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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与传统绘画中的草虫
“顾恺之论画以人物为上，次山，次水，次狗马，台榭，不及禽鸟。故张舜宾(彦远)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 宋人董道《广川画跋》所言不仅记述了草虫在以往中国画史上的地位，而且表明了“蜂蝶蝉虫”之类的草虫在顾恺之时代，尚未形成中国画的一个类别，但至晚到了唐代，在论述当时绘画的时候已经独立成科。五代时期，在“徐黄体异”的时代表述中，与黄筌的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相应的是，徐熙的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芦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国蔬药苗，表现出了江南处士的野逸风格。而在现存的黄筌的《珍禽图》(故宫博物院藏)中，除了禽鸟之外，还有天牛、蚱蜢、蝉、金龟子、蜜蜂、细腰蜂、胡蜂等草虫。正因为此，“若论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也就是说，“花竹禽鸟”在宋代已经表现出了超于前代的成就。此后，到了元人钱舜举的《草虫卷》，“三尺许，蜡蜒蜂蝶蜂蜢类皆点簇为之，物物逼肖，其头目翅足，或圆或角，或沁墨或破笔，随手点抹，有蠕蠕欲动之神，观者无不绝倒”(清·方薰《山静居画论》)，草虫在中国绘画的审美体系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其影响所及，直至20世纪的齐白石。而齐白石在草虫绘画方面集大成的成就，则将这一领域的表现推向了一个后无来者的高度。在中国绘画史上，特别是到了宋元之后，许多擅长花卉的画家都工草虫，因为草虫能给春花秋卉以生意。然画史中的草虫只不过是蜂蝶蝉虫之属，而齐白石则扩展了草虫的范围，广及蝗虫、蟑螂、臭虫、苍蝇等为人们所厌恶的品种，可以说是只要他目之所及，皆无所不画。现在很难统计出齐白石一生画过多少种草虫，但是，北京画院所藏的齐白石的作品中有许多前人没有画过的草虫，它们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其中有许多在昆虫学家的眼里，亦是稀有的品种。
如果仅仅说无所不画，那可能只局限在“能品”的范围。对于现在具有科学造型基础的画家来说，见什么画什么并不难，画什么像什么也不难。难在栩栩如生，难在形神俱备，难在趣味盎然，难在将一种题材推向中国绘画史的极致。因此，将齐白石的草虫画放到整个中国绘画史中去考察，可入“神品”之列。
齐白石的乡间生活与题材选择
齐白石1864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城南约50余公里的一个名为“杏子坞”的村庄，村东头有个充满传说的“星斗塘”。他成长在这个“星塘白屋不出公卿”的世代农家中，砍柴牧牛和读书写字兼而有之的童年生活，使他从小就能感受到“儿时牛背笛，归去弄斜阳。三里壕边路，藤花喷异香”的美的意境。1878年，齐白石15岁时开始学木匠，继而拜当地著名的雕花木工周之美为师，仍然没有脱离农家。1889年，齐白石拜胡沁园、陈少善为师，学习作诗写画。到30岁左右，齐白石已经能以画画为生。不同于文人画家的是，齐白石画什么是根据订件的要求，而他在如何画的时候，则是以一种能够满足或讨好客户要求的手法，因此，这一时期的齐白石属于具有乡间生活背景的最为普通的民间画工。
齐白石在35岁之前，活动的范围仅限于杏子坞附近的百里之内。35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湘潭县城。后来，他离开老家到距星斗塘五里地左右的梅公祠，在百梅书屋外，“墙角种粟，当作花看”，在梅公祠门前的水塘内种莲藕，依然过的是农人的生活。1904年，齐白石40岁时应夏午治的聘请赴西安教画。开始了他“五出五归”中的第一次远游。此后，他遍历陕、豫、京、鄂、赣、沪、苏及两广等地，饱览名山大川，广结名人雅士。直到1917年6月，为避地方土匪之扰而北上，定居北京。来到北京的齐白石，虽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乡村，但是，心里还是惦记着“十载家园总辜负，芋苗黄瘦家花红”，还想到“以农器谱传吾子孙”(篆刻)。他还在诗中表达了对于往日生活的眷念，“新种葡萄难满架，复将空处补丝瓜”，“满园蔬菜绕门青”，“先人代代咬其根，种菜山园深闭门”。而这种感情更多的是反映到他的绘画之中。
齐白石像许多文人画家那样也接受过私塾的文人绘画的教育，也临摹过一些文人画家所遵循的画谱，可是，文人绘画中强调的“胎性”和书香门第，决定了他的后天教育难以摆脱他的世代农民出身的局限，以及他骨子里的民间画工的审美喜好。这些反映到他的题材选择上，尽管他也画文人画家们所热衷的梅兰竹菊，然而，他更酷爱蔬果、草虫以及柴爬、算盘这些他最为熟悉而又寄寓了特别情感的东西。这些在文人画家眼中是非常俗气的事物，在齐白石的笔下则显得是那么生动和自然，因为，这些对于他来说，则是他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齐白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选择了他所熟悉的题材以及与这些题材相适应的画法。
齐白石的乡间题材在都市中
