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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近三百年书法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蜕变，主题是碑帖之争。自“仪征太傅首发名论，而知斥王著之误，犹薄羲献之书”［1］，到推崇王澍“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2］主张的包世臣《艺舟双楫》的问世，“形成了咸丰、同治以后碑派书法压倒帖派的一统天下之势”，［3］“尊碑绌帖”成为主流。
陶濬宣（1846-1912），原名祖望，亦署浚宣，字文冲，号心云、心耘，晚号东湖居士、稷山、稷叟，室名稷山馆、通艺堂等。清会稽（今浙江绍兴）陶堰人。为晚清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教育家、收藏家、维新支持者，亦工诗、善画。陶濬宣早年即以书法闻名乡里，后更以笔力峻厚、气象阔大的北魏碑体书法享誉一时，翁同龢所谓“盖包派也”。梁启超50岁作《稷山论书诗·序》，称“记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敚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其书龙跳虎卧，意态横绝”。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称：“北魏造像，至今存者盈千累万。中之最佳者，有龙门之《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迩来说北碑者大抵从此入手，遵义莫友芝、会稽陶濬宣其最佳者”［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评价陶濬宣“心云教授自给，予与交甚疏，而远道相思，束修分饷，今人所仅见也，词翰高洁，亦有魏晋之风”。陶濬宣书稿、题跋、简札等帖类书法作品，魏晋韵味十足，随手拈来，鲜活生动，于质朴散淡中明显带有浓重的魏晋碑版气息，这一类作品与他同时代的帖学高手相比亦毫不逊色。光绪时浙江造银元、角子、铜元上“光绪通宝”模字，即出自陶濬宣手笔，其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稷山论书诗》作于“光绪壬辰闰六月朔”［5］，是陶濬宣书学思想的代表论著。经过逾百年的碑帖争论，此时人们对帖学的态度，相较于早期的“南、北判然两不相涉”［6］，已经更加客观温和。袁爽秋在诗稿跋中，评价《稷山论书诗》“考石墨之存佚，辨书派于微茫，察之尚精，析之贵核，……抑可谓申阮公之墨守，箴安吴之阙失者矣”［7］。
一、《稷山论书诗》版本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稷山论书诗》存三册［8］，均为稿本，其中初稿本一册［9］，清稿本两册［10］。
初稿本内文9行，无格，为陶濬宣手书，文中有多处涂改，这应是“光绪壬辰夏六月既望，书于宣南客邸”的稿本，作者自署封面两个，一为竖署三行“稷山论书诗 光绪壬辰闰六月朔写稿 于都门宣南坊寓庐”，盖有方形白文印章两枚：“陶濬宣”和“稷山文字”；另一封面亦为三行：“稷山论书诗初稿本 越二十年辛亥闰六月朔 东湖居士濬宣重题”，名字旁盖有长方白文印章“陶心云”及方形白文印章“陶濬宣”（即封面一上姓名印）。初稿本诗稿正文前附俞樾、李慈铭、谭献、袁昶四人手书序跋各一篇，诗稿正文后有王继香、宗源翰、沈曾植、梁启超、蔡元培、王芾卿、宗海、袁其庚［11］等八人手书题跋及与诗稿相关信函共9札。页眉处有陶濬宣自注、叶昌炽及署名“献”（疑似）等批注很多。另梁启超50岁重新见到诗稿初稿本，履行30年前初见诗稿时的许诺［12］，作《稷山论书诗·序》，收入《饮冰室合集》。
清稿本两册，现据初稿本正文后附蔡元培一札关于诗稿的信函，将清稿本分甲、乙两册。（“委校论书诗谨已对读一过。甲册似无甚误字，乙册失录一诗，谨以补录”，以及“清本两册，谨奉缴曹君礼经校释可否”。）［13］清稿本甲册9行，行约21字，小字双行同，绿格，白口，四周双边，共五十五页，页眉处有陶濬宣小行楷注释数则。封面字两行：“稷山论书诗底本” 及右行小字“陶稷山同年 濬宣著”。诗稿正文，从笔迹看应为两人所书，自四十一页开始字迹明显不同，结体由纵势转为扁方，第四十八页粘有陶濬宣手书字条一个：“录稿至此适患腹疾，委顿殊甚。以下每诗下注止节写数语，未竟，俟病痊再补录也。濬宣记（名字处盖有‘濬宣’白文印一枚）”。
