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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称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后裔的马修，是我的英文课老师。
很多年以前，当德国人的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的时候，他的母亲，一位英国某中学的英文老师，和他的父亲，一个美国农场主的儿子结婚了。母亲随父亲搬来美国，在美国西北部，那个以盛产土豆闻名的州，安家落户了。
他的父亲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土豆和玉米，他的母亲则操着伦敦口音教孩子们英文。
马修的模样能满足我对绅士的想象。
他的已略带灰白的金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常常让我联想到乡下外婆织布机上的经纬。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不说，还亮，是那种苍蝇上去都得拄拐棍儿的滑亮。裤线刀锋似的笔挺，不同花色的格子衬衫，熨得极为平整。
绝不像我另外一门课的老师，牛仔大裤衩，光脚套着运动鞋，就上课来了，整个儿一没文化。
马修老师上课的姿势也好，站得笔杆条儿直。如果走路，头也绝不晃动。他看你的时候，并不低头弯腰，只是眼睛朝下，下颌微动，就算看过你了。
一点不像我那个女老师——还是女的呢——穿着半短不长的裙子，踢拉一双塑料拖鞋——就是我们穿去洗澡，夹脚趾头那种，总是坐在讲台的桌子上，两条光腿还不老实地乱晃荡。
不过我后来就见怪不怪了，因为我从电视上看到，一群花季少女，好像是一个什么学校的球队，赢了全美冠军，去白宫，被布什总统接见。多大的荣誉啊，人家就是穿夹趾塑料拖鞋去的。
有人在报上表示对穿拖鞋进白宫见布什是否合适，女孩子们回答：“不容易了，我们已经穿了裙子了。”
我看了有点奇怪，那意思莫不是说，就算穿着比基尼进白宫，也没啥稀奇，说不准德州牛仔小布什还更爱看一些？
我此后看见任何老师裹着我看不明白的衣服，或者坐在讲课桌上，哪怕是能施展吸盘大法贴在黑板上，我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
所以我说，马修的形象，时常让身上粘着小儿的鼻涕、奶渍，支棱着一头杂乱短发就赶来上课的我感到惭愧。
马修有点胖，胖得还比较特殊。你从身后绝对看不出来的，全部都在肚子上。所以当他自嘲像七个月身孕的孕妇时，我没笑，我觉得比喻很是恰当。
他还有个特点，需要用手比画什么的时候，喜欢翘兰花指，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叫兰花指。我班上有同学据此推测，认为他是GAY（同性恋）。而事实上不是的。
他结过两次婚，与前妻离异。
第二次比较有意思，他娶了个小他二十岁的日本太太。这本也没啥大不了的，但问题是，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为此，他丢了在前一所教会大学的教职。
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美国人的观念是如此古怪，性和婚姻，自由开放，但在学校里，不管是哪一级的学校，师生恋，绝对是丑闻。
他曾在课堂上谈到过他的这段异国婚姻，他说：“丈母娘当初极力反对，最大的理由是我年纪大了，不能生育，结果，我44岁结婚，从45岁开始，两年生了仨（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是双胞胎儿子）。厉害吧？”
他还说，有一次，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去逛街，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被一白人老翁追着问：“从哪里ORDER（定购）来的美娇娘？”气得他将一杯热咖啡借着桌子的掩护，浇在了老翁的裤子上。
B
我那班上，有二十多个学生，大多是美国人。几个口音古怪的外国人，除我外，一个台湾人，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两个印度人和一个越南人。
第一次上课，就扯到各国的人口上。
对比了各国生育文化的差异后，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了很多的评点。
我是这样一个学生，心胸不够宽阔不说，还比较护短。
我可以关着家门，在自个儿家里大骂特骂，但我不能容忍外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好。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够好，那也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太多，得给我留点面子。
