10亿人没有进入征信系统，利用大数据完善征信体系是大势所趋。在苏州银行的技术支持下，苏州金融办建立了苏州市金融支持自主创业服务平台，整合了工商、税务、海关、煤气水电等部门数据，为68家银行提供征信服务。监管方面，赵巍和朱磊指出，当前，我国对金融创新的防控没有明确归口，出现监管死角和漏洞，监管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普惠金融的风险防控需要内外兼修，对外监管部门需出台法规政策建立市场纪律、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协调机制；对内需要采取内控措施，建立识别、监测创新风险的评估机制，保障金融创新健康有序发展。欧阳敏指出，集体监督和道德约束可作为对普惠金融监管的补充。刘英认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产、学、研共同合作，打通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