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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党培养的”
他是茅台的灵魂人物，也是中国酒业的精神标杆
“在茅台50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虚度年华，
我很认真地对待国家和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
季克良 世界级酿酒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贵州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
季克良先生是站在荣耀光环中央的人——他是茅台的灵魂人物，也是中国酒业的精神标杆。
从满头青丝到一头银发，季克良先生身上折射了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中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
2021年夏，季老在武汉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季老说：“我和武汉很有缘。”一句话打消了年轻人的紧张。我们面前的这位传奇人物，儒雅、睿智、重情，回忆起几十年前的事情，相关人名、数据与时间，季老都能脱口而出，丝毫不差。遇到关键的地方，季老还会亲自在采访本上写下，叮嘱：“怕你听不清楚，这个名字不要写错了。”
季老不仅是站在光环中央的人，更是自带灿烂光芒的人。
人生新起点
时间回到1964年。贵州的“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久为人知，但辗转颠簸7天，季克良与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同学徐英一起来到茅台镇时，眼前的荒凉仍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正如美酒的前身是汗水、是泥土、是不起眼的稼实，每样耀眼光鲜的事物都并非天生如此。彼时的茅台虽已有国酒美誉，但厂里实际条件却极为艰苦，甚至堪称恶劣。
在茅台镇住下的第一天，他们便遭遇了小偷。惊魂未定的徐英说：回去。
季克良劝住了她。他们来到茅台是有原因的——1963年的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因为种种原因，上届的状元茅台只评了第五名。非常关心茅台生产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加强茅台的技术力量，于是季克良与徐英成为茅台的第一批酿造专业大学生。
几天以后，是季克良在茅台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会餐时，时任厂长刘同清端了酒杯过来，对季克良和徐英说：“喝一杯！欢迎你们二位年轻人！”
一杯酒、一句话，就点燃了季克良和徐英年轻火热的心。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确实需要醇厚的酒浆来使心灵激荡、慷慨豪迈。
这个晚上，不会喝酒的季克良喝了许多酒，是扶着墙摸回去的。
季克良到来的时候几乎是茅台的最低谷。当时茅台酒年产能200多吨，年亏损80多万元，一共有300多名员工。领导最发愁的是如何外调人员;质量波动、效益下滑、生产设施大量闲置。茅台酒厂从1962年开始亏损，亏损一直延续到1977年。
季老回忆当时的环境：“书记柴希修同志是住在用茅台酒瓶砌的墙、油毛毡盖顶的砖木结构房屋，面积也很小，一家五口约有30平米。刘同清厂长住的是粮库，用火飘板隔成几间住的。窦厂长是住在三车间制曲发酵室里，王绍彬厂长、罗庆忠厂长是和工人住在一起。有的工人为了节约，甚至在家里床底下还养猪。”
“那时候，窖期里还要下乡多背粮食，还要踩曲子，还要去包装。生产时间里曲子自己拉，红粮自己背，工用具自己领，维修自己干，酒自己交，窖泥自己挖、自己运，火自己发，毛草自己拔，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动手！酒运出去靠人工背，领导出去开会是坐马车到遵义，后来有了汽车，但没有公共汽车。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才有了公共汽车，但也三天才有一趟到遵义。从茅台到遵义需要在长岗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到遵义。夏天住一晚须对付空中的蚊子、床上的臭虫。冬天是煤气熏天，饥寒交迫。”
这就是季克良人生的新起点。
十年磨一剑
刚到厂里不久，季克良很快就对照出来，茅台不仅与他在无锡轻工业学院学到的很多其他白酒的酿造工艺完全不同，并且当时课本上对茅台工艺的描述不仅非常简单，还有很多错误，为此他还专门给当时的一位教授、副院长写了一封信。副校长回信了，直率地承认了他们对茅台的酿造技艺也知之甚少，并在1973年亲自来茅台实地认识。
感受到茅台酒酿造技艺的博大精深后，季克良心怀敬畏，对徐英说：“十年后我们才有发言权。”
季老说，如何理论联系实际、揭示茅台酒传统工艺的奥秘，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1965年，在总结当时老厂长李兴发和一些工人师傅经验的基础上，季克良撰写并发表论文《我们是如何勾酒的》。在泸州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名白酒技术协作会上，这篇论文引起了参会代表的重视。这是茅台第一次向世人公开阐明茅台酒体的酱香、醇甜、窖底三种香型，并回答了茅台是怎样勾兑的问题。可以说，这是酒业首次引入了香型概念，引发了中国酒界的一场技术革命。
1974年，季克良细心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写下了一篇长达六千字的《提高茅台酒质量的点滴经验》。此时正好是季克良进入茅台酒厂的第十年。他这个在酒厂俗称“九条经验”的标准，很快被茅台上下所接受，并且受到了高度评价。“九条经验”的原稿有14页半，外加一张图表。在那个特殊时期，许多学术权威都被打倒，季克良居然拿出这样一份工艺技术方面的论文，这本身就充满了胆略和勇气。
“九条经验”的提出，在茅台成了一件大事。老酒师们很是高兴，季克良用科学理论，把茅台酒的工艺阐释得正宗不离谱，又抽象出科学的方法，这是他们和他们之前的若干代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老酒师郑义兴后来说：“你的九条有革新，说到点子上了。我们那时文化水平低，看不到那么深。”
这种经验的得来是在窖边摸爬滚打而来的。这一期间，季克良经历了茅台酒生产的全过程：跟班组劳动、拉车、上甑、用手扬酒糟、制曲、蹲点，累得双手无法伸直，好几次晕在车间，直到把茅台酒的每一个细节工艺都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几十年后，他回忆：
我算過一笔账，一个班，每天要人工取糟子18000斤，人工背糟子18000斤，切糟子18000斤，上甑18000斤，下甑18000斤，从甑旁甩糟子到凉堂18000斤，翻楦打糟至少三次，54000斤，翻曲至少两次，36000斤，人工上堆18000斤，平均每天下窖18000斤，运各种辅料、抬酒等2000斤，造沙时还要增加翻粮7000斤，人均每天要扛搬运2000斤以上啊！尤其是夏天，下一甑2000多斤（在摄氏100度的环境下），在15到20分钟内完成，完了还要甩出几米甚至10多米远，要消耗多少体力。 1975年，季克良被任命为茅台酒厂生产科副科长。1981年，季克良担任茅台酒厂工程师，同时被任命为技术副厂长。1983年，贵州省轻纺工业厅发出文件，任命季克良为茅台酒厂厂长。在主管茅台酒的生产技术期间，季克良不断总结和继承茅台酒传统工艺，提出了《提高酱香酒质量的十条措施》，总结出了被世人广泛认知的茅台酒酿造工艺十大特点，科学完善了茅台酒的酿造规程，極大地稳定提高了茅台酒的生产质量，为茅台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他提出：茅台酒与其他白酒的生产工艺完全不同，是茅台人智慧的结晶，否定了茅合酒系“外来”一说。
