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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紧张而繁忙的一年。在欧亚大陆上，人们翘首期盼的是“十年一遇”的“艺术盛宴”——因为闻名国际的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敏斯特雕塑展以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都会在今年陆续登场。6月，这个原本往年只给寒窗苦读十余载的学子设下试金考场的月份，在2007年破天荒地为国际两大艺术展览——威尼斯双年展和卡塞尔文献展搭建起了一个比较和交流的平台。跟随英国文化处组织的策划人团队，在结束了6月6日到9日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参观之后，我终于在6月13日来到了这个二战期间几乎被毁灭的德国城市——卡塞尔。
如果说威尼斯迎接我们的是意大利式的灿烂阳光和水巷中穿梭的“刚朵拉”(Gondola)；那么，卡塞尔让你首先感到的就是头顶厚厚的积云和空中飘洒的冰凉细雨。在随后的三天预展时间里，穿梭于不同展馆间的交通工具不再是让人晃晃悠悠的小船，取而代之的是准点准时的有轨电车。
熟悉卡塞尔文献展的朋友都知道从1955年开始，这个每隔五年、每次历时大概百日的展览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一届。今年第12届文献展，在艺术总监和策划罗格·比格(Roger M.BuergeI)与诺雅克(Ruth Noack)这对“夫妻搭档”的配合下又将带给世人怎样的世界艺术图景呢?
“遗漏内容”的作品说明
或许是受上学时艺术史课本的影响，或许是一直以来的展览工作所养成的“职业病”，每当走进展厅时，我都会本能地扫视展厅里的展览说明和每个作品旁边的介绍文字。按照所谓的惯例，在国际展览上这样的说明介绍性文字都应该包括如下内容：“艺术家姓名、出生年代、国籍、作品名称、创作年代、创作媒介、作品尺寸／片长”。每个作品说明就像艺术家的“展览护照”，其中对艺术家出生年代和国籍的标注就像是每个人终身不变的护照号码。在个展览中，不管艺术家的作品形式是多么复杂多变，该艺术家的出生年代和国籍都会让参观者“轻松”找到理解作品的突破口——我们可以将作品与艺术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的国家地区的背景特点相连接，以此做出对该艺术家创作特点的判断。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让参观者阅读作品的习惯。
但当在卡塞尔的各个展厅徘徊时，我不仅没有看见任何对于展览的介绍说明，更没发现哪个作品说明上标明了该艺术家的“出生年代和国籍”。一时间，我被弄得措手不及，慌了阵脚。
“需要买本画册对照着看吗?”我问自己。
但是出口的遥远和奔波的疲惫让我没有体力掉头回去，于是我开始让自己适应这样一个展览：一个无法马上得知艺术家所处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展览， 一个需要你抛开既有的观察和思考模式转而寻找新的认知方式的展览。也就是这样一个展览，或许可以让你暂时得到一份轻松，丢下一些包袱，找回对作品最初的那份好奇。
在三天日程紧凑的参观即将结束时，我走进展馆附近的书店买了本画册。还是“本性难移”的翻开一页试图寻找作品标注中的“出生年代和国籍”，未果!仅是在书的最后部分——“艺术家传记”中看到了久违的数字和地名。
于是，我问自己：“一个展览，到底是作品本身更重要，还是艺术家本人及其身份背景更重要?是需要先看作品，还是需要先听艺术家的自我表白?……”
本届文献展如此的安排和设计，在挑衅人们观展习惯的同时，也似乎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艺术大融合的图景。参观者无需再被艺术家的性别、年龄、国籍所影响，只要将自己投身到这个作品的海洋中即可。五彩斑斓的室内展厅与“看上去很美”的展馆
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邀请了超过百位来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展。总共有五百多件作品被分别展示在了五个主要展馆：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Aue-Pavilion、文献展厅(Documenta-Halle)、Neue画廊(Neue Galerie)和威廉高地宫博物馆(Museum SchlossWilhelmshohe)。同时，在离市中心不远的青年中心Kulturzentrum Schlachthof还展示了Hito Steyerlt和Artur Zmijewsk的录像装置作品和声音作品。
这五个主要展馆从十八世纪的皇室宫殿——威廉高地宫博物馆(MuseumSchloss Wilhelmshohe)到为本届展览专门搭建的“温室大棚”(Aue-Pavilion)可谓是风格各异。但在展馆室内设计方面，它们带给参观者一个共同感觉是“色彩鲜艳”。虽说这种彩色的环境并不是遍布展厅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当你频繁的穿梭于其中时，的确还是会有点“眩晕”。
或许你曾经在一些展览上有过这种视觉体验，但是没有谁会想到在这样个非常重要的且五年一次的艺术大展上，竟然也会大范围的使用彩色的展示环境——或以纯彩色的墙面来衬托作品，亦是将作品和参观者置于一种全透明的展示空间中。这样的设计，“违反”了常规的现代主义“白方块”(white cube)的展示模式——展厅四周的墙面和屋顶均被粉刷成白色。
或许我们已习惯了白色墙面的展厅，而白色的墙面也确实有它被青睐的诸多原因——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展示环境本身对于作品的影响，可以让作品在各个角度都呈现出完美，可以让展示空间的布置显得简洁和清晰……总之，白色的墙面，“白色的方块”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装饰空间的习惯，一种展示作品的习惯。
我们暂且不去评价黑白的摄影图片是在白墙上展示好，还是换成彩色的背景后效果更突出；也暂且不去了解艺术家们到底是钟爱白色的环境，还是真的会为彩色的展示空间而感到兴奋。单就这种尝试本身而言，虽说算不上什么“创举”，但也的确让策划和设计团队费了不少功夫。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负责展馆室内建筑设计的是设计师蒂姆·胡佩(Tim Hupe)和他的工作小组。在无法改变展馆建筑结构和外观的限制下，胡佩小组将展厅室内的光线和色彩作为了设计重点，他们努力想让展览空间和建筑能更好的为艺术品服务。
