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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是中国文学中的瑰宝,梁祝传说是四大民间传说中流传最广泛的传说,不仅在汉族地区有很多版本,在西南少数民族也产生优秀异文,但是在流传与变异中深深烙上本民族的印记,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交流和多元一体的有力见证。本篇文章以流传在黔西北和湘西的民间叙事长歌《苗岭梁祝歌》為研究素材,浅析它在流传与变异的原因。
关键词: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苗岭梁祝歌》;流传与变异
一、梁祝研究梳理
关于梁祝的起源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近代小说研究家蒋瑞藻最早提出,梁祝传说最初产生在东晋。”[1] 刘锡城进一步总结所有的起源说法:“在东晋末年以前,更具体的一个时间是齐建元之前数百年间,梁祝传说就已经在今浙江鄞县(‘接待院’)和江苏宜兴(善卷山)两地的民间流传了。那时,故事情节还比较简单,只有如‘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祝英台读书处’等寥寥数语。” [2]当时的梁祝主要是作为史料存在于书面文学中,文学性比较弱。刘锡城认可气候湿润、物产丰富的江浙地区是梁祝故事发源的核心地带,而后来的关于梁祝故里的确定,从传播区域上看,也大致符合由南方向四周扩散的传播区域。
梁祝传说在流传到少数民族之后产生了一系列有民族特色的变体,在西南少数民族主要有湘西、黔西北一带的《苗岭梁祝歌》;贵州布依族的《英台姑娘与山伯相公》,云南白族的《读书歌》;侗族的《从前有个姑娘》等等,它们都是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作品的瑰宝,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的优秀产物。《苗岭梁祝歌》由“赴杭求学”、“同窗情谊”、“惜别许婚”、“回乡祸起”、“访祝心伤”、“梁山命丧”、“祝英台出闺”、“双遨太空”八章构成,总共156首。主要采取湘西苗歌叙事长歌的艺术形式,“这无疑是苗汗文化交融的见证,也是苗族人民一颗瑰丽的艺术明珠。” [3]p32
二、苗岭梁祝歌的特征
(一)题材的选择。
《苗岭梁祝歌》选择了梁祝的爱情故事为题材,是符合苗族人民的心理的。汉族的故事和传说有爱情、亲情、历史题材、言情题材等等,北方少数民族文学体裁以史诗为主。苗族总共经历了五次大迁徙,从原始社会到东汉时期,有一支苗人最后到达今湘西、黔东北、川东南和鄂西南地区,长时间的迁徙和北方主流王朝的鄙视,使得苗人在定居后更为关注民生,向往安居乐业的生活,并对战争等产生一种疲惫感。例如第二章中有个细节:“鞋子蓝袜脚上穿,刹时围观人挤人。”苗族地区自己有织布机但是衣服毕竟都是粗布衣,普通人家鞋子只有草鞋,在解放之前,苗民很多衣不蔽体,终年赤足,外貌华贵,能穿鞋袜,且举止文雅的梁祝自然是人中龙凤。在苗族地区虽然以自由恋爱为主,但是恋爱自由并不是婚姻也自由,进入到阶级社会后,受母系社会的影响,苗族有“姑舅开亲”等传统,姑姑家女儿不愿嫁到舅家或者终身不嫁的,必须给予舅家一大笔“外甥钱”作为赔偿,如若不然,即便女子已经嫁人,也要被拆散。封建社会后,又受到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限制,偶尔出现恋人结婚不成跳崖殉情的悲剧。
(二)体裁的更新
《苗岭梁祝歌》采取了湘西苗歌的民间叙事诗的形式,苗族的远祖蚩尤在洪荒时期出没在黄河、长江流域,所以苗族与中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湘西苗歌在艺术上过很有《诗经》的风范。汉族的民间故事、传说等多采取戏剧、小说等形式,汉族流传的梁祝也有各种体裁,如电影、戏剧、音乐等等。湘西苗族口头传统丰富,即便是苗族的史诗《支格阿鲁》也是以代代口传的形式保留下来的。苗族的民间文学讲求韵体,诗歌语言简练和谐通俗易懂,易于演唱表达自己感情流传范围很广泛。从创世歌、祖先歌、理歌、议榔词、迁徙歌、生产劳动歌、情歌等等,在田野劳动时不仅可以用诗歌来消解疲惫,也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苗族虽然有文字和语言,但是不同区域的苗语在交流上也有困难,苗文也只是少数人才会用,普通人更喜欢用唱歌的形式来记录一些故事。