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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货膨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一直以来都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本文从通货膨胀的原因出发进行分析,力图寻找形成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源,为能有效治理提供思路。
【关键词】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货币;供给
纵览新中国的历史,一直面临通货膨胀的困扰。改革开放以前,因为严格的价格管制表现为隐蔽的通货膨胀,即潜在的价格上升危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80年、1985年、1987~1989年、1992~1994年有过四次较大的通货膨胀,并且各次峰值不断攀升,1994年通胀率达到最高值24.1%,此后一直到2002年我国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通货紧缩,从2003~2007年3月,我国逐步进入一个相对温和的通胀时期,2008年2月通胀率达到近年来峰值8.7%,之后便经历了2009年的通货紧缩,2010~2011年又面临新一轮的通胀。
不难发现,在中国,宏观调控往往一紧缩资金就紧张,最严重的是导致小企业生存困难,就业问题凸显,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消费更加不足,投资与消费更加失衡;而宏观调控一宽松则经济就过热,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又再次发生和攀高。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形成恶性循环和两难境地。多数学者认为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的越快通货膨胀就越频繁,每次通胀的平息意味着一次快速发展结束,它是个伴生物,并且无法有效控制。笔者认为只要找到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应该可以进行有效的控制。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及其特点,与其发展模式有着特别密切的深层次关系。
第一,以投资建设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增长,由于形成有效供给滞后导致当期投资需求大于供给,使投资投放的貨币不能被形成的供给得以消除,导致通货膨胀。“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年均增长11.2%、20.2%、25.5%,显现逐步加速状态。长期以来,国民收入的使用越来越偏重于积累和投资,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拉动,货币主要流入建设领域,投资往往增长过快、过热。当期投资规模过大,超过建材等供给能力,使得钢材、水泥、稀有金属、煤炭等价格上涨,也形成电力价格上行的压力;一部分行政办公大楼、城市广场的建设,并不产生后续的供给以吸引投资所形成的流动性需求;一些公益性建设,如市内交通、绿化、亮化等市政建设,虽然形成公共服务性的供给,但它是一种免费的公共物品供给,不吸收因这些建设投放的在私人手中的购买力货币;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投资,虽然它们形成未来的服务业供给,却是长期性的,不能立即吸收当期过大投资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因而,这些方面的投资建设规模长期过大,如果没有相应高速增长的消费,没有已经建成的生产体系提供更多的供给,没有配套的在短期内就可以形成大规模供给的生产体系的建设,投资所形成的货币流动性,就无法被相应的供给所吸收,从而形成投资过热引致的物价上涨。
第二,中国依赖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进出口规模和结构不平衡,特别是出口压低和进口拉升国际市场价格,形成国内出口推动和进口输入的通货膨胀。2008年年底以来,我们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即使这样,“十一五”期间,出口年均增长率仍然为11%。特别是2011年上半年,出口增长速度恢复到24%。出口强劲,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内供给增加或者相应的进口与之平衡,生产出口品形成的货币购买力,与出口形成的国内供给缺口,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当中国到国际市场进行采购,购买的需求量较大,比如铁矿、石油、农产品等,就会拉动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给国内形成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而在进口结构中,当中间产品过多、消费品不足时,由于不能吸收国内生产出口品形成的劳动工资等货币投放,会导致国内消费物价上涨。另外,从进出口运行的数据情况分析,“十一五”时期五年间,贸易顺差规模迅速增加到75030亿元人民币。进出口规模和结构不平衡,在内外货币关系上表现为贸易顺差;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外汇占款投放形成的人民币流动性过多,引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因此,从数据上看,没有相应的国内有效供给平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民币升值,是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第二大来源。
第三,重大工业、大企业发展,轻服务业和小企业生存,而小生产式的农业,是极容易形成通货膨胀与生产过剩剧烈交替波动的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从发展方式来看:1.各地大工业、大资本、大企业拉动经济增长,已成为主要战略。它们往往需要更多的信贷,形成更多的流动性,如果超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给时,就会引起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消费价格的上涨。2.由于服务业对增加GDP不迅速和不显著,特别是对财政贡献不大,往往被轻视。而服务业长期发展不足,提供的服务业供给不足,不能有足够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吸收和平衡一部分大工业、大资本和大企业投资形成的购买力。3.现在的注册登记、监管审批、税费、融资等体制,是鼓励和保护大企业的一种制度安排,小企业在这些方面受到歧视,创业、投资和经营都非常艰难,后果是服务业供给不足,轻工业生产品供给不足。4.家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市场形成蛛网式反应,价格剧烈波动。如2011年7月份猪肉价格上涨56.7%,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46个百分点。而当因通货膨胀严重,极力压缩投资,包括与全球经济下行叠加时,由于大工业形成的供给过多,供给的出口受阻,供给被迫转向国内市场,而国内由于服务业发展不足,小企业很难生存,就业率相对降低,GDP中劳动所得相对减少,工资形成的收入购买力无法平衡突然增加的大工业供给和出口转内销供给,就会形成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经济很快又步入萧条。中国经济在1997年年底和2008年年底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第四,济发展中的垄断体制,在中国已经成为推高物价水平的很重要的常态性机制。一是国有垄断工商企业推高价格水平。如石油企业,国际油价走高时,迅速提高价格,而当走低时,则迟迟不降低价格;电信网络提供的是世界上价格最昂贵的服务,而且各种收费陷阱很多;城市出租汽车公司,一方面,向司机收取日益增加的高额份钱,另一方面,在油价上升时,则迫使政府提高出租运营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等等。垄断企业利用政府提供的廉价资源,向消费者提供越来越昂贵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国有金融垄断方式也成为推动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银行体系高度集中垄断,从储户手中以较低的利息水平获得资金,再以较高的利差利息投放给国有企业,虽然从储户手中拿来了低利息的资金,但是并没有低利差贷给国有企业,发挥拉低物价的作用;而存贷利差形成的巨额利润,在金融体系中分配,高工资水平形成对市场的购买力冲击;由于几乎不向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高度集中的银行体系一旦收缩银根,就会造成社会资金的全面紧张,使小型和微型企业民间借贷融资利息率从平常的年40%左右,上升到60%,甚至100%,财务费用进入生产成本,推高整个供给的价格水平。三是政府土地出让、经营性交通收费等行政和特许垄断,不断推高地价房价和运输价格水平。实行土地计划行政性分配,政府一家行政性出让土地,通过招拍挂,多家竞争,价高者得,七十年租金一次收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成为强劲推动地价,进而推动房价越来越高的内在机制。实行国有和政府垄断,在现代国家中,往往是为了社会利益,为了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在我国却没有很好的发挥其作用。
作者简介:
盛明(1980-),女,大学本科,九江职业大学助教,研究方向:金融学。
李红波(1979-),男,大学本科,九江职业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