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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财富积累日益增加，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开征遗产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就我国的现状而言，遗产税的开征却又是任重而道远的。
【关键词】 遗产税；任重道远
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国外有时称为“死亡税”。西方各国在准备征收遗产税时，为了防止应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与赠与税一般都是同时出台的，不能只征遗产税不征赠与税。
在我国，对于征收遗产税，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人都死了，还要征税，是不是太不近情理了。”
其实不然，关于国家为什么要征遗产税，大家的看法很多，各国在立法课征时，亦因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立法事由。但综合来看，国家征收遗产税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遗产税的开征，是政府进行个人收入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遗产税有助于加强对遗产和赠与财产的调节，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平均社会财富。
第二，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总是希望把更多的财富世世代代地传给下一代，但是，这种意识，极有可能使我们年轻的一代因为这种不劳而获而演变成为堕落的一代，他们往往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纸醉金迷、无所事事，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当前许多“富人回报社会”的想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第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可以遏制人们对财富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中国现在的社会现状是，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官僚，都无节制地试图扩充自己的私人财富，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众怨声载道，对和谐社会的构成，产生了极大的威胁；遗产税的实施是可以减缓、节制人们的这种追求的，从而缓和社会矛盾。
第四，我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已经比较高，亿万富豪的人数和贫穷的人数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的现代社会里，适当限制私人资本，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可以将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国家所有，从而适当限制私人资本。
第五，从税收征管方面来看，遗产税的征收有利于发挥税收的监督管理职能，实现偷漏税款的补征。众所周知，人们的收入是要交纳所得税的，但有些人的收入来源不正当、不合法，不敢去申报纳税；有些人的收入虽然正当，但由于纳税观念不强，或者避税观念太强等种种原因而未纳或者少纳了税款。而这些收入除了消费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是要累积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财产的。因此，在其死亡发生继承时征收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税款的补征。
所以，我国开征遗产税的依据应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尤其是以实现“均富”為目的。
也有人认为：交了所得税，为什么还要交遗产税？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课征的所得一般是在一定纳税期间的所得，而遗产税课征的遗产对继承人而言，只是一种机会性、偶发性的所得，所以，两者是不能等同和替代的。从进一步平均社会财富、进行偷漏税款的补征、防止不劳而获现象滋生等诸多现象来看，开征遗产税都是有必要的。
然而就在我国广泛关注积极准备开征遗产税的时候，世界部分国家却又纷纷废除了遗产税，如瑞典、香港等。香港学习瑞典取消遗产税将吸引更多本地及海外投资者投资香港，同时，此举还有助于提高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以促进香港成为世界级的资产管理中心。瑞士不但以低税率及生活舒适闻名于世，而且是地区的商业中心。由于它宽松的监管手法颇有成效，更能发挥出本的优势，吸引来自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银行业务，任何国家的大人物差不多都有秘密户口在瑞士，这是凭借对它监管的信心而成为万方聚财中心。现在瑞士银行已建立誉满全球的品牌，香港实在无理由不向其学习。而香港是金融自由区，大陆是外汇管制区。香港人的资金和财产可以一夜之间到世界任何地方，而内陆就不可能。香港取消遗产税，并不能说明内陆就一定不征收，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目前要开征遗产税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一是税源上。中国尚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虽然出现了一部分较富裕的人，但总体来讲还是少，税源不容乐观，而且这部分人财产的情况比较分散隐蔽，很难掌握他们的真实财产情况；二是很多人对遗产税的意识还较淡薄，没有真正理解遗产税；三是在征收上拿到的钱有限，还容易得罪人，在目前征管力量不够的情况下，势必会影响到税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四是相关制度不健全：财产登记制度、信用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鉴于存在的困难，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国开征遗产税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刚开始征遗产税时，征收面不要太宽，遗产税征收的起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而且可以采取累进税制。
2、 遗产税的征收是不适宜以某一个城市或地区作为试点的。这是因为，如果以某一个城市或地区作为试点，很容易发生财产的跨地区、跨城市转移，造成经济中的混乱，甚至会发生迁移户口的情况，造成人才的流动。
3、 尽快设计出有效防止个人财产向国外转移的约束制度。开征遗产税后有可能引起资本外逃。由于中国目前有关部门无法对遗产税的“纳税大户”富裕阶层进行有效的财产监管，而那些“富翁”尤其是那些“巨富”很可能会效法美国的逃税者，轻而易举地携巨资“逃”到另一些未开征遗产税或遗产税率较低的国家寻找“乐土”。
目前，从财政收入角度看，征收遗产税的成本较大，而实际收上来的税额不会很多。但要知道，征收遗产税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纯财政的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缩小社会上个人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这将促进更多的人向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事业单位进行捐献。因此，遗产税的开征仍是任重道远，要实现平均社会财富的预期目的还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朱大旗：《关于开征遗产税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关于遗产税的一些思考》，《人民日报》，2005年4月
[3]《中国遗产税现状概述》，中顾遗产继承网，2010年12月
