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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谈起改革开放，大家都一致说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国际地位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即使那些对现实有种种意见的人，你让他再回到30多年前过那种闭关锁国下的贫穷生活，他一定也不愿意。
谈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不谈到广东，因为广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走了一步，很多领域的探索、改革，相关政策的调整、试验，都是从那里开始，然后才推向全国的。历史把习书记推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不辱使命，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充当了改革开放开路先锋的角色。
一般地讲，被错整的干部都是平反之后才出来工作，而习书记则是1978年4月赴任广东，一年多以后才正式平反。上任前夕，中央领导和许多老一辈领导人同他亲切谈话，热情鼓励。到广东之后，他常对人说：“我16年没有工作，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忘我地工作，分秒必争，甚至早晨坐在马桶上、晚间躺在浴缸里也在看文件。
习书记在广东任职3年，一个历史性伟大功绩是推动深圳特区的建立，推进广东省的全面改革开放。
习书记刚到广东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革”结束刚一年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改革开放，主动探索，“杀出一条血路”。最终，习书记认准方向，向中央要权，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创办不是孤立的一件事，这是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重心转移等一系列政策推进的必然结果。
习书记到广东赴任不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于5月12日、13日予以转载。显然，习书记是最早支持这篇文章观点的省委书记之一。作为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他本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毫无疑问对广东省的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特别是建立特区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促使在深圳建立特区，一个客观因素是当时突如其来的偷渡风潮。1979年1一5月份，广东全省发生偷渡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达到历史最高潮。其中，最严重的是深圳所在的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60%以上。长期以来，偷渡外逃问题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边界上的一个反映，是被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
要找到解决偷渡风的办法，首先要弄清偷渡的原因。为此，习书记亲自到当时的宝安县进行调研。他看到沙头角对面的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晚上灯火通明。而我们这边大片土地荒芜，村里只留下老少妇孺，个别村甚至十室九空，许多村子没有通电，晚上一片漆黑。路途上又看到被押解回来的群众，以及收容所里恶劣的条件，习书记不禁潸然泪下，他痛切地批评道：“当年我们对胡宗南的俘虏都是要讲俘虏政策的，对群众就更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他进而了解到，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香港和内地两边生活水平相差之悬殊令人心痛。于是，他以那一贯直率的语言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据此，习书记提出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方法是标本兼治，关键是治本、发展生产，把我们这边人民生活水平尽快提高上去。
习书记针对深圳的特殊情况，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提出了发展多种经营、大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办出口加工区等措施，用这样的办法促使当地尽快脱贫，改变落后面貌。
习书记创办深圳特区最初的思路，就是来自于这个旨在改变贫困面貌的“贸易加工”，尔后进一步创办“贸易加工区”，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尽快缩小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差距。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广东省就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开始摸索举办“贸易加工区”的具体办法，1978年即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引进了不少“三来一补”企业①。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开始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春节刚过，省委立即部署在两市成立“贸易合作区”，习书记决定将这一改革措施推广至广东全省，并决定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亲自向中央领导汇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书记不失时机地在中南组发了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习书记明确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同志听了一愣，问道：“你们想要什么权？”习书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习仲勋向中央要权”的历史佳话。
习书记的汇报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华国锋同志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会议期间，习书记亲自找邓小平同志汇报，提出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要求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贸易加工区，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
那一天，我随同习书记去了小平同志家，习书记谈话出来后那种高兴的神态是我多年少见的，显然他为能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而大受鼓舞。
小平同志后来在听取谷牧同志的汇报时，一锤定音把“贸易加工区”叫做“特区”，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随后，中央派遣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工作组赴广东、福建两省调查研究，同两省共同起草有关下放权力创办“特区”的文件，7月15日，中央下达了批转广东省委及福建省委两个报告的文件，即著名的〔1979〕50号文件，创办“特区”自此获准正式启动。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这一名称，于是声震华夏、名垂青史。