清稿本乙册内文无格，形制较甲册简单。［14］
清稿本甲册收录七言论书绝句91首［15］，每诗后作者各附有自注，共23000余字。初稿本正文前后附俞樾、李慈铭、谭献、袁昶、王继香、宗源翰、沈曾植、梁启超、蔡元培、王芾卿、宗海、袁其庚等12人13札手书序跋及与诗稿相关信函，计7000余字。
二、《稷山论书诗》论书主要内容
清代金石考据学极盛，至晚清更加发达，“穹岩绝域，閟者日出，旧藏精拓，平揖古人。乃有欧赵所未见，遂不复以枣木为津筏。”［16］书家学者不仅收集整理金石文献，并加以考证，三五同好聚集在一起，探究碑刻源流，品评书法嬗变，蔚成风气。陶氏家族富甲一方，在临池之余，陶濬宣极喜各处寻碑访拓，自称“吾于晋、宋、齐、梁贞石尤珍护宝惜之”，［17］“南帖盛行，而南朝真迹几绝，前至江宁访萧梁诸刻，抚石流连，如渤海宿索征南碑下，三日不能去也”［18］。缪荃孙致陶濬宣信札“曹恪碑收入八千不为贵，……韩永义造像五千可得，并非新出者”［19］。翁同龢日记：“陶心耘来辞行，云访得张石洲［20］《延昌地理志》，祁处，《东汉书地理志》，……蒯礼卿处，尚未钞获也”［21］。信中或日记中所涉均与收藏金石文字有关。陶濬宣亦精于研究，他对于六朝碑版的考证、见地非同一般。陶濬宣论书诗涉及范围宽泛，内容丰富，以下仅归纳几个主要方面加以介绍。
1、 对碑版渊流的考证
论书诗第26首：
两志崔刁绝妙词，即论文体亦吾师。
起衰八代昌黎手，祖述先民谁见知。
崔刁是指《崔敬邕》《刁遵》两墓志。作者自注：“二志并以三世名讳、官爵提行列于序首，潜研堂跋，疑其似今行状之式，为志墓变例。……欧苏以来竞相效法，遂沿为后世行状之例，不知实肇始于二志。世传韩公文起八代之衰，盖未尝不从八代出也。且此式北朝墓志中别无见者，益以证两石之出一手矣”。
论书诗第46首：
《元公》《姬氏》最完整，近岁更得《苏孝慈》。
书到开皇风格减，画眉深浅入时时。
作者自注：隋《元公》《姬氏》双志，整密华润，数千字完好无缺，艺苑精品也。近出《苏孝慈》志，书体相类而逊其茂美，若魏刻遒逸之趣，开皇大业以后不复见矣。安吴肊断元、姬双志为率更书，近人因此偶造双志，妄署欧名，则似不然，率更上原《清颂》并法二高，故严整之中露遒劲雄峻之气。 2、对部分南北朝碑刻风格的品评
论书诗第28首：
大楷须从篆隶生，《白驹》犹未极纵横。
雄奇浑穆传经峪，字字都宗汉永平。
作者自注：《泰山经石峪》大字，浑古遒奇，字参篆隶，得汉《褒斜》《石门》遗意，故能雄视一代，其后冈山、徂徕山、晋阳山摩崖并以隶楷相参，变化万匠。郑中岳《白驹谷题字》全用楷法，虽方劲可爱，而转逊雄逸之致。云峰、天柱各题字，则纵任自如矣。即此可悟榜署之法。夫以北朝笔方格劲之书，尚不能尽尺幅之势，后人惑于《兰亭》《圣教》可展为方丈谬说，或影拓以制题榜，亦可哂已。
论书诗第29首：
古今妙极乃称逸，两汉吾推杨孟文。
此是北朝真草隶，无惭异世证同闻。
作者自注：北史诸传，凡能书人皆云善隶草，工草隶，又云习索靖之草。北朝得炖煌真传，并习章草。唯章草不宜碑版，故不传，而正书可证章草笔势者尚多。王远《石门铭》纵任奔逸，奇趣横溢，守道兼权，触类生变，是合隶草为一乎者，并可悟槀行笔法，北碑中逸品也。予以《杨孟文石门颂》独超曲阜、济宁诸碑之外，为汉隶逸品，此刻奇妙不减孟文。
论书诗第34首：
散花空际想天人，觚破为圆《敬史君》。
欲得《黄庭》初搨本，还从洛下换鹅羣。
作者自注：《敬显儁碑》神融笔隽，婉媚淡逸，得破方为圆、削繁成简之旨，与南宗密迩悟其笔精，可参黄庭关元妙谛，东魏时开此一种书派，变化自超，独步河北。刘碑造象几欲乱真，李仲璇略同逸恉，惟精于使笔。
3、 名家取法出处及风格品评
论书诗第54首：
共说平原筋入骨，君山片石得宗师。
一波三折分明见，百炼钢成绕指时。
作者自注：齐《朱君山碑》，字势正方而笔逸宕，其横画用侧笔，上曲取势，中间如发一丝，细筋入骨。右军谓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此其庶乎？唯平原独得其妙，且结体与《千福寺塔铭》大半相同，予见宋拓本，几无以别也。北碑此种书体，仅有见者，合观《穆子容》，知鲁公早岁书实传北法，此其确证，波发不收，锋尚存分意。
