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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6年创刊至今，《新周刊》已走过12个年头，它策划了“飘一代”、 “80后”、 “她世纪”、 “第四城”等叫得响的概念。这些概念让《新周刊》获得了市场的关注，创造了一个品牌，也创造了中国期刊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2000年《新周刊》发展到顶峰后，销售开始有所下滑。外因在于中国社会的变化及中国期刊市场的变化，但内因更值得我们去探求。
本文作者所表达的观点，虽属一家之言，并不代表《传媒》的观点，但我们期望这种开诚布公的探过能为《新周刊》以及整个期刊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编者
从“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要看就看《新周刊》”到“好看就是《新周刊》”，最后陈若云以职业广告人的敏感，提出“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具有突破性特征的《新周刊》，在不断演绎并逼近最适合自己个性的定位。于是，“新锐”几乎成为《新周刊》的代名词和响亮名片。
“新锐”，用封新城的话来说，就是“新视角、新概念、新表现”，即用归纳整合的方式盘点新闻事件，用感性的思路构思新闻，用图片和文字两种语言全新地表现新闻。这三点现在众多媒体都已做到。而能让《新周刊》在中国新闻周刊站稳脚跟、其他新闻类杂志争相学习却始终没学到火候的功夫则是，将新观念提升到概念化的高度，将概念叫响!时至今日，《新周刊》推出了众多概念，其中最为成功的要数“新锐”、 “十大盘点”、“感动中国”、“城市魅力”、“第四城”、“体验之都”、“飘一代”、“她世纪”、“知道分子”、“F40”、“穷忙族”等等。《新周刊》把玩着时尚的风向标，摇动着这些时尚、新锐的概念大旗奔跑在时代的前面，其他媒体便开始大规模地使用，直到这些概念被用滥。
用滥了，便成了经典。但成就经典的过程并不神奇。“第四城”的提出，是封新城去北京的飞机上想到的，源于成都是《新周刊》销量能与京、沪、穗相媲美的第四城。下了飞机，便给编辑部主任打电话要求派几个记者到成都采访，做“第四城”专题。于是，很多人不免对《新周刊》这种“拍脑袋”的做法产生了异议，若是这些概念仅靠“拍脑袋”的做法诞生，其本质是否太过飘渺，其做法是否太过随性，万一到下一个发刊日概念在哪还不知道，就危及《新周刊》的性命了。再者，“拍脑袋”出来的概念使专题与专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仿佛随地散落的珍珠，颗颗美丽却不是整体。但毕竟《新周刊》已坚持了12年之久，拥有巨大的读者消费群，若是仅凭主编个人的喜好、随意的臆想，《新周刊》怕是要像创刊之初所担心的那样，“能坚持下来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哪里还有现在的规模?
概念的策划成就了《新周刊》观点提供商的身份，更成就了《新周刊》新锐杂志的身份。要说把玩概念，没几家媒体能与《新周刊》相提并论，但要说《新周刊》就用概念把时尚给玩转了，要到达这境界，倒是还有一定距离。
与精准的距离 《新周刊》号称用概念给时代扎针，被业界和读者认为是主题先行。尽管《新周刊》多次声明，少数人认为概念策划就等于主题先行仅仅是一种误解，总主笔肖锋也发表文章说明，《新周刊》的概念策划是出于对世界的看法，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决定了你能捕捉到什么”，“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记者无法先有逻辑判断的，只是一些想法的碎片”，“这些想法有待证实，而更丰富、更刺激的事实隐藏于未来采访之中，找出它们是一位记者最大的使命和挑战。待采访有效实施之后，最后自然成了逻辑判断和理论分析。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理解力以及逻辑整理能力。