20年以后的1999年，当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春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习书记时，他这样回忆道：“1979年我们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时，就包括了办特区的内容，这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当时不叫‘特区’，是小平同志定了这个名，他说过去陕甘宁就叫特区。我当时说过‘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我当时说‘独立国家’，是借用的话。我的意思是，广东有许多有利条件就是缺少政策和体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当时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说我们赚的钱是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习书记指出：“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这样一个大政策出台的思路，小平同志与广东的干部群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一方面，广东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这个方面想，而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广东省于1978年开始探索“贸易加工区”，直至1980年国家立法批准设置“经济特区”，不过短短的两年时间。但这两多时间，却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艰难的“破冰”时期。
当时，国内没有与境外的直通电话，对开展外贸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形成的政策规定，无人敢拍板解决这个问题。在习书记的坚决支持和亲自协调下，新中国首个跨境直拨电话服务1979年秋在广州实现。这是继粤港直通车以后，习书记又一个改革开放的“破冰之举”。这些在今天看来极其平淡的决策，但在当时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当年承办直通电话业务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中国地区负责人沈先生，在30多年以后对我这样赞叹道：“习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超前意识、过人的魄力与胆识，至今令人敬佩与怀念。”
的确，那个时候，许多人的脑筋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里打转，多少人还为“姓社姓资”争论不休。习书记作为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开拓，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验，重大问题敢于拍板，是冒着风险的。当时，一些人对广东搞“特区”，批判的调子很严厉，是“上纲上线”的，我常为习书记捏着一把汗。
30多年过去了，深圳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香港，当年困扰广东省各级领导的偷渡风已经成为历史，而深圳特区的建立，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举世公认的创举。
2009年8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同志在谈到习书记在广东改革开放中的功勋时，这样讲道：
“习老在广东工作期间，是广东发展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段时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拨乱反正，从计划经济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转向开放的时期。这期间，习仲勋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大量贡献，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首先通过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工作实现稳定，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统一思想，通过农村、工厂和一系列改革推动发展，探索搞‘三来一补’推动开放，四件事一气呵成，相辅相成。习老根据广东毗邻港澳、海外华人众多的特殊地理人文环境，既着眼于广东的发展，又着眼国家的战略大局，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给广东特殊政策、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要求，提出搞改革开放实验区。所有这些，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是办不到的。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开拓者。在广东搞改革开放，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前人功过，后人自有公论，功劳是争不得的。我认为，张德江同志这段话讲得非常贴切、公道。作为秘书，我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亲眼看到习书记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情景。因此，可以说，我是张德江同志有关这段历史评价的目击者和见证者。
对于广东的改革开放，习书记本人一直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全党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广大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从来没有把这个功劳归于自己，因此，对其他人怎么讲也从不在乎。倒是对当年一起工作的那批干部，习书记一直没有忘记。他说：“广东的改革开放靠的就是这批干部，现在情况好了，不能忘记他们。”习书记晚年在深圳休养，一天，听说原广东省肇庆地委书记后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因病在广州住院。他自己当时年事已高，身体并不太好，竟和夫人齐心坐火车前去探望，使许士杰非常感动。
曾经和习书记一起开拓奋进的这批广东干部也十分怀念和他一起战斗的岁月。我这几年到广东探望那些老领导、老战友，凡是和他们交谈，总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对习书记的怀念和爱戴。他们都说：“和习书记一道工作，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政治空气民主，真正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友爱。”
习书记在广东改革开放的破冰之举，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意义之重大愈加凸显。近几年，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这样想：假如当年不是叶剑英元帅举荐了习书记主政南粤，假如不是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坚决支持，假如不是习书记团结广东省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干部开拓进取……广东也许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我们国家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不仅我有这样的思考，广东的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也都这样想过。应该说，这是亲历那段历史的同志们的一个共识：习书记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勇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注释：