[4]《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顾法律网
作者简介：胡媛媛，女，（1988.11-），山东，兰州商学院，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政策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关键词】 遗产税；任重道远
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国外有时称为“死亡税”。西方各国在准备征收遗产税时，为了防止应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与赠与税一般都是同时出台的，不能只征遗产税不征赠与税。
在我国，对于征收遗产税，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人都死了，还要征税，是不是太不近情理了。”
其实不然，关于国家为什么要征遗产税，大家的看法很多，各国在立法课征时，亦因所处的环境时代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立法事由。但综合来看，国家征收遗产税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第一，遗产税的开征，是政府进行个人收入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遗产税有助于加强对遗产和赠与财产的调节，防止贫富过分悬殊，平均社会财富。
第二，在中国的传统意识里，总是希望把更多的财富世世代代地传给下一代，但是，这种意识，极有可能使我们年轻的一代因为这种不劳而获而演变成为堕落的一代，他们往往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纸醉金迷、无所事事，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当前许多“富人回报社会”的想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第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可以遏制人们对财富的贪得无厌的追求。中国现在的社会现状是，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官僚，都无节制地试图扩充自己的私人财富，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众怨声载道，对和谐社会的构成，产生了极大的威胁；遗产税的实施是可以减缓、节制人们的这种追求的，从而缓和社会矛盾。
第四，我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已经比较高，亿万富豪的人数和贫穷的人数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的现代社会里，适当限制私人资本，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方法。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可以将部分私有财产转化为国家所有，从而适当限制私人资本。
第五，从税收征管方面来看，遗产税的征收有利于发挥税收的监督管理职能，实现偷漏税款的补征。众所周知，人们的收入是要交纳所得税的，但有些人的收入来源不正当、不合法，不敢去申报纳税；有些人的收入虽然正当，但由于纳税观念不强，或者避税观念太强等种种原因而未纳或者少纳了税款。而这些收入除了消费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是要累积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财产的。因此，在其死亡发生继承时征收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税款的补征。
所以，我国开征遗产税的依据应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尤其是以实现“均富”為目的。
也有人认为：交了所得税，为什么还要交遗产税？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课征的所得一般是在一定纳税期间的所得，而遗产税课征的遗产对继承人而言，只是一种机会性、偶发性的所得，所以，两者是不能等同和替代的。从进一步平均社会财富、进行偷漏税款的补征、防止不劳而获现象滋生等诸多现象来看，开征遗产税都是有必要的。
然而就在我国广泛关注积极准备开征遗产税的时候，世界部分国家却又纷纷废除了遗产税，如瑞典、香港等。香港学习瑞典取消遗产税将吸引更多本地及海外投资者投资香港，同时，此举还有助于提高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以促进香港成为世界级的资产管理中心。瑞士不但以低税率及生活舒适闻名于世，而且是地区的商业中心。由于它宽松的监管手法颇有成效，更能发挥出本的优势，吸引来自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银行业务，任何国家的大人物差不多都有秘密户口在瑞士，这是凭借对它监管的信心而成为万方聚财中心。现在瑞士银行已建立誉满全球的品牌，香港实在无理由不向其学习。而香港是金融自由区，大陆是外汇管制区。香港人的资金和财产可以一夜之间到世界任何地方，而内陆就不可能。香港取消遗产税，并不能说明内陆就一定不征收，只是时间的问题。
就中国的现状而言，目前要开征遗产税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一是税源上。中国尚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虽然出现了一部分较富裕的人，但总体来讲还是少，税源不容乐观，而且这部分人财产的情况比较分散隐蔽，很难掌握他们的真实财产情况；二是很多人对遗产税的意识还较淡薄，没有真正理解遗产税；三是在征收上拿到的钱有限，还容易得罪人，在目前征管力量不够的情况下，势必会影响到税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四是相关制度不健全：财产登记制度、信用制度、个人收入申报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鉴于存在的困难，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国开征遗产税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刚开始征遗产税时，征收面不要太宽，遗产税征收的起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而且可以采取累进税制。
2、 遗产税的征收是不适宜以某一个城市或地区作为试点的。这是因为，如果以某一个城市或地区作为试点，很容易发生财产的跨地区、跨城市转移，造成经济中的混乱，甚至会发生迁移户口的情况，造成人才的流动。
3、 尽快设计出有效防止个人财产向国外转移的约束制度。开征遗产税后有可能引起资本外逃。由于中国目前有关部门无法对遗产税的“纳税大户”富裕阶层进行有效的财产监管，而那些“富翁”尤其是那些“巨富”很可能会效法美国的逃税者，轻而易举地携巨资“逃”到另一些未开征遗产税或遗产税率较低的国家寻找“乐土”。
目前，从财政收入角度看，征收遗产税的成本较大，而实际收上来的税额不会很多。但要知道，征收遗产税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纯财政的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缩小社会上个人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这将促进更多的人向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事业单位进行捐献。因此，遗产税的开征仍是任重道远，要实现平均社会财富的预期目的还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朱大旗：《关于开征遗产税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关于遗产税的一些思考》，《人民日报》，2005年4月
[3]《中国遗产税现状概述》，中顾遗产继承网，2010年12月
[4]《在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中顾法律网
作者简介：胡媛媛，女，（1988.11-），山东，兰州商学院，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政策
（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