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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1962年生，湖南人，著名华人经济学家。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学士，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199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陈志武的湖南口音常常让《环球人物》记者忘记他已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如果不打断他，他可以就某个经济话题滔滔不绝地谈上40分钟，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他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过，每次跟陈志武聊经济问题，60%以上的时间是陈志武在讲，张维迎在听。但《环球人物》记者凭个人经验感觉，60%是个保守的估计。
6年前，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正凶，陈志武出版了个人著作《金融的逻辑》，探讨金融发展和一般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出版得“恰逢其时”，很快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如今，陈志武又出版了《金融的逻辑2——通往自由之路》，继续解释金融的要义，消除公众的误解。10月下旬，他专门从耶鲁大学飞到北京宣传新书，谈到当下金融问题，他笑言自己“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电子货币“是非常危险的”
在经济学界，“60后”的陈志武仍然称得上少壮。他针对金融问题发表的见解时常引发外界关注，他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金融问题的著作也吸引了大批粉丝。2000年，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排名第 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他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最近几年，陈志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发展、机制建立等方面。他擅长用大历史的观点分析金融，认为金融不是简单的赚钱工具，而是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
在新书中，陈志武把阐述的焦点集中于金融所带来的自由上，同时纠正了人们的一些错误认识。“人们总觉得金融是富人和从业者的专利，事实上，金融在今天与每个人的安全、自由、发展、幸福息息相关，也关乎民主体制的合理运行。而建立和维护健康的金融制度，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法治、社会诚信等的保障。”
陈志武表示，自由的金融市场将提升每个人的选择能力，而“基于自由选择的人生才有幸福可言”。正因如此，他对于当下无孔不入的电子支付持保留态度。
“如果交易的时候不能用货币支付，只允许实名制的电子转账，我认为这是反货币化、去货币化的趋势。因为货币最基本的属性是匿名性，不包含个人信息，无关身份地位，电子支付与这些基本特征是相矛盾、相违背的。这带来什么结果呢？谁向我或我向谁支付了多少钱，都有历史记录，随时可以查到。这实际上侵犯了个人自由，而自由的个体正是金融经济的基础。未来电子支付在经济中占的比例越高，社会自由度失去得越多，如果什么交易都通过电子货币完成，那是非常危险的。”
事实上，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对货币本来就存在很多误区。陈志武举了《水浒传》的例子：“里面有句话说，‘金钱如粪土，情义值千金’。仔细想想，这话充满矛盾啊。既然金钱如粪土，情义还怎么值千金呢？说来说去，还是要用货币衡量。”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今天的中国社会，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货币化的生活。陈志武认为经济自由能为个人自由带来坚定的基础，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光有钞票没用，还要有粮票和单位证明，否则从我老家湖南跑到北京来，没地方住、没地方吃。那时候的货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而今天，货币化相对充分，不管是部长、亿万富翁还是穷学生、普通农民，拿着100块钱到酒店住宿、去商店买东西，获得的产品和服务是一样的。你的身份、财产、社会地位，方方面面的信息都没有印在货币上。这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真正货币化的社会，是去身份化、去阶级化、去地位化、去官员化的。中国社会的货币化进程能使每个人享受到应得的尊严和权利。”
让“穷人”得到融资支持
去年10月以来，中国股市的剧烈动荡和政府救市行为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陈志武认为，政府最初采取“慢牛”的政策，本意是一方面刺激民间消费，另一方面激励创业创新，促成结构性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企业负债率普遍过高，银行贷款大量流向一些产能过剩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而创新和经济转型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又得不到贷款支持。为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决策层想通过催化股票价格吸引众多社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让企业减少债务占比。”陈志武认为，这个愿望很好，但有一个前提，即股权的定价必须比较精准，“否则，股价背离基本面，靠错位的股价引导的资源配置不仅达不到目标，还会本末倒置，让经济结构调整开倒车，把本来可以投入创新的能量和投入实业的资金也都转向炒股”。正因如此，陈志武认为，减少政策干预更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保障资本市场公开透明，推进经济自由化。