季克良参与和组织了原轻工部下达的大容器贮酒（酱香型）项目研究，通过了国家鉴定;起草制定的“茅台酒企业标准”，获贵州省优秀标准二等奖，在此基础上，2001年制定了国家标准，这从根本上保证了茅台酒质量的稳定提高。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季克良提出了影响二轮次茅台酒生产的二十多种因素及五十多条改进措施，彻底解决了二轮次酒“掉排”问题（仅此一项，按21世纪初期茅台年产量计算，年增加销售收入便接近20亿元）。1994年，针对自1962年以来一次酒酸度高的情况，季克良总结了提高一次酒质量的十一条经验，使茅台酒质量明显提高……
在破译“茅台密码”的过程中，季克良的满头青丝变成了银发，厂里人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头子”，在仁怀方言中，这称呼既包含了对父亲般的亲昵，也透出对莫大的尊重。工人们敬畏和爱戴他，因为他“什么都会”“什么都瞒不住他”。
语惊四座的结论
“离开了茅台镇，就不能生产贵州茅台酒。”
这是季克良的结论。这是季克良回答国家高级领导人和记者的问题时说出的结论。时间是1990年的元月份。地点是中国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90年元月2日，全国第七届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许多老干部、老将军参加了赛事。季克良时任茅台酒厂总工程师，作为特邀厂家的代表，前往观摩。其间，万里委员长亲切接见了季克良，对茅台酒厂所取得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一些老同志和记者向季克良提出了茅台酒厂地处偏僻，产量太少了。能不能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多建些厂子，多生产些茅台酒，以满足社会和人们的需要。
在人民大会堂，面对这样极有影响的各方人士，季克良迟疑了一瞬间，终于说出了在他心里盘旋了很长时间而又不愿随便说出的科学结论：“离开了茅台镇，就不能生产贵州茅台酒。”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
其实从1975年开始，茅台酒就进行了易地生产试验，一直到1985年，试验经过10年9个周期63个轮次。试验产品的酒质相当不错，但与茅台酒相比，质量还是有差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季克良经过若干个春秋的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这个秘密：在茅台酒的酿造自然环境系统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微生物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是地理与历史两方面条件综合叠加、天机巧合的结果。
茅台镇地处海拔400余米的低热河谷地带，气候冬暖夏热雨量少，加之两岸高山耸峙，地理特殊，极其适宜微生物的生长和繁衍。与此同时，这里的酿酒活动又恰恰千百年经久不息，更使微生物的活动愈发活跃，种类相对稳定，后来在茅台镇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微生物群。
此外，茅台地区的土壤、水质、原料等条件，亦是其他地区的白酒生产所难以具备的。
这个结论为茅台酒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要提升茅台酒产量，只有在茅台镇完成。
临危受命，领航出海
历史雄辩地证明，季克良带领茅台人每跨出的关键性一步，都使茅台酒发展步入一个新里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期，茅台酒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情形，酒厂领导班子提出的“一品为主，多品开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一厂多制，全面发展”战略，打破了茅台酒厂长期以来产品单一，体制单一的格局。茅台酒厂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明星企业。季克良主持和组织了43%（V/V）贵州茅台酒试制成功并投放海外市场。因为成绩突出，他先后成为贵州省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识分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在评酒方面，他再度考上全国评酒委员，并被聘为国际评酒委员，成为大师级的酿造专家和品评专家，为茅台厂争了光，为贵州高原争了光，为祖国争了光。
1993年元月，季克良被选为政协贵州省委常委。
1994年7月8日，季克良捧回中国企业管理优秀奖“金马奖”。贵州茅台酒厂成为贵州省第一家荣获“金马奖”的企业。不仅如此，茅台酒厂当时还是全国白酒行业中唯一的“金马奖”获得者。
1994年末，茅台又迎来一件令人激动的大事。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财政部、国家劳动部、国家人事部等六大权威机关名义联合发出《国经贸企1994（743号）》文件，公布1993年度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名单。贵州茅台酒厂荣登榜首，成为1993年度全国特大型工业企业。
1997年1月，贵州茅台酒厂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58岁的季克良被任命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确定了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促效益的经营指导思想。
1998年前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山西朔州毒酒案爆发等因素影响，整个中国酒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曾经车水马龙的茅台酒厂门可罗雀，没有人来了。年届花甲的季克良被任命为公司党委书记，成为茅台历史上唯一一个集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工程师等职务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各种压力集于他一身。上半年，全国糖酒公司经营酒类业务的大多亏损，国家认可的17家名酒厂，多数销量减少效益下降。1998年时间过半，茅台公司的全年销售任务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季克良意识到，救茅台只有一条路，就是改变观念和运营方式。他带领整个领导班子迅速作出了反应。一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茅台迅速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当年，为了感谢经销商对茅台的支持，茅台酒厂在第二年初召开了第一次大型经销商表彰大会，此次大会正是茅台全国经销商大会的雏形。 季老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上台发言时，心情非常激动，眼睛里都有眼泪，甚至声音也有些嘶哑颤抖：“我一直觉得，当一个人、一个企业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人伸手拉你一把，这人就是你的恩人。面对恩人，你只有不停地感谢，再感谢。”
