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会读到这样的观点：伊拉克战争是错误之战，利比亚战争是正义之战，阿富汗战争是必要之战，叙利亚战争将会是另一场必要之战。但事实上，这些战争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这些战争都发生在多派别社会，大多数都属于穆斯林或阿拉伯世界。这些社会几十年来一直由铁腕独裁者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式统治，直到这些独裁者被国内反对派或国外干预势力推翻。铁腕消失后，各部族的人们都需要自行制定社会契约来共存。
　　这些社会都证明了从萨达姆式专制向杰斐逊式民主转变的艰难：也就是从垂直统治过渡到水平统治，但又不陷入霍布斯式的混乱或霍梅尼式的独裁。
　　我们在地面战争中充当了“中心力量”。在伊拉克，我们推翻了独裁者。随后，我们犯了一切可能犯的错误，但最终帮助各派重新制定了社会契约。在此过程中，我们帮助各派保持冷静、划清界限，同时清理了很多什叶派和逊尼派中的极端圣战分子。然而，在新的秩序稳定之前，我们撤军了。在阿富汗也是同样的情况。
　　奥巴马总统的智囊团想用更聪明的方式处理利比亚问题：并不派出地面部队。我们在空中就斩首了独裁者。然而，接下来，我们的大使遭到了谋杀，由于没有地面部队充当裁判和“中心力量”，霍布斯式的混乱在杰斐逊式的民主之前占了上风。
　　如果我们执意以空袭的方式改变叙利亚政权，那么同样的情况将会再次发生。要想在叙利亚建成多派别的民主体制，美国需要赢得两场地面战争：首先要推翻阿萨德—阿拉维派—真主党—什叶派联盟的统治；然后打败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分子和亲基地组织的圣战者。如果没有“中心力量”的支持，自由叙利亚军中的少数亲美部队很难赢得这两场战争。
　　事实上，在这些国家中其实存在中间力量，但这种力量弱小且缺乏组织。因为这些国家都属于多元社会，存在着很多不同的部族和宗教派别，如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和土库曼人等，但是他们都缺乏公民意识，或多元化的民族意识：即宽容、合作和妥协。在有独裁者对各派进行“保护”（也就是隔离）的情况下，这些派别就可以和平共处。但随着独裁者倒台，这些国家就变成了缺乏多元主义精神的多元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因为在没有“中心力量”为各方提供保护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派能够给予别的派别足够的信任，从而让出权力。
　　简单地说，困扰阿拉伯世界东部的问题不仅是毒气，还有受毒害的心灵。每个部落和派别都认为掌握权力是最关键的，把其他的势力视为对手。而当每个人都这么认为时，这种观点也就变成现实了。
　　这也就意味着叙利亚和伊拉克都很有可能分裂成库尔德斯坦那样的属于同一种族和宗教的自治单元。而且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这些单元之间还能找到相互妥协的权宜之计，就如同黎巴嫩在经历了14年内战之后的情形。之后，也许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小的单元会自愿结合成更大的、运转更好的国家。
　　我依然觉得，对于阿萨德的化学武器袭击，我们应以“武力加声讨”作为回击。但请不要跟我谈什么与美国的信誉利害攸关。真的这样吗？逊尼派和什叶派自7世纪起就为谁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宗教和政治领导权的正当继承人打得不可开交，这事关乎我们的信誉？果真如此？他们的文明每次都会错过全球范围的大的现代化潮流—宗教改革、民主化、女权主义、企业精神和创新资本主义。这也关乎我们的信誉？我并不这么看。
　　我们挣扎已久，并且还在挣扎中去学习宽容“对方”。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也必须经历这样的挣扎，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阿拉伯世界2011年的觉醒与南非在1990年代向民主化过渡有何区别？在于美国吗？不，在于当地的执政水平和宽容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