在陈志武看来，资本市场的表面功能是融资，但更根本的贡献在于加速创新、创业的实现，也在于培植、催化社会创新文化。“以前中国只有国有银行，没有股市和私募基金，也没有债券市场。对许多人来说，融资创业是不可能的。即使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借贷融资，也需要实物资产做抵押，否则不可能从银行贷到款。如果融资的前提条件是实物资产抵押，那么富人和穷人之间，谁可以得到融资支持呢？当然是富人，或者是已经成功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金融行业还停留在以银行为主的初级状态，那显然对富人最有利，因为富人可以拿出所需要的实物资产抵押品;同样道理，这也对已经成功的企业更有利，于是造成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因此，陈志武认为，发展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就是减少融资的抵押要求，让那些未来前景看好，但现在没有实物资产、没有太多到手财富的“穷人”也能得到融资支持。
“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万众创业的催化剂，也是众创的前提。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有了对未来收入做贴现、定价的机器，因为股市从本质上是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预期的提前定价，也让股权所有者能把未来收入预期变现，这跟传统银行根据既有资产做借贷定价的做法，形成明显的对照。可是，由于之前的决策者受传统银行思维的影响，制定的政策要求任何公司如果要在A股市场上市，不仅要有过去3年的充分盈利记录，还必须有很多实物资产，如楼房、机器、设备、土地等。这就从本质上把中国股市限定在传统银行范畴内，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重资产’的传统行业提供融资服务，不能帮助能力超强的草根创业者上市融资发展。所以，中国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贵族俱乐部’，阻碍了收入机会、创业机会的平等化。” 金融交易就是信心交易
今年6、7月份的股市动荡让人们谈“股”色变，普遍期望A股市场能尽快扭转长熊短牛的局面。然而，陈志武对股市并不乐观：“就目前看，中国股市要结束长熊短牛的局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中国股市的痼疾得不到根治，恐怕短牛都不太容易出现了，有可能长熊。因为只要涉及金融的交易，都是信心的交易和信任的交易。如果规则可以随意改，而规则的解读和执行也可以随意变化，人们的信心和信任从哪里来呢？”
陈志武认为，判断一个金融市场是否发达，不能光看表面上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伊拉克也有证券交易所和股票市场，但那样的股市，长牛、短牛都不会有。”在他看来，仅仅拥有金融工具和庞大的金融资产，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很发达。“发达不能是昙花一现的。今天有几万亿、几十万亿的金融资产，看起来市场很发达，但明天突然出现动荡，就像今年6、7月份股市的那些波动，一下子就变成大家都想跑路。这不是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的表现。”
不久前，央行再次降息降准，引发市场关注。很多人希望“双降”能够提振股市，陈志武对此不以为然：“在社会流动性非常充分、银行不想多贷、实体企业不一定想多借多投的情况下，继续通过降息降准增加流动性，只会使股市泡沫更大，拉大财富差距。另外，如果人为刺激股市，令股市回报高于实体行业的投资回报，会使实体企业不想专注于主业，而是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股市，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严重扭曲，人力资本也会过多地往炒股上转移，这会拖垮社会的长久创新力。”
股灾之后，不少股民陷入悲观情绪，认为资本市场的泡沫过于可怕。一些研究者也因此质疑金融经济的作用，认为还是实体经济更加可靠。对此，陈志武表示，不能因为股市有泡沫，就否定金融市场的价值。“发展金融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因为有了今年6、7月份的股灾，就说以后不要金融了，更不要因为有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觉得‘金融太可怕了，给我们带来一场一场的危机’，就要回到实体经济、淡化金融经济。在这种时候尤其要意识到，尽管有危机和挑战，但如果回到过去那种经济模式，大家的经济自由、个人权利会再次丧失，最终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你的恋爱、婚姻。这种代价远远大于金融危机的冲击。”
那么，哪些举措才能真正扭转中国股市的现状？“应该满足市场的一些具体要求，不管是私有财产上的，还是金融契约权益保障上的，以此为起点，给大家足够多的激励和利益。另外，要推动制度和规则向更好的层面发展。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首先是给自由的市场主体提供的，如果权力介入太多，那种金融本身就是变味的。”
