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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时代，诸多现代媒介的出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速度，人们不必再像从前那样重点借助文学去了解“远方”和“未知”，文学的重要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便日渐式微。这一语境下，文学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本文将从文学对个体和群体的美育、文化沟通、教育等方面探讨文学在当下的功用。
关键词：现时代;文学作用;个人与群体;文学教育
所谓再谈，当然是因为之前就这个话题曾经谈过;之所以要再谈，是试图在“文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前面加上一个定语，“现时代”——也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全媒体时代，在一个反复宣称“生活比文学更精彩”、生活故事也更为离奇和曲折的时代，在文学的知识功能、娱乐功能甚至故事功能被其他的媒体和工具蚕食，人们不再借助文学去了解“远方”和“未知”的时代，文学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它是否还有效，是否还有旧有价值？
它当然是个问题，而且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它涉及这一“学科”不可替代和不应消亡的理由，涉及它的价值和“濒危价值”。在现时代——我们需要承认有些学科或技艺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价值变化，有些技艺甚至会几乎完全地丧失价值，只作为一种“文明遗迹”而获得观赏和猎奇性保留，譬如草鞋的编织技术，譬如日用瓷器和锅碗的锔补、铸剑技术，譬如占星术和墓葬壁画的绘制等等。在文明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中，是有一些技艺甚至学科的价值被“更有效”所替代，甚至消亡，而它的功能的丧失也会逼迫它做出转向和调整……就文学而言，它已经有过多次的“让步”，有过多次的调整了：在照像技术被发明之后，它的景物描写、风土人情的冗长介绍被逐步地排出了文学之外;随着电影电视的发展进程，小说以“讲述一个新奇故事”便可立足的可能性也就变得越来越小，小说的某种“后现代”转向与其说是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受影视“侵占”而造成的结果，尽管小说最终也并未完全地放弃讲述故事的这一领地——但方法上的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重回这个“可怕的”定语：现时代，现时代文学的式微毋庸讳言，“文学”渐离我们的日常，它似乎已经不再是必需品，除了为影视和音乐提供一些启示和脚本之外似乎可有可无，许多人已经数年甚至十数年都不曾读过一部小说或一本诗集，而这个不读似乎也没影响过生活的质量和个人的上升通道……那，它的价值在哪儿？它是否像刚刚提及的那些技术一样，只作为一种“文明遗迹”而获得观赏和猎奇性保留，只具备一种令人惋惜的“濒危价值”了呢？
我希望自己能够客观审慎，而不是作为一个“最后的从业者”不顾事实地夸大與挽留。我也希望，自己谈及“价值”的时候、谈及“文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时候能多些忐忑和质疑，仔细地寻找可能的反证……在经历过自我质疑、自我反问和自我争辩之后，再来说现时代，文学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此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所说的话，它中肯而有见地，也以一种简要的、概括的方式言及了阅读文学对于个人的“好处”。毫无疑问，在现时代，这些好处和受益依然存在。
即使在现时代，文学也能帮助我们完成对自我的塑造，让我们能够通过文本的阅读遇见“更好的自己”——甚至可以说尤其在现时代，共通的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以一种洪流的力量席卷而来的时候，文学的阅读其实更能起到这一点作用。文学的这一塑造力量潜在却深入，它往往也更为有效些，它更能使我们尊重某些美德、获得某些美德并在骨子里认同这些美德。就我个人而言，文学对我的塑造应当说是本质性的，如果没有文学的存在，我相信我或许不是这样的人，我身上的劣根和愚蠢会更多，我的盲目和麻木会更多——尽管“这样的我”也总是不能令我满意，但较之之前的那个我，已经属于“更好”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我们从一种非功利的角度来审视这句话的话，它是真实有效的，文学的知识和文学给予的知识都可以使我们的命运有所改变。