所以我开始还能安静地听，当其他同学都热烈发言的时候，我碍于自己口语不好，不想多说。可我的老师马修，数落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居然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不多生孩子，一到美国就生很多孩子。”
其实，我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不了的，可他当年说话的口气和神态却严重刺伤了我的自尊。
我坐不住了，左右就我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我可不就是生了又生的那一个吗？人家的手指都戳到我的鼻子上了，我再不回应，不是忒没有面子了吗？
我于是也不举手，就坐在椅子上，很不礼貌地插话：“我们到美国来生孩子，是为了帮助伟大的美国，完美地体现它的人权和人性，好让美国人都像老师您一样，有批评中国的把柄。”
老师马修也不说话，一双灰蓝色的眼珠，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知道自己失礼，赶紧站起来继续说：“想要中国人不搞计划生育很容易，只需美国帮个小忙，移民三亿来美国，老师觉得怎样？也不需要高技术、有知识什么的，就农民。美国多的是荒地，移民三亿中国农民，不给美国政府找麻烦，给些荒地，自给自足就成，您觉得怎样？”
班里的美国同学“哇”的一声，我弄不清那是不满，还是感叹。
老师还没说话，那个俄罗斯人倒半真半假地接口了：“好主意，其实移民俄罗斯也成，俄罗斯也有大片大片的荒地。”
我不敢再说话，心里有点后悔，乘一时口舌之快，这门课要是挂了，我的损失可就大了，那可是找不回来的时间和绿油油的美元啊。
我第二次跟马修有冲突（如果那算是冲突的话），是因为一节演讲课。那次演讲要求用五分钟时间，简述一个历史事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我的孩子小，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就偷了点懒，不想翻大堆的资料去讲述我不熟悉的事件，于是就讲了“南京大屠杀”那种惨绝人寰留在中国人心头不能愈合的痛。
演讲完毕，下课了。
马修叫住我说：“你们中国人，是一个不肯原谅日本人的民族，不管日本人后来做什么，怎么做，你们就是选择不原谅！日本人偷袭过珍珠港，我们愤恨过，但是我们现在选择了原谅。”
我看着马修那张很绅士的脸，用我的烂英文结结巴巴地说：“我相信老师您是知道的。偷袭珍珠军港，和屠杀南京平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日本人后来做过什么值得我们原谅的事，我不是太清楚。但我知道，死在南京城的就有我手无寸铁的先辈亲人。三十余万啊，老师，您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的大学城，人口不足二十万，等于把这个大学城的人一个不留地杀上两遍。再说了，两颗原子弹丢给日本，对美国来说算是打回一拳，两不相欠，中国呢？” 老师马修不再说话，我其实还想像愤青一样问问，您是因为娶了日本太太，屁股坐在了日本那边？还是表现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孤陋寡闻？
我不敢问，因为心里忐忑，怕这门课挂了。
凭良心说，如果不谈中国，他是一个出色的老师，一个非常有趣的老师。
比如他会说：“英国人的出生率低，是因为战争使英国死了太多的人，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结果死在战场上，还不如不生算了。”
我就说：“中国恰恰相反，战争死了太多的人，所以我们多生，生得后来装不下了，就有了现在的计划生育。”
俄罗斯人说：“战争使他们的很多青壮年都牺牲了，男女严重不均衡，所以他们鼓励多生，奖励‘英雄母亲’促使人口充盈。”
马修还说，有一次他去英国访亲认祖。在母亲日思夜想的祖母的故园里，他挖了一颗尺把高的枫树，带回美国，纪念已逝的母亲。但植物是不能带进美国的。他拿报纸包了又包，装在手提箱里蒙混过关。他亲眼看着，海关人员检查了他前面所有人的行李，对他，只是看看护照，就放行了，因为他是一个有风度又体面的大学老师。现在那枫树在他家后院已有碗口粗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得意，还不自觉地抚摸了一下头发。
他还告诉我们，他有恐高症。三岁时，他父亲哄他玩，把他放在冰箱顶上，他自己不敢下来，从此就恐高了。姐姐哥哥们，都是登山、滑雪的能手，他从来不敢尝试。
教我那一班的时候，他女儿刚上大学。他说送走女儿，他哭了一夜，不敢给妻子儿女知道。
他还说他告诫女儿，必须读书至毕业，毕业前不能结婚。最要紧的事，是要有能力养活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孩子。
