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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缘和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语言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同时由于两国发展历史进程的不同，两国语言文化又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的现象是中日两国语言文学家致力研究的领域之一。在本文中，笔者将以中日两国语言文学的差异性为重点，列举差异性的主要内容，并研究差异性产生的原因。
日本中国语言文学比较研究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受到地缘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两国语言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演进历程的不同，特别是近代社会发展历程的不同，两国语言文化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高度统一并存的格局至今仍然影响着两国语言文学的发展，也成为中日两国语言文学专家致力研究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将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就必须要结合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因素，将两国语言文化的演进历程纳入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历程，在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平台之上进行对比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深刻地揭示差异性背后蕴含的语言文学的发展规律。
一、中日语言文学差异性的具体体现
1.文学观的差异。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自文学作品发端之初，文学创作就与政治紧密相连。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观的诞生之初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观，即认为文学创作的最主要功能是参与政治、服务政治。在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不但不回避政治题材，而且还要主动涉及相关内容，干预政治。很多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就是政治家的政治宣言。如《论语》《庄子》等文学作品中，都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
相比于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政治性强烈的特点，日本文学早期的作品中就鲜有相关内容。同期的日本文学观强调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愍物宗情”，强调文学作品必须脱离政治，不带有政治色彩，否则作品就会流于庸俗。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学作品能够非常直观地体现出这个特点。这个时期日本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描写自然、抒发情感，“状物、状貌”而无关政治主张，这是与日本文学观有着密切联系的。
2.“风雅”理解的差异。“风雅”观念的差异性是中日语言文学差异性的另一个主要体现。毫无疑问，“风雅”的观念起源于中国，但是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却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学之中，“风雅”的首要因素是政治化，其次才是“风趣”和“雅趣”。换言之，中国文学家认为的“风雅”最高境界是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批判性和讽刺性。文学作品必须要重讽刺，针砭时弊，解决社会弊端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风雅”境界。在《诗经》这部文学巨著中，这类的文章不胜枚举。
而在日本文学中，本国的语言文学家却赋予了“风雅”更为简单的含义，那就是脱去外表覆盖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政治外衣，将文学作品简单地回归到娱乐功能之上，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高度的古典美，强调回归典雅，注重消遣。在日本一语道破贯穿艺术之道在于“风雅”的是芭蕉。他断言，顺从造化、埋头于自然，是“风雅”的理想状态。而日本的“风雅”从中国人的感觉来说，是一种“淡化”了的“风雅”，这种“风雅”完全去掉了中国人在“风雅”之中认为最为重要的东西，给它套上一层风趣的外衣，使其成为日本的“风雅”。日本人认为，这种“淡化”了的“风雅”才是真正的“风雅”。
3.抒情方式的差异。借助文学作品抒发感情，本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学界，文学作品的抒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文学作品的抒情是克制的、理性的，是充满逻辑性和智慧的。而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作家情感的抒发都是奔放的，不羁而强烈的，不甚将就逻辑和条理。这个差异性映射到文学作品中，就体现的更加鲜明。即便如中国作家热情奔放的抒情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也是将就工整对仗的。而日本语言文学作品中大篇幅运用的感叹词，突出的就是作者情感抒发和咏叹的极致。
4.“经世”意识的差异。“经世”就是文学作品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这是中日文学界都赞同的一个观点。但是中日两国作家对于“经世”的理解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日本人认为文学的出发点在“愍物宗情”的波动。他们觉得文学最重要的是写出纤细的心灵颤动。到了近代，日本人肯定了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观点，从这篇评论中产生了文学的基本观点。《小说神髓》主张艺术不应该被充作其他学科诸原理的派生物，艺术之中有其固有的原理。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就源于《小说神髓》。
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学作家眼中的“经世”更多的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借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抱负和理想。特别是一些在现实世界里壮志难酬的文学作家，更是将文学作品作为自身理想信念的唯一寄托。哪怕是如《聊斋志异》这样创作题材与“经世”相去甚远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作者强烈的“经世”观念，借神狐鬼怪讽喻世态炎凉。
二、差异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造成中日两国语言文学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作家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从上述差异性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中日两国作家对于文学和政治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差距。
1.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家群体大部分都是由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阶层、封建官僚等组成的，他们处于社会权利的核心圈层，可以直接接触政治。这部分封建知识分子不但亲身经历政治活动，而且还可以借助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感悟和政治抱负。许多古代优秀的文学家同样是杰出的政治家，例如早期的孔子、孟子到韩愈、柳宗元等等。普通的市民阶级由于文学水平较低，根本不可能参与文学创作，自然也就远离政治。而日本早期的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由法师、隐士等社会边缘群体组成的，他们远离社会政治核心，对于政治大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2.一些学者提出，早在唐朝时期，日本就派遣了遣唐使来到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社会管理制度，这批遣唐使带走的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却将中国政治斗争的相关意识进行了有意地筛选和过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作家接触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都是被刻意塑造过的。加之日本国内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权力，往往会对政治采取高压态度，导致了许多日本作家不敢涉足政治，进而产生了文学创作远离政治题材的惯性。
参考文献：
[1]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
[2]于泳.对日语语言教学中文学应用的思考.信息科技，2009，（11）.