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复沓”:采取返回唱,包含158首短歌,分为歌头和八章。每首歌在唱完之后,歌手要用相似的语言或者韵尾再唱一遍,奇句照唱,偶剧变换句尾两三个字或者用相似的语句变换一下。例如:“祝英是个灵姑娘,挑花刺绣最在行;小时织带绣花忙,长大立志读诗章。祝英是个灵姑娘,描龙织凤是里手;小时织带绣花忙,长大立把书求。”第二个特点是注重押韵和押调。奇句与奇句相押,偶句与偶句相押。第三个特点就是善用比兴。比兴也是《诗经》中经典艺术手法,例如歌头部分:“拿刀来砍兵粮树,要砍刺树做镰把。”这里的兵粮树是一种长刺的树,很可能是刺梨树,在这里用于形容梁祝对于爱情的坚贞。就和孔雀东南飞中:“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坡上蕨菜手牵手,蕨菜牵手在山头;梁祝惜别难分手,难分难舍情悠悠。”
(三)主题的切换
《苗岭梁祝歌》把重点主要放在了对梁祝二人以及环境的描写上。少数民族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来更换主题也是常见的事,反封建、反战争的主题往往被他们淡化为爱情、亲情等主题,比如《长恨歌》在流传到少数民族那里可能就由之前的批判杨贵妃和李隆基的昏庸到赞美两人的坚贞爱情。汉族的梁祝比较注重对马文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批判,批判祝家父母贪恋金钱不顾女儿幸福,而《苗岭梁祝歌》实在就是借用汉族的题材来抒发自己的审美。主要宣扬梁祝对爱情的忠贞,连后来化为山峰、彩虹等也具有了戏剧因素。这与故事的讲述者和民间故事传承人是分不开的,《苗岭梁祝歌》的搜集和翻译都是女教授麻树兰和她的歌手姐姐完成的,者与她们的女性身份是分不开的。真正的传承者会根据时代的变换在故事里加上新鲜的内容,女性故事家又偏向家族传承,这与她的苗族血缘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四)人物的变化
《苗岭梁祝歌》依然保留了梁祝以及其老师、父母的身份,都是“客地”人,即“客人”这是湘西苗族对汉族人的称呼。人物姓名换为:“祝英”“梁山”,也是为了诗歌的押韵考虑。梁祝出生的地点也是杭州附近,求学的地点依然为杭州。但是人物的语言、行为特征、性格特征确是苗族。比如用“崽”和“妹子”代替汉族的“儿”和“女”。诗歌里出现了苗族的元素:“刺绣”、“鼓场”、“打老庚”、“画眉”、“蕨菜”、“米酒”、“枫树”等,都可以代表梁祝的生活背景是苗族,杭州在这里只是个虚指。在人物数量上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对于几个配角的描写也比较生动,比如祝母,马母,马文才。祝母在这里是祝英贴心的好朋友,扮演者慈母和道德审视者的身份。在祝英和祝公因为嫁文才之事大吵时,祝母劝慰祝英听从父命,告知女儿婚姻大事应由父母做主,在祝英听说梁山病逝的消息后寻死觅活,她依然教诲女儿要顾及祝家的颜面,可见她也是个老实的相夫教子的妇女。这里的马母依然变成了一个护犊的泼妇,听说新娘消失,跺脚大骂轿夫,而轿夫在这里不是逆来顺受的奴仆形象,也守护着尊严和正义:“别说我们不懂事,莫骂我们这难听。新娘自己跳进坟,怪谁抢了你家亲?”在这里,苗族的蛮性就显示出来了。而马文才在这里却是个可爱的明事理的好男儿,劝阻母亲的撒泼:“文才劝娘别再骂,别骂人家这样丑。”并向母亲表明自己在梦中得到的预示,认为梁祝在一起是天意。 (五)情节的改变
情节的取舍和改变服从于塑造人物和表达感情的需要。英台求学是汉族版本的典型场景。《苗岭梁祝歌》表达了少数民族普遍具有的慕汉、慕学思想。汉族梁祝传说里有英台和山伯相遇结拜同行场景,而且还苗族的版本中,也相遇结拜同行情节,却没有结拜的仪式。只是简单说了二人打老庚,短短几句便说明二人哥弟相称。说明苗族主要注重情谊,在交友上比较随心,较少注重形式。相送是梁祝传说的重要情节之一,但是每个民族对于它的描写又是丰富多彩的,喜爱把本民族的风物穿插其中来描写祝英台山伯爱恋的暗示。祝英台和马文才的订婚这一情节在汉族里版本里是讲祝家父母早已和马家订好婚姻,在苗族版本里说梁祝三年毕业,回家后祝英美名远扬,马家才来订婚,而梁山在来祝家拜访时确定了祝英的身份便向祝父提亲,在这里有个提亲先来后到的问题,汉族版本里的祝家父母贪财在这里已经淡化。
三、流传与变异的因素
《苗岭梁祝歌》的诞生并不是偶然你的,它是我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的产物。梁庭望在《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总序里说到:“通观中国的民族关系,可以用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血缘纽带四条纽带来概括。” [4]