论书诗第75首
瓘得张筋靖得肉，短长肥瘦妙天工。
二公变古得古意，不愧书林号两雄。
作者自注：坡公学北海而悟北法，山谷习《鹤铭》而合北旨。二公一变北朝书势，而北朝书意反赖以着。
4 、“北朝一代正宗”郑道昭
郑道昭（公元？-公元516年），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北朝魏书法家。郑道昭长期为京官，55岁始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57岁任青州刺史。多年宦海沉浮，看尽官场冷暖。光、青二州任职期间，于政务之暇，常携道俗优游山水，于天柱山为其父郑羲刊刻了《郑文公碑》（上碑），后因云峰山石质细密坚硬，故重刊《郑文公碑》（下碑），并于此山留下题记多处。清代碑学盛行以后，几乎言北碑必会提及郑道昭及其云峰山、天柱山、大基山、玲珑山诸刻石，如包世臣“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22］。谭复堂称“荧阳上下之碑，东堪石室，大基白驹，几几四时之气咸备，五岳之奇尽泄，南所不能争，北所不能私也”［23］。
陶濬宣对郑道昭书法亦评价极高，论书诗第22首自注，称其书“若有江左风流往来腕底者，……盖唯学识开悟，故能下笔超群，自开宗派也”。论书诗第28首自注“郑中岳《白驹谷》题字全用楷法，虽方劲可爱，而转逊雄逸之致。云峰、天柱各题字，则纵任自如矣”。论书诗第88首注“郑秘书独超神悟，行以篆势，并臻无上神品。予谓荥阳妙笔仙姿，包具万有，雄视一代，龙门谪仙之流也”。论书诗第89首注“河北之有郑中岳，犹江南之有陶隐居，并能神合契匠，冥运规矩，庶几一时之杰，而百代之宗乎”？
对《郑文公碑》陶濬宣更是推崇备极：“《郑文公碑》中正冲和，英粹合极，笔超神迹，倏忽万匠。……北碑书势剑拔弩张、斩钉截铁者为多，郑君如菩萨低眉，降伏龙虎，殆所谓神勇乎？实北朝一代正宗也”［24］。
5、 增补能书人名
东晋南朝宋时著名书法家羊欣，最早作《采古来能书人名》，收录秦至晋代能书者凡69人，指出各家所擅长书体，并对部分能书者作简要评论，还辑录了部分书家的佚事异闻。唐代天宝年间书法家窦臮作《述书赋》，又列晋、宋、齐、梁、陈145人，于北齐只1人。因太宗崇奉王羲之，唯尊南派，所以窦臮著述亦可谓追随时风。清阮元《南北书派论》中，根据《北史》魏、齐、周书、《水经注·金石略》等书，又列崔悦、卢谌以下擅书者87人。陶濬宣亦据金石古籍补充能书者9人，又考证当时尚存的北朝碑刻补充14人。论书诗第50首：
江南标榜竞虚声，河北残碑隐姓名。
造物不言功自在，萧袁空费着书评。
作者自注：……予复于《集古录》、《金石录》诸书补证九人：东魏韩毅，北齐刘珉，北周谢威，隋庞夐正、庞恭之、韦霈、刘曼才、史陵侯、孝真。见存北石补证十四人：魏寇谦之、王远、朱义章、萧显庆、郑道昭，东魏王长儒、穆于容，北齐郑述祖、梁恭之、朱敬修、唐邕、释仙，北周匡喆，隋孟弼，亦云盛矣。……而江左诸贤不传真迹，北俗质朴，闇淡不着。迄今碑版照耀海内，实启来学。书评妙语，适留以印证北书。尝谓“南派传人，北派传书”，亦虚实消长之理也。
三、《稷山论书诗》论书宗旨
1、“尊碑”，不“绌帖”
梁启超在《稷山论书诗·序》中，称“心老论书，尊碑绌帖，此固道、咸以来定谳”［25］。在碑派书法一统天下的大背景下，“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26］，陶濬宣亦无法脱离此一趋势。纵观陶濬宣一生的书法实践，确是于碑版用功极深，也是这类书体为他赢得了极高声誉，在论书诗稿中，陶濬宣于北碑的赞誉之辞亦极多。
但是，读他的诗稿，却发现还有另外的信息。论书诗第61首： 昭陵茧纸漫深求，定武神龙各不侔。
留得自家真相在，深愁下笔误千秋。
（何蝯叟题稧帖诗：“一传特因天笔重，千秋误尽学书人”。）