文学能让我们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审视自己、追问自己;能在不断进行的人性探究的过程中丰富对人的理解，世界的理解，进而有悲悯和宽宥;能让我们从骨子里喜欢上那些美德和具有美德的人，尽管这份美德有时并不会使人获得更多的受益，但它能激励到我们，让我们甘愿某些付出。与此同时我想我们也应看到，在文学阅读中，我们的“自我”才得以较完整地保存，而在其他时候这个“自我”的完整性是不存在的，你需要在种种关系中适应、改变和妥协。“我在阅读”，在这样的阅读时刻，我们只会在意我们自己的阅读感受，只会把自己摆放于故事中。
文学能使我们理解和体谅他人，理解和我们不一样的生活——这是文学最为独特、最为可贵的部分，是另外的学科所难以替代的部分——即使我们把现时代的定语再次做出强调。因为文学的存在，我们读到古人的、外国人的、同时代他人的情感情绪，他们在某种境遇下的感吁和暴发，他们的某些独特行为和独特感受在我们这里得到了理解;因为文学的存在，我们“遇见”了西西弗斯，“遇见”了普罗米修斯，“遇见”了阿Q也“遇见”了贾宝玉、哈姆雷特和奥斯卡……通过阅读，我们开始理解凯撒、哈德良、成吉思汗、李煜、李尔王，而在此之前我们可能觉得这些“故人”或者虚构的人物与我们没有半点儿的关系，我们不会是他们，永远也不。反正我不。在日常中我缺乏做帝王的野心也缺乏做帝王的机会，我觉得我与农夫、铁匠的关系可能更近一些;通过阅读，我们开始理解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只把她们看成是爱慕虚荣的风流娘们儿，对她们侧目，对她们的出现露出鄙视，对她们的所做表达不耻。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从没有想过试图走进她们的内心，看看其中都有什么，发生着什么。是阅读，让我们对她们和她们有了更多的更深的了解和理解，进而是体谅，真切的悲悯。在阅读中，我们也许会参与到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站在审判者一方，也站在受审的一方;我们会和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人物）一起经历罪与罚的痛苦，并和他一起为自己辩解。很可能在此之前，我们自然而然地站在“法庭”的一边，不愿对杀人者多看一眼，更不用谈什么理解和同情了。阅读，会让我们更多地理解和体谅他人，会使我们在行事的时候能够换位，站在另一个方向去思考而不是只有自我的角度，不是“先于理解之前的判断”。文学的阅读在这点上无异于一剂可贵的“清醒剂”，它或许能帮助我和我们摆脱毫无羞愧的恶和“平庸的恶”。 阅读文学，会让我们进入“个人的房间”里去，会让我们进入孤独并部分地享受孤独，会让我们部分地摆脱孤独。我必须要说，在文学的阅读中我们与作家、与人物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是在别的学科中的关系所不可替代的，我们也恰因为有此可以部分地摆脱孤独，让自己明白这世界有那么多那么多和自己相像的人，在远处，在历史中和故事中……阅读文学，也会使我们过上更为丰富、有趣和多样的生活，这同样是其他的学科所不能给予的，至少是难以给予的。有时，因为对文学的阅读，使我们可以部分地以豪尔赫·路易斯·格尔赫斯式的傲慢骄傲地宣称：我经历得很少，但我的阅历很多。阅读文学，还可以让我们增长智慧，更加明了、深入却又不失天真地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存，它同样是给予我们这些阅读者的“馈赠”之一。
事实上，即使我们把这些所谓的“益处”抛开，“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难道不是吗？如果它有这样一项功能，能让我们在他者的、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故事里“驰骋”，从中获得乐趣和幸福感，从中体验情绪情感的起伏，难道就不是受益吗？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益处都不如让我们个人的心灵受益最为珍贵;我们所有的益处，都应建筑于“对我如何、对我能够如何”的基础之上。
前面谈及的是文学阅读对于个人的受益，它在现时代可能会有部分的减弱但本质上并未有变化，它能够给予的应是一种永恒性的给予。下面我也讲它从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层面能够给予“我们的”——我也特别地看重它。