梁祝传说传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途径,主要有移民、戍边、战争和贸易、朝贡、传教、府州县学等。苗族进行了五次大迁徙,这给汉苗文化交流带来契机。出现了很多会双语的苗族人,而且苗族地区的双语教学对于普及汉族题材的文学也很有帮助。湘西处于湖南和贵州的交界处,和其他少数民族比如侗族、土家族等杂居在一起,所以日常生活的走邻访友,做生意等也可以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羁縻政策,土司制,改土归流,特别是明代移民、军屯、兴学为梁祝传说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元代戏曲的繁荣及其元代之后各种文艺样式竟相采用梁祝题材成为传播的主要途径。从元代开始,经过明代直到清代,大量汉文小说、戏曲中的各类传奇故事,以及源于汉族文化的其它题材故事被改编为民间叙事诗,广泛流传在南方各少数民族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董永和七仙女、白蛇传四大著名传说在南方不少少数民族中都有相应的长诗来改编。在《苗岭梁祝歌》里就出现了木兰从征、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标志。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在叙事诗中表现极为明显。由于缺乏翔实的资料记载,以及苗族以口传为学为主,文字记载较少,梁祝传说传入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年代难以准确的划定。梁祝传说传入南方各民族地区时间不一,有的民族可能早一点,但大多数民族应该是在元明时期开始传入的。另外从事民间艺术的工作者对口传梁祝的记载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官方文学把少数民族的梁祝加以保護,在当今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缺乏传承人的情况下,优秀的民间文艺也会因得不到记载而失传。很多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工作者在接受高等教育后依然选择重新研究本民族文化,比如麻树兰夫妇一生都在研究详湘西的苗族。但是由于网络和电影的传播,现在的民间文学已经打上商业政治的烙印,很多情节已经消失了民族特色,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往往是按照自己民族的生活风习、思想愿望、心理情趣、艺术传统等进行改变或再创造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5]p83
在对于女性观上,此时已经是男尊女卑,从第一章,“读书应是男儿郎,女子哪能进学堂。” 女子应该挑花刺绣、婚姻听从父母之命,女子乖巧温顺才是值得称赞的。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亲手为自己绣一套嫁妆。但是女子通晓诗文也同样值得人敬重,美貌贤惠又学有所成的祝英台受到邻居的称赞,成为附近达官显贵的理想准儿媳,马家才不惜重金急忙定下亲事。在民族信仰上,苗族主要有四种信仰,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对象主要有天地日月,竹子等。例如:“太阳落了有月亮,月亮还有星作伴。”“两山长竹尖聚拢,两根竹尖紧相缠。”在梁祝的爱情里穿插了很多苗族的风物。苗苗歌是苗族人对自然的感性描绘,这些歌都是以湘西山川大地为背景、为舞台,故可视为对大自然的最好表达。诗歌中出现草鱼鸟兽,花草树木,包罗万象。图腾崇拜主要有枫树、盘瓠、龙、鸟。诗歌里总共出现了四处关于鸟的记载,分别时林中鸟、画眉、鸽子、家燕。它们都是苗族人民吉祥的象征。关于龙的记载主要有有三处,分别用来形容梁祝品貌兼优,在苗族,以种水稻养鱼为主,龙是风调雨顺的寄托,湘西有“接龙”传统。湘西苗族信奉盘瓠,至今仍有举着盘瓠像祭祀的现象,此诗歌里出现很多关于狗的话语,祝父在怒喝英台:“死狗崽儿敢嘴硬。”马母在骂轿夫:“这帮恶狗只顾口。”祝英向梁山委婉表达爱意:“枫树结果暗开花。”《山海经》记载枫木乃蚩尤所化,苗族古歌《枫树歌》中说枫木孕育了蝴蝶妈妈和各种生物,是苗族的始祖。