作者自注：“阮文达《复程竹庵书·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两本之不相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茧本矣。’又跋稧帖云：‘《兰亭》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化度寺》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不知更何景象矣”。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碑派旗手的阮元，表现出明显的对《兰亭》的不屑与怀疑。阮元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很受追捧，影响也极广泛。比如赵之谦曾说“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亦不足宝贵。’与余意异而同”［27］。阮元为矫正唐宋以后“唯帖独尊”的偏执，挽救帖学的靡弱衰退，大力提倡学习北朝碑版，从而上溯汉魏古厚之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其对于帖学的态度，未免过于偏颇，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稧帖不传，“千数百年，彚帖眯目，困骐馵于皁枥”［28］的悲哀之中，阮元的不屑更多的是指向由汇帖而推及的王右军。
针对阮元两段论书，陶濬宣注曰：“文达两论极精，唯末语抑右军过甚。予谓右军真迹自佳，但为后人摹本所掩耳，此中当分别观之。且稧帖兴到偶书，风流自赏，自是藁行逸品，……太宗崇奉太过，宋以后囿于所见，几如此外更无书法者，此则非右军之所及料也”。
至陶濬宣所处的晚清，人们对帖学的态度，已经转变的更客观，并不再置碑、帖于水火不容之地。此时的学者书家，已经能够剥离出作为帖学源头的王羲之和宋人摹刻汇帖的不同，认识到并还原了真实的“南帖”。“大量的事实表明，清末民初的书家学者对书法尤其是对碑、帖的认识，已经不是前代的延续，而是一种扭转。”［29］陶濬宣“尊碑”不“绌帖”的态度，即是极好的例证。
2、“江汉源头竟一支”
《稷山论书诗》开篇既曰：“赵宋以来，楷法不明于世久矣。字虽小道，楷实书宗。其用至赜，其工至难。自阁帖盛行，论者輙以浑古、藏锋、妍媚、恣放为锺王极轨，翕习传讹，遂无究竟。今欲发千岁之翳蒙，必先明两朝之宗派”。对于楷法的形成，“草源于篆，真源于隶”已是不刊之论，由明入清的傅山亦曾说“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30］。阮元认为“由隶字变为正书、行书，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31］。陶濬宣论书诗第9首注 “吴九真太守《谷朗碑》在湖南耒阳，刻于凤皇元年，分书波发至此渐收，已骎骎开楷法矣”［32］。对阮元《南北书派论》辨析风格异同而作的南北书派分野，陶濬宣赞其为度迷之慈航，但却不赞同把南北视之为“判然两不相涉”的观点，叹曰“岂江南河北一家眷属，忍令房派谱系千年隔绝，不追一祖耶”［33］。大量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证明。陶濬宣论书诗第5首：
隶楷初分大爨碑，同时还有寇谦之。
两朝万里书堪证，江汉源头竟一支。
作者自注：“后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刻于太安二年，为北朝最古之石，去刘宋大明二年《爨龙颜碑》先后二岁耳，其时楷法初行，半存隶迹。《爨宝子》刻于晋义熙元年，隶迹多而楷法少矣。而滇豫相去万里，书笔如出一手，足征南宗、北派肇始分支同室晜季，无大差池也”。
结语
陶濬宣一生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他在世的60余年，恰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他一生的言行与艺术实践都在追随时代的节拍。早年即以碑体书法享誉晚清的陶濬宣，虽名著于当时，却消隐于后世。纵观中国历代文人学者，在“独善其身”之时，尽管很多人会在笔墨的纵情挥洒中抒写心中块垒，但是在中国传统士人心中，“兼济天下”始终是人生最高理想，书、画等艺事不过是他们陶情冶性的手段，绝不会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颜氏家训》里更有“慎勿以书自命”［34］的教戒。陶濬宣大江南北的游走，开阔的不仅是他书法的视野，更是他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并没有像很多清朝遗民一样抱住逝去的时代不放，而是顺应历史发展，始终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陶濬宣晚年以后为进步人士呐喊、兴办实业、创建义学，这都说明此时的陶濬宣在思想上已完全脱离清政府营垒。作为传统士大夫，对于当时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国家，他始终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书画等艺事自然不是他的第一要务。这或许是其书名与书法理论至今不显的原因之一吧。