他对女儿说：“婚姻是不可靠的，不能把男人当饭票。你不能保证你将来不离婚。就算你幸运，没有离婚，你不能保证你的丈夫在三十岁上不出车祸。就算你能保证你丈夫不出车祸，你也不能保证你的丈夫四十岁上不得心脏病,所以你要有能力养活自己。”
我至今都记得他说这些话时，带给我的感动。
C
跟马修最后一次交锋是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次，他布置的作业，是写一段影评，他指定了一部有关我国西藏的影片，但是那部影片严重失实。
如果作业只是写好了交上去，也没问题，但他让大家讨论，而且每人还要念自己的影评。
我看了那部影片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任何不了解西藏历史的人，看了那部电影，都可能萌发对达赖喇嘛及其民族分裂主义的同情。
影片讨论时，同学们如我所料，都表达出了对达赖喇嘛的同情。
我的英文不好，讨厌公开演讲，也不想成为战士，但那时候，我毫无选择的余地，最后一个走上了讲台。
我那天开头是这样说的：“很遗憾，这是一部严重失实的电影。”
随后，我一条一条列举出了几点很明显的失实之处。
最后，我说我想破脑袋都不能理解，电影的制作者们怎么可以为了拍电影如此不顾历史事实。
我讲完了，下课了。马修叫住我，说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坚持认为，撇开我说的那些，那仍是一部十分好看的电影。
可惜我当时英文太差，反应很慢，等我想起来要怎样回答他的时候，他已收拾好东西离开了。
D
自那以后，马修没有在班上再点评中国的事情。
而我一如既往地缩在角落里，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
他会在班上不动声色地讲笑话，议论他看到的新闻。
比如，他笑话小布什老土、没有文化，讲话有低级的语法错误，说可怜的耶鲁大学根本没有教好他，脸都给他丢尽了。
笑话克林顿，找女人眼光太差，正宗夫人希拉里根本就是个男人婆。就算偷情，那水平，切！偷一莱温斯基。偷一莱温斯基也就罢了，还把那什么留在莱温斯基的裙子上，智商低的……啧、啧、啧……
他还笑话美国的法官和律师。说他活到那么大岁数，有过好多次做陪审员的机会，但最终都被否决了资格。原因是他看起来太有学问，太聪明了。而陪审员，笨蛋做做就可以了。他的聪明和有学问，害他这辈子与陪审员无缘。
那学期的最后一节课终于结束了，同学们一个个跟他说再见，我挤在人堆里，随大流跟他道再见，心里忐忑着我的破英文，会不会让这门课挂了。
一周之后，我从网上查到了我的成绩：A+。
盯着那成绩，我发了半天愣。倒不是高兴或者不高兴，是有一点点地想不通。
那以后，我在校园里偶尔还能看见他，他一如既往地绅士着，除了点头和说“嗨”，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交谈。
只有一次，说完了“嗨”他又毫无表情地多加了一句：“那部电影，我不再放了。”没有停步就走了。
我没反应过来，站在那里发了好一会儿呆。
这些年过去，很多老师的影子都模糊了，唯有他，我还记得。
〔编辑：潘金瑞〕
自称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后裔的马修，是我的英文课老师。
很多年以前，当德国人的飞机在伦敦上空盘旋的时候，他的母亲，一位英国某中学的英文老师，和他的父亲，一个美国农场主的儿子结婚了。母亲随父亲搬来美国，在美国西北部，那个以盛产土豆闻名的州，安家落户了。
他的父亲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土豆和玉米，他的母亲则操着伦敦口音教孩子们英文。
马修的模样能满足我对绅士的想象。
他的已略带灰白的金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常常让我联想到乡下外婆织布机上的经纬。皮鞋擦得一尘不染不说，还亮，是那种苍蝇上去都得拄拐棍儿的滑亮。裤线刀锋似的笔挺，不同花色的格子衬衫，熨得极为平整。
绝不像我另外一门课的老师，牛仔大裤衩，光脚套着运动鞋，就上课来了，整个儿一没文化。
马修老师上课的姿势也好，站得笔杆条儿直。如果走路，头也绝不晃动。他看你的时候，并不低头弯腰，只是眼睛朝下，下颌微动，就算看过你了。
一点不像我那个女老师——还是女的呢——穿着半短不长的裙子，踢拉一双塑料拖鞋——就是我们穿去洗澡，夹脚趾头那种，总是坐在讲台的桌子上，两条光腿还不老实地乱晃荡。
不过我后来就见怪不怪了，因为我从电视上看到，一群花季少女，好像是一个什么学校的球队，赢了全美冠军，去白宫，被布什总统接见。多大的荣誉啊，人家就是穿夹趾塑料拖鞋去的。
有人在报上表示对穿拖鞋进白宫见布什是否合适，女孩子们回答：“不容易了，我们已经穿了裙子了。”
我看了有点奇怪，那意思莫不是说，就算穿着比基尼进白宫，也没啥稀奇，说不准德州牛仔小布什还更爱看一些？
我此后看见任何老师裹着我看不明白的衣服，或者坐在讲课桌上，哪怕是能施展吸盘大法贴在黑板上，我眼睛都不带眨一眨的。
所以我说，马修的形象，时常让身上粘着小儿的鼻涕、奶渍，支棱着一头杂乱短发就赶来上课的我感到惭愧。
马修有点胖，胖得还比较特殊。你从身后绝对看不出来的，全部都在肚子上。所以当他自嘲像七个月身孕的孕妇时，我没笑，我觉得比喻很是恰当。
