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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黎静来到上海已经将近1年。当初，她为这个搬迁决定犹豫了一个月的时间，坏处是背井离乡，好处是职位晋升：从买手到买手经理。
黎静所供职的公司是GUCCI。到内地之后，她需要频繁出差，以上海为原点飞往二十几个开有GUCCI店铺的城市。每去一个地方，黎静都得认真观察每个城市人的穿着打扮、当地的饮食、当地的商业配套和商场环境等。每个市场都存在让她意想不到的差异，这种复杂性带给她的是和在香港工作完全不同的体验。
1年前，黎静在GUCCI香港工作时还是团队里支持性的决策者；现在，她已经是可以拍板决定买什么货的经理。这次晋升，来自于GUCCI大中华区管理架构的改变。
2012年年初，GUCCI把中国内地从原本归属在以香港为区域总部的大中华区中剥离出来，同时兼管澳门和台湾和两个市场。调整后香港办公室的权限即被缩减，从过去统一管理港澳台和内地市场，变成只需要负责香港本土市场，而GUCCI设在上海的内地办公室则部分代替了香港过去的角色。
是跟随公司架构的变化前往上海，还是留在香港，黎静和她的同事需要重新考虑去向问题。
2012年调整香港办公室决策权力的奢侈品牌并不止GUCCI，Louis Vuitton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之前，香港是LV的亚太区总部，管理整个亚太区市场。但经过去年调整之后，东南亚市场将由新加坡管理，中国的内地、澳门和台湾市场则由上海办公室接管，香港办公室的管理范围同样只剩下香港本土市场。
表面上看，在这两个品牌内部，香港和上海办公室分别设有两名总裁，他们从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变为平级关系。但从管理的市场范围来看，上海办公室的决策范围显然更大。
香港办公室和内地办公室的权力对调，与香港和内地的奢侈品市场力量对比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贝恩咨询的统计，2012年内地的奢侈品销售额已经是香港的两倍有余，达1150亿元人民币。对于奢侈品经营者来说，把重心放到一个利润贡献更大的市场的确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尽管GUCCI和LV这两个全球营收规模最大的奢侈品牌直到2012年才选择同时进行管理架构的变动，但实际上，毕马威亚太区零售和消费品业主管合伙人Nick Debnam认为这种趋势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
“以前，不仅是奢侈品牌，许多时尚品牌想要去证明它的产品是不是能够打开中国市场时，它们的做法就是在香港开店，然后看看是不是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但是当品牌在中国打开了市场之后，香港就变成了众多市场之一。”Nick Debnam说。
2003年“香港自由行”开放，当黎静看到了内地游客是如何涌入香港奢侈品店后，她开始感到把奢侈品牌把重心移到内地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自从21年前，LV在北京王府半岛酒店开设了内地第一家奢侈品店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奢侈品牌在内地从选址开店、招聘、买货到公关等商业和日常运营的决策都是由香港办公室决定。在GUCCI香港仍然管理内地市场的时代，店内装修监理都是派自香港。
然而奢侈品牌近年在内地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部分品牌的发展已经伸向了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店铺规模也从最初的一家店变成了十几家店。面对日渐庞大和复杂的内地市场，仅靠香港办公室遥控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内地的营商环境和香港是很不同的，两地在税收制度及人力资源主管要做的工作上也不一样。”Nick Debnam说。如果说过去因为店铺数量少，香港管理者对内地市场的不熟悉尚未体现出太多问题，那么随着开店数目的增多，问题也愈加明显。为此，Nick Debnam不断地接到这些香港管理者们从内地打来的求助电话，后者需要面对从税务到发展策略等诸多问题。