1999年底，茅台酒实现了销售收入10亿元，同比增长13%，创下当时茅台历史最好的销售业绩。这成为日后茅台崛起的序曲。
2001年貴州茅台上市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上市之初，没有人能想到日后这只股票的市值会成为A股第一。自2001年上市至2020年，贵州茅台股价上涨超200倍。
之后，扩产之路越发顺畅。2003年，茅台实现万吨产量，营收过百亿。2008年茅台酒产量达到2万吨，2011年产量破3万吨。
2011年，季克良卸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时，茅台在职员工总数超过万人，利润、上缴税金、股票价格、市值等均为全行业第一。
谈及外界对他的褒扬，季克良却一再强调：“这是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是几代领导人的努力结果。我当然也很努力，但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几万人的事情都我一个人来做。”
如今，茅台已迈入千亿集团，向世界宣告中国酒企的高光时刻。
茅台过万吨，“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季老在茅台工作超过半个世纪，这漫长的时光中，他最刻骨铭心的事是2003年茅台年产量过万吨。其精神溯源在于：从建国初期走过来的那代人有着浓厚的爱国情怀与历史使命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据季老回忆：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遇到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周林，当毛主席得知贵州茅台酒是用红军四渡赤水的赤水河水酿造时，高兴地说：“茅台酒何不搞它一万吨！当然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茅台酒何不搞它一万吨！”地区副专员骑马把这个指示传达到了茅台酒厂。
但因为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万吨计划刚刚起航就搁浅了。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茅台是那个年代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加快茅台酒厂发展成为各方共识。会议召开期间，李先念副总理找来贵州省委领导谈话，又讲到了茅台酒产量要尽快搞上去的问题。会后政治局连续两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分管工交工作的余秋里副总理又两次提到要发展茅台酒生产，实现万吨茅台酒发展规划的问题。
四届人大会议一结束，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鲁瑞林回省后立即向省领导班子传达了会议精神，同时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
1975年2月16日，大年初六，鲁瑞林率领省、地、县的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20人左右到茅台酒厂开现场办公会，同三级领导及茅台酒厂的领导、工人、技术人员共商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历时一周，当年36岁的季克良同刘同清厂长、张善乐副书记及基建科蔡永贵科长自始至终参加了办公会。
季老回忆当时听到万吨计划时的心情，“作为当时的一名员工、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一个外省人，听了这个宏伟目标，一是兴奋，二是震惊。要向万吨进发，而且在六七年内要搞成，谈何容易！但震惊之余，对建设万吨工程也抱以无比的热情，内心总希望它早日成为现实”。
可惜的是，1975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万吨计划再次搁浅。
再一次提出冲刺万吨已是2001年。其时，参加过1975年现场办公会的茅台人只有季克良一人。在向万吨冲刺时，既有支持也有反对。有人劝季克良，应该急流勇退了，还搞急流勇上干什么？有的甚至说“万吨上马之时就是死亡之日”。季老也回忆“压力之大，不可言表”。“但我们认真分析了白酒的现状、发展趋势、茅台酒市场占有份额及其潜在的发展潜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冲刺万吨的征程。”
第一次听说万吨计划时，季克良36岁，他带领茅台人完成这个宏伟计划时，64岁。当大家欢呼雀跃时，举杯相庆时，他悄悄转过脸去，偷偷抹掉喜悦的泪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茅台终于实现了毛主席、周总理万吨茅台酒的遗愿！”
忠孝难两全
颇具戏剧色彩的是，季克良工作的前二十年，他一直打报告要求调回江苏老家，侍奉父母颐养天年。
季克良本姓顾，幼时家里苦，他被过继到姑姑家。亲生父亲顾锡爵会酿酒，季老回忆，父亲做的甜酒酿很甜。虽然生活艰辛，但季克良同时得到了四位父母的爱。父母们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养父一字不识，靠核对字数来检查他有没有认真背书。季克良升初中时，两位父亲在一起商量，只要孩子考得上，卖掉田产也要供他读书。
1967年，养母病故，季克良忙从茅台镇往回赶，五天五夜才到家，养母却已盖棺。回到茅台后他递交了第一份申请，希望调回江苏。前前后后申请书一共写了20年。直到家中最后一位老人养父1988年谢世，季克良也没能离开茅台回到故里。
生父离世的1983年，正值厂里重阳投料，已任茅台厂长的季克良心理斗争很激烈，“后来决定，家里的事情比国家的事情小，生产不能因我受影响”。爱人也理解支持他的决定，而组织上甚至不知道此事。他隐藏悲伤，全力投入生产任务。
跟记者忆及往事，季老的泪水都出来了：“我的父母亲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很大，他们承受的艰难，现在我年纪大了才感受到。我真的感到非常对不起他们，没尽到孝。”还记得，在临来茅台之前，70多岁的父亲非常高兴。顾家敲锣打鼓，送他远行。徐英的家里人也很支持，让他们踏上征途。越念及此，越感难受，他黯然道：“忠孝不能两全。这是很大的遗憾，但我的选择没有错。”
忠孝难两全，是因为感情的天平上确确实实摆着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季老总说：“我是党培养的。”从1964年到茅台镇开始，季克良每年向党组织递交两份入党申请。作为一个出身贫农的农民的儿子，季克良从读初中开始，就享受了最高助学金，一直到大学五年本科毕业。因此，对党的培养，对政府的关爱，他是发自内心感受到的。特别是作为一个生长在旧中国过来的孩子，他目睹了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由衷地热爱党，热爱伟大的祖国，并希望能把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社会，服务于大众。 采访中，季老始终忘不了过往岁月中，每一件关心他们的人和事。他回忆起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工资寄回了乡下老家，买的饭票又被小偷偷走了，是工人们你一点我一点大家掏都不宽松的腰包帮他渡过难关。