如果采访只是为了印证某种假设和已经判断好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怎么能够确保编辑每一次都运用足够的理解力以及逻辑整理能力制定选题?又如何确保记者执行采访时遵循新闻客观规律，不会下意识地将被采访者思路引往预设角度?有完善的机制保护事实不会被颠覆吗?就拿肖峰在《<新周刊>总主笔谈杂志式深度报道——预设、捕捉和集成》中“同学会”专题策划为例，因为最初策划运用的是西方模板下的逻辑判断，这与2003年的中国，其关系网运作规律相去甚远，导致采访结果未实现专题预设。当失去最初的意义，甚至丧失选题价值时，材料何去何从?是依旧作为调查结果刊登还是另谋?这也是选题策划的风险，如果仅是时事新闻，采访的结果是否在记者意料内，都不会影响其新闻价值。但专题策划不同，一旦采访事实与预设背离，就会否定策划价值。如何确保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足质足量的专题策划?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
与真相的距离 一是《新周刊》重编轻采。她擅长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凭借其整合能力做出几个优秀的策划后，《新周刊》更醉心并迷恋于自己的资料整合能力，于是大多策划往往是大量书、网络文章等二手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的产物。《新周刊》不重采访，常常多个编辑配备一个记者。《新周刊》主笔胡赳赳认为，《新周刊》的运作成本比较低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编辑部承担了写作任务，后台操作比一线采访更多，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主笔”。《新周刊》曾经的财经记者周桦也曾证实：情况最极端时只有他一名记者，其他全是编辑。采访记者不足，大量使用二手资料，容易使新闻报道与事实出入，使新闻真实性下降。另外，新闻现场感也会被抹杀掉。最后，没有一手材料，编辑难于发现并提炼出自己独到的贝解。
二是概念科学性的探讨。首先，这导致《新周刊》易犯知识性错误。《新周刊》第136期《体验之都》中专题系列文章《云南十大名片》把“春天”列为十大名片之一，这是有违于云南七八种气候类型的现实的。其次，媒体发布排行榜，应有专业的学术机构、研究机构提供可供考证的数据支持，但《新周刊》发布的“盘点”重在追求文字的过瘾、刺激。例如《1997大盘点》评出“十大不明白”、“十大恶心”，《1998大盘点》评出“八大痛快”、“十大汉子”、“十大邪乎”，《2002大盘点》评出“十大悲情”、“十大垃圾”等，却缺乏可供考证的数据支持。
与深度的距离 《新周刊》善用搜索引擎，文章也常常是搜索引擎结果的堆砌。策划专题文章多、篇幅长，可始终在描述现象，没有深入透彻的解析。能让人读完留下的只有概念和享受个性的文字、跳跃的思维和另类的叙事结构的快感。另外，二手材料的使用也限制了作者的思维，没有深入群众，难以将状态、感受描写清楚、分析透彻。还有，《新周刊》常常是一期一个主题，几乎没有连着两期是同一主题的。如果期刊之间没有连续性，概念的说明解释多半也不具延续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个杂志怎么能够把一个社会现象做深做透、讲清楚呢?具体以《新周刊》第279期策划的“穷忙族”为例，该专题七篇文章主要以《穷忙族的中国化生存》、《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穷忙是世界性的》、《穷忙没有获益人》三篇为主。《穷忙族的中国化生存》叙述城市部落中聚集着御宅族、波波族、NONO族、乐活族等，最为严重的是发现中国许多人沦为“穷忙族”(工作最多，赚得最少)，继而寻找“穷忙”的内因、外因。《穷忙没有获益人》讲述了一个群体的穷忙导致个人资产缩水、事业遭遇瓶颈，指出穷忙没有获益人。《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穷忙是世界性的》详细介绍了中、美两国“穷忙族”生存状态后，继续写到“但为了糊口而终日奔忙的穷忙族能否抽出时间进入上述步骤则是个疑问，况且，商业世界的变化太快，投入时间、精力以后，很有可能发现自己又穷忙了一阵”。所谓深度报道，不能只是将现象、问题呈现出来，应该在深度分析后，给予前瞻的预测和可行性较高的解决的建议，让读者不致深陷问题的泥潭。