彩色展厅的设计，一方面为了找到一种更好的光线和环境来展示艺术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专门营造的彩色空间也可以带给参观者全新的视觉体验，可以更好的调动观众的气氛。正如文献展的艺术总监罗格·比格(Roger M.Buergel)所说，“建筑也是种媒介，它能让一个人产生飘动感，也能让一个人感到压抑。特别是观众在与展品刚建立一种关系时，需要一种轻松的和愉快的东西，而色彩则有利于制造这种气氛。”
对于展示空间的改造和革新一直以来都是艺术家、策划人、画廊和美术馆所密切关注的领域。以往的革新者们都是从展览空间本身，以及作品和展出空间的关系入手，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尝试。例如，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 将自己所有作品的模型放在一个行李箱中而制作出来的“行李箱美术馆”。亚历山大-多纳尔(AlexanderDorner)在l922年出任汉诺威美术馆的馆长时，邀请包豪斯的艺术家里斯提斯克(Lissltzk)设计了一个关于抽象艺术的陈列室——“抽象的盒子”(Abstract Carbinet)——这个陈列成为20世纪最经典的展览陈列之一。还有，汉斯·乌里奇·奥布里斯特(HansUrich Obrist)的“缩微博物馆”(NanoHuseum)——1996年汉斯和德国艺术家汉斯-彼得·费尔德曼(Hans PeterFeldmann)联合制作了个便携式的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盒子，但也是个艺术家或者策划人可以携带，并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展示的小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也在展馆空间的尝试与探索上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国家馆是由排满生锈油桶的军械库和散落着果树的处女花园组成。客观条件上，我们没有威尼斯水巷中那波洛克式的贵族居所豪华与精致，也没有其他国家馆拥有规整的白墙和富余的空间，甚至我们的位置也是在参观路线的“终点”。但是，实践证明，中国策划人和艺术家却并没因为展示空间的局限和特别而受到不利影响。相反，2005年和2007年两届国家馆展览的成功举办都让东方智慧与东方艺术在亚平宁半岛上独放异彩。
当然，尝试与探索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挑战固有的习惯与模式也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本届文献展上专门设计搭建的露天场馆Aue-Pavilion就是一个大胆的冒险。这个坐落在草坪上的“温室大棚”由法国巴黎的建筑设计公司Lacaton&Vassal设计。远看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房，被称为此次文献展的“水晶宫殿”(the CrystalPalace)。这个由人工合成材料组成的展出空间仅仅服务与此次展览，展览结束后便会被拆除。因为展馆的这种临时性，不用考虑其日后的实际使用价值，使得建筑师们在设计上就更能尽情发挥想像力。但是，展示空间无论如何的前卫与新颖，如果脱离了所展示的作品，那么也就不过是一个建筑空壳而已了。
走进这个“温室大棚”，参观者会对眼前的作品“一览无余”——因为在这个似“U”字型的空间里，没有任何特意的对于建筑空间的分割与阻断。97件作品完全是依靠它们各自的创作形式和展览方式而彼此区分。而展馆墙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个巨大的通风设备在不停的运转着，发出嗡嗡的声响，似乎是在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也融入到附近艺术家的录像作品中，从而成为文献展的艺术员。
在这个展示空间中，没有人们熟悉的白墙，没有高高的屋顶，更没有其他展馆中的大理石或者木制的地板。参观者在低矮的空间中，脚踏粗糙的水泥地面，周围环绕的是看上去廉价的窗帘和低劣的照明系统。压抑与沉闷、拥挤和无序——是这个“温室大棚”给你的感觉(或许也是因为这里是本届文献展中作品展示最多一个区域吧)。欣慰的是这个展厅的通风系统可以让在骄阳中步行到这的参观者感到一阵清凉。“看上去很美”是这个在蓝天碧草间的展厅给人的印象。
客观条件带给参观者的不适感也许反而激发了大家对于作品的关注热情。走进这个展馆，你不再会被室内彩色的环境所影响，不再会被建筑精致的内景所吸引，不会再去顾及展览的布局，你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在这个满是作品的丛林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小径。
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在“过去”和“现代”中呈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在“传统”与“当代”中进行
在计划卡塞尔行程之前，我很希望可以有点空闲时间去威廉高地宫博物馆(Huseum Schloss Wilhelmshaohe)看看。该博物馆坐落于卡塞尔威廉高地公园(Kassel Wilhelms hoheHiqhland Park)中，由古典大师画廊、古董收藏馆和白岩建筑侧翼(WeiBensteinflu qe])三部分组成。在这里收藏着诸如法兰德斯(Fla nders)画派、伦布朗(Rembrandt)、鲁卡斯(Lucas)、范·迪克(van Dyck)等欧洲艺术史上重要大师的作品。毕竟在国内学习欧洲美术史的时候，我是没有机会可以亲眼目睹大师们的真迹的。
同时，这座博物馆吸引我的地方还在于其前身是十八世纪的皇室宫殿，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在这一时期风靡于欧洲。虽说身处德国不能到柏林感受一下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Tor)的恢宏是一种遗憾，但在卡塞尔的皇室宫殿里转转也未尝不是一种补偿。