把内地市场独立出来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大多数奢侈品牌都把内地办公室放在上海，这就像是一场从香港到上海的迁徙。
除了GUCCI和LV，历峰集团旗下的Chloe也是这场迁徙中的一员。同样是在2012年，Chloe中国从香港办公室管理之下的亚太区内剥离出来，直接向巴黎总部汇报。而这一年，在澳大利亚长大的香港人黄溢洋也从agnes b.跳槽到了Chloe，担任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安排这样的变动，一方面是因为Chloe的巴黎总部决定把已经开有9家直营店铺的中国内地列为重点市场，计划每年要开4至6家新店，需要管理的店铺数量将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新鸿基、太古和恒隆等建设管理高档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也都在国内有独立的团队，Chloe需要和这些开发商的内地团队保持密切的联系，所有的这些原因都让本土团队的建立显得迫切起来。
因为常驻上海，黄溢洋很快发现顾客喜好的变化，比如不再那么迷恋Logo，他知道Chloe需要尽快调整策略了。
“虽然香港也有很多自由行的内地游客，但这些游客未必都是来自上海、北京，而二三线城市的顾客始终会追求Logo。不是说顾客没品味，而是品牌在这些城市发展得比较慢，但在上海、北京却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顾客的改变。”黄溢洋说。
目前Chloe在上海的办公室总共有13人，设有市场部、采购部、零售管理部以及后勤管理部门。但无论是Chloe还是其他奢侈品牌，把内地市场独立出来并非一蹴而就，部门的搬迁和建立至少要耗时1年。
根据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公司Kelly Services过去的经验，搬迁的顺序通常都是先确定总经理或总裁的人选，然后再把人力资源、采购部以及其他后勤部门逐次增加。而在这个过程里，一些此前没有在内地开设的职位也开始开放招聘，比如买手经理和店铺陈列经理。
2008年至2011年是Kelly Services统计得到奢侈品牌招聘需求增长最快的几年。奢侈品牌更倾向于招聘对本土市场或者说中国市场有经验的人，认为他们更了解中国人的体形和风格。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市场的奢侈品销售表现，和中国的奢侈品人才资源丰富程度极度不匹配，想要在奢侈品行业发展时间尚短的内地找到合适的本土人才并不容易。 买手经理即是其中一个遇到招聘困难的职位。“奢侈品牌对买手经理的要求通常是，中国人、英文很好，过往在国外留学或者工作过，非常有时尚嗅觉，人也很奢侈，至少要有5到6年的奢侈品管理经验，但符合条件的国内总共就三四个人。”Kelly Services的消费品行业中国地区负责人杨婷婷说。
由于过去都是由香港的买手为国内买货，国内在这方面拥有相关资历的人并不多。而即使有，这些猎头眼中的候选人通常也正在以一个很高的薪酬水平为一线大品牌工作，缺乏跳槽的动力。
Kelly Services为目前市场排名前三的奢侈品牌都做过猎头工作，由于难以找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才，Kelly Services也曾为奢侈品牌提出过一些折衷的建议，比如稍微降低要求，考虑挖一些高级时尚品牌而非奢侈品牌的现任买手。
因此，Nick Debnam也认为，对于很多有志于奢侈品行业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有足够的抱负，又正在替一个在内地快速发展的品牌工作的话，现在的市场环境的确能提供不错的晋升机会。由于人才的紧缺，买手经理的薪酬近年来也随之水涨船高，一线奢侈品牌买手经理年薪在50万元至60万元人民币之间。