居住在京城的齐白石，并没有脱离他出身农民的品性。在他的身上，不仅保留了许多农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京城的生活中，还依然以这种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对待城市中的人和事，并以此建立起一种新的环境关系。在他的艺术世界中，不仅能够从生活中发现一些能和乡村生活相联结的东西，除了蔬果之外，就是草虫，而且还将这种乡间生活表现出符合文化人、城市人欣赏的需求，并演化为一种文人的审美趣味，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就草虫的特点而言，除了地域所决定的有无之外，无所谓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它们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生活其间的所有人都能对此发生兴趣，特别是一些类如苍蝇、臭虫、蝗虫等为人类所憎恶的蝇虫，其艺术魅力在干艺术家的发掘和表现。齐白石对于草虫的关注，一方面是对于乡村生活的留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京城养虫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灵的宠爱。齐白石的艺术表达，更多的是连接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就齐白石的出身而论，他的朴素和善良决定了他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倾注对生灵的关爱。在他的眼内，具有生灵的草虫没有是非、丑恶，有的是生活的情趣。在他的心中，自然性的丑与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笔下能否把自然性变为艺术性，把丑的恶的变为美的善的。齐白石创造了一种超于现实的生活，他把那些丑的、恶的，通常认为是不入画的东西搬上了画面，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草虫世界。这是一个生态平衡的世界——没有憎恨，也没有残杀，有的只是一种艺术的情趣。
齐白石寓居京城后，其艺术进入到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北京画坛，既是传统文人画的一统天下，又是西方绘画的传播中心，不管是相对于哪一个阵营，齐白石都是时代的另类。他的乡间题材，决定了他和文人绘画的品格相去甚远，而他的画法又与西方绘画格格不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夹缝之中，齐白石的乡间题材在绘画上所表现出的 独特性，使得像陈师曾、徐悲鸿这样的文人画家和西画家也为之动情，为之惊奇。
在齐白石的草虫画中，画得最多的是蜻蜓、蝉、蝗虫、螳螂，显然，这种题材上的偏重，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这是农家最常见的。齐白石所画的草虫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在摄影术欠发达的时代，又无画谱的参考，要想画出结构严谨、姿态生动的草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了与生活的关系，齐白石才画了那么多一般画家没有画、而一般人也难以指认的那么多品种的草虫。对于文人画家来说，他的写实性所表达的乡间情趣，正是文人画家所缺少的一种现实关怀，而那种惟妙惟肖的刻画，在技术的层面上也为那些不注重形的表现的文人画家难以企及。对于西画家来说，或者是相对于那些在中西论战中的非传统派画家来说，齐白石的艺术正是传统文人画的一种现实反叛，也是改良传统中国画的一种方式。
在时代文化的激荡中，处于文化边缘的齐白石，好像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外，可是，他的独特性和中间性却暗合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随着时代的潮流，齐白石的乡间题材不仅进入到都市，而且进入到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在这一层面上考量齐白石的草虫画，那么，其意义就超于草虫画的本体之外。显然，特殊时代中的齐白石以及他的草虫画，是特殊时代的选择，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齐白石草虫画的艺术特色
从总体上看，齐白石的草虫，有工、写之分。通常工细者，先画草虫后补景；写意者，先画景后补草虫。而不管是工是写，齐白石都非常注重草虫的体态结构，反映了他极为细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他画的草虫得其翻飞鸣跃之相，翻者折翅能见动作，飞者振羽如临风声，鸣者切股能闻音响，跃者挺身可视耀状。这种千姿百态的变化，反映了他深厚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造型基础。
