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山东人大鹏、安徽人孙梅而言，2014年的夏天最是难熬。穷十余年心血，送孩子学钢琴，回头已无路。但这条单行道，眼看在今年4月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招考之后戛然而止。
　　心绪和躯体的痛苦刚刚开始—他们坚信，这次招考涉嫌存在舞弊行为，他们的孩子原本不该梦断于这个初夏，为此，两个月来，他们一直在告状、抗争，但前景未卜。
　　又是中国音乐学院。
　　《南风窗》2014年第12期刊文《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揭示该院招考、招聘中的不公以及另类“艺术生态”。看上去，门户私心、制度缺陷、权力寻租造成的混乱，至少十几年里，毫无改观的迹象。
　　刘小平，曾是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办公室主任，退休5年，回顾自己所知的招考腐败，依旧悲愤：招生汰优、招聘取劣，音乐学院的未来在哪里？

招 考

　　2014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钢琴专业招生是这样安排的：4月13日初试、4月15日复试、4月19日三试（文化课），一共招18名学生。
　　考试的评委包括附中钢琴学科教师任舒曼、董玄、张晓峰、胡晓雪，钢琴学科主任郭芸，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民、教师韩冰。

知道落榜之后，小鹏和小梅的情绪尚能接受，然而了解到其中可能存在不公之后，他们都“几近崩溃”，再也不愿练琴。

　　大鹏的儿子小鹏（化名）、孙梅的女儿小梅（化名）、张璐的女儿小璐（化名）参加了考试。
　　两年以前，孩子们在原籍休学，到中国音乐学院附近租住，跟随该院教师学习钢琴，目的就是备考。小鹏、小梅和小璐分别跟随的老师是中国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裴老师、洪老师、裘老师（均为化名）。
　　结果是，这3个孩子全部落榜。在此之前，他们的老师均认为孩子们考上附w中不存在问题，考试之后，老师们通过评委了解到，孩子们都“发挥得非常好”。
　　5月初，结果公布，家长和老师们都很失望。
　　孙梅和大鹏在初试完成之后，就到处探听孩子的表现。“有评委说孩子们表现很好，弹得好的地方很多，满意度很高。”
　　一起落榜，出乎家长和老师们的预料。
　　“对于孩子来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就是一个圣殿，在心目中的地位一直是很神圣的，所以一次考试考不上，并非不能接受。”大鹏说，获知结果，他已经着手准备再陪读一年。
　　不久，裴老师的一个电话，却让他难以再平静下来。“裴老师说，初步了解，这次考试存在严重的利益输送行为，孩子们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
　　家长和老师们很快达成一致的诉求：要为孩子们找回一个公道。
　　家长们找到附中，要求得到解释，孙梅说，学校的态度是不见面、不答复。后来他们向中国音乐学院纪委递交了书面的申诉要求，纪委组织专业老师回看录像，认为没有问题。至于调查的详情，答复是“你们无权知道”。
　　知道落榜之后，小鹏和小梅的情绪尚能接受，然而了解到其中可能存在不公之后，他们都“几近崩溃”，再也不愿练琴。

潜规则

　　除了小鹏，裴老师还有另一个学生小天，起初也被刷下，后来因为录取的学生中有人放弃，被补录，小天曾获得全国“金葵花”、“星海杯”钢琴比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
　　裴老师说：“20多人考试，这样的学生都被打到18名以外，玩笑开得有点大了。”
　　裘老师的学生小璐，一开始就做两手准备，如果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不录取，就去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而后者的考试时间与前者部分重叠。所以裘老师必须提前了解小璐的考试情况，以供小璐参考决定是否参加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考试。
　　他最早发现了其中的异样。
　　“我先假定不存在任何内幕，就看这个考试的结果最终谁是受益者，小鹏、小梅、小璐这3个学生被刷下来了，那么谁上去了？”
　　裘老师发现，其中有3个被录取的学生，“水平非常差”。据在考试现场的老师反映，其中一名学生还多次弹断。而这3个学生，都是评委任舒曼、董玄、张晓峰的私人学生。再看18人的录取名单中，这3名评委的私人学生有7人，占1/3强。“刷下小鹏、小梅和小璐，是不是就是为了给他们的学生腾位置？”
　　裴老师说，那3个学生，跟最后补录的小天水平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随时可以拉出来练练。家长们写的书面举报材料中提到，董玄一共有4名私人学生与考，3人被录取，其中一名学生的家长在考试现场表示，自己的孩子没有进行过专业学习，连学习钢琴的基本教材“740”都没有弹过。
　　裘老师怀疑这3名评委可能“合谋打分”，于是一一打电话给这3名评委，质问为何合谋打分，并录下了通话过程。
　　先打给张晓峰。电话中，张晓峰说，任舒曼在考试之前找过他，商量打分的事情，他以为其他评委也都达成了默契，就这么做了。裘老师说：“张晓峰还清晰地告诉我，他们是怎么策划，怎么打分，分数如何错开，谁来负责打最低分。”
　　再打给董玄，董玄先是否认给小璐打低分。裘老师说，张晓峰都已经告诉我了，你们一起把小璐的分数打到最低。
　　“那你知道了还来问我？”
　　“你不觉得这样做很不公平吗？孩子的水平摆在那。”
　　“裘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打分要按照水平来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你认为其他老师的意见不重要吗？”
　　最后打给任舒曼，揭破之后，气氛很尴尬。
　　任舒曼说，你知不知道小璐以前跟我学过琴？你知不知道我要面子？
　　裘老师说，打完电话，他明白了小璐被打最低分的真正原因：此前，小璐曾跟任舒曼学过琴，后来又另投师门。