陶濬宣（1846-1912），原名祖望，亦署浚宣，字文冲，号心云、心耘，晚号东湖居士、稷山、稷叟，室名稷山馆、通艺堂等。清会稽（今浙江绍兴）陶堰人。为晚清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教育家、收藏家、维新支持者，亦工诗、善画。陶濬宣早年即以书法闻名乡里，后更以笔力峻厚、气象阔大的北魏碑体书法享誉一时，翁同龢所谓“盖包派也”。梁启超50岁作《稷山论书诗·序》，称“记十二三岁时，在粤秀山三君祠见心老书一楹帖，目敚魂摇不能去，学书之兴自此”，“其书龙跳虎卧，意态横绝”。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称：“北魏造像，至今存者盈千累万。中之最佳者，有龙门之《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迩来说北碑者大抵从此入手，遵义莫友芝、会稽陶濬宣其最佳者”［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评价陶濬宣“心云教授自给，予与交甚疏，而远道相思，束修分饷，今人所仅见也，词翰高洁，亦有魏晋之风”。陶濬宣书稿、题跋、简札等帖类书法作品，魏晋韵味十足，随手拈来，鲜活生动，于质朴散淡中明显带有浓重的魏晋碑版气息，这一类作品与他同时代的帖学高手相比亦毫不逊色。光绪时浙江造银元、角子、铜元上“光绪通宝”模字，即出自陶濬宣手笔，其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稷山论书诗》作于“光绪壬辰闰六月朔”［5］，是陶濬宣书学思想的代表论著。经过逾百年的碑帖争论，此时人们对帖学的态度，相较于早期的“南、北判然两不相涉”［6］，已经更加客观温和。袁爽秋在诗稿跋中，评价《稷山论书诗》“考石墨之存佚，辨书派于微茫，察之尚精，析之贵核，……抑可谓申阮公之墨守，箴安吴之阙失者矣”［7］。
一、《稷山论书诗》版本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稷山论书诗》存三册［8］，均为稿本，其中初稿本一册［9］，清稿本两册［10］。
初稿本内文9行，无格，为陶濬宣手书，文中有多处涂改，这应是“光绪壬辰夏六月既望，书于宣南客邸”的稿本，作者自署封面两个，一为竖署三行“稷山论书诗 光绪壬辰闰六月朔写稿 于都门宣南坊寓庐”，盖有方形白文印章两枚：“陶濬宣”和“稷山文字”；另一封面亦为三行：“稷山论书诗初稿本 越二十年辛亥闰六月朔 东湖居士濬宣重题”，名字旁盖有长方白文印章“陶心云”及方形白文印章“陶濬宣”（即封面一上姓名印）。初稿本诗稿正文前附俞樾、李慈铭、谭献、袁昶四人手书序跋各一篇，诗稿正文后有王继香、宗源翰、沈曾植、梁启超、蔡元培、王芾卿、宗海、袁其庚［11］等八人手书题跋及与诗稿相关信函共9札。页眉处有陶濬宣自注、叶昌炽及署名“献”（疑似）等批注很多。另梁启超50岁重新见到诗稿初稿本，履行30年前初见诗稿时的许诺［12］，作《稷山论书诗·序》，收入《饮冰室合集》。
清稿本两册，现据初稿本正文后附蔡元培一札关于诗稿的信函，将清稿本分甲、乙两册。（“委校论书诗谨已对读一过。甲册似无甚误字，乙册失录一诗，谨以补录”，以及“清本两册，谨奉缴曹君礼经校释可否”。）［13］清稿本甲册9行，行约21字，小字双行同，绿格，白口，四周双边，共五十五页，页眉处有陶濬宣小行楷注释数则。封面字两行：“稷山论书诗底本” 及右行小字“陶稷山同年 濬宣著”。诗稿正文，从笔迹看应为两人所书，自四十一页开始字迹明显不同，结体由纵势转为扁方，第四十八页粘有陶濬宣手书字条一个：“录稿至此适患腹疾，委顿殊甚。以下每诗下注止节写数语，未竟，俟病痊再补录也。濬宣记（名字处盖有‘濬宣’白文印一枚）”。