他说70年代末，厂领导邹开良到江苏开会，辗转南通乡下到处问，问到家中探望他的父亲，还提出接他到茅台父子团聚。
他说1985年，省轻工厅厅长邱栋臣先派人前去看望，后又亲自前往探望他的父亲。那时交通不便，道路弯弯的乡下。坐车不能直达，下车后得走好几里路才能到达。而且，他们都是在季克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去关心他的家人。
还有原贵州省的老领导，每次看到他都会亲切地呼唤他“小季”，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辛苦了，委屈你了。”
正是这份难以忘怀的深厚的关心和爱护，留住了季克良夫妇。
沿海城市曾有民企以远超茅台的优厚待遇向他招手，季克良不为所动：“我很爱茅台酒，这儿培养了我，我有很多事可以做。若我离开，人格上受不了。”
他坦言：“无论你在哪个行业，无论你是国家公务员，还是工商业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社会领袖者，或多或少总是会遇到个人利益和国家人民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这时你就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茅台50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虚度年华，我很认真地对待国家和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
季克良的质量观：为国家酿好这杯酒
季克良是在到茅台镇途中，在遵义的一个小饭馆喝下人生中第一杯茅台的。前往茅台镇的班车三天一班，因此，季克良和徐英在遵义耽搁了两天。第二天吃午饭时，季克良发现饭馆有零卖的茅台酒，一问，竟然贵到三毛六分钱一杯，他咬牙买了一杯，要知道，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那天，平时根本不喝酒的季克良，小心翼翼地捧着那杯茅台酒细细品尝，当时的心境至今难以忘怀。“不辣，香味比较浓，吞进去之后，像一条线一样的热流下肚。好喝。”
“我想，这大概就是普通人消费茅台酒时的心态吧。”季克良坦言，“直至后来在茅台酒厂一干就是五十几年，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告诫同事：要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和信任，要做真正的好酒，就要把自己当作消费者对待，酿造每一滴美酒。”
从主管酒厂生产时，季克良就带领干部职工狠抓产品质量。从这杯酒开始，之后的几十年里，季克良喝掉了数吨酒，只要他在茅台镇，每天早上的品酒会，他一次不落。为了保持敏锐的嗅觉和味觉，他几十年不酗酒、不抽烟、不熬夜、不吃辛辣食物。
在白酒行业，人人都说季老拥有全世界最贵的鼻子！他只要用鼻子一闻，便可区分几百种不同年份、不同轮次、不同酒精浓度、不同典型体、不同酒龄的茅台酒。“他的鼻子就像爪子一样，可以覆盖在酒杯上”，这个比喻，颇为贴切。
1992年12月31日，季克良批准发布了茅台酒厂的《质量手册》。这本16开本、多达135页、共25章的《质量手册》，是由季克良主审、批准的。《质量手册》提出的每一项目标，都有极严格的要求。
未发布《质量手册》之前，季克良对茅台酒的质量问题，亦是几十年一贯地注重。一谈起质量便格外严肃认真，充满神圣。
“每年度的下造沙时节，季总都是全厂最忙最严格的人。他抓质量是从茅台酒生产过程的第一个环节抓起。”茅台人说，“他对生产的那种神情与向往，一般人难以想象。”
在茅台酒厂，质量是前提，是生命。
在季克良的心灵深处，第一位的是质量。当质量和产量发生矛盾时，他要求服从质量;当质量和速度发生矛盾时，他强调服从质量;当质量和成本发生矛盾时，他指示服从质量;当质量与效益发生矛盾时，他坚持服从质量。这就是四个服务论理念。
“1999年前后当时国家提出来企业要以效益为中心，我担心如果单纯提倡效益可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季克良当机立断“不跟潮流”：“我们还是以质量为中心，把质量工作放在第一位。”但因此季克良也受到批评，但一直脾气甚好的老爷子却十分强硬，只留下一句“接受批评，但坚决不能改，下次不这么公开讲”。
时至今日，仍活跃在白酒领域的季老在各种场合强调的还是品质、敬畏。在2021贵州白酒企业发展圆桌会议上，季克良表示，品质是产品的生命、是品牌的生命、是企业的生命。对于贵州白酒产业发展，季克良表示，无论酱酒多热，都要紧盯原料、生产、市场等每个环节，对生产销售全过程进行最严格的质量管控，这是做大做强白酒行业的关键所在，更是打造世界级酱酒产业基地核心区的根本。
季克良强调，工匠精神是贵州建设世界级酱香型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的支撑，弘扬工匠精神，需要保持四个敬畏之心：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对自然环境有敬畏之心、对传统工艺有敬畏之心、对消费者有敬畏之心。
季克良谈工匠精神与传承
季老获得的荣誉很多：全国评酒委员、中国白酒协会常务理事、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五、十六大、十八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十大功勋企业家……社会也给了他很多尊敬的称呼——巨匠、酒神、酒仙、酒魂、茅台教父等等。被問及最喜欢哪个称呼，季老说他“最喜欢的称呼是工匠，还有非遗传承人”。“工匠就是手艺匠人，手工操作的工人，精益求精;茅台酒酿造技术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品牌，它需要传承、发扬光大。”
在季老看来，正是工匠精神、技术传承，让茅台从作坊式工厂，成长为世界知名的民族品牌。“但不是当成名利、荣誉，而应该是一种担当、责任。”
说到茅台传承问题，季老说有几点非常重要。一是要把茅台酒的传统工艺传承下来，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第二，应该发扬艰苦奋斗、精工细作、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特别是艰苦奋斗，为了保证茅台酒的质量，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该把工业条件更加优化就要优化;第三，要学科学用科学，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有先进的科学方法、管理手段，以及科学研究的这些新的技术要用好。
季老说：“我希望茅台酒厂的传承人超过我，把茅台这个民族品牌搞得更好。”
“啤酒说自己是液体面包，红酒说自己是液体蛋糕，威士忌说自己是生命之水，茅台同样能喝出健康。我们的历史、品质、品牌绝不比洋酒逊色，甚至还要胜过它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向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介绍我们自己的好酒，把中国绵延千年的白酒文化传承下去。”
50多年的酒中岁月，季克良从满头乌丝到皓首白发，从技术青工到白酒大师，无论做普通工人还是当大厂领导，他都心存敬畏、兢兢业业，永远在品质第一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唯其如此，茅台酒才能口碑常新，品牌不倒。
季克良这一生是带着使命而来的，他为传承弘扬茅台酒工艺而生，为发展提升茅台酒产量竭尽所能，他将自身锻造成茅台酒制作工艺传承链条中一道闪光环节，并将这光亮节节递进。以他为代表的大国工匠的存在，让传统文化和民族工业充满希望。