齐白石画草虫，有着较好的整体效果，又有着细致入微的细部刻画。草虫一般体态较小，而一些具体的结构就更小。一般能画出虫爪的结构已是不易，但他不仅画出基本的结构，还画出虫爪上的毛，真可谓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表现了极强的绘画功力。齐白石的画在注重草虫结构的同时，还注重质感的表现，画蜻蜓和蝉的翅膀极透明之能事，而画飞蛾通体蓬松的绒毛感觉一碰即落，其绘画语言的运用表现出了超于一般画家的能力。
刻画精细是齐白石草虫画的一大特色，但常人画得细，容易腻和板，甚至细得如标本而无生气；齐白石所画则于精细中求生意，严谨处富变化。如画蜻蜓翅膀中的网纹，一笔中有浓淡变化，更增加了翅膀的动感。画水中草虫的长足，线条挺拔又能表现出关节的结构。这一切都是笔笔写出，积淀了他数十年的绘画功夫和学养。
草虫的布景如点睛，是这一题材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齐白石善于运用工与写的对比手法，创造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态氛围。在他的草虫作品中，工致草虫的布景都比较简单，但必定是以写意的手法，画蟋蟀添一罐或几株小草；画水虫写几丝水纹；画蜻蜒图一根莲蓬。如此的简洁是为了烘托主体的形象，而写意的笔法也是为了主次形象的对比，工者更工，写者更写。在另一类幅面较大的以花卉为主的作品中，工虫往往是画面的点缀，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般是以意笔写出，或工写结合。
画工虫需要有很好的眼力，可是，由于生理的原因，受到视力的限制，老年人“目昏隔雾”已无力去画工细的草虫。可是，在齐白石的存世作品中，却有明确纪年的70岁以后的工虫作品，人们往往大惑不解。对此，北京画院所藏的一批齐白石的未完成稿，却解开了这一疑团。为了防止老年时不能作工细的草虫，齐白石在60岁之后陆续画了一批工虫待以后补景。这种点睛补龙的手法是齐白石的一大创造，也反映了这位高寿画家的长远之计。在这些形象生动、刻画完美的未完成的草虫图稿中，那些还没有添景的空白部分可以引发人们的多种想象。基于传统审美方式的作用，空白之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这里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可以想象，这些草虫的周围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所以，这些未完成稿所表现出来的意趣和审美的意义，使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现在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件完整的作品来对待。实际上，齐白石在画这些草虫时已经有了最初的构想，从具体的位置到草虫的姿态，都凝聚了老人的匠心。
齐白石的草虫画在题材和画法上，独具一格，开时代新篇。他更正了唐代以来“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的评画标准，提升了草虫画的品格，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奇葩。
“顾恺之论画以人物为上，次山，次水，次狗马，台榭，不及禽鸟。故张舜宾(彦远)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 宋人董道《广川画跋》所言不仅记述了草虫在以往中国画史上的地位，而且表明了“蜂蝶蝉虫”之类的草虫在顾恺之时代，尚未形成中国画的一个类别，但至晚到了唐代，在论述当时绘画的时候已经独立成科。五代时期，在“徐黄体异”的时代表述中，与黄筌的珍禽瑞鸟、奇花怪石相应的是，徐熙的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芦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国蔬药苗，表现出了江南处士的野逸风格。而在现存的黄筌的《珍禽图》(故宫博物院藏)中，除了禽鸟之外，还有天牛、蚱蜢、蝉、金龟子、蜜蜂、细腰蜂、胡蜂等草虫。正因为此，“若论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也就是说，“花竹禽鸟”在宋代已经表现出了超于前代的成就。此后，到了元人钱舜举的《草虫卷》，“三尺许，蜡蜒蜂蝶蜂蜢类皆点簇为之，物物逼肖，其头目翅足，或圆或角，或沁墨或破笔，随手点抹，有蠕蠕欲动之神，观者无不绝倒”(清·方薰《山静居画论》)，草虫在中国绘画的审美体系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其影响所及，直至20世纪的齐白石。而齐白石在草虫绘画方面集大成的成就，则将这一领域的表现推向了一个后无来者的高度。在中国绘画史上，特别是到了宋元之后，许多擅长花卉的画家都工草虫，因为草虫能给春花秋卉以生意。然画史中的草虫只不过是蜂蝶蝉虫之属，而齐白石则扩展了草虫的范围，广及蝗虫、蟑螂、臭虫、苍蝇等为人们所厌恶的品种，可以说是只要他目之所及，皆无所不画。现在很难统计出齐白石一生画过多少种草虫，但是，北京画院所藏的齐白石的作品中有许多前人没有画过的草虫，它们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有有益的，也有有害的。其中有许多在昆虫学家的眼里，亦是稀有的品种。
如果仅仅说无所不画，那可能只局限在“能品”的范围。对于现在具有科学造型基础的画家来说，见什么画什么并不难，画什么像什么也不难。难在栩栩如生，难在形神俱备，难在趣味盎然，难在将一种题材推向中国绘画史的极致。因此，将齐白石的草虫画放到整个中国绘画史中去考察，可入“神品”之列。