他还有个特点，需要用手比画什么的时候，喜欢翘兰花指，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叫兰花指。我班上有同学据此推测，认为他是GAY（同性恋）。而事实上不是的。
他结过两次婚，与前妻离异。
第二次比较有意思，他娶了个小他二十岁的日本太太。这本也没啥大不了的，但问题是，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为此，他丢了在前一所教会大学的教职。
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美国人的观念是如此古怪，性和婚姻，自由开放，但在学校里，不管是哪一级的学校，师生恋，绝对是丑闻。
他曾在课堂上谈到过他的这段异国婚姻，他说：“丈母娘当初极力反对，最大的理由是我年纪大了，不能生育，结果，我44岁结婚，从45岁开始，两年生了仨（第一胎是女儿，第二胎是双胞胎儿子）。厉害吧？”
他还说，有一次，他和他年轻的妻子去逛街，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被一白人老翁追着问：“从哪里ORDER（定购）来的美娇娘？”气得他将一杯热咖啡借着桌子的掩护，浇在了老翁的裤子上。
B
我那班上，有二十多个学生，大多是美国人。几个口音古怪的外国人，除我外，一个台湾人，一个俄罗斯人，还有两个印度人和一个越南人。
第一次上课，就扯到各国的人口上。
对比了各国生育文化的差异后，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做了很多的评点。
我是这样一个学生，心胸不够宽阔不说，还比较护短。
我可以关着家门，在自个儿家里大骂特骂，但我不能容忍外人当着我的面，说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好。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不够好，那也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太多，得给我留点面子。
所以我开始还能安静地听，当其他同学都热烈发言的时候，我碍于自己口语不好，不想多说。可我的老师马修，数落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居然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不多生孩子，一到美国就生很多孩子。”
其实，我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不了的，可他当年说话的口气和神态却严重刺伤了我的自尊。
我坐不住了，左右就我一个大陆来的中国人，我可不就是生了又生的那一个吗？人家的手指都戳到我的鼻子上了，我再不回应，不是忒没有面子了吗？
我于是也不举手，就坐在椅子上，很不礼貌地插话：“我们到美国来生孩子，是为了帮助伟大的美国，完美地体现它的人权和人性，好让美国人都像老师您一样，有批评中国的把柄。”
老师马修也不说话，一双灰蓝色的眼珠，不动声色地看着我。
我知道自己失礼，赶紧站起来继续说：“想要中国人不搞计划生育很容易，只需美国帮个小忙，移民三亿来美国，老师觉得怎样？也不需要高技术、有知识什么的，就农民。美国多的是荒地，移民三亿中国农民，不给美国政府找麻烦，给些荒地，自给自足就成，您觉得怎样？”
班里的美国同学“哇”的一声，我弄不清那是不满，还是感叹。
老师还没说话，那个俄罗斯人倒半真半假地接口了：“好主意，其实移民俄罗斯也成，俄罗斯也有大片大片的荒地。”
我不敢再说话，心里有点后悔，乘一时口舌之快，这门课要是挂了，我的损失可就大了，那可是找不回来的时间和绿油油的美元啊。
我第二次跟马修有冲突（如果那算是冲突的话），是因为一节演讲课。那次演讲要求用五分钟时间，简述一个历史事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我的孩子小，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就偷了点懒，不想翻大堆的资料去讲述我不熟悉的事件，于是就讲了“南京大屠杀”那种惨绝人寰留在中国人心头不能愈合的痛。
演讲完毕，下课了。
马修叫住我说：“你们中国人，是一个不肯原谅日本人的民族，不管日本人后来做什么，怎么做，你们就是选择不原谅！日本人偷袭过珍珠港，我们愤恨过，但是我们现在选择了原谅。”
我看着马修那张很绅士的脸，用我的烂英文结结巴巴地说：“我相信老师您是知道的。偷袭珍珠军港，和屠杀南京平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日本人后来做过什么值得我们原谅的事，我不是太清楚。但我知道，死在南京城的就有我手无寸铁的先辈亲人。三十余万啊，老师，您想想看，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的大学城，人口不足二十万，等于把这个大学城的人一个不留地杀上两遍。再说了，两颗原子弹丢给日本，对美国来说算是打回一拳，两不相欠，中国呢？” 老师马修不再说话，我其实还想像愤青一样问问，您是因为娶了日本太太，屁股坐在了日本那边？还是表现了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孤陋寡闻？