它的某些作用，与给予个人的部分重叠，譬如在理解他人、理解他人的世界这一点上。只是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这一点的重要性会显得更为突出。世界文明的确立当然依靠法律、制度和有效政府，然而我们也应意识到文学是文明最为核心的基础之一。米兰·昆德拉在他的文论中曾转引一位文学教授的话将欧洲看作是“小说之子”，他和他们认为欧洲现代文明建立在他们对于小说的阅读上，正是这种小说的阅读，使他们能够不只从自我的、个人的和阶层的立场上出发，而得以对那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想法和不一样的信仰多出了理解和体谅，同时也多出了自我的责任和约范——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经历了一战二战之后，尤其是现时代，这种对不同的理解、宽容和体谅恰恰是文明之间交流互通的重要支点。依然引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曾谈及：“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尼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的胡安·达尔曼（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安拉，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竖起的分界。”
文学的阅读让人获得柔软——这一貌似无用的文学功用在我看来其实异常重要，它是人类向善、向好和能够感受人世温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文明确立的必要条件，否则，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冷冰冰的、只有数字和计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暴力解决和不信无信的世界。文学的阅读让人获得柔软：在个人层面它的益处也许不那么明显，但对一个国家、民族和整个世界来说，它的作用就大了，它是润滑剂，也是文明的检测剂。一个只有热血和冷酷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有未来的，尤其是在现时代;我们也应注意到，文学阅读为人提供的这种柔软其实本质上是对美好、弱小、无力者的呵护与同情，它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坚韧和责任的承担，而不是无力和无能。
文学的阅读会让人思忖，让人在追随故事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追问：生活如此吗？生活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如果我是安娜，如果我是亚哈船长，如果我是奥斯卡或者卡列宁，我该如何面对这一事件，我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小说对人的启示和教益往往不是以确定答案的方式提供，而是以一种让你自主选择、试图改变并梳理这种改变可能性的方式来完成——它，其实会强化个人思考和精神自主，从而避免和部分地避免人云亦云的愚蠢和平庸的恶。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阅读文学的人多了，就有更为丰富、多样和有见解的思考出来，就是真正承担“人类的福祉”。而且我们也应注意到，文学的阅读启发的不仅仅是文科的思维，它对理科的思维和思维向度也都有提醒和启示。
在现时代——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限定：互联网时代，全媒体时代，“生活比文学更精彩”、生活故事也更为离奇和曲折的时代，在文学的知识功能、娱乐功能甚至故事功能被其他的媒体和工具蚕食，人们不再借助文学去了解“远方”和“未知”的时代——文学的阅读在逐步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它不仅是中国面对的境遇，而是世界的。在二战之后，文学有过一波极速的繁盛然后又缓缓地让位于……我觉得，文学的退场其后果已经在这个现时代有所显现。
一种是娱乐至死的风潮，养育了太多无责任、无承担、无智慧也无创造的人，过度强化的娱乐性让人或多或少有些麻木，进而是丧失快感，必须不断地强化“刺激性”才能使他们产生些许快感——这样，他们的敏锐自然而然地会遭到钝化。我一向认可罗素的那句“参差多态才是人类幸福的本源”，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娱乐文化（文学也承担这一娱乐功能，而且是它本质性的承担之一），而是警惕娱乐至死的风潮，一种几乎席卷性的流行，一种抗压了其他“多态”而渐成一极的可能——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产生巨婴的温床。巨婴化是世界性的问题，欧洲、美国和日本、中国都在受到它的侵染，而后果往往是：人类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弱化，活力在弱化，抵抗力也在弱化。