机缘巧合，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将威廉高地宫博物馆(Museum SchlossWilhelmshohe)选为了主要的展览场馆之一。这也是这座古典博物馆第一次参与到了当代艺术的展览之中。但这也让我疑惑，“在一个满是古典主义艺术作品的博物馆中会如何展示当代的艺术作品呢?是干脆将原来的馆藏腾空?似乎客观条件并不允许这么做吧?……”
在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怀揣着无数的疑问搭乘着卡塞尔的1号有轨电车前往这座向往已久的博物馆。当电车结束了在市中心楼字间的穿行后，突然窜进了一片树林。车上几乎所有的游客都顿时兴奋起来。大家似乎都很惊讶被盟军轰炸过的卡塞尔竟然会有这么一大片茂密的人造树林。满眼的葱葱郁郁，加之窗外飘洒的濛濛细雨，坐在电车中的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
走进这座古典主义的艺术殿堂，我手中却拿着是当代艺术展的地图；穿梭在幅幅古典大师的绘画之中，我心中却惦念着当代艺术家的名字。当我着迷的欣赏着伦布朗的油画时，一件文献展的作品会突然跳入眼前，似乎在提醒你“该回归正题了”。可是当我非常急切的找寻着文献展艺术家的作品时，却总是在挂满了鲁卡斯等大师作品的展厅里迷路。——这是让我感觉最奇妙的文献展展馆。
当然，除了“散落”在博物馆的一些文献展作品外，策划方还是在这个布局紧凑的博物馆中安排了一个长廊式的空间集中展示了十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在这个精致的黑暗展馆中，专业的灯光为参观者一丝不苟地照亮着每件作品。虽然在这个展馆中展出的艺术家作品并不是很多，但却清晰而明确地向参观者表达着文献展对于“历史与政治”、“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思考。
在威廉高地宫博物馆(MuseumSchloss Wilhelmshohe)展出的作品，既有当代艺术作品，也有古代的艺术文献。在这里，你会看到五、六个世纪之前波斯的细密画。当我不禁感叹波斯艺术中华丽的色彩和优美的线条时，很惊奇发现了其中竟融合有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对云、山、树、水的描绘技法。难道这是元、明时期海陆 “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影响?
还没来得及多想，我又被玻璃展柜中的一份对宋、元、明、清时期不同工艺品的说明性的文献所吸引。在这个系列中，一面是用规整的毛笔小楷记录着每一件东西的详细信息，同时在旁边配有一幅幅描绘精致的彩色水墨图样。从宋代官窑的瓷器到明代的五彩舍利塔，这份文献都非常严谨的～说明。同时展出的中国古代艺术品还有清康熙年间的木制漆雕。
除了这些，我还第一次看到了十六世纪阿拉伯书法家Hadl Maqsud以伊斯兰“苏鲁体”(Thulth，即三一体)的书法原则所书写的作品。历史上，这位书法家曾经到访过印度，其艺术风格对莫卧儿王朝时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同时展出的印度十九世纪的水彩画则让人们看到了欧洲绘画技法对于这个东方古国的影响。日本十九世纪彩色木刻版画大师KatsushikaHokusai的作品也很精彩。
环顾展厅，参观者或是摘下眼镜仔细鉴赏着波斯的细密画，或是认真观察着中国瓷器的结构解剖图。大家似乎都沉浸在了历史的艺术文献中，而忘了自己手中还拿着当代艺术展的地图。而本届文献展的另一展馆文献展厅(Documenta-Halle)中，参观者则无需这么“麻烦”得盯着展品。在这里你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挂在墙上的来自中亚古伊朗的挂毯。顶天立地的挂毯所展现的精美纹饰，让参观者啧啧赞叹，不停的拍照。而在这件挂毯周围展出的是艺术家Cosima vonBonin的装置作品《放松，这不过是鬼(Relax it's only a ghost)》。这件在展厅铺开了的作品，既有被放大了的章鱼，也有各种加工改造过的可爱动物形象。而最夸张的是艺术家Peter Friedl的作品《动物园的故事(The ZooStory)》。这件作品实际是一个长颈鹿的实物标本。“温室大棚”Aue-Pavilion也不例外，在满是现代艺术作品的空间中展出了十九世纪帕米尔高原的精美的棉丝刺绣品。
对于有着超过350万穆斯林移民的德国而言，本届文献展所展出的伊斯兰细密画和阿拉伯的书法作品，不仅向参观者展现了古代东方与西方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同时也很好地反映了当下德国文化界对位于欧、亚、非枢纽敏感地带的中东在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思考。
在挂满了欧洲古典大师作品的博物馆中展出当代来自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作品，让古典大师与当代艺术家零距离的交流。同时，选取古代东西方艺术中关于爱情、战争、神话与宗教内容的绘画文献，从人文、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回应了从古至今艺术创作中恒久不变的主题。或许，这种让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在过去和现代的艺术品中呈现，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在传统与当代的空间中进行的方式，能够更好的让参观者在不自觉中就参与到了文献展对“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政治”等方面的思考之中。
不到千分之五的“著名艺术家”与一半以上的“女性艺术家”
五年 次的卡塞尔文献展或许是个向世人呈现世界著名艺术家作品的殿堂。而对于第一次参观文献展的我而言，更是希望可以在这个重要的展览上看到那些“震耳欲聋”的作品。但当我手拿地图走进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时，发现自己不仅对看到的作品感到陌生，就连对照了艺术家的名字后都几乎没有什么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时不时心虚地四下张望，时不时摊开整张艺术家名单拼命找着自己可能见过的名字。无独有偶，与我随行的策划人团队中几乎所有的“同行”要么在空闲时间互相询问着陌生的人名，要么认真阅读着手中的画册。而我似乎比他们还知道得多点——除了德国的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别世不久的极简主义女艺术家马汀(Agnes Martin)以及麦克雷肯(John McCracken)外，我还知道所有参展的中国艺术家。这个发现让我不禁感叹或许只有策划团队才是唯一全面了解这些参展艺术家的人。对于欧洲艺术界而言，这里的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同样令他们感到陌生。