1939年4月24日，是季克良出生的日子。中国共产党首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茅台酒的广告。许多年后，一位友人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事，将报纸赠予季克良。
季克良看着广告半晌无语，慨叹一声，笑着说道：“看来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他是茅台的灵魂人物，也是中国酒业的精神标杆
“在茅台50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虚度年华，
我很认真地对待国家和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
季克良 世界级酿酒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贵州茅台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
季克良先生是站在荣耀光环中央的人——他是茅台的灵魂人物，也是中国酒业的精神标杆。
从满头青丝到一头银发，季克良先生身上折射了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中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
2021年夏，季老在武汉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季老说：“我和武汉很有缘。”一句话打消了年轻人的紧张。我们面前的这位传奇人物，儒雅、睿智、重情，回忆起几十年前的事情，相关人名、数据与时间，季老都能脱口而出，丝毫不差。遇到关键的地方，季老还会亲自在采访本上写下，叮嘱：“怕你听不清楚，这个名字不要写错了。”
季老不仅是站在光环中央的人，更是自带灿烂光芒的人。
人生新起点
时间回到1964年。贵州的“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久为人知，但辗转颠簸7天，季克良与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同学徐英一起来到茅台镇时，眼前的荒凉仍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正如美酒的前身是汗水、是泥土、是不起眼的稼实，每样耀眼光鲜的事物都并非天生如此。彼时的茅台虽已有国酒美誉，但厂里实际条件却极为艰苦，甚至堪称恶劣。
在茅台镇住下的第一天，他们便遭遇了小偷。惊魂未定的徐英说：回去。
季克良劝住了她。他们来到茅台是有原因的——1963年的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因为种种原因，上届的状元茅台只评了第五名。非常关心茅台生产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加强茅台的技术力量，于是季克良与徐英成为茅台的第一批酿造专业大学生。
几天以后，是季克良在茅台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会餐时，时任厂长刘同清端了酒杯过来，对季克良和徐英说：“喝一杯！欢迎你们二位年轻人！”
一杯酒、一句话，就点燃了季克良和徐英年轻火热的心。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确实需要醇厚的酒浆来使心灵激荡、慷慨豪迈。
这个晚上，不会喝酒的季克良喝了许多酒，是扶着墙摸回去的。
季克良到来的时候几乎是茅台的最低谷。当时茅台酒年产能200多吨，年亏损80多万元，一共有300多名员工。领导最发愁的是如何外调人员;质量波动、效益下滑、生产设施大量闲置。茅台酒厂从1962年开始亏损，亏损一直延续到1977年。
季老回忆当时的环境：“书记柴希修同志是住在用茅台酒瓶砌的墙、油毛毡盖顶的砖木结构房屋，面积也很小，一家五口约有30平米。刘同清厂长住的是粮库，用火飘板隔成几间住的。窦厂长是住在三车间制曲发酵室里，王绍彬厂长、罗庆忠厂长是和工人住在一起。有的工人为了节约，甚至在家里床底下还养猪。”
“那时候，窖期里还要下乡多背粮食，还要踩曲子，还要去包装。生产时间里曲子自己拉，红粮自己背，工用具自己领，维修自己干，酒自己交，窖泥自己挖、自己运，火自己发，毛草自己拔，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动手！酒运出去靠人工背，领导出去开会是坐马车到遵义，后来有了汽车，但没有公共汽车。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才有了公共汽车，但也三天才有一趟到遵义。从茅台到遵义需要在长岗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到遵义。夏天住一晚须对付空中的蚊子、床上的臭虫。冬天是煤气熏天，饥寒交迫。”
这就是季克良人生的新起点。
十年磨一剑
刚到厂里不久，季克良很快就对照出来，茅台不仅与他在无锡轻工业学院学到的很多其他白酒的酿造工艺完全不同，并且当时课本上对茅台工艺的描述不仅非常简单，还有很多错误，为此他还专门给当时的一位教授、副院长写了一封信。副校长回信了，直率地承认了他们对茅台的酿造技艺也知之甚少，并在1973年亲自来茅台实地认识。
感受到茅台酒酿造技艺的博大精深后，季克良心怀敬畏，对徐英说：“十年后我们才有发言权。”
季老说，如何理论联系实际、揭示茅台酒传统工艺的奥秘，成了我毕生的追求。
1965年，在总结当时老厂长李兴发和一些工人师傅经验的基础上，季克良撰写并发表论文《我们是如何勾酒的》。在泸州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名白酒技术协作会上，这篇论文引起了参会代表的重视。这是茅台第一次向世人公开阐明茅台酒体的酱香、醇甜、窖底三种香型，并回答了茅台是怎样勾兑的问题。可以说，这是酒业首次引入了香型概念，引发了中国酒界的一场技术革命。
1974年，季克良细心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写下了一篇长达六千字的《提高茅台酒质量的点滴经验》。此时正好是季克良进入茅台酒厂的第十年。他这个在酒厂俗称“九条经验”的标准，很快被茅台上下所接受，并且受到了高度评价。“九条经验”的原稿有14页半，外加一张图表。在那个特殊时期，许多学术权威都被打倒，季克良居然拿出这样一份工艺技术方面的论文，这本身就充满了胆略和勇气。
“九条经验”的提出，在茅台成了一件大事。老酒师们很是高兴，季克良用科学理论，把茅台酒的工艺阐释得正宗不离谱，又抽象出科学的方法，这是他们和他们之前的若干代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老酒师郑义兴后来说：“你的九条有革新，说到点子上了。我们那时文化水平低，看不到那么深。”
这种经验的得来是在窖边摸爬滚打而来的。这一期间，季克良经历了茅台酒生产的全过程：跟班组劳动、拉车、上甑、用手扬酒糟、制曲、蹲点，累得双手无法伸直，好几次晕在车间，直到把茅台酒的每一个细节工艺都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几十年后，他回忆：
我算過一笔账，一个班，每天要人工取糟子18000斤，人工背糟子18000斤，切糟子18000斤，上甑18000斤，下甑18000斤，从甑旁甩糟子到凉堂18000斤，翻楦打糟至少三次，54000斤，翻曲至少两次，36000斤，人工上堆18000斤，平均每天下窖18000斤，运各种辅料、抬酒等2000斤，造沙时还要增加翻粮7000斤，人均每天要扛搬运2000斤以上啊！尤其是夏天，下一甑2000多斤（在摄氏100度的环境下），在15到20分钟内完成，完了还要甩出几米甚至10多米远，要消耗多少体力。 1975年，季克良被任命为茅台酒厂生产科副科长。1981年，季克良担任茅台酒厂工程师，同时被任命为技术副厂长。1983年，贵州省轻纺工业厅发出文件，任命季克良为茅台酒厂厂长。在主管茅台酒的生产技术期间，季克良不断总结和继承茅台酒传统工艺，提出了《提高酱香酒质量的十条措施》，总结出了被世人广泛认知的茅台酒酿造工艺十大特点，科学完善了茅台酒的酿造规程，極大地稳定提高了茅台酒的生产质量，为茅台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他提出：茅台酒与其他白酒的生产工艺完全不同，是茅台人智慧的结晶，否定了茅合酒系“外来”一说。
