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端坐在书桌旁摊开纸写下这篇文章时，无尽的思念涌上心头。我第一次和宋木文同志接触是1989年秋天，我和新华书店总店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周昌喜，广东新闻出版局刘板盛处长，原新闻出版署发行司的魏红同志等五人参加莫斯科少儿国际书展，昌喜同志是中国少儿出版参展团团长，我们几位是团员。恰逢由宋木文同志和他当时的秘书王涛同志（现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俄文翻译白以素女士等几位组成的中国出版高访团，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团，但我们是同机抵达莫斯科的，住在同一个宾馆，于是就有了和木文同志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当时前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是已经出现了解体前衰退的种种迹象，政府各个機构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前苏联出版委员会，秋天的莫斯科天气已经转冷，我们下飞机的时候见到前苏联出版委员会的一位中年妇女，面含微笑，身着长裙，手持一束鲜花，站在秋风瑟瑟的机场水泥地跑道旁。来接机的这位苏联妇女和她手持的这束鲜花，给我们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之后，一提及前苏联，就会想到佇立在机场跑道前的这位苏联妇女手持的鲜花和她友善的笑脸。说起来也很不凑巧，我们一行刚下飞机，突然下起了大雨，这让我们和接站的这位女士都始料不及，大家顾不上礼仪，来不及寒暄便径直向离机场跑道最近的一栋楼房跑去，宋木文同志和我们一行都躲在楼房的屋檐下避雨。接我们的车迟迟没到，那位接站的女士歉疚而又急促地打着电话，我们这一行人西服革履，真有些狼狈。莫斯科秋天的雨很大，密集的雨点夹着一阵阵风，打在脸上时啪啪作响。木文同志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依然和大家说说笑笑，他略带东北味的朗朗声音和真挚的笑容，感染了大家。白以素女士翻译，大家和接站的女士开着友好的玩笑，屋檐下顿时欢快了起来，我们似乎也忘了与木文同志职务的差距。雨声笑声交织在一起，不觉中，前苏联出版委员会接机的车也到了。
　　此次出行我们还共同去了圣彼得堡，就是原苏联时期的列宁格勒。我们住的宾馆当时就叫列宁格勒宾馆，当时的列宁格勒，商店里物资非常匮乏，购买什么东西都要有列宁格勒身份证，而接待我们的前苏联出版委员会的同志只有莫斯科身份证。除了很便宜的面包牛奶，其他的东西很稀缺，接待我们的苏联同志虽然很热情，但是都比国内差了很多。晚上在宾馆，王涛同志叫我们过去，说木文同志请我们喝酒，过去一看宋木文同志屋里的茶几上，摆了一瓶泸州老窖，还有一包五香花生米。几十年过去，我们一同去列宁格勒干了什么，参加了什么活动，我已记不确切，但是木文同志同我们一起躲雨以及他邀我们去喝酒这个情节，嵌入脑海，始终记得很清楚。后来和木文同志接触很多，也经常聊这聊那，我曾向木文同志提及当年这些情景，他却说记不清楚了。
　　因我和木文同志在职务上差距大，因此，我在机关工作中直接与他交往的机会并不多，虽是如此，但他坦率、真诚，从不摆架子。坚持党性原则，处理重大问题时旗帜鲜明，爱护干部、关心干部，给我们当时这一批公务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木文同志退下来以后，仍然关注他热爱的出版事业，他从不以出版领导者自居，而是更喜欢用老出版工作者来给自己定位，用笔把自己亲历过的重大事件以及思考客观详实地写下来。除去《宋木文文集》是他在任时的重要讲话和文章，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他写的《亲历出版30年》《八十后出版文存》以及生前最后一部《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都是他亲自翻阅大量出版文献，查阅出版档案，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写出来的。这对于八十多岁的老人，是需要有极大的热忱和毅力的。木文同志书中的每篇文章我都读过，获益良多，也深感在书中贯穿着他毕生秉持的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过多地叙述。
　　有一件事直接与我有关。2011年9月，我收到了木文同志亲笔写给我的一封关于出版的长信，当时我已调任国家版权局工作，为了能向读者交代清楚，摘录其中一小部分：“晓宏同志：读了你2011年9月20日在《新闻出版报》发表的《坚持发展继往开来——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30年有感》的文章，觉得内容实在，文风朴实，真是文如其人。你在文章中说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这就是科技出版如何改变狭小的专业分工，实行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一年的图书出版不到一万个品种，到了1990年就到了近10万个品种。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科技出版社深感出版范围太窄，希望出版分工能放宽一些。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联络了中央和地方的一批有代表性的科技出版社，提出了‘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口号。为了得到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肯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也动了许多脑筋，做了很多工作。”你接着说：“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新闻出版署的分管领导对此事也是积极支持的，之后不久，当时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明确了科技类出版除了出版本专业科技图书外，还可以出版与本专业相近的图书，使科技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有了突破，解放了科技出版生产力。”木文同志在信中说：“我的回忆与你的回顾有所不同。1992年，图书司联系科技出版单位的李建臣向我讲，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有一个报告强调，为加快科技事业的发展，各科技单位都要调整自己的工作部署，都要面向国家大科技主战场。我还请他找来朱丽兰的报告记录看了。我受到启发。此时，我考虑要借朱丽兰报告的东风，调整科技出版的专业分工，提出‘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新思路。我先后找图书司司长杨牧之、分管副署长刘杲商量，得到他们的赞同，使这个带方针性调整的意见成为署领导集体的共同决定。”
　　这封长信后来收入了木文同志《八十后出版文存》，关于“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始末，我收见木文同志的长信，即感到自己发表的文章中有很不严谨的地方，因为这样的重大决策，不可能只是图书司和分管署领导同意。为准确弄清楚文件下发的情况，我调阅了有关档案，从当时由图书司一处报出的签报原件上看，时任署长宋木文，时任分管副署长刘杲，时任图书司司长杨牧之都有重要而又明确的批示。木文同志在长信中讲的是更为全面准确和客观的。