另外，文学的那些柔软性、那些对他者愿意理解和体谅的意识的弱化会使人类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越趋所谓“科学化”的同时也越趋“机械化”，变得冷酷无情。当我们把人作为物和材料来“科学”看待的时候，那些个体就会更为明显地缩小为一个个数字，那么一些个体的消失和毁灭也不过是数字的消失和毁灭，它不激发同情更不激发审慎，久而久之，人類或将是非人类，我们在缓慢中不断地摧毁和重建的文明中的所有积累都将被忽略掉，“实用性”将替代一切。它可以在悄然中发生，没有人意识到更不会为此义愤填膺，这，才是更可怕的部分。大江健三郎曾在他的写作中阐释他的写作誓言：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如果文学的阅读渐渐消亡，人类将失去聆听的耳朵。
我还要提一点我们的文学教育，整个世界（美国应当是始作俑者）的文学教育出现了大问题，它甚至在走向教育应有之意的反面——它将文学看作一种可以随意分割和简单萃取的知识，将文学教育变成一种简单的“知道行为”。我们时下的学术倾向在分割、撕裂和毒化着文学和文学理解，它被所谓的学术要求简化为种种有倾向、易归纳的表述，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提出的：“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唯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如果我们继续这种貌似有道理却实质上概念化、简单化的方式去教授别人理解文学，它很可能造就一批不爱文学的文学从业者，造就一批再也不会对文学和文学所营造的世界有兴趣却以为自己了解的“大众”。它的危害性已经在显现。
“世界，我们的世界，已经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要除去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文学，提供着让我们再度体验的可能。
作者单位：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师范大学
关键词：现时代;文学作用;个人与群体;文学教育
所谓再谈，当然是因为之前就这个话题曾经谈过;之所以要再谈，是试图在“文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前面加上一个定语，“现时代”——也就是说，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全媒体时代，在一个反复宣称“生活比文学更精彩”、生活故事也更为离奇和曲折的时代，在文学的知识功能、娱乐功能甚至故事功能被其他的媒体和工具蚕食，人们不再借助文学去了解“远方”和“未知”的时代，文学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它是否还有效，是否还有旧有价值？
它当然是个问题，而且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它涉及这一“学科”不可替代和不应消亡的理由，涉及它的价值和“濒危价值”。在现时代——我们需要承认有些学科或技艺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价值变化，有些技艺甚至会几乎完全地丧失价值，只作为一种“文明遗迹”而获得观赏和猎奇性保留，譬如草鞋的编织技术，譬如日用瓷器和锅碗的锔补、铸剑技术，譬如占星术和墓葬壁画的绘制等等。在文明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中，是有一些技艺甚至学科的价值被“更有效”所替代，甚至消亡，而它的功能的丧失也会逼迫它做出转向和调整……就文学而言，它已经有过多次的“让步”，有过多次的调整了：在照像技术被发明之后，它的景物描写、风土人情的冗长介绍被逐步地排出了文学之外;随着电影电视的发展进程，小说以“讲述一个新奇故事”便可立足的可能性也就变得越来越小，小说的某种“后现代”转向与其说是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受影视“侵占”而造成的结果，尽管小说最终也并未完全地放弃讲述故事的这一领地——但方法上的调整是显而易见的。重回这个“可怕的”定语：现时代，现时代文学的式微毋庸讳言，“文学”渐离我们的日常，它似乎已经不再是必需品，除了为影视和音乐提供一些启示和脚本之外似乎可有可无，许多人已经数年甚至十数年都不曾读过一部小说或一本诗集，而这个不读似乎也没影响过生活的质量和个人的上升通道……那，它的价值在哪儿？它是否像刚刚提及的那些技术一样，只作为一种“文明遗迹”而获得观赏和猎奇性保留，只具备一种令人惋惜的“濒危价值”了呢？