季克良参与和组织了原轻工部下达的大容器贮酒（酱香型）项目研究，通过了国家鉴定;起草制定的“茅台酒企业标准”，获贵州省优秀标准二等奖，在此基础上，2001年制定了国家标准，这从根本上保证了茅台酒质量的稳定提高。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季克良提出了影响二轮次茅台酒生产的二十多种因素及五十多条改进措施，彻底解决了二轮次酒“掉排”问题（仅此一项，按21世纪初期茅台年产量计算，年增加销售收入便接近20亿元）。1994年，针对自1962年以来一次酒酸度高的情况，季克良总结了提高一次酒质量的十一条经验，使茅台酒质量明显提高……
在破译“茅台密码”的过程中，季克良的满头青丝变成了银发，厂里人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头子”，在仁怀方言中，这称呼既包含了对父亲般的亲昵，也透出对莫大的尊重。工人们敬畏和爱戴他，因为他“什么都会”“什么都瞒不住他”。
语惊四座的结论
“离开了茅台镇，就不能生产贵州茅台酒。”
这是季克良的结论。这是季克良回答国家高级领导人和记者的问题时说出的结论。时间是1990年的元月份。地点是中国首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90年元月2日，全国第七届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许多老干部、老将军参加了赛事。季克良时任茅台酒厂总工程师，作为特邀厂家的代表，前往观摩。其间，万里委员长亲切接见了季克良，对茅台酒厂所取得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鼓励。一些老同志和记者向季克良提出了茅台酒厂地处偏僻，产量太少了。能不能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多建些厂子，多生产些茅台酒，以满足社会和人们的需要。
在人民大会堂，面对这样极有影响的各方人士，季克良迟疑了一瞬间，终于说出了在他心里盘旋了很长时间而又不愿随便说出的科学结论：“离开了茅台镇，就不能生产贵州茅台酒。”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
其实从1975年开始，茅台酒就进行了易地生产试验，一直到1985年，试验经过10年9个周期63个轮次。试验产品的酒质相当不错，但与茅台酒相比，质量还是有差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季克良经过若干个春秋的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这个秘密：在茅台酒的酿造自然环境系统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微生物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是地理与历史两方面条件综合叠加、天机巧合的结果。
茅台镇地处海拔400余米的低热河谷地带，气候冬暖夏热雨量少，加之两岸高山耸峙，地理特殊，极其适宜微生物的生长和繁衍。与此同时，这里的酿酒活动又恰恰千百年经久不息，更使微生物的活动愈发活跃，种类相对稳定，后来在茅台镇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微生物群。
此外，茅台地区的土壤、水质、原料等条件，亦是其他地区的白酒生产所难以具备的。
这个结论为茅台酒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要提升茅台酒产量，只有在茅台镇完成。
临危受命，领航出海
历史雄辩地证明，季克良带领茅台人每跨出的关键性一步，都使茅台酒发展步入一个新里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期，茅台酒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情形，酒厂领导班子提出的“一品为主，多品开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一厂多制，全面发展”战略，打破了茅台酒厂长期以来产品单一，体制单一的格局。茅台酒厂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明星企业。季克良主持和组织了43%（V/V）贵州茅台酒试制成功并投放海外市场。因为成绩突出，他先后成为贵州省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识分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在评酒方面，他再度考上全国评酒委员，并被聘为国际评酒委员，成为大师级的酿造专家和品评专家，为茅台厂争了光，为贵州高原争了光，为祖国争了光。
1993年元月，季克良被选为政协贵州省委常委。
1994年7月8日，季克良捧回中国企业管理优秀奖“金马奖”。贵州茅台酒厂成为贵州省第一家荣获“金马奖”的企业。不仅如此，茅台酒厂当时还是全国白酒行业中唯一的“金马奖”获得者。
1994年末，茅台又迎来一件令人激动的大事。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国家财政部、国家劳动部、国家人事部等六大权威机关名义联合发出《国经贸企1994（743号）》文件，公布1993年度全国大型工业企业名单。贵州茅台酒厂荣登榜首，成为1993年度全国特大型工业企业。
1997年1月，贵州茅台酒厂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58岁的季克良被任命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确定了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促效益的经营指导思想。
1998年前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山西朔州毒酒案爆发等因素影响，整个中国酒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曾经车水马龙的茅台酒厂门可罗雀，没有人来了。年届花甲的季克良被任命为公司党委书记，成为茅台历史上唯一一个集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工程师等职务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各种压力集于他一身。上半年，全国糖酒公司经营酒类业务的大多亏损，国家认可的17家名酒厂，多数销量减少效益下降。1998年时间过半，茅台公司的全年销售任务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季克良意识到，救茅台只有一条路，就是改变观念和运营方式。他带领整个领导班子迅速作出了反应。一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茅台迅速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当年，为了感谢经销商对茅台的支持，茅台酒厂在第二年初召开了第一次大型经销商表彰大会，此次大会正是茅台全国经销商大会的雏形。 季老至今仍记得自己当时上台发言时，心情非常激动，眼睛里都有眼泪，甚至声音也有些嘶哑颤抖：“我一直觉得，当一个人、一个企业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人伸手拉你一把，这人就是你的恩人。面对恩人，你只有不停地感谢，再感谢。”