清稿本乙册内文无格，形制较甲册简单。［14］
清稿本甲册收录七言论书绝句91首［15］，每诗后作者各附有自注，共23000余字。初稿本正文前后附俞樾、李慈铭、谭献、袁昶、王继香、宗源翰、沈曾植、梁启超、蔡元培、王芾卿、宗海、袁其庚等12人13札手书序跋及与诗稿相关信函，计7000余字。
二、《稷山论书诗》论书主要内容
清代金石考据学极盛，至晚清更加发达，“穹岩绝域，閟者日出，旧藏精拓，平揖古人。乃有欧赵所未见，遂不复以枣木为津筏。”［16］书家学者不仅收集整理金石文献，并加以考证，三五同好聚集在一起，探究碑刻源流，品评书法嬗变，蔚成风气。陶氏家族富甲一方，在临池之余，陶濬宣极喜各处寻碑访拓，自称“吾于晋、宋、齐、梁贞石尤珍护宝惜之”，［17］“南帖盛行，而南朝真迹几绝，前至江宁访萧梁诸刻，抚石流连，如渤海宿索征南碑下，三日不能去也”［18］。缪荃孙致陶濬宣信札“曹恪碑收入八千不为贵，……韩永义造像五千可得，并非新出者”［19］。翁同龢日记：“陶心耘来辞行，云访得张石洲［20］《延昌地理志》，祁处，《东汉书地理志》，……蒯礼卿处，尚未钞获也”［21］。信中或日记中所涉均与收藏金石文字有关。陶濬宣亦精于研究，他对于六朝碑版的考证、见地非同一般。陶濬宣论书诗涉及范围宽泛，内容丰富，以下仅归纳几个主要方面加以介绍。
1、 对碑版渊流的考证
论书诗第26首：
两志崔刁绝妙词，即论文体亦吾师。
起衰八代昌黎手，祖述先民谁见知。
崔刁是指《崔敬邕》《刁遵》两墓志。作者自注：“二志并以三世名讳、官爵提行列于序首，潜研堂跋，疑其似今行状之式，为志墓变例。……欧苏以来竞相效法，遂沿为后世行状之例，不知实肇始于二志。世传韩公文起八代之衰，盖未尝不从八代出也。且此式北朝墓志中别无见者，益以证两石之出一手矣”。
论书诗第46首：
《元公》《姬氏》最完整，近岁更得《苏孝慈》。
书到开皇风格减，画眉深浅入时时。
作者自注：隋《元公》《姬氏》双志，整密华润，数千字完好无缺，艺苑精品也。近出《苏孝慈》志，书体相类而逊其茂美，若魏刻遒逸之趣，开皇大业以后不复见矣。安吴肊断元、姬双志为率更书，近人因此偶造双志，妄署欧名，则似不然，率更上原《清颂》并法二高，故严整之中露遒劲雄峻之气。 2、对部分南北朝碑刻风格的品评
论书诗第28首：
大楷须从篆隶生，《白驹》犹未极纵横。
雄奇浑穆传经峪，字字都宗汉永平。
作者自注：《泰山经石峪》大字，浑古遒奇，字参篆隶，得汉《褒斜》《石门》遗意，故能雄视一代，其后冈山、徂徕山、晋阳山摩崖并以隶楷相参，变化万匠。郑中岳《白驹谷题字》全用楷法，虽方劲可爱，而转逊雄逸之致。云峰、天柱各题字，则纵任自如矣。即此可悟榜署之法。夫以北朝笔方格劲之书，尚不能尽尺幅之势，后人惑于《兰亭》《圣教》可展为方丈谬说，或影拓以制题榜，亦可哂已。
论书诗第29首：
古今妙极乃称逸，两汉吾推杨孟文。
此是北朝真草隶，无惭异世证同闻。
作者自注：北史诸传，凡能书人皆云善隶草，工草隶，又云习索靖之草。北朝得炖煌真传，并习章草。唯章草不宜碑版，故不传，而正书可证章草笔势者尚多。王远《石门铭》纵任奔逸，奇趣横溢，守道兼权，触类生变，是合隶草为一乎者，并可悟槀行笔法，北碑中逸品也。予以《杨孟文石门颂》独超曲阜、济宁诸碑之外，为汉隶逸品，此刻奇妙不减孟文。
论书诗第34首：
散花空际想天人，觚破为圆《敬史君》。
欲得《黄庭》初搨本，还从洛下换鹅羣。
作者自注：《敬显儁碑》神融笔隽，婉媚淡逸，得破方为圆、削繁成简之旨，与南宗密迩悟其笔精，可参黄庭关元妙谛，东魏时开此一种书派，变化自超，独步河北。刘碑造象几欲乱真，李仲璇略同逸恉，惟精于使笔。
3、 名家取法出处及风格品评
论书诗第54首：
共说平原筋入骨，君山片石得宗师。
一波三折分明见，百炼钢成绕指时。
作者自注：齐《朱君山碑》，字势正方而笔逸宕，其横画用侧笔，上曲取势，中间如发一丝，细筋入骨。右军谓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此其庶乎？唯平原独得其妙，且结体与《千福寺塔铭》大半相同，予见宋拓本，几无以别也。北碑此种书体，仅有见者，合观《穆子容》，知鲁公早岁书实传北法，此其确证，波发不收，锋尚存分意。
论书诗第75首
瓘得张筋靖得肉，短长肥瘦妙天工。
二公变古得古意，不愧书林号两雄。
作者自注：坡公学北海而悟北法，山谷习《鹤铭》而合北旨。二公一变北朝书势，而北朝书意反赖以着。
4 、“北朝一代正宗”郑道昭