①“三来一补”企业：指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广东地方首先探索来的、带有改革性质的企业形式，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企业的统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就举世公认，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国际地位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空前提高。即使那些对现实有种种意见的人，你让他再回到30多年前过那种闭关锁国下的贫穷生活，他一定也不愿意。
谈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能不谈到广东，因为广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走了一步，很多领域的探索、改革，相关政策的调整、试验，都是从那里开始，然后才推向全国的。历史把习书记推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不辱使命，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充当了改革开放开路先锋的角色。
一般地讲，被错整的干部都是平反之后才出来工作，而习书记则是1978年4月赴任广东，一年多以后才正式平反。上任前夕，中央领导和许多老一辈领导人同他亲切谈话，热情鼓励。到广东之后，他常对人说：“我16年没有工作，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忘我地工作，分秒必争，甚至早晨坐在马桶上、晚间躺在浴缸里也在看文件。
习书记在广东任职3年，一个历史性伟大功绩是推动深圳特区的建立，推进广东省的全面改革开放。
习书记刚到广东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革”结束刚一年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改革开放，主动探索，“杀出一条血路”。最终，习书记认准方向，向中央要权，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创办不是孤立的一件事，这是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工作重心转移等一系列政策推进的必然结果。
习书记到广东赴任不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于5月12日、13日予以转载。显然，习书记是最早支持这篇文章观点的省委书记之一。作为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他本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毫无疑问对广东省的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特别是建立特区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促使在深圳建立特区，一个客观因素是当时突如其来的偷渡风潮。1979年1一5月份，广东全省发生偷渡外逃11.9万人，逃出2.9万人，达到历史最高潮。其中，最严重的是深圳所在的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60%以上。长期以来，偷渡外逃问题被认为是阶级斗争在边界上的一个反映，是被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的。
要找到解决偷渡风的办法，首先要弄清偷渡的原因。为此，习书记亲自到当时的宝安县进行调研。他看到沙头角对面的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晚上灯火通明。而我们这边大片土地荒芜，村里只留下老少妇孺，个别村甚至十室九空，许多村子没有通电，晚上一片漆黑。路途上又看到被押解回来的群众，以及收容所里恶劣的条件，习书记不禁潸然泪下，他痛切地批评道：“当年我们对胡宗南的俘虏都是要讲俘虏政策的，对群众就更要注意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他进而了解到，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香港和内地两边生活水平相差之悬殊令人心痛。于是，他以那一贯直率的语言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敌人。”“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群众生活搞好，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据此，习书记提出解决偷渡外逃的根本方法是标本兼治，关键是治本、发展生产，把我们这边人民生活水平尽快提高上去。
习书记针对深圳的特殊情况，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提出了发展多种经营、大搞补偿贸易、外来加工、办出口加工区等措施，用这样的办法促使当地尽快脱贫，改变落后面貌。
习书记创办深圳特区最初的思路，就是来自于这个旨在改变贫困面貌的“贸易加工”，尔后进一步创办“贸易加工区”，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尽快缩小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差距。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广东省就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开始摸索举办“贸易加工区”的具体办法，1978年即在宝安、东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引进了不少“三来一补”企业①。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借鉴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开始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春节刚过，省委立即部署在两市成立“贸易合作区”，习书记决定将这一改革措施推广至广东全省，并决定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亲自向中央领导汇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书记不失时机地在中南组发了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习书记明确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同志听了一愣，问道：“你们想要什么权？”习书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习仲勋向中央要权”的历史佳话。
习书记的汇报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华国锋同志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会议期间，习书记亲自找邓小平同志汇报，提出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要求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兴办出口贸易加工区，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
那一天，我随同习书记去了小平同志家，习书记谈话出来后那种高兴的神态是我多年少见的，显然他为能得到小平同志的支持而大受鼓舞。
小平同志后来在听取谷牧同志的汇报时，一锤定音把“贸易加工区”叫做“特区”，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随后，中央派遣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工作组赴广东、福建两省调查研究，同两省共同起草有关下放权力创办“特区”的文件，7月15日，中央下达了批转广东省委及福建省委两个报告的文件，即著名的〔1979〕50号文件，创办“特区”自此获准正式启动。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这一名称，于是声震华夏、名垂青史。