1999年底，茅台酒实现了销售收入10亿元，同比增长13%，创下当时茅台历史最好的销售业绩。这成为日后茅台崛起的序曲。
2001年貴州茅台上市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上市之初，没有人能想到日后这只股票的市值会成为A股第一。自2001年上市至2020年，贵州茅台股价上涨超200倍。
之后，扩产之路越发顺畅。2003年，茅台实现万吨产量，营收过百亿。2008年茅台酒产量达到2万吨，2011年产量破3万吨。
2011年，季克良卸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时，茅台在职员工总数超过万人，利润、上缴税金、股票价格、市值等均为全行业第一。
谈及外界对他的褒扬，季克良却一再强调：“这是全体员工努力的结果，是几代领导人的努力结果。我当然也很努力，但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几万人的事情都我一个人来做。”
如今，茅台已迈入千亿集团，向世界宣告中国酒企的高光时刻。
茅台过万吨，“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季老在茅台工作超过半个世纪，这漫长的时光中，他最刻骨铭心的事是2003年茅台年产量过万吨。其精神溯源在于：从建国初期走过来的那代人有着浓厚的爱国情怀与历史使命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据季老回忆：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了有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遇到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省长周林，当毛主席得知贵州茅台酒是用红军四渡赤水的赤水河水酿造时，高兴地说：“茅台酒何不搞它一万吨！当然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茅台酒何不搞它一万吨！”地区副专员骑马把这个指示传达到了茅台酒厂。
但因为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万吨计划刚刚起航就搁浅了。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茅台是那个年代重要的出口创汇产品，加快茅台酒厂发展成为各方共识。会议召开期间，李先念副总理找来贵州省委领导谈话，又讲到了茅台酒产量要尽快搞上去的问题。会后政治局连续两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分管工交工作的余秋里副总理又两次提到要发展茅台酒生产，实现万吨茅台酒发展规划的问题。
四届人大会议一结束，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鲁瑞林回省后立即向省领导班子传达了会议精神，同时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
1975年2月16日，大年初六，鲁瑞林率领省、地、县的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20人左右到茅台酒厂开现场办公会，同三级领导及茅台酒厂的领导、工人、技术人员共商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历时一周，当年36岁的季克良同刘同清厂长、张善乐副书记及基建科蔡永贵科长自始至终参加了办公会。
季老回忆当时听到万吨计划时的心情，“作为当时的一名员工、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一个外省人，听了这个宏伟目标，一是兴奋，二是震惊。要向万吨进发，而且在六七年内要搞成，谈何容易！但震惊之余，对建设万吨工程也抱以无比的热情，内心总希望它早日成为现实”。
可惜的是，1975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万吨计划再次搁浅。
再一次提出冲刺万吨已是2001年。其时，参加过1975年现场办公会的茅台人只有季克良一人。在向万吨冲刺时，既有支持也有反对。有人劝季克良，应该急流勇退了，还搞急流勇上干什么？有的甚至说“万吨上马之时就是死亡之日”。季老也回忆“压力之大，不可言表”。“但我们认真分析了白酒的现状、发展趋势、茅台酒市场占有份额及其潜在的发展潜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冲刺万吨的征程。”
第一次听说万吨计划时，季克良36岁，他带领茅台人完成这个宏伟计划时，64岁。当大家欢呼雀跃时，举杯相庆时，他悄悄转过脸去，偷偷抹掉喜悦的泪珠：“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茅台终于实现了毛主席、周总理万吨茅台酒的遗愿！”
忠孝难两全
颇具戏剧色彩的是，季克良工作的前二十年，他一直打报告要求调回江苏老家，侍奉父母颐养天年。
季克良本姓顾，幼时家里苦，他被过继到姑姑家。亲生父亲顾锡爵会酿酒，季老回忆，父亲做的甜酒酿很甜。虽然生活艰辛，但季克良同时得到了四位父母的爱。父母们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养父一字不识，靠核对字数来检查他有没有认真背书。季克良升初中时，两位父亲在一起商量，只要孩子考得上，卖掉田产也要供他读书。
1967年，养母病故，季克良忙从茅台镇往回赶，五天五夜才到家，养母却已盖棺。回到茅台后他递交了第一份申请，希望调回江苏。前前后后申请书一共写了20年。直到家中最后一位老人养父1988年谢世，季克良也没能离开茅台回到故里。
生父离世的1983年，正值厂里重阳投料，已任茅台厂长的季克良心理斗争很激烈，“后来决定，家里的事情比国家的事情小，生产不能因我受影响”。爱人也理解支持他的决定，而组织上甚至不知道此事。他隐藏悲伤，全力投入生产任务。
跟记者忆及往事，季老的泪水都出来了：“我的父母亲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很大，他们承受的艰难，现在我年纪大了才感受到。我真的感到非常对不起他们，没尽到孝。”还记得，在临来茅台之前，70多岁的父亲非常高兴。顾家敲锣打鼓，送他远行。徐英的家里人也很支持，让他们踏上征途。越念及此，越感难受，他黯然道：“忠孝不能两全。这是很大的遗憾，但我的选择没有错。”
忠孝难两全，是因为感情的天平上确确实实摆着沉甸甸的家国情怀。
季老总说：“我是党培养的。”从1964年到茅台镇开始，季克良每年向党组织递交两份入党申请。作为一个出身贫农的农民的儿子，季克良从读初中开始，就享受了最高助学金，一直到大学五年本科毕业。因此，对党的培养，对政府的关爱，他是发自内心感受到的。特别是作为一个生长在旧中国过来的孩子，他目睹了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由衷地热爱党，热爱伟大的祖国，并希望能把所学的知识贡献给社会，服务于大众。 采访中，季老始终忘不了过往岁月中，每一件关心他们的人和事。他回忆起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工资寄回了乡下老家，买的饭票又被小偷偷走了，是工人们你一点我一点大家掏都不宽松的腰包帮他渡过难关。
他说70年代末，厂领导邹开良到江苏开会，辗转南通乡下到处问，问到家中探望他的父亲，还提出接他到茅台父子团聚。