师 门

18人的录取名单中，这3名评委的私人学生有7人，占1/3强。“刷下小鹏、小梅和小璐，是不是就是为了给他们的学生腾位置？”这也是某些音乐老师的潜规则之一，曾跟一名老师学琴，再另投它门，就会被认为是“叛逃”—这与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规则如出一辙。

　　这也是某些音乐老师的潜规则之一，曾跟一名老师学琴，再另投它门，就会被认为是“叛逃”—这与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规则如出一辙，裘老师复述的通话内容中，清楚表明小璐是遭受了“叛出师门”之后的报复。
　　张璐告诉《南风窗》记者，小璐的确在2009年曾经拜任舒曼为师，学习了一年半，但那时只是业余学琴，并未打算走专业道路。后来小璐喜欢上钢琴，进行专业学习，就另外找了一名老师。
　　“当时没想这个也会对孩子考试有影响，我们孩子跟任老师学琴的时候，我们对他也挺好的，后来并没有撕破脸。给小璐打最低分，我感觉莫名其妙，找朋友去了解了分数，听说任舒曼、董玄、张晓峰打的都是最低的80分（打分幅度为80～100分），而其他评委给的都在90分以上。”张璐说，“后来听说，考试前任舒曼找过董玄、张晓峰，说这孩子以前跟我学过，我不喜欢她，给她打低点。”
　　张璐说，自己现在不想计较，是因为孩子后来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四年级，至少有地方念书了，但小鹏、小梅都无学可上，自己还是得出来说句真话。
　　裴老师告诉《南风窗》记者，作为附中钢琴学科主任，郭芸也是评委之一。“她对结果也感觉很意外，但她说她控制不了。”
　　以往中国音乐学院不断轮回着的举报，评委们和校方总以“艺术判断标准千差万别”的理由予以解释，但此事的内情却证明其实打分跟标准无关。
　　裘老师说，作为音乐专业教师，学生的弹奏不可能没有确定的标准，技术性的标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而这是打分的基础。“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完全杜绝感情因素的确做不到，但感情因素应该在水平雷同的基础上予以参考，你喜欢这种风格，我喜欢那种风格，可以有一个小幅浮动，但不能无视真实水平本身。”
　　师门，一个奇怪的理由。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裘老师介绍，两年前，董玄也有一个私人学生，同时跟他和中央音乐学院一名老师学琴，董玄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跟系里的老师说不能让她考上。最后，这名学生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未被录取，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这些人的存在已经导致学校竞争力的下降，你不揭丑，则会整个烂掉。”裘老师和裴老师、洪老师一起向中国音乐学院纪委递交了实名举报材料。

“不予理睬”

　　6月25日，《南风窗》记者向任舒曼提出采访要求，他听明来意之后，迅速挂断了电话。在随后发给记者的短信中，任舒曼表示，自己对此没有任何要发言的，想要了解招生情况须与学校联系。
　　董玄则说，关于举报，学校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处理程序，自己没什么要说。“我并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在我看来一切正常，我只是每年履行自己的一次义务，”他说，“我们3个人事前没有什么商量，张晓峰老师说有商量是他的事，我不便评价。我在电话里对裘老师说过什么，我也不太记得了。”
　　《南风窗》记者随后一一联系了作为评委的郭芸、李民、韩冰以及附中校长沈诚，但他们均以采访须征得学院领导同意为由拒绝谈论此事。
　　当天来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校办公室，工作人员随后联系学校的党委书记，最后告知记者，书记称“附中与学院是一体的”，有任何采访需求只能去找学院领导或者纪委。
　　而根据中国音乐学院的规定，纪委领导及校领导均不接受媒体采访。
　　这种碰壁，在大鹏、李光陆（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见《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一文）看来都在意料之中。大鹏他们的申诉，被以“你们无权知道”为由拒绝透露调查细节，李光陆和左继承（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见《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一文）上一次的举报，也是被告知“没有义务跟你解释过程”。
　　李光陆说，《南风窗》上一次的报道引起很大震动。但一切都未能影响招考结果，张姓考生依然进入录用公示。按照规定，公示期内如果有异议提出，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给出答复，但左、李二人在6月17日书面提出异议，学校未予答复。
　　左、李二人将“违规招聘”一事举报到北京市委教工委，连同大鹏他们的举报在内，目前北京市委教工委的案头至少摆着两份关于中国音乐学院招聘、招生问题的举报材料。
　　“但学校就是这样的傲慢，根本不予理睬。”已经退休5年的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原办公室主任刘小平说。
　　刘小平提到一位名叫张烁的博士，今年初参加教师招聘，一试过关被通知参加二试，二试考完表现极好，却没有收到三试通知，理由却是他“一试未过”。“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编造如此荒唐的理由，完全无视大家的智商。”