20年以后的1999年，当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春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习书记时，他这样回忆道：“1979年我们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时，就包括了办特区的内容，这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当时不叫‘特区’，是小平同志定了这个名，他说过去陕甘宁就叫特区。我当时说过‘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上去了’。我当时说‘独立国家’，是借用的话。我的意思是，广东有许多有利条件就是缺少政策和体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当时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说我们赚的钱是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习书记指出：“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这样一个大政策出台的思路，小平同志与广东的干部群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一方面，广东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这个方面想，而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在习书记的带领下，广东省于1978年开始探索“贸易加工区”，直至1980年国家立法批准设置“经济特区”，不过短短的两年时间。但这两多时间，却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为艰难的“破冰”时期。
当时，国内没有与境外的直通电话，对开展外贸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形成的政策规定，无人敢拍板解决这个问题。在习书记的坚决支持和亲自协调下，新中国首个跨境直拨电话服务1979年秋在广州实现。这是继粤港直通车以后，习书记又一个改革开放的“破冰之举”。这些在今天看来极其平淡的决策，但在当时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当年承办直通电话业务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中国地区负责人沈先生，在30多年以后对我这样赞叹道：“习老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超前意识、过人的魄力与胆识，至今令人敬佩与怀念。”
的确，那个时候，许多人的脑筋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里打转，多少人还为“姓社姓资”争论不休。习书记作为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开拓，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验，重大问题敢于拍板，是冒着风险的。当时，一些人对广东搞“特区”，批判的调子很严厉，是“上纲上线”的，我常为习书记捏着一把汗。
30多年过去了，深圳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香港，当年困扰广东省各级领导的偷渡风已经成为历史，而深圳特区的建立，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举世公认的创举。
2009年8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张德江同志在谈到习书记在广东改革开放中的功勋时，这样讲道：
“习老在广东工作期间，是广东发展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段时期，因为这段时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拨乱反正，从计划经济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转向开放的时期。这期间，习仲勋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大量贡献，发挥了关键作用。他首先通过平反冤假错案等一系列工作实现稳定，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统一思想，通过农村、工厂和一系列改革推动发展，探索搞‘三来一补’推动开放，四件事一气呵成，相辅相成。习老根据广东毗邻港澳、海外华人众多的特殊地理人文环境，既着眼于广东的发展，又着眼国家的战略大局，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给广东特殊政策、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要求，提出搞改革开放实验区。所有这些，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是办不到的。习仲勋同志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人、开拓者。在广东搞改革开放，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前人功过，后人自有公论，功劳是争不得的。我认为，张德江同志这段话讲得非常贴切、公道。作为秘书，我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亲眼看到习书记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的情景。因此，可以说，我是张德江同志有关这段历史评价的目击者和见证者。
对于广东的改革开放，习书记本人一直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全党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广大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从来没有把这个功劳归于自己，因此，对其他人怎么讲也从不在乎。倒是对当年一起工作的那批干部，习书记一直没有忘记。他说：“广东的改革开放靠的就是这批干部，现在情况好了，不能忘记他们。”习书记晚年在深圳休养，一天，听说原广东省肇庆地委书记后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因病在广州住院。他自己当时年事已高，身体并不太好，竟和夫人齐心坐火车前去探望，使许士杰非常感动。
曾经和习书记一起开拓奋进的这批广东干部也十分怀念和他一起战斗的岁月。我这几年到广东探望那些老领导、老战友，凡是和他们交谈，总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对习书记的怀念和爱戴。他们都说：“和习书记一道工作，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政治空气民主，真正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友爱。”
习书记在广东改革开放的破冰之举，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意义之重大愈加凸显。近几年，我常常不由自主地这样想：假如当年不是叶剑英元帅举荐了习书记主政南粤，假如不是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坚决支持，假如不是习书记团结广东省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干部开拓进取……广东也许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我们国家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实际上，不仅我有这样的思考，广东的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也都这样想过。应该说，这是亲历那段历史的同志们的一个共识：习书记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的勇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注释：
①“三来一补”企业：指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广东地方首先探索来的、带有改革性质的企业形式，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企业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