我希望自己能够客观审慎，而不是作为一个“最后的从业者”不顾事实地夸大與挽留。我也希望，自己谈及“价值”的时候、谈及“文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时候能多些忐忑和质疑，仔细地寻找可能的反证……在经历过自我质疑、自我反问和自我争辩之后，再来说现时代，文学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倘使列举所有令我或多或少受益的作家，他们的影子一定会将在场的所有人都笼罩在黯然之中。因为有惠于我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他们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诀，更促使我探究人性的奥秘，让我敬仰人的丰功伟绩，也让我惊恐于人的野蛮恶行。这些作家是我最诚挚的良师益友，他们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他们的书中发现，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希望始终存在;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此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瑞典学院的演讲中所说的话，它中肯而有见地，也以一种简要的、概括的方式言及了阅读文学对于个人的“好处”。毫无疑问，在现时代，这些好处和受益依然存在。
即使在现时代，文学也能帮助我们完成对自我的塑造，让我们能够通过文本的阅读遇见“更好的自己”——甚至可以说尤其在现时代，共通的流行思想和主流意志以一种洪流的力量席卷而来的时候，文学的阅读其实更能起到这一点作用。文学的这一塑造力量潜在却深入，它往往也更为有效些，它更能使我们尊重某些美德、获得某些美德并在骨子里认同这些美德。就我个人而言，文学对我的塑造应当说是本质性的，如果没有文学的存在，我相信我或许不是这样的人，我身上的劣根和愚蠢会更多，我的盲目和麻木会更多——尽管“这样的我”也总是不能令我满意，但较之之前的那个我，已经属于“更好”了。知识改变命运：如果我们从一种非功利的角度来审视这句话的话，它是真实有效的，文学的知识和文学给予的知识都可以使我们的命运有所改变。文学能让我们在阅读故事的同时审视自己、追问自己;能在不断进行的人性探究的过程中丰富对人的理解，世界的理解，进而有悲悯和宽宥;能让我们从骨子里喜欢上那些美德和具有美德的人，尽管这份美德有时并不会使人获得更多的受益，但它能激励到我们，让我们甘愿某些付出。与此同时我想我们也应看到，在文学阅读中，我们的“自我”才得以较完整地保存，而在其他时候这个“自我”的完整性是不存在的，你需要在种种关系中适应、改变和妥协。“我在阅读”，在这样的阅读时刻，我们只会在意我们自己的阅读感受，只会把自己摆放于故事中。
文学能使我们理解和体谅他人，理解和我们不一样的生活——这是文学最为独特、最为可贵的部分，是另外的学科所难以替代的部分——即使我们把现时代的定语再次做出强调。因为文学的存在，我们读到古人的、外国人的、同时代他人的情感情绪，他们在某种境遇下的感吁和暴发，他们的某些独特行为和独特感受在我们这里得到了理解;因为文学的存在，我们“遇见”了西西弗斯，“遇见”了普罗米修斯，“遇见”了阿Q也“遇见”了贾宝玉、哈姆雷特和奥斯卡……通过阅读，我们开始理解凯撒、哈德良、成吉思汗、李煜、李尔王，而在此之前我们可能觉得这些“故人”或者虚构的人物与我们没有半点儿的关系，我们不会是他们，永远也不。反正我不。在日常中我缺乏做帝王的野心也缺乏做帝王的机会，我觉得我与农夫、铁匠的关系可能更近一些;通过阅读，我们开始理解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在此之前我们也许只把她们看成是爱慕虚荣的风流娘们儿，对她们侧目，对她们的出现露出鄙视，对她们的所做表达不耻。在此之前，我们可能从没有想过试图走进她们的内心，看看其中都有什么，发生着什么。是阅读，让我们对她们和她们有了更多的更深的了解和理解，进而是体谅，真切的悲悯。在阅读中，我们也许会参与到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站在审判者一方，也站在受审的一方;我们会和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人物）一起经历罪与罚的痛苦，并和他一起为自己辩解。很可能在此之前，我们自然而然地站在“法庭”的一边，不愿对杀人者多看一眼，更不用谈什么理解和同情了。阅读，会让我们更多地理解和体谅他人，会使我们在行事的时候能够换位，站在另一个方向去思考而不是只有自我的角度，不是“先于理解之前的判断”。文学的阅读在这点上无异于一剂可贵的“清醒剂”，它或许能帮助我和我们摆脱毫无羞愧的恶和“平庸的恶”。 阅读文学，会让我们进入“个人的房间”里去，会让我们进入孤独并部分地享受孤独，会让我们部分地摆脱孤独。我必须要说，在文学的阅读中我们与作家、与人物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是在别的学科中的关系所不可替代的，我们也恰因为有此可以部分地摆脱孤独，让自己明白这世界有那么多那么多和自己相像的人，在远处，在历史中和故事中……阅读文学，也会使我们过上更为丰富、有趣和多样的生活，这同样是其他的学科所不能给予的，至少是难以给予的。有时，因为对文学的阅读，使我们可以部分地以豪尔赫·路易斯·格尔赫斯式的傲慢骄傲地宣称：我经历得很少，但我的阅历很多。阅读文学，还可以让我们增长智慧，更加明了、深入却又不失天真地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存，它同样是给予我们这些阅读者的“馈赠”之一。