《新周刊》以策划树品牌，与时俱进地用社会学的视角策划概念、记录历史，成为值得收藏的杂志。如果能够进一步拉近概念策划中与精准、真相、深度、时事的距离，完善自身，必定能在市场中更好地胜出。
相信《新周刊》还有更大的作为。
作者单位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本文作者所表达的观点，虽属一家之言，并不代表《传媒》的观点，但我们期望这种开诚布公的探过能为《新周刊》以及整个期刊业的发展注入活力。
——编者
从“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新一点”、“要看就看《新周刊》”到“好看就是《新周刊》”，最后陈若云以职业广告人的敏感，提出“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具有突破性特征的《新周刊》，在不断演绎并逼近最适合自己个性的定位。于是，“新锐”几乎成为《新周刊》的代名词和响亮名片。
“新锐”，用封新城的话来说，就是“新视角、新概念、新表现”，即用归纳整合的方式盘点新闻事件，用感性的思路构思新闻，用图片和文字两种语言全新地表现新闻。这三点现在众多媒体都已做到。而能让《新周刊》在中国新闻周刊站稳脚跟、其他新闻类杂志争相学习却始终没学到火候的功夫则是，将新观念提升到概念化的高度，将概念叫响!时至今日，《新周刊》推出了众多概念，其中最为成功的要数“新锐”、 “十大盘点”、“感动中国”、“城市魅力”、“第四城”、“体验之都”、“飘一代”、“她世纪”、“知道分子”、“F40”、“穷忙族”等等。《新周刊》把玩着时尚的风向标，摇动着这些时尚、新锐的概念大旗奔跑在时代的前面，其他媒体便开始大规模地使用，直到这些概念被用滥。
用滥了，便成了经典。但成就经典的过程并不神奇。“第四城”的提出，是封新城去北京的飞机上想到的，源于成都是《新周刊》销量能与京、沪、穗相媲美的第四城。下了飞机，便给编辑部主任打电话要求派几个记者到成都采访，做“第四城”专题。于是，很多人不免对《新周刊》这种“拍脑袋”的做法产生了异议，若是这些概念仅靠“拍脑袋”的做法诞生，其本质是否太过飘渺，其做法是否太过随性，万一到下一个发刊日概念在哪还不知道，就危及《新周刊》的性命了。再者，“拍脑袋”出来的概念使专题与专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仿佛随地散落的珍珠，颗颗美丽却不是整体。但毕竟《新周刊》已坚持了12年之久，拥有巨大的读者消费群，若是仅凭主编个人的喜好、随意的臆想，《新周刊》怕是要像创刊之初所担心的那样，“能坚持下来已经是意外之喜”了。哪里还有现在的规模?
概念的策划成就了《新周刊》观点提供商的身份，更成就了《新周刊》新锐杂志的身份。要说把玩概念，没几家媒体能与《新周刊》相提并论，但要说《新周刊》就用概念把时尚给玩转了，要到达这境界，倒是还有一定距离。
与精准的距离 《新周刊》号称用概念给时代扎针，被业界和读者认为是主题先行。尽管《新周刊》多次声明，少数人认为概念策划就等于主题先行仅仅是一种误解，总主笔肖锋也发表文章说明，《新周刊》的概念策划是出于对世界的看法，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决定了你能捕捉到什么”，“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记者无法先有逻辑判断的，只是一些想法的碎片”，“这些想法有待证实，而更丰富、更刺激的事实隐藏于未来采访之中，找出它们是一位记者最大的使命和挑战。待采访有效实施之后，最后自然成了逻辑判断和理论分析。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理解力以及逻辑整理能力。如果采访只是为了印证某种假设和已经判断好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怎么能够确保编辑每一次都运用足够的理解力以及逻辑整理能力制定选题?又如何确保记者执行采访时遵循新闻客观规律，不会下意识地将被采访者思路引往预设角度?有完善的机制保护事实不会被颠覆吗?