郑道昭（公元？-公元516年），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北朝魏书法家。郑道昭长期为京官，55岁始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57岁任青州刺史。多年宦海沉浮，看尽官场冷暖。光、青二州任职期间，于政务之暇，常携道俗优游山水，于天柱山为其父郑羲刊刻了《郑文公碑》（上碑），后因云峰山石质细密坚硬，故重刊《郑文公碑》（下碑），并于此山留下题记多处。清代碑学盛行以后，几乎言北碑必会提及郑道昭及其云峰山、天柱山、大基山、玲珑山诸刻石，如包世臣“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22］。谭复堂称“荧阳上下之碑，东堪石室，大基白驹，几几四时之气咸备，五岳之奇尽泄，南所不能争，北所不能私也”［23］。
陶濬宣对郑道昭书法亦评价极高，论书诗第22首自注，称其书“若有江左风流往来腕底者，……盖唯学识开悟，故能下笔超群，自开宗派也”。论书诗第28首自注“郑中岳《白驹谷》题字全用楷法，虽方劲可爱，而转逊雄逸之致。云峰、天柱各题字，则纵任自如矣”。论书诗第88首注“郑秘书独超神悟，行以篆势，并臻无上神品。予谓荥阳妙笔仙姿，包具万有，雄视一代，龙门谪仙之流也”。论书诗第89首注“河北之有郑中岳，犹江南之有陶隐居，并能神合契匠，冥运规矩，庶几一时之杰，而百代之宗乎”？
对《郑文公碑》陶濬宣更是推崇备极：“《郑文公碑》中正冲和，英粹合极，笔超神迹，倏忽万匠。……北碑书势剑拔弩张、斩钉截铁者为多，郑君如菩萨低眉，降伏龙虎，殆所谓神勇乎？实北朝一代正宗也”［24］。
5、 增补能书人名
东晋南朝宋时著名书法家羊欣，最早作《采古来能书人名》，收录秦至晋代能书者凡69人，指出各家所擅长书体，并对部分能书者作简要评论，还辑录了部分书家的佚事异闻。唐代天宝年间书法家窦臮作《述书赋》，又列晋、宋、齐、梁、陈145人，于北齐只1人。因太宗崇奉王羲之，唯尊南派，所以窦臮著述亦可谓追随时风。清阮元《南北书派论》中，根据《北史》魏、齐、周书、《水经注·金石略》等书，又列崔悦、卢谌以下擅书者87人。陶濬宣亦据金石古籍补充能书者9人，又考证当时尚存的北朝碑刻补充14人。论书诗第50首：
江南标榜竞虚声，河北残碑隐姓名。
造物不言功自在，萧袁空费着书评。
作者自注：……予复于《集古录》、《金石录》诸书补证九人：东魏韩毅，北齐刘珉，北周谢威，隋庞夐正、庞恭之、韦霈、刘曼才、史陵侯、孝真。见存北石补证十四人：魏寇谦之、王远、朱义章、萧显庆、郑道昭，东魏王长儒、穆于容，北齐郑述祖、梁恭之、朱敬修、唐邕、释仙，北周匡喆，隋孟弼，亦云盛矣。……而江左诸贤不传真迹，北俗质朴，闇淡不着。迄今碑版照耀海内，实启来学。书评妙语，适留以印证北书。尝谓“南派传人，北派传书”，亦虚实消长之理也。
三、《稷山论书诗》论书宗旨
1、“尊碑”，不“绌帖”
梁启超在《稷山论书诗·序》中，称“心老论书，尊碑绌帖，此固道、咸以来定谳”［25］。在碑派书法一统天下的大背景下，“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26］，陶濬宣亦无法脱离此一趋势。纵观陶濬宣一生的书法实践，确是于碑版用功极深，也是这类书体为他赢得了极高声誉，在论书诗稿中，陶濬宣于北碑的赞誉之辞亦极多。
但是，读他的诗稿，却发现还有另外的信息。论书诗第61首： 昭陵茧纸漫深求，定武神龙各不侔。
留得自家真相在，深愁下笔误千秋。
（何蝯叟题稧帖诗：“一传特因天笔重，千秋误尽学书人”。）
作者自注：“阮文达《复程竹庵书·序》：‘谁见原本，今所传两本，一则率更之定武，一则登善之神龙，实皆欧褚自以己法参入王法之内。观两本之不相同，即知两本之必不同茧本矣。’又跋稧帖云：‘《兰亭》之所以佳者，欧本则与《化度寺》笔法相近，褚本则与褚书《圣教》相近，皆以大业北法为骨，江左南法为皮，刚柔得宜，健妍合度，故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军之法，不知更何景象矣”。