但相比找不到合适的买手经理，让黄溢洋更头疼的是店内的销售人员流动性实在太大了。
“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的员工是稳定的，但是在店铺里的销售就不是。他们一开始进来工作是因为喜欢这个品牌，但是进来之后发现做销售很辛苦。而且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奢侈品牌进来，它们都在挖人，别的品牌给的职位可能更高，开出的工资也更吸引人，对于员工来说诱惑是很大的。”黄溢洋说。
这可能是所有奢侈品牌在中国都要面对的问题。奢侈品牌的溢价有部分是来自出色的消费体验，所以无论是卖名表还是卖包，奢侈品牌都需要有掌握和顾客打交道技巧的销售人员。而在整个店内的销售人员里，店长和副店长又是最重要的两个岗位。根据贝恩咨询的统计，过去3年里，中国市场内表现最强劲的20个奢侈品牌，每年一共都要新开120至160家新店铺，于是店长和副店长这两个岗位又形成了很大的职位缺口。
为了维持员工的稳定性，黄溢洋花了一些心思。他想到的办法是，一方面提高销售人员的基本工资比例以增加稳定感，另一方面提供机会让店铺经理和买手们一起到巴黎参与买货—通常而言，买货已经超越了店铺经理的职责范畴，但黄溢洋希望可以藉此提高店铺经理对品牌业务的参与程度，同时也作为一项长期的人才投资。
奢侈品牌并非对中国奢侈品人才的短缺毫无预见，GUCCI所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是让原本在香港的团队搬移到上海。为了鼓励这些富有经验的香港员工前往内地，调动后部分员工的薪资涨幅可达40%，还附带了一定数量的香港至上海的往返机票作为福利。
不过，饶是这样的条件，黎静所在的团队里，也只有不到30%的同事接受了新的职位。“不来的同事，9成都是由于家庭原因，毕竟你有了孩子就很难离开香港了。”黎静说。
但29岁的黎静觉得，自己还年轻，应该抓住内地这个大市场可以提供给她的发挥机会。
这些机会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除了职位上的晋升，相比香港的7家店，GUCCI在内地共有60家店，分布在穿着风格各异的全国各地，这对买手的选货眼光极具锻炼性。“毕竟我是打算长远从事这行的，很需要积累这些。”黎静说。
除了从内部调动，奢侈品牌也会请猎头公司在欧洲代为物色候选人，尤其是针对管理层级别的岗位。比如要成为买手主管，奢侈品牌要求候选人拥有至少10年的相关经验，在国内几乎难以觅得合适人选。
从海外招聘也意味着招聘成本会更高，因为奢侈品牌还需要承担这些外籍高管来到中国后的住房、孩子就读国际学校等一系列费用。但奢侈品牌会把这些解决外籍高管个人生活问题的具体工作外包给专门的公司，总部位于香港的Asia Pacific Properties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Asia Pacific Properties能够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入职培训、代找住房、找学校学位、签证办理，以及帮助这些外籍高管们适应跨文化的环境。
把大中华区的重心从香港移至上海或者北京，这是已经在香港深耕多年的奢侈品牌的做法。而对于一些从未进入过中国或在中国独立经营过的品牌，它们的做法要更彻底些—完全绕开香港，把大中华区的总部直接设在北京或者上海。
2010年首次进入大中华区市场的Michael Kors，以及2012年从代理商手中收回代理权的Karl Lagerfeld便是采用了这种安排的两个设计师品牌。
“现在各个品牌都在抢占中国内地市场，无论是形象还是生意。也许有的品牌还会借道香港，但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了。”Karl Lagerfeld大中华区市场营销及产品总监詹欣说。
今年9月，Karl Lagerfeld在北京和上海各开了一家独立门店，而香港尚未有Karl Lagerfeld的店，这是一个和从前完全相反的开店顺序。Karl Lagerfeld的香港店铺将会在明年开业，而香港作为其中一个本地市场，将会由Karl Lagerfeld的北京和上海办公室进行统筹管理。