多年以来，每当股市陷入危机，中国股民就希望政府出手救市，刚刚过去的股灾也不例外。陈志武认为，中国股民必须改变这种观念。“我们要纠正以前的错觉，就是认为‘政府不干预的金融只对富人有利，政府干预就是为普通人好’。其实，现实恰恰相反。顺其自然、不受政府干预、自由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扩大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的可得性，深化金融渗透的层面，使金融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从而降低收入差距。与此相反，对金融的过多政策干预则会扭曲资源配置，逆转经济结构调整，造成更多的机会不平等和财富差距。只有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中国才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志武的湖南口音常常让《环球人物》记者忘记他已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如果不打断他，他可以就某个经济话题滔滔不绝地谈上40分钟，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他的老朋友、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过，每次跟陈志武聊经济问题，60%以上的时间是陈志武在讲，张维迎在听。但《环球人物》记者凭个人经验感觉，60%是个保守的估计。
6年前，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正凶，陈志武出版了个人著作《金融的逻辑》，探讨金融发展和一般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本书出版得“恰逢其时”，很快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如今，陈志武又出版了《金融的逻辑2——通往自由之路》，继续解释金融的要义，消除公众的误解。10月下旬，他专门从耶鲁大学飞到北京宣传新书，谈到当下金融问题，他笑言自己“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电子货币“是非常危险的”
在经济学界，“60后”的陈志武仍然称得上少壮。他针对金融问题发表的见解时常引发外界关注，他从历史文化角度分析金融问题的著作也吸引了大批粉丝。2000年，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排名第 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他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最近几年，陈志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发展、机制建立等方面。他擅长用大历史的观点分析金融，认为金融不是简单的赚钱工具，而是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
在新书中，陈志武把阐述的焦点集中于金融所带来的自由上，同时纠正了人们的一些错误认识。“人们总觉得金融是富人和从业者的专利，事实上，金融在今天与每个人的安全、自由、发展、幸福息息相关，也关乎民主体制的合理运行。而建立和维护健康的金融制度，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法治、社会诚信等的保障。”
陈志武表示，自由的金融市场将提升每个人的选择能力，而“基于自由选择的人生才有幸福可言”。正因如此，他对于当下无孔不入的电子支付持保留态度。
“如果交易的时候不能用货币支付，只允许实名制的电子转账，我认为这是反货币化、去货币化的趋势。因为货币最基本的属性是匿名性，不包含个人信息，无关身份地位，电子支付与这些基本特征是相矛盾、相违背的。这带来什么结果呢？谁向我或我向谁支付了多少钱，都有历史记录，随时可以查到。这实际上侵犯了个人自由，而自由的个体正是金融经济的基础。未来电子支付在经济中占的比例越高，社会自由度失去得越多，如果什么交易都通过电子货币完成，那是非常危险的。”
事实上，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人对货币本来就存在很多误区。陈志武举了《水浒传》的例子：“里面有句话说，‘金钱如粪土，情义值千金’。仔细想想，这话充满矛盾啊。既然金钱如粪土，情义还怎么值千金呢？说来说去，还是要用货币衡量。”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今天的中国社会，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货币化的生活。陈志武认为经济自由能为个人自由带来坚定的基础，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光有钞票没用，还要有粮票和单位证明，否则从我老家湖南跑到北京来，没地方住、没地方吃。那时候的货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而今天，货币化相对充分，不管是部长、亿万富翁还是穷学生、普通农民，拿着100块钱到酒店住宿、去商店买东西，获得的产品和服务是一样的。你的身份、财产、社会地位，方方面面的信息都没有印在货币上。这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真正货币化的社会，是去身份化、去阶级化、去地位化、去官员化的。中国社会的货币化进程能使每个人享受到应得的尊严和权利。”
让“穷人”得到融资支持
去年10月以来，中国股市的剧烈动荡和政府救市行为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陈志武认为，政府最初采取“慢牛”的政策，本意是一方面刺激民间消费，另一方面激励创业创新，促成结构性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企业负债率普遍过高，银行贷款大量流向一些产能过剩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而创新和经济转型的主力军中小企业又得不到贷款支持。为了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决策层想通过催化股票价格吸引众多社会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拓宽企业的股权融资渠道，让企业减少债务占比。”陈志武认为，这个愿望很好，但有一个前提，即股权的定价必须比较精准，“否则，股价背离基本面，靠错位的股价引导的资源配置不仅达不到目标，还会本末倒置，让经济结构调整开倒车，把本来可以投入创新的能量和投入实业的资金也都转向炒股”。正因如此，陈志武认为，减少政策干预更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保障资本市场公开透明，推进经济自由化。