日本中国语言文学比较研究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受到地缘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两国语言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演进历程的不同，特别是近代社会发展历程的不同，两国语言文化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相似性与差异性高度统一并存的格局至今仍然影响着两国语言文学的发展，也成为中日两国语言文学专家致力研究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将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就必须要结合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因素，将两国语言文化的演进历程纳入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历程，在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平台之上进行对比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准确深刻地揭示差异性背后蕴含的语言文学的发展规律。
一、中日语言文学差异性的具体体现
1.文学观的差异。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自文学作品发端之初，文学创作就与政治紧密相连。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观的诞生之初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文学观，即认为文学创作的最主要功能是参与政治、服务政治。在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不但不回避政治题材，而且还要主动涉及相关内容，干预政治。很多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就是政治家的政治宣言。如《论语》《庄子》等文学作品中，都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
相比于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政治性强烈的特点，日本文学早期的作品中就鲜有相关内容。同期的日本文学观强调文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愍物宗情”，强调文学作品必须脱离政治，不带有政治色彩，否则作品就会流于庸俗。这个时期日本的文学作品能够非常直观地体现出这个特点。这个时期日本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描写自然、抒发情感，“状物、状貌”而无关政治主张，这是与日本文学观有着密切联系的。
2.“风雅”理解的差异。“风雅”观念的差异性是中日语言文学差异性的另一个主要体现。毫无疑问，“风雅”的观念起源于中国，但是中日两国的文学界却赋予了它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学之中，“风雅”的首要因素是政治化，其次才是“风趣”和“雅趣”。换言之，中国文学家认为的“风雅”最高境界是文学作品必须具有批判性和讽刺性。文学作品必须要重讽刺，针砭时弊，解决社会弊端问题，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风雅”境界。在《诗经》这部文学巨著中，这类的文章不胜枚举。
而在日本文学中，本国的语言文学家却赋予了“风雅”更为简单的含义，那就是脱去外表覆盖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政治外衣，将文学作品简单地回归到娱乐功能之上，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高度的古典美，强调回归典雅，注重消遣。在日本一语道破贯穿艺术之道在于“风雅”的是芭蕉。他断言，顺从造化、埋头于自然，是“风雅”的理想状态。而日本的“风雅”从中国人的感觉来说，是一种“淡化”了的“风雅”，这种“风雅”完全去掉了中国人在“风雅”之中认为最为重要的东西，给它套上一层风趣的外衣，使其成为日本的“风雅”。日本人认为，这种“淡化”了的“风雅”才是真正的“风雅”。
3.抒情方式的差异。借助文学作品抒发感情，本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学界，文学作品的抒情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文学作品的抒情是克制的、理性的，是充满逻辑性和智慧的。而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作家情感的抒发都是奔放的，不羁而强烈的，不甚将就逻辑和条理。这个差异性映射到文学作品中，就体现的更加鲜明。即便如中国作家热情奔放的抒情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也是将就工整对仗的。而日本语言文学作品中大篇幅运用的感叹词，突出的就是作者情感抒发和咏叹的极致。
4.“经世”意识的差异。“经世”就是文学作品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这是中日文学界都赞同的一个观点。但是中日两国作家对于“经世”的理解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日本人认为文学的出发点在“愍物宗情”的波动。他们觉得文学最重要的是写出纤细的心灵颤动。到了近代，日本人肯定了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观点，从这篇评论中产生了文学的基本观点。《小说神髓》主张艺术不应该被充作其他学科诸原理的派生物，艺术之中有其固有的原理。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就源于《小说神髓》。
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学作家眼中的“经世”更多的是通过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借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抱负和理想。特别是一些在现实世界里壮志难酬的文学作家，更是将文学作品作为自身理想信念的唯一寄托。哪怕是如《聊斋志异》这样创作题材与“经世”相去甚远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作者强烈的“经世”观念，借神狐鬼怪讽喻世态炎凉。
二、差异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造成中日两国语言文学差异性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作家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差异。从上述差异性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中日两国作家对于文学和政治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差距。
1.中国古代文学的作家群体大部分都是由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阶层、封建官僚等组成的，他们处于社会权利的核心圈层，可以直接接触政治。这部分封建知识分子不但亲身经历政治活动，而且还可以借助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感悟和政治抱负。许多古代优秀的文学家同样是杰出的政治家，例如早期的孔子、孟子到韩愈、柳宗元等等。普通的市民阶级由于文学水平较低，根本不可能参与文学创作，自然也就远离政治。而日本早期的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由法师、隐士等社会边缘群体组成的，他们远离社会政治核心，对于政治大都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2.一些学者提出，早在唐朝时期，日本就派遣了遣唐使来到中国，系统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社会管理制度，这批遣唐使带走的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却将中国政治斗争的相关意识进行了有意地筛选和过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作家接触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都是被刻意塑造过的。加之日本国内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权力，往往会对政治采取高压态度，导致了许多日本作家不敢涉足政治，进而产生了文学创作远离政治题材的惯性。
参考文献：
[1]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
[2]于泳.对日语语言教学中文学应用的思考.信息科技，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