但这不代表香港不再重要。香港仍然是奢侈品牌的关键市场，否则LVMH就不会在财报中把港币作为其中一个统计营收的货币单位。尽管黄溢洋没有透露Chloe香港的销售额，但他称香港的市场贡献率仍然非常大。
Michael Kors和Karl Lagerfeld的管理架构在目前仍然是个特例，更多的奢侈品牌把香港和内地列为平级市场。但是，它们做出更进一步地调整，香港办公室需要向上海或北京办公室汇报的那天会来吗？“长期来说，肯定是会有的。”杨婷婷说。
黎静所供职的公司是GUCCI。到内地之后，她需要频繁出差，以上海为原点飞往二十几个开有GUCCI店铺的城市。每去一个地方，黎静都得认真观察每个城市人的穿着打扮、当地的饮食、当地的商业配套和商场环境等。每个市场都存在让她意想不到的差异，这种复杂性带给她的是和在香港工作完全不同的体验。
1年前，黎静在GUCCI香港工作时还是团队里支持性的决策者；现在，她已经是可以拍板决定买什么货的经理。这次晋升，来自于GUCCI大中华区管理架构的改变。
2012年年初，GUCCI把中国内地从原本归属在以香港为区域总部的大中华区中剥离出来，同时兼管澳门和台湾和两个市场。调整后香港办公室的权限即被缩减，从过去统一管理港澳台和内地市场，变成只需要负责香港本土市场，而GUCCI设在上海的内地办公室则部分代替了香港过去的角色。
是跟随公司架构的变化前往上海，还是留在香港，黎静和她的同事需要重新考虑去向问题。
2012年调整香港办公室决策权力的奢侈品牌并不止GUCCI，Louis Vuitton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之前，香港是LV的亚太区总部，管理整个亚太区市场。但经过去年调整之后，东南亚市场将由新加坡管理，中国的内地、澳门和台湾市场则由上海办公室接管，香港办公室的管理范围同样只剩下香港本土市场。
表面上看，在这两个品牌内部，香港和上海办公室分别设有两名总裁，他们从过去的上下级关系变为平级关系。但从管理的市场范围来看，上海办公室的决策范围显然更大。
香港办公室和内地办公室的权力对调，与香港和内地的奢侈品市场力量对比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贝恩咨询的统计，2012年内地的奢侈品销售额已经是香港的两倍有余，达1150亿元人民币。对于奢侈品经营者来说，把重心放到一个利润贡献更大的市场的确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尽管GUCCI和LV这两个全球营收规模最大的奢侈品牌直到2012年才选择同时进行管理架构的变动，但实际上，毕马威亚太区零售和消费品业主管合伙人Nick Debnam认为这种趋势早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
“以前，不仅是奢侈品牌，许多时尚品牌想要去证明它的产品是不是能够打开中国市场时，它们的做法就是在香港开店，然后看看是不是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但是当品牌在中国打开了市场之后，香港就变成了众多市场之一。”Nick Debnam说。
2003年“香港自由行”开放，当黎静看到了内地游客是如何涌入香港奢侈品店后，她开始感到把奢侈品牌把重心移到内地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自从21年前，LV在北京王府半岛酒店开设了内地第一家奢侈品店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奢侈品牌在内地从选址开店、招聘、买货到公关等商业和日常运营的决策都是由香港办公室决定。在GUCCI香港仍然管理内地市场的时代，店内装修监理都是派自香港。
然而奢侈品牌近年在内地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部分品牌的发展已经伸向了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店铺规模也从最初的一家店变成了十几家店。面对日渐庞大和复杂的内地市场，仅靠香港办公室遥控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内地的营商环境和香港是很不同的，两地在税收制度及人力资源主管要做的工作上也不一样。”Nick Debnam说。如果说过去因为店铺数量少，香港管理者对内地市场的不熟悉尚未体现出太多问题，那么随着开店数目的增多，问题也愈加明显。为此，Nick Debnam不断地接到这些香港管理者们从内地打来的求助电话，后者需要面对从税务到发展策略等诸多问题。