另外，当翻开画册中的“艺术家小传”后，我才发现今年的艺术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女性，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大展上女性艺术家可以和男性“平分秋色”也着实让人们看到了策划团队的用心。“安全过渡”——历史性、政治性贯穿始终的文献展
离开亚平宁半岛的熙攘人群，每个计划着前往卡塞尔的朋友或许都期盼着本届文献展能让这个肃穆的欧洲中部国家绽放异彩。但正如威尼斯双年展预展第一天那场“不期而遇”的大雨冷却了人们对于阳光灿烂的意大利的热情样，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也以一种德国式的冷淡和平静让预展在风雨中结束。
或许是由于文献展时隔五年才举行一次，或许是由于严肃和谨慎早已渗透到德国人的骨子里，所以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划团队虽然也会偶尔“放纵”一下——挑选了大量连欧美艺术界都备感陌生的艺术家，设计了将“白色方块”变成彩色的展厅——但最终，他们还是以冷静和严谨的方式造就了今年这届“平实”的艺术文献展。
或许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的天生的思辨精神，加之半个世纪以前阿诺德·博德(Arnold Bode)所策划的第一届文献展在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思考至今影响深远，所以在52年后的今天，当罗格·比格(Roger M.Buergel)和诺雅克(Ruth Noack)夫妇接过策划文献展的工作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将他们对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如何对历史、政治和文化进行阐释的思考表达了出来，向世人呈现了今年这届“历史性”与“政治性”贯穿始终的艺术文献展。
或许，这就是今年文献展的独特之处；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在三大重要的国际艺术展览“十年一聚”的特殊时期，卡塞尔的一个“安全过渡”。
2007，中国艺术界的“金猪年”
在2007年的6月即将过去的时候，很多中国的准父母们开始紧张掐算起自己“金猪宝宝”降生的时间；无数的学子开始焦急盼望着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远赴大洋彼岸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们或许也会开始好奇地等待着国内外参观者对于他们作品的反馈。
“中国热”、 “中国年”已经被用得烂熟。但今年的卡塞尔还是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当地一名中国留学生也惊讶电视台会选择中国古筝和长笛所演奏的曲子作为报道文献展的背景音乐。或许这要归功于艾未未的“童话”项目——从中国调来的1001位中国人让这个总人口仅有二十五万(还不及北京流动人口十二分之一)的德国小城倍感震惊。似乎在展览期间，每个走在卡塞尔街上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人都会被看作是“中国人”。当地人甚至会对来自韩国、日 本或新加坡的人说：“你来自中国吗?”
在参观展览的时候，你能看见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都会主动坐在散布于几个展厅里的艾未未“童话”项目带来的1001把中国明式椅子。他们或是单纯为了休息，或是把椅子围成一圈来做讲座。来自明朝简洁而科学的椅子设计肯定会让奔波疲劳的人们感到舒服。四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就已经扬帆远洋，试图向世界展示中华大地的强盛与兴旺。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早已将世界的目光牢牢的汇聚。如今，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胜过了世界对干我们的了解。所以，或许我们不用再为国际重要的艺术展上出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而“大惊小怪”了。
回想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中展示的是沈远、尹秀珍、阚萱和曹斐——四位拥有中国背景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展的展厅“中轴线”上的五个暗房展示了杨福东的电影。主题展展厅两边的走廊所悬挂的十个巨大的投影屏幕上展示的是杨振忠的录像。
回想今年的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胡晓媛、林林和郑国谷的作品分别展示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卢昊、阳江组(陈再炎、孙庆麟和郑国谷)和谢南星的作品出现在Aue-Pavilion中。在Aue-Pavilion室外的草坪上高耸的是艾未未的装置。Neue画廊(Neue Galerie)中除了展示中国古代的艺术文献和作品，还展示了胡晓媛作品。威廉高地宫博物馆(HuseumSchloss Wilhelmshohe)里则悬挂了颜磊的作品。另外，艾未未《童话》项目中1001把明式的椅子被分区域摆放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Fridericianum)和Aue-Pavilion中。而那100l位受邀到文献展的中国人则在卡塞尔市里拥有一个由仓库改建的巨大的生活起居的基地。
六月的欧洲，似乎到处都可以嗅到中国艺术的气息，到处都吹着“中国风”。就连卡塞尔的“老天爷”都有点受不了，于是策划了一次不小的风雨将艾未未那个由1001扇明代门窗搭建起来的装置给吹垮了。不过，艺术家本人似乎并不惊慌，中国艺术家们在走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探索道路后，还会在意这点风吹雨打吗?