“丰收季”

　　作为评委，如果有能力让一个学生考入学院或者附中，就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收益。
　　“你猜猜，每年到了招生的季节，与招生有关的老师如果愿意，能拿到多少钱？”6月26日上午，见面之后，刘小平首先抛给《南风窗》记者这一问题。
　　“少的几十万，多的百余万。”刘小平说，在学院里流传着一种说法：招考季，就是“丰收的季节”到了。
　　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一名教师告诉记者，此次附中钢琴系的招考之所以如此出格，让其他老师们都感觉不可思议，很可能与其中一名评委有关。该评委为了凑足买房首期，今年曾要求自己的学生每周加课，收取补课费，而且必须一次性交足一学期的费用，每人6万元。
　　据了解，其中一名评委曾经放言，“只要拿出20万就包上附中”，在校内广为流传。
　　在老师们的叙述中，把招考作为收入来源的情况，已非一朝一夕。2002年，一名学生找到该院一名姓张的老教授，表明想考中国音乐学院，希望能帮忙补习，丢下5000元课时费就走了。这种补习都是一对一进行，张教授在约定的时间里在教室等着上课，但学生一直没有出现，张教授不明其中意涵，将钱退回给她。刘小平说，学生的意思无非就是，考试的时候让身为评委的张教授帮个忙。 　　当年的一名研究生，如今已经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有感于招考乱象，曾写下《穷人的孩子不要学音乐》一文，令人涕泪潸然。李光陆、刘小平谈及学校招考问题，往往以此文为例。
　　大家最常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前两年，一名学生毕业之后，拿着入学前的录音找到了学校，录音里，招考的老师向她勒索钱财，拿了多少钱，清清楚楚，后来在学校纪委介入之下将所有勒索款项退回给学生。

特殊的制度

　　李光陆说，大学的招生腐败案件，一半是因为某些人手中掌握着一些“特招权”，而对于音乐学院这样的艺术类院校来说，每招一名学生，都可以是“特招”。
　　因为专业老师自动成为考试评委，那么去找专业老师“拜师”，一拜一个准。刘小平说，在学院里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某专业的老师收私人学生，先要试弹，学生们排着队来，来一个就往琴上放一个厚厚的信封，最后老师往下一扫，一堆信封掉进下面的一个纸箱里。
　　评委们手中握着十分短缺的资源，只要有意愿，这些资源就可以货币化。刘小平说，货币化的途径不一定是临考抱佛脚，往往是前期铺垫的，铺垫的方式就是拜师，这让利益输送对外变得隐秘化。裘老师称，附中、大学的老师中还有一些“夫妻档”，招收的学生看上去与评委本身没有关系，但与其丈夫或妻子有关，这也使得腐败更加隐蔽。
　　教师们以此招收的私人学生，甚至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如果不愿意参与潜规则，老师就很难招收到自己属意的学生，也很难获得更高的收入，这样的老师，李光陆称之为“不懂事”的老师。
　　谁是考试评委，是在考前就能明确知道的，这是招考腐败的方便之门。裘老师说，2001年附中组建钢琴学科，附中钢琴专业所有老师都是考试评委，但当时还有人数对等的大学老师作为评委予以稀释，而且大学评委由抽签产生，无法在考前确定。而这一次，大学只有两名老师成为评委，其余5名都是附中老师，如果有3人合谋，就完全可以抵消其余4人的“良心分数”。
　　2002年，李光陆当场强烈质疑考场不公被解聘，闹得沸沸扬扬。此事之后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换人，新来的党委书记有意改革，曾找过刘小平询问解决招考腐败的办法。刘小平提议参照韩国的音乐院校的制度，即大学音乐教师不准招收私人学生，一经发现即予开除，然而这一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两年之后，宋飞轰动性的举报（见《音乐学院里的“举报轮回”》一文）就发生了。
　　“不公→举报→不公”不断循环，没有稍歇的迹象。唯有李光陆、左继承、刘小平这种“刺头”，不时出来公开批评，然而制度本身岿然不动。
　　刘小平说，因为频繁提出激烈的意见，自己被院领导称为“疯子”，但“我以此为荣”。“为了私利，拒绝好学生，招收坏教师，再不改，他们将是学校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