把内地市场独立出来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由于大多数奢侈品牌都把内地办公室放在上海，这就像是一场从香港到上海的迁徙。
除了GUCCI和LV，历峰集团旗下的Chloe也是这场迁徙中的一员。同样是在2012年，Chloe中国从香港办公室管理之下的亚太区内剥离出来，直接向巴黎总部汇报。而这一年，在澳大利亚长大的香港人黄溢洋也从agnes b.跳槽到了Chloe，担任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安排这样的变动，一方面是因为Chloe的巴黎总部决定把已经开有9家直营店铺的中国内地列为重点市场，计划每年要开4至6家新店，需要管理的店铺数量将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新鸿基、太古和恒隆等建设管理高档购物中心的开发商也都在国内有独立的团队，Chloe需要和这些开发商的内地团队保持密切的联系，所有的这些原因都让本土团队的建立显得迫切起来。
因为常驻上海，黄溢洋很快发现顾客喜好的变化，比如不再那么迷恋Logo，他知道Chloe需要尽快调整策略了。
“虽然香港也有很多自由行的内地游客，但这些游客未必都是来自上海、北京，而二三线城市的顾客始终会追求Logo。不是说顾客没品味，而是品牌在这些城市发展得比较慢，但在上海、北京却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顾客的改变。”黄溢洋说。
目前Chloe在上海的办公室总共有13人，设有市场部、采购部、零售管理部以及后勤管理部门。但无论是Chloe还是其他奢侈品牌，把内地市场独立出来并非一蹴而就，部门的搬迁和建立至少要耗时1年。
根据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公司Kelly Services过去的经验，搬迁的顺序通常都是先确定总经理或总裁的人选，然后再把人力资源、采购部以及其他后勤部门逐次增加。而在这个过程里，一些此前没有在内地开设的职位也开始开放招聘，比如买手经理和店铺陈列经理。
2008年至2011年是Kelly Services统计得到奢侈品牌招聘需求增长最快的几年。奢侈品牌更倾向于招聘对本土市场或者说中国市场有经验的人，认为他们更了解中国人的体形和风格。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市场的奢侈品销售表现，和中国的奢侈品人才资源丰富程度极度不匹配，想要在奢侈品行业发展时间尚短的内地找到合适的本土人才并不容易。 买手经理即是其中一个遇到招聘困难的职位。“奢侈品牌对买手经理的要求通常是，中国人、英文很好，过往在国外留学或者工作过，非常有时尚嗅觉，人也很奢侈，至少要有5到6年的奢侈品管理经验，但符合条件的国内总共就三四个人。”Kelly Services的消费品行业中国地区负责人杨婷婷说。
由于过去都是由香港的买手为国内买货，国内在这方面拥有相关资历的人并不多。而即使有，这些猎头眼中的候选人通常也正在以一个很高的薪酬水平为一线大品牌工作，缺乏跳槽的动力。
Kelly Services为目前市场排名前三的奢侈品牌都做过猎头工作，由于难以找到完全符合条件的人才，Kelly Services也曾为奢侈品牌提出过一些折衷的建议，比如稍微降低要求，考虑挖一些高级时尚品牌而非奢侈品牌的现任买手。
因此，Nick Debnam也认为，对于很多有志于奢侈品行业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有足够的抱负，又正在替一个在内地快速发展的品牌工作的话，现在的市场环境的确能提供不错的晋升机会。由于人才的紧缺，买手经理的薪酬近年来也随之水涨船高，一线奢侈品牌买手经理年薪在50万元至60万元人民币之间。
但相比找不到合适的买手经理，让黄溢洋更头疼的是店内的销售人员流动性实在太大了。