2007年是属于中国艺术界的“金猪年”。
如果说威尼斯迎接我们的是意大利式的灿烂阳光和水巷中穿梭的“刚朵拉”(Gondola)；那么，卡塞尔让你首先感到的就是头顶厚厚的积云和空中飘洒的冰凉细雨。在随后的三天预展时间里，穿梭于不同展馆间的交通工具不再是让人晃晃悠悠的小船，取而代之的是准点准时的有轨电车。
熟悉卡塞尔文献展的朋友都知道从1955年开始，这个每隔五年、每次历时大概百日的展览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一届。今年第12届文献展，在艺术总监和策划罗格·比格(Roger M.BuergeI)与诺雅克(Ruth Noack)这对“夫妻搭档”的配合下又将带给世人怎样的世界艺术图景呢?
“遗漏内容”的作品说明
或许是受上学时艺术史课本的影响，或许是一直以来的展览工作所养成的“职业病”，每当走进展厅时，我都会本能地扫视展厅里的展览说明和每个作品旁边的介绍文字。按照所谓的惯例，在国际展览上这样的说明介绍性文字都应该包括如下内容：“艺术家姓名、出生年代、国籍、作品名称、创作年代、创作媒介、作品尺寸／片长”。每个作品说明就像艺术家的“展览护照”，其中对艺术家出生年代和国籍的标注就像是每个人终身不变的护照号码。在个展览中，不管艺术家的作品形式是多么复杂多变，该艺术家的出生年代和国籍都会让参观者“轻松”找到理解作品的突破口——我们可以将作品与艺术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的国家地区的背景特点相连接，以此做出对该艺术家创作特点的判断。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一种让参观者阅读作品的习惯。
但当在卡塞尔的各个展厅徘徊时，我不仅没有看见任何对于展览的介绍说明，更没发现哪个作品说明上标明了该艺术家的“出生年代和国籍”。一时间，我被弄得措手不及，慌了阵脚。
“需要买本画册对照着看吗?”我问自己。
但是出口的遥远和奔波的疲惫让我没有体力掉头回去，于是我开始让自己适应这样一个展览：一个无法马上得知艺术家所处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展览， 一个需要你抛开既有的观察和思考模式转而寻找新的认知方式的展览。也就是这样一个展览，或许可以让你暂时得到一份轻松，丢下一些包袱，找回对作品最初的那份好奇。
在三天日程紧凑的参观即将结束时，我走进展馆附近的书店买了本画册。还是“本性难移”的翻开一页试图寻找作品标注中的“出生年代和国籍”，未果!仅是在书的最后部分——“艺术家传记”中看到了久违的数字和地名。
于是，我问自己：“一个展览，到底是作品本身更重要，还是艺术家本人及其身份背景更重要?是需要先看作品，还是需要先听艺术家的自我表白?……”
本届文献展如此的安排和设计，在挑衅人们观展习惯的同时，也似乎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艺术大融合的图景。参观者无需再被艺术家的性别、年龄、国籍所影响，只要将自己投身到这个作品的海洋中即可。五彩斑斓的室内展厅与“看上去很美”的展馆
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邀请了超过百位来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参展。总共有五百多件作品被分别展示在了五个主要展馆：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Aue-Pavilion、文献展厅(Documenta-Halle)、Neue画廊(Neue Galerie)和威廉高地宫博物馆(Museum SchlossWilhelmshohe)。同时，在离市中心不远的青年中心Kulturzentrum Schlachthof还展示了Hito Steyerlt和Artur Zmijewsk的录像装置作品和声音作品。
这五个主要展馆从十八世纪的皇室宫殿——威廉高地宫博物馆(MuseumSchloss Wilhelmshohe)到为本届展览专门搭建的“温室大棚”(Aue-Pavilion)可谓是风格各异。但在展馆室内设计方面，它们带给参观者一个共同感觉是“色彩鲜艳”。虽说这种彩色的环境并不是遍布展厅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当你频繁的穿梭于其中时，的确还是会有点“眩晕”。
或许你曾经在一些展览上有过这种视觉体验，但是没有谁会想到在这样个非常重要的且五年一次的艺术大展上，竟然也会大范围的使用彩色的展示环境——或以纯彩色的墙面来衬托作品，亦是将作品和参观者置于一种全透明的展示空间中。这样的设计，“违反”了常规的现代主义“白方块”(white cube)的展示模式——展厅四周的墙面和屋顶均被粉刷成白色。
或许我们已习惯了白色墙面的展厅，而白色的墙面也确实有它被青睐的诸多原因——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展示环境本身对于作品的影响，可以让作品在各个角度都呈现出完美，可以让展示空间的布置显得简洁和清晰……总之，白色的墙面，“白色的方块”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装饰空间的习惯，一种展示作品的习惯。
我们暂且不去评价黑白的摄影图片是在白墙上展示好，还是换成彩色的背景后效果更突出；也暂且不去了解艺术家们到底是钟爱白色的环境，还是真的会为彩色的展示空间而感到兴奋。单就这种尝试本身而言，虽说算不上什么“创举”，但也的确让策划和设计团队费了不少功夫。
本届卡塞尔文献展负责展馆室内建筑设计的是设计师蒂姆·胡佩(Tim Hupe)和他的工作小组。在无法改变展馆建筑结构和外观的限制下，胡佩小组将展厅室内的光线和色彩作为了设计重点，他们努力想让展览空间和建筑能更好的为艺术品服务。
彩色展厅的设计，一方面为了找到一种更好的光线和环境来展示艺术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专门营造的彩色空间也可以带给参观者全新的视觉体验，可以更好的调动观众的气氛。正如文献展的艺术总监罗格·比格(Roger M.Buergel)所说，“建筑也是种媒介，它能让一个人产生飘动感，也能让一个人感到压抑。特别是观众在与展品刚建立一种关系时，需要一种轻松的和愉快的东西，而色彩则有利于制造这种气氛。”