祖先崇拜主要是鼓社节的杀牛祭祖,信奉“傩公傩母”,鬼神崇拜上主要由巫师来和鬼神交流,巫师主要功能有占卜、招魂等。从梁山的师傅为他卜卦,选择黄道吉日、“和傩”祝英死后魂魄飞散,以及“海螺”(为巫师驱鬼所用巫具)都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梁祝研究出现重大转折。学术重点由注重对故事起源、情节发展、人物及艺术特色研究,逐渐深入到对梁祝传说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这除了各民族群众的丰富想象力以外,还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民间传统信仰有密切的关系。”[6]
四、小结
《苗岭梁祝歌》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等研究时的范本,是见证中国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产物,也是苗族人民根据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创作。
参考文献:
[1]蒋瑞藻.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刘锡城.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3(1).
[3]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研究小组编.《梁山伯与祝英台》歌谣资料选[M].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研究小组,1987,(5).
[4]龙耀宏主编.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 侗族 水族 苗族 白族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6).
[5]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
[6]晋克俭.论梁祝传说的文化认同作用:兼谈南方少数民族梁祝叙事诗[J].民族文学研究,2012,(5).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2015年度学生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编号15XYS057]
关键词: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苗岭梁祝歌》;流传与变异
一、梁祝研究梳理
关于梁祝的起源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近代小说研究家蒋瑞藻最早提出,梁祝传说最初产生在东晋。”[1] 刘锡城进一步总结所有的起源说法:“在东晋末年以前,更具体的一个时间是齐建元之前数百年间,梁祝传说就已经在今浙江鄞县(‘接待院’)和江苏宜兴(善卷山)两地的民间流传了。那时,故事情节还比较简单,只有如‘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齐建元二年以祝英台故宅建’、‘祝英台读书处’等寥寥数语。” [2]当时的梁祝主要是作为史料存在于书面文学中,文学性比较弱。刘锡城认可气候湿润、物产丰富的江浙地区是梁祝故事发源的核心地带,而后来的关于梁祝故里的确定,从传播区域上看,也大致符合由南方向四周扩散的传播区域。
梁祝传说在流传到少数民族之后产生了一系列有民族特色的变体,在西南少数民族主要有湘西、黔西北一带的《苗岭梁祝歌》;贵州布依族的《英台姑娘与山伯相公》,云南白族的《读书歌》;侗族的《从前有个姑娘》等等,它们都是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作品的瑰宝,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的优秀产物。《苗岭梁祝歌》由“赴杭求学”、“同窗情谊”、“惜别许婚”、“回乡祸起”、“访祝心伤”、“梁山命丧”、“祝英台出闺”、“双遨太空”八章构成,总共156首。主要采取湘西苗歌叙事长歌的艺术形式,“这无疑是苗汗文化交融的见证,也是苗族人民一颗瑰丽的艺术明珠。” [3]p32
二、苗岭梁祝歌的特征
(一)题材的选择。