从中可以看出作为碑派旗手的阮元，表现出明显的对《兰亭》的不屑与怀疑。阮元的这种态度，在当时很受追捧，影响也极广泛。比如赵之谦曾说“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亦不足宝贵。’与余意异而同”［27］。阮元为矫正唐宋以后“唯帖独尊”的偏执，挽救帖学的靡弱衰退，大力提倡学习北朝碑版，从而上溯汉魏古厚之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其对于帖学的态度，未免过于偏颇，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稧帖不传，“千数百年，彚帖眯目，困骐馵于皁枥”［28］的悲哀之中，阮元的不屑更多的是指向由汇帖而推及的王右军。
针对阮元两段论书，陶濬宣注曰：“文达两论极精，唯末语抑右军过甚。予谓右军真迹自佳，但为后人摹本所掩耳，此中当分别观之。且稧帖兴到偶书，风流自赏，自是藁行逸品，……太宗崇奉太过，宋以后囿于所见，几如此外更无书法者，此则非右军之所及料也”。
至陶濬宣所处的晚清，人们对帖学的态度，已经转变的更客观，并不再置碑、帖于水火不容之地。此时的学者书家，已经能够剥离出作为帖学源头的王羲之和宋人摹刻汇帖的不同，认识到并还原了真实的“南帖”。“大量的事实表明，清末民初的书家学者对书法尤其是对碑、帖的认识，已经不是前代的延续，而是一种扭转。”［29］陶濬宣“尊碑”不“绌帖”的态度，即是极好的例证。
2、“江汉源头竟一支”
《稷山论书诗》开篇既曰：“赵宋以来，楷法不明于世久矣。字虽小道，楷实书宗。其用至赜，其工至难。自阁帖盛行，论者輙以浑古、藏锋、妍媚、恣放为锺王极轨，翕习传讹，遂无究竟。今欲发千岁之翳蒙，必先明两朝之宗派”。对于楷法的形成，“草源于篆，真源于隶”已是不刊之论，由明入清的傅山亦曾说“楷书不自篆隶八分来，即奴态不足观矣”［30］。阮元认为“由隶字变为正书、行书，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31］。陶濬宣论书诗第9首注 “吴九真太守《谷朗碑》在湖南耒阳，刻于凤皇元年，分书波发至此渐收，已骎骎开楷法矣”［32］。对阮元《南北书派论》辨析风格异同而作的南北书派分野，陶濬宣赞其为度迷之慈航，但却不赞同把南北视之为“判然两不相涉”的观点，叹曰“岂江南河北一家眷属，忍令房派谱系千年隔绝，不追一祖耶”［33］。大量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证明。陶濬宣论书诗第5首：
隶楷初分大爨碑，同时还有寇谦之。
两朝万里书堪证，江汉源头竟一支。
作者自注：“后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刻于太安二年，为北朝最古之石，去刘宋大明二年《爨龙颜碑》先后二岁耳，其时楷法初行，半存隶迹。《爨宝子》刻于晋义熙元年，隶迹多而楷法少矣。而滇豫相去万里，书笔如出一手，足征南宗、北派肇始分支同室晜季，无大差池也”。
结语
陶濬宣一生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他在世的60余年，恰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他一生的言行与艺术实践都在追随时代的节拍。早年即以碑体书法享誉晚清的陶濬宣，虽名著于当时，却消隐于后世。纵观中国历代文人学者，在“独善其身”之时，尽管很多人会在笔墨的纵情挥洒中抒写心中块垒，但是在中国传统士人心中，“兼济天下”始终是人生最高理想，书、画等艺事不过是他们陶情冶性的手段，绝不会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颜氏家训》里更有“慎勿以书自命”［34］的教戒。陶濬宣大江南北的游走，开阔的不仅是他书法的视野，更是他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并没有像很多清朝遗民一样抱住逝去的时代不放，而是顺应历史发展，始终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陶濬宣晚年以后为进步人士呐喊、兴办实业、创建义学，这都说明此时的陶濬宣在思想上已完全脱离清政府营垒。作为传统士大夫，对于当时内忧外患、国力衰微的国家，他始终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书画等艺事自然不是他的第一要务。这或许是其书名与书法理论至今不显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