对于展示空间的改造和革新一直以来都是艺术家、策划人、画廊和美术馆所密切关注的领域。以往的革新者们都是从展览空间本身，以及作品和展出空间的关系入手，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尝试。例如，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 将自己所有作品的模型放在一个行李箱中而制作出来的“行李箱美术馆”。亚历山大-多纳尔(AlexanderDorner)在l922年出任汉诺威美术馆的馆长时，邀请包豪斯的艺术家里斯提斯克(Lissltzk)设计了一个关于抽象艺术的陈列室——“抽象的盒子”(Abstract Carbinet)——这个陈列成为20世纪最经典的展览陈列之一。还有，汉斯·乌里奇·奥布里斯特(HansUrich Obrist)的“缩微博物馆”(NanoHuseum)——1996年汉斯和德国艺术家汉斯-彼得·费尔德曼(Hans PeterFeldmann)联合制作了个便携式的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盒子，但也是个艺术家或者策划人可以携带，并向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展示的小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也在展馆空间的尝试与探索上取得了成功。我们的国家馆是由排满生锈油桶的军械库和散落着果树的处女花园组成。客观条件上，我们没有威尼斯水巷中那波洛克式的贵族居所豪华与精致，也没有其他国家馆拥有规整的白墙和富余的空间，甚至我们的位置也是在参观路线的“终点”。但是，实践证明，中国策划人和艺术家却并没因为展示空间的局限和特别而受到不利影响。相反，2005年和2007年两届国家馆展览的成功举办都让东方智慧与东方艺术在亚平宁半岛上独放异彩。
当然，尝试与探索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挑战固有的习惯与模式也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本届文献展上专门设计搭建的露天场馆Aue-Pavilion就是一个大胆的冒险。这个坐落在草坪上的“温室大棚”由法国巴黎的建筑设计公司Lacaton&Vassal设计。远看像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房，被称为此次文献展的“水晶宫殿”(the CrystalPalace)。这个由人工合成材料组成的展出空间仅仅服务与此次展览，展览结束后便会被拆除。因为展馆的这种临时性，不用考虑其日后的实际使用价值，使得建筑师们在设计上就更能尽情发挥想像力。但是，展示空间无论如何的前卫与新颖，如果脱离了所展示的作品，那么也就不过是一个建筑空壳而已了。
走进这个“温室大棚”，参观者会对眼前的作品“一览无余”——因为在这个似“U”字型的空间里，没有任何特意的对于建筑空间的分割与阻断。97件作品完全是依靠它们各自的创作形式和展览方式而彼此区分。而展馆墙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个巨大的通风设备在不停的运转着，发出嗡嗡的声响，似乎是在竭力让自己的声音也融入到附近艺术家的录像作品中，从而成为文献展的艺术员。
在这个展示空间中，没有人们熟悉的白墙，没有高高的屋顶，更没有其他展馆中的大理石或者木制的地板。参观者在低矮的空间中，脚踏粗糙的水泥地面，周围环绕的是看上去廉价的窗帘和低劣的照明系统。压抑与沉闷、拥挤和无序——是这个“温室大棚”给你的感觉(或许也是因为这里是本届文献展中作品展示最多一个区域吧)。欣慰的是这个展厅的通风系统可以让在骄阳中步行到这的参观者感到一阵清凉。“看上去很美”是这个在蓝天碧草间的展厅给人的印象。
客观条件带给参观者的不适感也许反而激发了大家对于作品的关注热情。走进这个展馆，你不再会被室内彩色的环境所影响，不再会被建筑精致的内景所吸引，不会再去顾及展览的布局，你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在这个满是作品的丛林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小径。
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在“过去”和“现代”中呈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在“传统”与“当代”中进行
在计划卡塞尔行程之前，我很希望可以有点空闲时间去威廉高地宫博物馆(Huseum Schloss Wilhelmshaohe)看看。该博物馆坐落于卡塞尔威廉高地公园(Kassel Wilhelms hoheHiqhland Park)中，由古典大师画廊、古董收藏馆和白岩建筑侧翼(WeiBensteinflu qe])三部分组成。在这里收藏着诸如法兰德斯(Fla nders)画派、伦布朗(Rembrandt)、鲁卡斯(Lucas)、范·迪克(van Dyck)等欧洲艺术史上重要大师的作品。毕竟在国内学习欧洲美术史的时候，我是没有机会可以亲眼目睹大师们的真迹的。
同时，这座博物馆吸引我的地方还在于其前身是十八世纪的皇室宫殿，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在这一时期风靡于欧洲。虽说身处德国不能到柏林感受一下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Tor)的恢宏是一种遗憾，但在卡塞尔的皇室宫殿里转转也未尝不是一种补偿。
机缘巧合，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将威廉高地宫博物馆(Museum SchlossWilhelmshohe)选为了主要的展览场馆之一。这也是这座古典博物馆第一次参与到了当代艺术的展览之中。但这也让我疑惑，“在一个满是古典主义艺术作品的博物馆中会如何展示当代的艺术作品呢?是干脆将原来的馆藏腾空?似乎客观条件并不允许这么做吧?……”
在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怀揣着无数的疑问搭乘着卡塞尔的1号有轨电车前往这座向往已久的博物馆。当电车结束了在市中心楼字间的穿行后，突然窜进了一片树林。车上几乎所有的游客都顿时兴奋起来。大家似乎都很惊讶被盟军轰炸过的卡塞尔竟然会有这么一大片茂密的人造树林。满眼的葱葱郁郁，加之窗外飘洒的濛濛细雨，坐在电车中的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童话世界。