《苗岭梁祝歌》选择了梁祝的爱情故事为题材,是符合苗族人民的心理的。汉族的故事和传说有爱情、亲情、历史题材、言情题材等等,北方少数民族文学体裁以史诗为主。苗族总共经历了五次大迁徙,从原始社会到东汉时期,有一支苗人最后到达今湘西、黔东北、川东南和鄂西南地区,长时间的迁徙和北方主流王朝的鄙视,使得苗人在定居后更为关注民生,向往安居乐业的生活,并对战争等产生一种疲惫感。例如第二章中有个细节:“鞋子蓝袜脚上穿,刹时围观人挤人。”苗族地区自己有织布机但是衣服毕竟都是粗布衣,普通人家鞋子只有草鞋,在解放之前,苗民很多衣不蔽体,终年赤足,外貌华贵,能穿鞋袜,且举止文雅的梁祝自然是人中龙凤。在苗族地区虽然以自由恋爱为主,但是恋爱自由并不是婚姻也自由,进入到阶级社会后,受母系社会的影响,苗族有“姑舅开亲”等传统,姑姑家女儿不愿嫁到舅家或者终身不嫁的,必须给予舅家一大笔“外甥钱”作为赔偿,如若不然,即便女子已经嫁人,也要被拆散。封建社会后,又受到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限制,偶尔出现恋人结婚不成跳崖殉情的悲剧。
(二)体裁的更新
《苗岭梁祝歌》采取了湘西苗歌的民间叙事诗的形式,苗族的远祖蚩尤在洪荒时期出没在黄河、长江流域,所以苗族与中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湘西苗歌在艺术上过很有《诗经》的风范。汉族的民间故事、传说等多采取戏剧、小说等形式,汉族流传的梁祝也有各种体裁,如电影、戏剧、音乐等等。湘西苗族口头传统丰富,即便是苗族的史诗《支格阿鲁》也是以代代口传的形式保留下来的。苗族的民间文学讲求韵体,诗歌语言简练和谐通俗易懂,易于演唱表达自己感情流传范围很广泛。从创世歌、祖先歌、理歌、议榔词、迁徙歌、生产劳动歌、情歌等等,在田野劳动时不仅可以用诗歌来消解疲惫,也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苗族虽然有文字和语言,但是不同区域的苗语在交流上也有困难,苗文也只是少数人才会用,普通人更喜欢用唱歌的形式来记录一些故事。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复沓”:采取返回唱,包含158首短歌,分为歌头和八章。每首歌在唱完之后,歌手要用相似的语言或者韵尾再唱一遍,奇句照唱,偶剧变换句尾两三个字或者用相似的语句变换一下。例如:“祝英是个灵姑娘,挑花刺绣最在行;小时织带绣花忙,长大立志读诗章。祝英是个灵姑娘,描龙织凤是里手;小时织带绣花忙,长大立把书求。”第二个特点是注重押韵和押调。奇句与奇句相押,偶句与偶句相押。第三个特点就是善用比兴。比兴也是《诗经》中经典艺术手法,例如歌头部分:“拿刀来砍兵粮树,要砍刺树做镰把。”这里的兵粮树是一种长刺的树,很可能是刺梨树,在这里用于形容梁祝对于爱情的坚贞。就和孔雀东南飞中:“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坡上蕨菜手牵手,蕨菜牵手在山头;梁祝惜别难分手,难分难舍情悠悠。”
(三)主题的切换
《苗岭梁祝歌》把重点主要放在了对梁祝二人以及环境的描写上。少数民族根据自己的审美需求来更换主题也是常见的事,反封建、反战争的主题往往被他们淡化为爱情、亲情等主题,比如《长恨歌》在流传到少数民族那里可能就由之前的批判杨贵妃和李隆基的昏庸到赞美两人的坚贞爱情。汉族的梁祝比较注重对马文才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批判,批判祝家父母贪恋金钱不顾女儿幸福,而《苗岭梁祝歌》实在就是借用汉族的题材来抒发自己的审美。主要宣扬梁祝对爱情的忠贞,连后来化为山峰、彩虹等也具有了戏剧因素。这与故事的讲述者和民间故事传承人是分不开的,《苗岭梁祝歌》的搜集和翻译都是女教授麻树兰和她的歌手姐姐完成的,者与她们的女性身份是分不开的。真正的传承者会根据时代的变换在故事里加上新鲜的内容,女性故事家又偏向家族传承,这与她的苗族血缘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也是分不开的。
(四)人物的变化