就拿肖峰在《<新周刊>总主笔谈杂志式深度报道——预设、捕捉和集成》中“同学会”专题策划为例，因为最初策划运用的是西方模板下的逻辑判断，这与2003年的中国，其关系网运作规律相去甚远，导致采访结果未实现专题预设。当失去最初的意义，甚至丧失选题价值时，材料何去何从?是依旧作为调查结果刊登还是另谋?这也是选题策划的风险，如果仅是时事新闻，采访的结果是否在记者意料内，都不会影响其新闻价值。但专题策划不同，一旦采访事实与预设背离，就会否定策划价值。如何确保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足质足量的专题策划?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
与真相的距离 一是《新周刊》重编轻采。她擅长对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凭借其整合能力做出几个优秀的策划后，《新周刊》更醉心并迷恋于自己的资料整合能力，于是大多策划往往是大量书、网络文章等二手资料进行归纳整理的产物。《新周刊》不重采访，常常多个编辑配备一个记者。《新周刊》主笔胡赳赳认为，《新周刊》的运作成本比较低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编辑部承担了写作任务，后台操作比一线采访更多，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主笔”。《新周刊》曾经的财经记者周桦也曾证实：情况最极端时只有他一名记者，其他全是编辑。采访记者不足，大量使用二手资料，容易使新闻报道与事实出入，使新闻真实性下降。另外，新闻现场感也会被抹杀掉。最后，没有一手材料，编辑难于发现并提炼出自己独到的贝解。
二是概念科学性的探讨。首先，这导致《新周刊》易犯知识性错误。《新周刊》第136期《体验之都》中专题系列文章《云南十大名片》把“春天”列为十大名片之一，这是有违于云南七八种气候类型的现实的。其次，媒体发布排行榜，应有专业的学术机构、研究机构提供可供考证的数据支持，但《新周刊》发布的“盘点”重在追求文字的过瘾、刺激。例如《1997大盘点》评出“十大不明白”、“十大恶心”，《1998大盘点》评出“八大痛快”、“十大汉子”、“十大邪乎”，《2002大盘点》评出“十大悲情”、“十大垃圾”等，却缺乏可供考证的数据支持。
与深度的距离 《新周刊》善用搜索引擎，文章也常常是搜索引擎结果的堆砌。策划专题文章多、篇幅长，可始终在描述现象，没有深入透彻的解析。能让人读完留下的只有概念和享受个性的文字、跳跃的思维和另类的叙事结构的快感。另外，二手材料的使用也限制了作者的思维，没有深入群众，难以将状态、感受描写清楚、分析透彻。还有，《新周刊》常常是一期一个主题，几乎没有连着两期是同一主题的。如果期刊之间没有连续性，概念的说明解释多半也不具延续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个杂志怎么能够把一个社会现象做深做透、讲清楚呢?具体以《新周刊》第279期策划的“穷忙族”为例，该专题七篇文章主要以《穷忙族的中国化生存》、《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穷忙是世界性的》、《穷忙没有获益人》三篇为主。《穷忙族的中国化生存》叙述城市部落中聚集着御宅族、波波族、NONO族、乐活族等，最为严重的是发现中国许多人沦为“穷忙族”(工作最多，赚得最少)，继而寻找“穷忙”的内因、外因。《穷忙没有获益人》讲述了一个群体的穷忙导致个人资产缩水、事业遭遇瓶颈，指出穷忙没有获益人。《穷是技术性的，忙是社会性的，穷忙是世界性的》详细介绍了中、美两国“穷忙族”生存状态后，继续写到“但为了糊口而终日奔忙的穷忙族能否抽出时间进入上述步骤则是个疑问，况且，商业世界的变化太快，投入时间、精力以后，很有可能发现自己又穷忙了一阵”。所谓深度报道，不能只是将现象、问题呈现出来，应该在深度分析后，给予前瞻的预测和可行性较高的解决的建议，让读者不致深陷问题的泥潭。
《新周刊》以策划树品牌，与时俱进地用社会学的视角策划概念、记录历史，成为值得收藏的杂志。如果能够进一步拉近概念策划中与精准、真相、深度、时事的距离，完善自身，必定能在市场中更好地胜出。
相信《新周刊》还有更大的作为。
作者单位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