走进这座古典主义的艺术殿堂，我手中却拿着是当代艺术展的地图；穿梭在幅幅古典大师的绘画之中，我心中却惦念着当代艺术家的名字。当我着迷的欣赏着伦布朗的油画时，一件文献展的作品会突然跳入眼前，似乎在提醒你“该回归正题了”。可是当我非常急切的找寻着文献展艺术家的作品时，却总是在挂满了鲁卡斯等大师作品的展厅里迷路。——这是让我感觉最奇妙的文献展展馆。
当然，除了“散落”在博物馆的一些文献展作品外，策划方还是在这个布局紧凑的博物馆中安排了一个长廊式的空间集中展示了十几位艺术家的作品。在这个精致的黑暗展馆中，专业的灯光为参观者一丝不苟地照亮着每件作品。虽然在这个展馆中展出的艺术家作品并不是很多，但却清晰而明确地向参观者表达着文献展对于“历史与政治”、“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思考。
在威廉高地宫博物馆(MuseumSchloss Wilhelmshohe)展出的作品，既有当代艺术作品，也有古代的艺术文献。在这里，你会看到五、六个世纪之前波斯的细密画。当我不禁感叹波斯艺术中华丽的色彩和优美的线条时，很惊奇发现了其中竟融合有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对云、山、树、水的描绘技法。难道这是元、明时期海陆 “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影响?
还没来得及多想，我又被玻璃展柜中的一份对宋、元、明、清时期不同工艺品的说明性的文献所吸引。在这个系列中，一面是用规整的毛笔小楷记录着每一件东西的详细信息，同时在旁边配有一幅幅描绘精致的彩色水墨图样。从宋代官窑的瓷器到明代的五彩舍利塔，这份文献都非常严谨的～说明。同时展出的中国古代艺术品还有清康熙年间的木制漆雕。
除了这些，我还第一次看到了十六世纪阿拉伯书法家Hadl Maqsud以伊斯兰“苏鲁体”(Thulth，即三一体)的书法原则所书写的作品。历史上，这位书法家曾经到访过印度，其艺术风格对莫卧儿王朝时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同时展出的印度十九世纪的水彩画则让人们看到了欧洲绘画技法对于这个东方古国的影响。日本十九世纪彩色木刻版画大师KatsushikaHokusai的作品也很精彩。
环顾展厅，参观者或是摘下眼镜仔细鉴赏着波斯的细密画，或是认真观察着中国瓷器的结构解剖图。大家似乎都沉浸在了历史的艺术文献中，而忘了自己手中还拿着当代艺术展的地图。而本届文献展的另一展馆文献展厅(Documenta-Halle)中，参观者则无需这么“麻烦”得盯着展品。在这里你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挂在墙上的来自中亚古伊朗的挂毯。顶天立地的挂毯所展现的精美纹饰，让参观者啧啧赞叹，不停的拍照。而在这件挂毯周围展出的是艺术家Cosima vonBonin的装置作品《放松，这不过是鬼(Relax it's only a ghost)》。这件在展厅铺开了的作品，既有被放大了的章鱼，也有各种加工改造过的可爱动物形象。而最夸张的是艺术家Peter Friedl的作品《动物园的故事(The ZooStory)》。这件作品实际是一个长颈鹿的实物标本。“温室大棚”Aue-Pavilion也不例外，在满是现代艺术作品的空间中展出了十九世纪帕米尔高原的精美的棉丝刺绣品。
对于有着超过350万穆斯林移民的德国而言，本届文献展所展出的伊斯兰细密画和阿拉伯的书法作品，不仅向参观者展现了古代东方与西方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同时也很好地反映了当下德国文化界对位于欧、亚、非枢纽敏感地带的中东在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思考。
在挂满了欧洲古典大师作品的博物馆中展出当代来自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家作品，让古典大师与当代艺术家零距离的交流。同时，选取古代东西方艺术中关于爱情、战争、神话与宗教内容的绘画文献，从人文、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回应了从古至今艺术创作中恒久不变的主题。或许，这种让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在过去和现代的艺术品中呈现，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在传统与当代的空间中进行的方式，能够更好的让参观者在不自觉中就参与到了文献展对“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历史与政治”等方面的思考之中。
不到千分之五的“著名艺术家”与一半以上的“女性艺术家”
五年 次的卡塞尔文献展或许是个向世人呈现世界著名艺术家作品的殿堂。而对于第一次参观文献展的我而言，更是希望可以在这个重要的展览上看到那些“震耳欲聋”的作品。但当我手拿地图走进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时，发现自己不仅对看到的作品感到陌生，就连对照了艺术家的名字后都几乎没有什么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时不时心虚地四下张望，时不时摊开整张艺术家名单拼命找着自己可能见过的名字。无独有偶，与我随行的策划人团队中几乎所有的“同行”要么在空闲时间互相询问着陌生的人名，要么认真阅读着手中的画册。而我似乎比他们还知道得多点——除了德国的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别世不久的极简主义女艺术家马汀(Agnes Martin)以及麦克雷肯(John McCracken)外，我还知道所有参展的中国艺术家。这个发现让我不禁感叹或许只有策划团队才是唯一全面了解这些参展艺术家的人。对于欧洲艺术界而言，这里的绝大多数的艺术家同样令他们感到陌生。