齐白石的乡间生活与题材选择
齐白石1864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城南约50余公里的一个名为“杏子坞”的村庄，村东头有个充满传说的“星斗塘”。他成长在这个“星塘白屋不出公卿”的世代农家中，砍柴牧牛和读书写字兼而有之的童年生活，使他从小就能感受到“儿时牛背笛，归去弄斜阳。三里壕边路，藤花喷异香”的美的意境。1878年，齐白石15岁时开始学木匠，继而拜当地著名的雕花木工周之美为师，仍然没有脱离农家。1889年，齐白石拜胡沁园、陈少善为师，学习作诗写画。到30岁左右，齐白石已经能以画画为生。不同于文人画家的是，齐白石画什么是根据订件的要求，而他在如何画的时候，则是以一种能够满足或讨好客户要求的手法，因此，这一时期的齐白石属于具有乡间生活背景的最为普通的民间画工。
齐白石在35岁之前，活动的范围仅限于杏子坞附近的百里之内。35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到了湘潭县城。后来，他离开老家到距星斗塘五里地左右的梅公祠，在百梅书屋外，“墙角种粟，当作花看”，在梅公祠门前的水塘内种莲藕，依然过的是农人的生活。1904年，齐白石40岁时应夏午治的聘请赴西安教画。开始了他“五出五归”中的第一次远游。此后，他遍历陕、豫、京、鄂、赣、沪、苏及两广等地，饱览名山大川，广结名人雅士。直到1917年6月，为避地方土匪之扰而北上，定居北京。来到北京的齐白石，虽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乡村，但是，心里还是惦记着“十载家园总辜负，芋苗黄瘦家花红”，还想到“以农器谱传吾子孙”(篆刻)。他还在诗中表达了对于往日生活的眷念，“新种葡萄难满架，复将空处补丝瓜”，“满园蔬菜绕门青”，“先人代代咬其根，种菜山园深闭门”。而这种感情更多的是反映到他的绘画之中。
齐白石像许多文人画家那样也接受过私塾的文人绘画的教育，也临摹过一些文人画家所遵循的画谱，可是，文人绘画中强调的“胎性”和书香门第，决定了他的后天教育难以摆脱他的世代农民出身的局限，以及他骨子里的民间画工的审美喜好。这些反映到他的题材选择上，尽管他也画文人画家们所热衷的梅兰竹菊，然而，他更酷爱蔬果、草虫以及柴爬、算盘这些他最为熟悉而又寄寓了特别情感的东西。这些在文人画家眼中是非常俗气的事物，在齐白石的笔下则显得是那么生动和自然，因为，这些对于他来说，则是他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说话要说人家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人家看见过的东西”，齐白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下，选择了他所熟悉的题材以及与这些题材相适应的画法。
齐白石的乡间题材在都市中
居住在京城的齐白石，并没有脱离他出身农民的品性。在他的身上，不仅保留了许多农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且在京城的生活中，还依然以这种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对待城市中的人和事，并以此建立起一种新的环境关系。在他的艺术世界中，不仅能够从生活中发现一些能和乡村生活相联结的东西，除了蔬果之外，就是草虫，而且还将这种乡间生活表现出符合文化人、城市人欣赏的需求，并演化为一种文人的审美趣味，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就草虫的特点而言，除了地域所决定的有无之外，无所谓乡村与城市的差别。它们作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生活其间的所有人都能对此发生兴趣，特别是一些类如苍蝇、臭虫、蝗虫等为人类所憎恶的蝇虫，其艺术魅力在干艺术家的发掘和表现。齐白石对于草虫的关注，一方面是对于乡村生活的留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京城养虫的传统，以及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灵的宠爱。齐白石的艺术表达，更多的是连接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就齐白石的出身而论，他的朴素和善良决定了他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倾注对生灵的关爱。在他的眼内，具有生灵的草虫没有是非、丑恶，有的是生活的情趣。在他的心中，自然性的丑与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笔下能否把自然性变为艺术性，把丑的恶的变为美的善的。齐白石创造了一种超于现实的生活，他把那些丑的、恶的，通常认为是不入画的东西搬上了画面，营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草虫世界。这是一个生态平衡的世界——没有憎恨，也没有残杀，有的只是一种艺术的情趣。
齐白石寓居京城后，其艺术进入到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的北京画坛，既是传统文人画的一统天下，又是西方绘画的传播中心，不管是相对于哪一个阵营，齐白石都是时代的另类。他的乡间题材，决定了他和文人绘画的品格相去甚远，而他的画法又与西方绘画格格不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夹缝之中，齐白石的乡间题材在绘画上所表现出的 独特性，使得像陈师曾、徐悲鸿这样的文人画家和西画家也为之动情，为之惊奇。