我不敢问，因为心里忐忑，怕这门课挂了。
凭良心说，如果不谈中国，他是一个出色的老师，一个非常有趣的老师。
比如他会说：“英国人的出生率低，是因为战争使英国死了太多的人，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结果死在战场上，还不如不生算了。”
我就说：“中国恰恰相反，战争死了太多的人，所以我们多生，生得后来装不下了，就有了现在的计划生育。”
俄罗斯人说：“战争使他们的很多青壮年都牺牲了，男女严重不均衡，所以他们鼓励多生，奖励‘英雄母亲’促使人口充盈。”
马修还说，有一次他去英国访亲认祖。在母亲日思夜想的祖母的故园里，他挖了一颗尺把高的枫树，带回美国，纪念已逝的母亲。但植物是不能带进美国的。他拿报纸包了又包，装在手提箱里蒙混过关。他亲眼看着，海关人员检查了他前面所有人的行李，对他，只是看看护照，就放行了，因为他是一个有风度又体面的大学老师。现在那枫树在他家后院已有碗口粗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得意，还不自觉地抚摸了一下头发。
他还告诉我们，他有恐高症。三岁时，他父亲哄他玩，把他放在冰箱顶上，他自己不敢下来，从此就恐高了。姐姐哥哥们，都是登山、滑雪的能手，他从来不敢尝试。
教我那一班的时候，他女儿刚上大学。他说送走女儿，他哭了一夜，不敢给妻子儿女知道。
他还说他告诫女儿，必须读书至毕业，毕业前不能结婚。最要紧的事，是要有能力养活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孩子。
他对女儿说：“婚姻是不可靠的，不能把男人当饭票。你不能保证你将来不离婚。就算你幸运，没有离婚，你不能保证你的丈夫在三十岁上不出车祸。就算你能保证你丈夫不出车祸，你也不能保证你的丈夫四十岁上不得心脏病,所以你要有能力养活自己。”
我至今都记得他说这些话时，带给我的感动。
C
跟马修最后一次交锋是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次，他布置的作业，是写一段影评，他指定了一部有关我国西藏的影片，但是那部影片严重失实。
如果作业只是写好了交上去，也没问题，但他让大家讨论，而且每人还要念自己的影评。
我看了那部影片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任何不了解西藏历史的人，看了那部电影，都可能萌发对达赖喇嘛及其民族分裂主义的同情。
影片讨论时，同学们如我所料，都表达出了对达赖喇嘛的同情。
我的英文不好，讨厌公开演讲，也不想成为战士，但那时候，我毫无选择的余地，最后一个走上了讲台。
我那天开头是这样说的：“很遗憾，这是一部严重失实的电影。”
随后，我一条一条列举出了几点很明显的失实之处。
最后，我说我想破脑袋都不能理解，电影的制作者们怎么可以为了拍电影如此不顾历史事实。
我讲完了，下课了。马修叫住我，说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坚持认为，撇开我说的那些，那仍是一部十分好看的电影。
可惜我当时英文太差，反应很慢，等我想起来要怎样回答他的时候，他已收拾好东西离开了。
D
自那以后，马修没有在班上再点评中国的事情。
而我一如既往地缩在角落里，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学生。
他会在班上不动声色地讲笑话，议论他看到的新闻。
比如，他笑话小布什老土、没有文化，讲话有低级的语法错误，说可怜的耶鲁大学根本没有教好他，脸都给他丢尽了。
笑话克林顿，找女人眼光太差，正宗夫人希拉里根本就是个男人婆。就算偷情，那水平，切！偷一莱温斯基。偷一莱温斯基也就罢了，还把那什么留在莱温斯基的裙子上，智商低的……啧、啧、啧……
他还笑话美国的法官和律师。说他活到那么大岁数，有过好多次做陪审员的机会，但最终都被否决了资格。原因是他看起来太有学问，太聪明了。而陪审员，笨蛋做做就可以了。他的聪明和有学问，害他这辈子与陪审员无缘。
那学期的最后一节课终于结束了，同学们一个个跟他说再见，我挤在人堆里，随大流跟他道再见，心里忐忑着我的破英文，会不会让这门课挂了。
一周之后，我从网上查到了我的成绩：A+。
盯着那成绩，我发了半天愣。倒不是高兴或者不高兴，是有一点点地想不通。
那以后，我在校园里偶尔还能看见他，他一如既往地绅士着，除了点头和说“嗨”，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交谈。
只有一次，说完了“嗨”他又毫无表情地多加了一句：“那部电影，我不再放了。”没有停步就走了。
我没反应过来，站在那里发了好一会儿呆。
这些年过去，很多老师的影子都模糊了，唯有他，我还记得。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