他说1985年，省轻工厅厅长邱栋臣先派人前去看望，后又亲自前往探望他的父亲。那时交通不便，道路弯弯的乡下。坐车不能直达，下车后得走好几里路才能到达。而且，他们都是在季克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去关心他的家人。
还有原贵州省的老领导，每次看到他都会亲切地呼唤他“小季”，会拍着他的肩膀说：“辛苦了，委屈你了。”
正是这份难以忘怀的深厚的关心和爱护，留住了季克良夫妇。
沿海城市曾有民企以远超茅台的优厚待遇向他招手，季克良不为所动：“我很爱茅台酒，这儿培养了我，我有很多事可以做。若我离开，人格上受不了。”
他坦言：“无论你在哪个行业，无论你是国家公务员，还是工商业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社会领袖者，或多或少总是会遇到个人利益和国家人民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这时你就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茅台50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虚度年华，我很认真地对待国家和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
季克良的质量观：为国家酿好这杯酒
季克良是在到茅台镇途中，在遵义的一个小饭馆喝下人生中第一杯茅台的。前往茅台镇的班车三天一班，因此，季克良和徐英在遵义耽搁了两天。第二天吃午饭时，季克良发现饭馆有零卖的茅台酒，一问，竟然贵到三毛六分钱一杯，他咬牙买了一杯，要知道，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那天，平时根本不喝酒的季克良，小心翼翼地捧着那杯茅台酒细细品尝，当时的心境至今难以忘怀。“不辣，香味比较浓，吞进去之后，像一条线一样的热流下肚。好喝。”
“我想，这大概就是普通人消费茅台酒时的心态吧。”季克良坦言，“直至后来在茅台酒厂一干就是五十几年，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告诫同事：要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和信任，要做真正的好酒，就要把自己当作消费者对待，酿造每一滴美酒。”
从主管酒厂生产时，季克良就带领干部职工狠抓产品质量。从这杯酒开始，之后的几十年里，季克良喝掉了数吨酒，只要他在茅台镇，每天早上的品酒会，他一次不落。为了保持敏锐的嗅觉和味觉，他几十年不酗酒、不抽烟、不熬夜、不吃辛辣食物。
在白酒行业，人人都说季老拥有全世界最贵的鼻子！他只要用鼻子一闻，便可区分几百种不同年份、不同轮次、不同酒精浓度、不同典型体、不同酒龄的茅台酒。“他的鼻子就像爪子一样，可以覆盖在酒杯上”，这个比喻，颇为贴切。
1992年12月31日，季克良批准发布了茅台酒厂的《质量手册》。这本16开本、多达135页、共25章的《质量手册》，是由季克良主审、批准的。《质量手册》提出的每一项目标，都有极严格的要求。
未发布《质量手册》之前，季克良对茅台酒的质量问题，亦是几十年一贯地注重。一谈起质量便格外严肃认真，充满神圣。
“每年度的下造沙时节，季总都是全厂最忙最严格的人。他抓质量是从茅台酒生产过程的第一个环节抓起。”茅台人说，“他对生产的那种神情与向往，一般人难以想象。”
在茅台酒厂，质量是前提，是生命。
在季克良的心灵深处，第一位的是质量。当质量和产量发生矛盾时，他要求服从质量;当质量和速度发生矛盾时，他强调服从质量;当质量和成本发生矛盾时，他指示服从质量;当质量与效益发生矛盾时，他坚持服从质量。这就是四个服务论理念。
“1999年前后当时国家提出来企业要以效益为中心，我担心如果单纯提倡效益可能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季克良当机立断“不跟潮流”：“我们还是以质量为中心，把质量工作放在第一位。”但因此季克良也受到批评，但一直脾气甚好的老爷子却十分强硬，只留下一句“接受批评，但坚决不能改，下次不这么公开讲”。
时至今日，仍活跃在白酒领域的季老在各种场合强调的还是品质、敬畏。在2021贵州白酒企业发展圆桌会议上，季克良表示，品质是产品的生命、是品牌的生命、是企业的生命。对于贵州白酒产业发展，季克良表示，无论酱酒多热，都要紧盯原料、生产、市场等每个环节，对生产销售全过程进行最严格的质量管控，这是做大做强白酒行业的关键所在，更是打造世界级酱酒产业基地核心区的根本。
季克良强调，工匠精神是贵州建设世界级酱香型白酒产业基地核心区的支撑，弘扬工匠精神，需要保持四个敬畏之心：要对历史有敬畏之心、对自然环境有敬畏之心、对传统工艺有敬畏之心、对消费者有敬畏之心。
季克良谈工匠精神与传承
季老获得的荣誉很多：全国评酒委员、中国白酒协会常务理事、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五、十六大、十八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十大功勋企业家……社会也给了他很多尊敬的称呼——巨匠、酒神、酒仙、酒魂、茅台教父等等。被問及最喜欢哪个称呼，季老说他“最喜欢的称呼是工匠，还有非遗传承人”。“工匠就是手艺匠人，手工操作的工人，精益求精;茅台酒酿造技术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品牌，它需要传承、发扬光大。”
在季老看来，正是工匠精神、技术传承，让茅台从作坊式工厂，成长为世界知名的民族品牌。“但不是当成名利、荣誉，而应该是一种担当、责任。”
说到茅台传承问题，季老说有几点非常重要。一是要把茅台酒的传统工艺传承下来，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第二，应该发扬艰苦奋斗、精工细作、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特别是艰苦奋斗，为了保证茅台酒的质量，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该把工业条件更加优化就要优化;第三，要学科学用科学，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有先进的科学方法、管理手段，以及科学研究的这些新的技术要用好。
季老说：“我希望茅台酒厂的传承人超过我，把茅台这个民族品牌搞得更好。”
“啤酒说自己是液体面包，红酒说自己是液体蛋糕，威士忌说自己是生命之水，茅台同样能喝出健康。我们的历史、品质、品牌绝不比洋酒逊色，甚至还要胜过它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向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介绍我们自己的好酒，把中国绵延千年的白酒文化传承下去。”
50多年的酒中岁月，季克良从满头乌丝到皓首白发，从技术青工到白酒大师，无论做普通工人还是当大厂领导，他都心存敬畏、兢兢业业，永远在品质第一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唯其如此，茅台酒才能口碑常新，品牌不倒。
季克良这一生是带着使命而来的，他为传承弘扬茅台酒工艺而生，为发展提升茅台酒产量竭尽所能，他将自身锻造成茅台酒制作工艺传承链条中一道闪光环节，并将这光亮节节递进。以他为代表的大国工匠的存在，让传统文化和民族工业充满希望。
1939年4月24日，是季克良出生的日子。中国共产党首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茅台酒的广告。许多年后，一位友人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事，将报纸赠予季克良。
季克良看着广告半晌无语，慨叹一声，笑着说道：“看来这都是命运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