事实上，即使我们把这些所谓的“益处”抛开，“即便只为能阅读故事、能在故事中任幻想驰骋，此生不枉也。”——难道不是吗？如果它有这样一项功能，能让我们在他者的、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故事里“驰骋”，从中获得乐趣和幸福感，从中体验情绪情感的起伏，难道就不是受益吗？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益处都不如让我们个人的心灵受益最为珍贵;我们所有的益处，都应建筑于“对我如何、对我能够如何”的基础之上。
前面谈及的是文学阅读对于个人的受益，它在现时代可能会有部分的减弱但本质上并未有变化，它能够给予的应是一种永恒性的给予。下面我也讲它从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层面能够给予“我们的”——我也特别地看重它。
它的某些作用，与给予个人的部分重叠，譬如在理解他人、理解他人的世界这一点上。只是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这一点的重要性会显得更为突出。世界文明的确立当然依靠法律、制度和有效政府，然而我们也应意识到文学是文明最为核心的基础之一。米兰·昆德拉在他的文论中曾转引一位文学教授的话将欧洲看作是“小说之子”，他和他们认为欧洲现代文明建立在他们对于小说的阅读上，正是这种小说的阅读，使他们能够不只从自我的、个人的和阶层的立场上出发，而得以对那些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想法和不一样的信仰多出了理解和体谅，同时也多出了自我的责任和约范——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经历了一战二战之后，尤其是现时代，这种对不同的理解、宽容和体谅恰恰是文明之间交流互通的重要支点。依然引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他曾谈及：“好的文学为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它让我们享受，让我们痛苦，也让我们惊诧;它跨越语言、信仰、风俗、习惯和偏见的障碍，将我们紧紧相连。当白鲸将亚哈船长葬身大海时，无论是东京、利马还是廷巴克图的读者无不会为之动容;当包法利夫人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尼娜扑向呼啸的火车，于连·索莱尔走上断头台，《南方》中的胡安·达尔曼（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中人物）走出潘帕斯草原上那间小酒馆去坦然面对挑衅者手中的匕首，当发觉住在佩德罗·巴拉莫（胡安·鲁尔福小说《佩德罗·巴拉莫》）的故乡科马拉的居民全都是死人的时候，每个读者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他信奉的是佛陀、孔子、基督还是安拉，或是个不可知论者，无论他穿的是麻衫、西装、长袍、和服还是灯笼裤。文学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手足之情，消除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竖起的分界。”
文学的阅读让人获得柔软——这一貌似无用的文学功用在我看来其实异常重要，它是人类向善、向好和能够感受人世温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文明确立的必要条件，否则，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冷冰冰的、只有数字和计算的世界，一个充满着暴力解决和不信无信的世界。文学的阅读让人获得柔软：在个人层面它的益处也许不那么明显，但对一个国家、民族和整个世界来说，它的作用就大了，它是润滑剂，也是文明的检测剂。一个只有热血和冷酷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有未来的，尤其是在现时代;我们也应注意到，文学阅读为人提供的这种柔软其实本质上是对美好、弱小、无力者的呵护与同情，它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坚韧和责任的承担，而不是无力和无能。