在陈志武看来，资本市场的表面功能是融资，但更根本的贡献在于加速创新、创业的实现，也在于培植、催化社会创新文化。“以前中国只有国有银行，没有股市和私募基金，也没有债券市场。对许多人来说，融资创业是不可能的。即使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借贷融资，也需要实物资产做抵押，否则不可能从银行贷到款。如果融资的前提条件是实物资产抵押，那么富人和穷人之间，谁可以得到融资支持呢？当然是富人，或者是已经成功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金融行业还停留在以银行为主的初级状态，那显然对富人最有利，因为富人可以拿出所需要的实物资产抵押品;同样道理，这也对已经成功的企业更有利，于是造成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因此，陈志武认为，发展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就是减少融资的抵押要求，让那些未来前景看好，但现在没有实物资产、没有太多到手财富的“穷人”也能得到融资支持。
“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万众创业的催化剂，也是众创的前提。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有了对未来收入做贴现、定价的机器，因为股市从本质上是对上市公司未来利润预期的提前定价，也让股权所有者能把未来收入预期变现，这跟传统银行根据既有资产做借贷定价的做法，形成明显的对照。可是，由于之前的决策者受传统银行思维的影响，制定的政策要求任何公司如果要在A股市场上市，不仅要有过去3年的充分盈利记录，还必须有很多实物资产，如楼房、机器、设备、土地等。这就从本质上把中国股市限定在传统银行范畴内，主要为国有企业和‘重资产’的传统行业提供融资服务，不能帮助能力超强的草根创业者上市融资发展。所以，中国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贵族俱乐部’，阻碍了收入机会、创业机会的平等化。” 金融交易就是信心交易
今年6、7月份的股市动荡让人们谈“股”色变，普遍期望A股市场能尽快扭转长熊短牛的局面。然而，陈志武对股市并不乐观：“就目前看，中国股市要结束长熊短牛的局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中国股市的痼疾得不到根治，恐怕短牛都不太容易出现了，有可能长熊。因为只要涉及金融的交易，都是信心的交易和信任的交易。如果规则可以随意改，而规则的解读和执行也可以随意变化，人们的信心和信任从哪里来呢？”
陈志武认为，判断一个金融市场是否发达，不能光看表面上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伊拉克也有证券交易所和股票市场，但那样的股市，长牛、短牛都不会有。”在他看来，仅仅拥有金融工具和庞大的金融资产，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很发达。“发达不能是昙花一现的。今天有几万亿、几十万亿的金融资产，看起来市场很发达，但明天突然出现动荡，就像今年6、7月份股市的那些波动，一下子就变成大家都想跑路。这不是发展良好的金融市场的表现。”
不久前，央行再次降息降准，引发市场关注。很多人希望“双降”能够提振股市，陈志武对此不以为然：“在社会流动性非常充分、银行不想多贷、实体企业不一定想多借多投的情况下，继续通过降息降准增加流动性，只会使股市泡沫更大，拉大财富差距。另外，如果人为刺激股市，令股市回报高于实体行业的投资回报，会使实体企业不想专注于主业，而是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股市，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严重扭曲，人力资本也会过多地往炒股上转移，这会拖垮社会的长久创新力。”
股灾之后，不少股民陷入悲观情绪，认为资本市场的泡沫过于可怕。一些研究者也因此质疑金融经济的作用，认为还是实体经济更加可靠。对此，陈志武表示，不能因为股市有泡沫，就否定金融市场的价值。“发展金融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因为有了今年6、7月份的股灾，就说以后不要金融了，更不要因为有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觉得‘金融太可怕了，给我们带来一场一场的危机’，就要回到实体经济、淡化金融经济。在这种时候尤其要意识到，尽管有危机和挑战，但如果回到过去那种经济模式，大家的经济自由、个人权利会再次丧失，最终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你的恋爱、婚姻。这种代价远远大于金融危机的冲击。”
那么，哪些举措才能真正扭转中国股市的现状？“应该满足市场的一些具体要求，不管是私有财产上的，还是金融契约权益保障上的，以此为起点，给大家足够多的激励和利益。另外，要推动制度和规则向更好的层面发展。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首先是给自由的市场主体提供的，如果权力介入太多，那种金融本身就是变味的。”
多年以来，每当股市陷入危机，中国股民就希望政府出手救市，刚刚过去的股灾也不例外。陈志武认为，中国股民必须改变这种观念。“我们要纠正以前的错觉，就是认为‘政府不干预的金融只对富人有利，政府干预就是为普通人好’。其实，现实恰恰相反。顺其自然、不受政府干预、自由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扩大金融的普惠性，提高金融的可得性，深化金融渗透的层面，使金融不再是贵族的特权，从而降低收入差距。与此相反，对金融的过多政策干预则会扭曲资源配置，逆转经济结构调整，造成更多的机会不平等和财富差距。只有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中国才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