　　我那篇文章当时发表在2011年9月份的《新闻出版报》上，记得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委员会成立30周年，原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也是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周谊同志约的稿，凭记忆急促写就，事实虽基本准确，但是就木文同志信中提出的问题来看，的确存在很大疏漏。文章限于篇幅，有关事情始末也没有交待清楚。虽是如此，木文同志仍讲了许多褒奖的话。 　　木文同志信中提到的朱丽兰同志的讲话，恰是我亲历的。当时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委员会组织一个座谈会，我和李建臣同志参加，去了才知道请到了朱丽兰同志。朱丽兰同志时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而我当时是图书司一处处长，一处负责社科出版与科技出版两大块，李建臣同志负责联系科技出版这一块。当时中国出版协会的科技出版委员会虽然是一个二级协会，但“能量”很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科技图书评奖，他们能请到江泽民总书记题词，时任中央常委李瑞环同志出席科技图书颁奖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还有吴阶平、卢嘉锡、路甬祥、韩启德等学者也常是科技出版委员会的座上嘉宾。
　　木文同志这封长信结束是这样写的：“晓宏同志，我多次说过，我是一个全离而未全休之人，闲来无事又不甘寂寞，整天看看书报，有时写点文章。看过你的文章，查资料，做思考，竟一鼓作气，写了这么多。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仅凭记忆回顾往事（包括我前面的回忆）发生某种误差，是很难避免的，问题在于遭遇到我这个过于认真而又想借机把‘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提法说清楚之人，才使你收到了这封长信。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你做人实在，文风朴实，这是当今官员的宝贵品格。如果还要注意点什么，那就多注意磨炼行事更加严谨吧。”
　　这封长信在《八十后出版文存》正式出版前未在任何报刊上发表，仅仅是对我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的一千来字的短文的回复。特别是木文同志信中说：‘仅凭回忆回顾往事发生某种误差，是很难避免的，问题在于遭遇到我这个过于认真而又想借机把‘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提法说清楚之人，才使你收到了这封长信。”让我既非常感动又忐忑不安。我那篇文章是公开发表的，而木文同志给我的信是不公开的，虽然收见信后我即向木文同志电话致歉，但却也不能消除影响。恰恰在木文同志给我这封信发出不到一个月，2011年10月25日，中国版协科技委员会在香山饭店开年会，时任副署长邬书林同志、中宣部出版局陶华局长出席会议，老领导宋木文同志、于友先同志和桂晓风同志也出席了这次年会。得知科技出版委员会开年会的消息，我决定专程参会并提出会议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特别难得的是木文同志也出席了这次年会，主办者和木文同志事先一点都不知我要讲什么。发言时，我站了起来，手持话筒，把木文同志来信的缘由，以及这件事情的始末在会上作了符合事情原貌的简洁而又诚恳的说明和检讨。我话音刚落，木文同志马上也站了起来，他要过话筒，讲了一番非常有感染力的话，他说想不到我公开说明这个问题，写这样一封长信，就是为让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弄清楚。顿时，我心中交织着内疚与感动，会场中荡漾着老出版人和中青年出版工作者情感交融而又相互理解的气氛。
　　2015年秋，宋木文同志因患重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我去看望看他，他虽然病重，但是精神很好，和我聊了近一个小时。寒暄之后，宋木文同志切入正题，集中谈了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文化企业两个效益的关系问题。当年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刚刚出一个文件《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木文同志拿出身边的一张报纸，用手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说：“晓宏你看，这篇文章说，党中央首次指出，文化企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要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的统一。讲得不准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党的—贯的出版方针，并不是现在才首次提出的。”我俯下身子，看他手里拿的这张报纸，在一篇文章上，画了很多杠杠，旁边还有批注。对此，我是清楚的，这是出版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以及出版的实践，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也有不少的教训，但是，宋木文同志讲的是十分准确的。并不是党中央在2015年才首次提出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这件事我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在木文同志病床前，一再明确表示宋木文同志讲的是准确的，但是木文同志仍然坚持让身旁的翟丽凤大姐拿出宋木文同志所著的《亲历出版30年》一书，并翻到这段话：“我在1988年3月10日曾对出版社如何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讲过四句话，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企业，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在总体上我们要争取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木文同志关于两个效益的关系问题讲过不只一次，比较凝练、准确的应该是这段话。写这篇文章时，我再次查了一下，早在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1983]24号）指出：“社会主义出版工作，首先要注意出版物影响精神世界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注意出版物作为商品出售而产生的经济效果，出版部门要坚持质量第一，尽最大努力，把最好的精神文化食粮供给人民，……绝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两个效益的最早表述。当宋木文同志用微颤的手拿着这本书，指着书中的内容，用激动的声调向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阳光透过病床的窗子洒在脸上，瞬间在我脑海中形成一个定格，他不是一个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老人，而是一个战士，生命不息，对真理的追求不止，他充满了精神的力量。我深切地感受到，木文同志并不是要讲他个^.讲过什么，做过什么，而是一切基于他对出版的毕生热爱，和他毕生坚持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格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寫了这篇小文，伏笔沉思，木文同志和他那一辈老领导，老出版人留给出版最为珍贵的是什么呢？莫过于他们在出版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沃土上的耕耘与播种，莫过于支撑他们的一种崇高的理想和求真务实的精神，这是支撑出版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是出版的无尽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