《苗岭梁祝歌》依然保留了梁祝以及其老师、父母的身份,都是“客地”人,即“客人”这是湘西苗族对汉族人的称呼。人物姓名换为:“祝英”“梁山”,也是为了诗歌的押韵考虑。梁祝出生的地点也是杭州附近,求学的地点依然为杭州。但是人物的语言、行为特征、性格特征确是苗族。比如用“崽”和“妹子”代替汉族的“儿”和“女”。诗歌里出现了苗族的元素:“刺绣”、“鼓场”、“打老庚”、“画眉”、“蕨菜”、“米酒”、“枫树”等,都可以代表梁祝的生活背景是苗族,杭州在这里只是个虚指。在人物数量上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对于几个配角的描写也比较生动,比如祝母,马母,马文才。祝母在这里是祝英贴心的好朋友,扮演者慈母和道德审视者的身份。在祝英和祝公因为嫁文才之事大吵时,祝母劝慰祝英听从父命,告知女儿婚姻大事应由父母做主,在祝英听说梁山病逝的消息后寻死觅活,她依然教诲女儿要顾及祝家的颜面,可见她也是个老实的相夫教子的妇女。这里的马母依然变成了一个护犊的泼妇,听说新娘消失,跺脚大骂轿夫,而轿夫在这里不是逆来顺受的奴仆形象,也守护着尊严和正义:“别说我们不懂事,莫骂我们这难听。新娘自己跳进坟,怪谁抢了你家亲?”在这里,苗族的蛮性就显示出来了。而马文才在这里却是个可爱的明事理的好男儿,劝阻母亲的撒泼:“文才劝娘别再骂,别骂人家这样丑。”并向母亲表明自己在梦中得到的预示,认为梁祝在一起是天意。 (五)情节的改变
情节的取舍和改变服从于塑造人物和表达感情的需要。英台求学是汉族版本的典型场景。《苗岭梁祝歌》表达了少数民族普遍具有的慕汉、慕学思想。汉族梁祝传说里有英台和山伯相遇结拜同行场景,而且还苗族的版本中,也相遇结拜同行情节,却没有结拜的仪式。只是简单说了二人打老庚,短短几句便说明二人哥弟相称。说明苗族主要注重情谊,在交友上比较随心,较少注重形式。相送是梁祝传说的重要情节之一,但是每个民族对于它的描写又是丰富多彩的,喜爱把本民族的风物穿插其中来描写祝英台山伯爱恋的暗示。祝英台和马文才的订婚这一情节在汉族里版本里是讲祝家父母早已和马家订好婚姻,在苗族版本里说梁祝三年毕业,回家后祝英美名远扬,马家才来订婚,而梁山在来祝家拜访时确定了祝英的身份便向祝父提亲,在这里有个提亲先来后到的问题,汉族版本里的祝家父母贪财在这里已经淡化。
三、流传与变异的因素
《苗岭梁祝歌》的诞生并不是偶然你的,它是我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的产物。梁庭望在《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总序里说到:“通观中国的民族关系,可以用经济纽带、政治纽带、文化纽带、血缘纽带四条纽带来概括。” [4]
梁祝传说传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途径,主要有移民、戍边、战争和贸易、朝贡、传教、府州县学等。苗族进行了五次大迁徙,这给汉苗文化交流带来契机。出现了很多会双语的苗族人,而且苗族地区的双语教学对于普及汉族题材的文学也很有帮助。湘西处于湖南和贵州的交界处,和其他少数民族比如侗族、土家族等杂居在一起,所以日常生活的走邻访友,做生意等也可以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羁縻政策,土司制,改土归流,特别是明代移民、军屯、兴学为梁祝传说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元代戏曲的繁荣及其元代之后各种文艺样式竟相采用梁祝题材成为传播的主要途径。从元代开始,经过明代直到清代,大量汉文小说、戏曲中的各类传奇故事,以及源于汉族文化的其它题材故事被改编为民间叙事诗,广泛流传在南方各少数民族中。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董永和七仙女、白蛇传四大著名传说在南方不少少数民族中都有相应的长诗来改编。在《苗岭梁祝歌》里就出现了木兰从征、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标志。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渗透,在叙事诗中表现极为明显。由于缺乏翔实的资料记载,以及苗族以口传为学为主,文字记载较少,梁祝传说传入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年代难以准确的划定。梁祝传说传入南方各民族地区时间不一,有的民族可能早一点,但大多数民族应该是在元明时期开始传入的。另外从事民间艺术的工作者对口传梁祝的记载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果没有官方文学把少数民族的梁祝加以保護,在当今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缺乏传承人的情况下,优秀的民间文艺也会因得不到记载而失传。很多少数民族身份的文学工作者在接受高等教育后依然选择重新研究本民族文化,比如麻树兰夫妇一生都在研究详湘西的苗族。但是由于网络和电影的传播,现在的民间文学已经打上商业政治的烙印,很多情节已经消失了民族特色,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往往是按照自己民族的生活风习、思想愿望、心理情趣、艺术传统等进行改变或再创造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5]p83