“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的员工是稳定的，但是在店铺里的销售就不是。他们一开始进来工作是因为喜欢这个品牌，但是进来之后发现做销售很辛苦。而且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奢侈品牌进来，它们都在挖人，别的品牌给的职位可能更高，开出的工资也更吸引人，对于员工来说诱惑是很大的。”黄溢洋说。
这可能是所有奢侈品牌在中国都要面对的问题。奢侈品牌的溢价有部分是来自出色的消费体验，所以无论是卖名表还是卖包，奢侈品牌都需要有掌握和顾客打交道技巧的销售人员。而在整个店内的销售人员里，店长和副店长又是最重要的两个岗位。根据贝恩咨询的统计，过去3年里，中国市场内表现最强劲的20个奢侈品牌，每年一共都要新开120至160家新店铺，于是店长和副店长这两个岗位又形成了很大的职位缺口。
为了维持员工的稳定性，黄溢洋花了一些心思。他想到的办法是，一方面提高销售人员的基本工资比例以增加稳定感，另一方面提供机会让店铺经理和买手们一起到巴黎参与买货—通常而言，买货已经超越了店铺经理的职责范畴，但黄溢洋希望可以藉此提高店铺经理对品牌业务的参与程度，同时也作为一项长期的人才投资。
奢侈品牌并非对中国奢侈品人才的短缺毫无预见，GUCCI所采取的一个应对办法是让原本在香港的团队搬移到上海。为了鼓励这些富有经验的香港员工前往内地，调动后部分员工的薪资涨幅可达40%，还附带了一定数量的香港至上海的往返机票作为福利。
不过，饶是这样的条件，黎静所在的团队里，也只有不到30%的同事接受了新的职位。“不来的同事，9成都是由于家庭原因，毕竟你有了孩子就很难离开香港了。”黎静说。
但29岁的黎静觉得，自己还年轻，应该抓住内地这个大市场可以提供给她的发挥机会。
这些机会的体现是多方面的。除了职位上的晋升，相比香港的7家店，GUCCI在内地共有60家店，分布在穿着风格各异的全国各地，这对买手的选货眼光极具锻炼性。“毕竟我是打算长远从事这行的，很需要积累这些。”黎静说。
除了从内部调动，奢侈品牌也会请猎头公司在欧洲代为物色候选人，尤其是针对管理层级别的岗位。比如要成为买手主管，奢侈品牌要求候选人拥有至少10年的相关经验，在国内几乎难以觅得合适人选。
从海外招聘也意味着招聘成本会更高，因为奢侈品牌还需要承担这些外籍高管来到中国后的住房、孩子就读国际学校等一系列费用。但奢侈品牌会把这些解决外籍高管个人生活问题的具体工作外包给专门的公司，总部位于香港的Asia Pacific Properties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Asia Pacific Properties能够提供的服务项目包括入职培训、代找住房、找学校学位、签证办理，以及帮助这些外籍高管们适应跨文化的环境。
把大中华区的重心从香港移至上海或者北京，这是已经在香港深耕多年的奢侈品牌的做法。而对于一些从未进入过中国或在中国独立经营过的品牌，它们的做法要更彻底些—完全绕开香港，把大中华区的总部直接设在北京或者上海。
2010年首次进入大中华区市场的Michael Kors，以及2012年从代理商手中收回代理权的Karl Lagerfeld便是采用了这种安排的两个设计师品牌。
“现在各个品牌都在抢占中国内地市场，无论是形象还是生意。也许有的品牌还会借道香港，但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了。”Karl Lagerfeld大中华区市场营销及产品总监詹欣说。
今年9月，Karl Lagerfeld在北京和上海各开了一家独立门店，而香港尚未有Karl Lagerfeld的店，这是一个和从前完全相反的开店顺序。Karl Lagerfeld的香港店铺将会在明年开业，而香港作为其中一个本地市场，将会由Karl Lagerfeld的北京和上海办公室进行统筹管理。
但这不代表香港不再重要。香港仍然是奢侈品牌的关键市场，否则LVMH就不会在财报中把港币作为其中一个统计营收的货币单位。尽管黄溢洋没有透露Chloe香港的销售额，但他称香港的市场贡献率仍然非常大。
Michael Kors和Karl Lagerfeld的管理架构在目前仍然是个特例，更多的奢侈品牌把香港和内地列为平级市场。但是，它们做出更进一步地调整，香港办公室需要向上海或北京办公室汇报的那天会来吗？“长期来说，肯定是会有的。”杨婷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