文学的阅读会让人思忖，让人在追随故事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追问：生活如此吗？生活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如果我是安娜，如果我是亚哈船长，如果我是奥斯卡或者卡列宁，我该如何面对这一事件，我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小说对人的启示和教益往往不是以确定答案的方式提供，而是以一种让你自主选择、试图改变并梳理这种改变可能性的方式来完成——它，其实会强化个人思考和精神自主，从而避免和部分地避免人云亦云的愚蠢和平庸的恶。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阅读文学的人多了，就有更为丰富、多样和有见解的思考出来，就是真正承担“人类的福祉”。而且我们也应注意到，文学的阅读启发的不仅仅是文科的思维，它对理科的思维和思维向度也都有提醒和启示。
在现时代——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限定：互联网时代，全媒体时代，“生活比文学更精彩”、生活故事也更为离奇和曲折的时代，在文学的知识功能、娱乐功能甚至故事功能被其他的媒体和工具蚕食，人们不再借助文学去了解“远方”和“未知”的时代——文学的阅读在逐步萎缩是不争的事实，它不仅是中国面对的境遇，而是世界的。在二战之后，文学有过一波极速的繁盛然后又缓缓地让位于……我觉得，文学的退场其后果已经在这个现时代有所显现。
一种是娱乐至死的风潮，养育了太多无责任、无承担、无智慧也无创造的人，过度强化的娱乐性让人或多或少有些麻木，进而是丧失快感，必须不断地强化“刺激性”才能使他们产生些许快感——这样，他们的敏锐自然而然地会遭到钝化。我一向认可罗素的那句“参差多态才是人类幸福的本源”，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娱乐文化（文学也承担这一娱乐功能，而且是它本质性的承担之一），而是警惕娱乐至死的风潮，一种几乎席卷性的流行，一种抗压了其他“多态”而渐成一极的可能——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产生巨婴的温床。巨婴化是世界性的问题，欧洲、美国和日本、中国都在受到它的侵染，而后果往往是：人类的整体创新能力在弱化，活力在弱化，抵抗力也在弱化。
另外，文学的那些柔软性、那些对他者愿意理解和体谅的意识的弱化会使人类的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越趋所谓“科学化”的同时也越趋“机械化”，变得冷酷无情。当我们把人作为物和材料来“科学”看待的时候，那些个体就会更为明显地缩小为一个个数字，那么一些个体的消失和毁灭也不过是数字的消失和毁灭，它不激发同情更不激发审慎，久而久之，人類或将是非人类，我们在缓慢中不断地摧毁和重建的文明中的所有积累都将被忽略掉，“实用性”将替代一切。它可以在悄然中发生，没有人意识到更不会为此义愤填膺，这，才是更可怕的部分。大江健三郎曾在他的写作中阐释他的写作誓言：我是唯一跑出来给你报信的人。如果文学的阅读渐渐消亡，人类将失去聆听的耳朵。
我还要提一点我们的文学教育，整个世界（美国应当是始作俑者）的文学教育出现了大问题，它甚至在走向教育应有之意的反面——它将文学看作一种可以随意分割和简单萃取的知识，将文学教育变成一种简单的“知道行为”。我们时下的学术倾向在分割、撕裂和毒化着文学和文学理解，它被所谓的学术要求简化为种种有倾向、易归纳的表述，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提出的：“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也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业已陷入以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不唯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如果我们继续这种貌似有道理却实质上概念化、简单化的方式去教授别人理解文学，它很可能造就一批不爱文学的文学从业者，造就一批再也不会对文学和文学所营造的世界有兴趣却以为自己了解的“大众”。它的危害性已经在显现。
“世界，我们的世界，已经足够贫瘠了，足够枯竭了。要除去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到我们能够更直接地再度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文学，提供着让我们再度体验的可能。
作者单位：河北省作家协会、河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