在齐白石的草虫画中，画得最多的是蜻蜓、蝉、蝗虫、螳螂，显然，这种题材上的偏重，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这是农家最常见的。齐白石所画的草虫与他的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在摄影术欠发达的时代，又无画谱的参考，要想画出结构严谨、姿态生动的草虫，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有了与生活的关系，齐白石才画了那么多一般画家没有画、而一般人也难以指认的那么多品种的草虫。对于文人画家来说，他的写实性所表达的乡间情趣，正是文人画家所缺少的一种现实关怀，而那种惟妙惟肖的刻画，在技术的层面上也为那些不注重形的表现的文人画家难以企及。对于西画家来说，或者是相对于那些在中西论战中的非传统派画家来说，齐白石的艺术正是传统文人画的一种现实反叛，也是改良传统中国画的一种方式。
在时代文化的激荡中，处于文化边缘的齐白石，好像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之外，可是，他的独特性和中间性却暗合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随着时代的潮流，齐白石的乡间题材不仅进入到都市，而且进入到新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在这一层面上考量齐白石的草虫画，那么，其意义就超于草虫画的本体之外。显然，特殊时代中的齐白石以及他的草虫画，是特殊时代的选择，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
齐白石草虫画的艺术特色
从总体上看，齐白石的草虫，有工、写之分。通常工细者，先画草虫后补景；写意者，先画景后补草虫。而不管是工是写，齐白石都非常注重草虫的体态结构，反映了他极为细致的观察和表现能力。他画的草虫得其翻飞鸣跃之相，翻者折翅能见动作，飞者振羽如临风声，鸣者切股能闻音响，跃者挺身可视耀状。这种千姿百态的变化，反映了他深厚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造型基础。
齐白石画草虫，有着较好的整体效果，又有着细致入微的细部刻画。草虫一般体态较小，而一些具体的结构就更小。一般能画出虫爪的结构已是不易，但他不仅画出基本的结构，还画出虫爪上的毛，真可谓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表现了极强的绘画功力。齐白石的画在注重草虫结构的同时，还注重质感的表现，画蜻蜓和蝉的翅膀极透明之能事，而画飞蛾通体蓬松的绒毛感觉一碰即落，其绘画语言的运用表现出了超于一般画家的能力。
刻画精细是齐白石草虫画的一大特色，但常人画得细，容易腻和板，甚至细得如标本而无生气；齐白石所画则于精细中求生意，严谨处富变化。如画蜻蜓翅膀中的网纹，一笔中有浓淡变化，更增加了翅膀的动感。画水中草虫的长足，线条挺拔又能表现出关节的结构。这一切都是笔笔写出，积淀了他数十年的绘画功夫和学养。
草虫的布景如点睛，是这一题材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齐白石善于运用工与写的对比手法，创造了一种艺术化的生态氛围。在他的草虫作品中，工致草虫的布景都比较简单，但必定是以写意的手法，画蟋蟀添一罐或几株小草；画水虫写几丝水纹；画蜻蜒图一根莲蓬。如此的简洁是为了烘托主体的形象，而写意的笔法也是为了主次形象的对比，工者更工，写者更写。在另一类幅面较大的以花卉为主的作品中，工虫往往是画面的点缀，起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般是以意笔写出，或工写结合。
画工虫需要有很好的眼力，可是，由于生理的原因，受到视力的限制，老年人“目昏隔雾”已无力去画工细的草虫。可是，在齐白石的存世作品中，却有明确纪年的70岁以后的工虫作品，人们往往大惑不解。对此，北京画院所藏的一批齐白石的未完成稿，却解开了这一疑团。为了防止老年时不能作工细的草虫，齐白石在60岁之后陆续画了一批工虫待以后补景。这种点睛补龙的手法是齐白石的一大创造，也反映了这位高寿画家的长远之计。在这些形象生动、刻画完美的未完成的草虫图稿中，那些还没有添景的空白部分可以引发人们的多种想象。基于传统审美方式的作用，空白之无和有的辩证关系决定了这里有着丰富的可能性，可以想象，这些草虫的周围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所以，这些未完成稿所表现出来的意趣和审美的意义，使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现在完全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件完整的作品来对待。实际上，齐白石在画这些草虫时已经有了最初的构想，从具体的位置到草虫的姿态，都凝聚了老人的匠心。
齐白石的草虫画在题材和画法上，独具一格，开时代新篇。他更正了唐代以来“评画以禽鸟为下，而蜂蝶蝉虫又次之”的评画标准，提升了草虫画的品格，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