在对于女性观上,此时已经是男尊女卑,从第一章,“读书应是男儿郎,女子哪能进学堂。” 女子应该挑花刺绣、婚姻听从父母之命,女子乖巧温顺才是值得称赞的。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亲手为自己绣一套嫁妆。但是女子通晓诗文也同样值得人敬重,美貌贤惠又学有所成的祝英台受到邻居的称赞,成为附近达官显贵的理想准儿媳,马家才不惜重金急忙定下亲事。在民族信仰上,苗族主要有四种信仰,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对象主要有天地日月,竹子等。例如:“太阳落了有月亮,月亮还有星作伴。”“两山长竹尖聚拢,两根竹尖紧相缠。”在梁祝的爱情里穿插了很多苗族的风物。苗苗歌是苗族人对自然的感性描绘,这些歌都是以湘西山川大地为背景、为舞台,故可视为对大自然的最好表达。诗歌中出现草鱼鸟兽,花草树木,包罗万象。图腾崇拜主要有枫树、盘瓠、龙、鸟。诗歌里总共出现了四处关于鸟的记载,分别时林中鸟、画眉、鸽子、家燕。它们都是苗族人民吉祥的象征。关于龙的记载主要有有三处,分别用来形容梁祝品貌兼优,在苗族,以种水稻养鱼为主,龙是风调雨顺的寄托,湘西有“接龙”传统。湘西苗族信奉盘瓠,至今仍有举着盘瓠像祭祀的现象,此诗歌里出现很多关于狗的话语,祝父在怒喝英台:“死狗崽儿敢嘴硬。”马母在骂轿夫:“这帮恶狗只顾口。”祝英向梁山委婉表达爱意:“枫树结果暗开花。”《山海经》记载枫木乃蚩尤所化,苗族古歌《枫树歌》中说枫木孕育了蝴蝶妈妈和各种生物,是苗族的始祖。祖先崇拜主要是鼓社节的杀牛祭祖,信奉“傩公傩母”,鬼神崇拜上主要由巫师来和鬼神交流,巫师主要功能有占卜、招魂等。从梁山的师傅为他卜卦,选择黄道吉日、“和傩”祝英死后魂魄飞散,以及“海螺”(为巫师驱鬼所用巫具)都可以看出。“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梁祝研究出现重大转折。学术重点由注重对故事起源、情节发展、人物及艺术特色研究,逐渐深入到对梁祝传说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这除了各民族群众的丰富想象力以外,还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民间传统信仰有密切的关系。”[6]
四、小结
《苗岭梁祝歌》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等研究时的范本,是见证中国多民族交流融合的产物,也是苗族人民根据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创作。
参考文献:
[1]蒋瑞藻.小说考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刘锡城.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3(1).
[3]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研究小组编.《梁山伯与祝英台》歌谣资料选[M].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分会梁山伯与祝英台研究小组,1987,(5).
[4]龙耀宏主编.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译注 侗族 水族 苗族 白族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6).
[5]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
[6]晋克俭.论梁祝传说的文化认同作用:兼谈南方少数民族梁祝叙事诗[J].民族文学研究,2012,(5).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2015年度学生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编号15XYS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