另外，当翻开画册中的“艺术家小传”后，我才发现今年的艺术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女性，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大展上女性艺术家可以和男性“平分秋色”也着实让人们看到了策划团队的用心。“安全过渡”——历史性、政治性贯穿始终的文献展
离开亚平宁半岛的熙攘人群，每个计划着前往卡塞尔的朋友或许都期盼着本届文献展能让这个肃穆的欧洲中部国家绽放异彩。但正如威尼斯双年展预展第一天那场“不期而遇”的大雨冷却了人们对于阳光灿烂的意大利的热情样，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也以一种德国式的冷淡和平静让预展在风雨中结束。
或许是由于文献展时隔五年才举行一次，或许是由于严肃和谨慎早已渗透到德国人的骨子里，所以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划团队虽然也会偶尔“放纵”一下——挑选了大量连欧美艺术界都备感陌生的艺术家，设计了将“白色方块”变成彩色的展厅——但最终，他们还是以冷静和严谨的方式造就了今年这届“平实”的艺术文献展。
或许是因为德意志民族的天生的思辨精神，加之半个世纪以前阿诺德·博德(Arnold Bode)所策划的第一届文献展在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思考至今影响深远，所以在52年后的今天，当罗格·比格(Roger M.Buergel)和诺雅克(Ruth Noack)夫妇接过策划文献展的工作后，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将他们对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如何对历史、政治和文化进行阐释的思考表达了出来，向世人呈现了今年这届“历史性”与“政治性”贯穿始终的艺术文献展。
或许，这就是今年文献展的独特之处；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在三大重要的国际艺术展览“十年一聚”的特殊时期，卡塞尔的一个“安全过渡”。
2007，中国艺术界的“金猪年”
在2007年的6月即将过去的时候，很多中国的准父母们开始紧张掐算起自己“金猪宝宝”降生的时间；无数的学子开始焦急盼望着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远赴大洋彼岸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们或许也会开始好奇地等待着国内外参观者对于他们作品的反馈。
“中国热”、 “中国年”已经被用得烂熟。但今年的卡塞尔还是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当地一名中国留学生也惊讶电视台会选择中国古筝和长笛所演奏的曲子作为报道文献展的背景音乐。或许这要归功于艾未未的“童话”项目——从中国调来的1001位中国人让这个总人口仅有二十五万(还不及北京流动人口十二分之一)的德国小城倍感震惊。似乎在展览期间，每个走在卡塞尔街上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人都会被看作是“中国人”。当地人甚至会对来自韩国、日 本或新加坡的人说：“你来自中国吗?”
在参观展览的时候，你能看见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都会主动坐在散布于几个展厅里的艾未未“童话”项目带来的1001把中国明式椅子。他们或是单纯为了休息，或是把椅子围成一圈来做讲座。来自明朝简洁而科学的椅子设计肯定会让奔波疲劳的人们感到舒服。四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就已经扬帆远洋，试图向世界展示中华大地的强盛与兴旺。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早已将世界的目光牢牢的汇聚。如今，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胜过了世界对干我们的了解。所以，或许我们不用再为国际重要的艺术展上出现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而“大惊小怪”了。
回想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中展示的是沈远、尹秀珍、阚萱和曹斐——四位拥有中国背景的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展的展厅“中轴线”上的五个暗房展示了杨福东的电影。主题展展厅两边的走廊所悬挂的十个巨大的投影屏幕上展示的是杨振忠的录像。
回想今年的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胡晓媛、林林和郑国谷的作品分别展示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 Fridericianum)。卢昊、阳江组(陈再炎、孙庆麟和郑国谷)和谢南星的作品出现在Aue-Pavilion中。在Aue-Pavilion室外的草坪上高耸的是艾未未的装置。Neue画廊(Neue Galerie)中除了展示中国古代的艺术文献和作品，还展示了胡晓媛作品。威廉高地宫博物馆(HuseumSchloss Wilhelmshohe)里则悬挂了颜磊的作品。另外，艾未未《童话》项目中1001把明式的椅子被分区域摆放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MuseumFridericianum)和Aue-Pavilion中。而那100l位受邀到文献展的中国人则在卡塞尔市里拥有一个由仓库改建的巨大的生活起居的基地。
六月的欧洲，似乎到处都可以嗅到中国艺术的气息，到处都吹着“中国风”。就连卡塞尔的“老天爷”都有点受不了，于是策划了一次不小的风雨将艾未未那个由1001扇明代门窗搭建起来的装置给吹垮了。不过，艺术家本人似乎并不惊慌，中国艺术家们在走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探索道路后，还会在意这点风吹雨打吗?
2007年是属于中国艺术界的“金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