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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篇先拉回一个镜头——2014年10月末，秋意渐浓的上海，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内，珠落玉盘的琵琶声，将人们带回了千年前枫叶荻花、江浸秋月的盛唐。这场名为“琵琶·纪”的演出汇集了1200年的萨摩琵琶、800载的南管和400年历史的评弹琵琶。同样，这场汇集了不同“文化声音”的对话，也是“徐惠新周红文化评弹”系列的第四次和观众见面。一票难求的演出盛况，现场演出者与观众的灵犀相通，无声地证明着“文化评弹”的概念已经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悄悄走入了现代观众的心里……
而谈起这些年“文化评弹”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概念提出者之一，沪上首位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周红感慨万千……
台上的周红怀抱琵琶浅吟低唱，轻拢慢捻间充满江南女子的温婉柔情。然而，生活中的周红却是快人快语，尽显时尚女性的干练。“你尽管写”，她开门见山地对笔者说，“我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被人骂。”的确如此，这一晚，茶室略显昏黄的灯光下，周红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谈恩师、搭档、好友，谈自己的困惑，受到的责难，也谈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当然，谈得最多的是“文化评弹”。语气从容，毫无矫饰，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周红，一个真爱评弹的周红。
文化，由内而外
2012年，周红的第一场文化评弹演出问世，取名“香远益清”，取周敦颐《爱莲说》之文意。在周红看来，评弹和莲花有许多相通之处——她出身草根，却卓尔不群，有着高洁之美。周红要做的，就是传递这种“美”。
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这场演出中，走进剧场，人们便感受到了与传统书场截然不同的演出氛围——一桌二椅被撤去了，代之以整堂典雅的明清家具。演出还采用了大屏幕，配合每出书目的不同而变化，但主题都是清雅的荷花。这些背景，每一幅都是周红和合作者徐惠新精挑细选的。就连演出字幕的字体，周红也是再三斟酌。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传达着周红的制作理念：就是要做最雅致的评弹。这一切的变化，也带来了演出环境的变化，不见了传统书场的喧嚣嘈杂，人们凝神屏气，怀着虔诚的心来欣赏一种——文化。
这些“文化评弹”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形式。而静静坐下之后，人们发现，变化的，不仅仅是舞台呈现。文化评弹的演绎内容，似乎也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评弹如何跟上时代？如何抓住年轻观众？是文化评弹想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她和搭档徐惠新已经探索了多年。周红说，如果没有徐惠新，自己未必能坚持走到今天，或者，如果缺少了徐惠新的智慧，文化评弹也未必能达到今天的文化层次。对于这位两度获得“牡丹奖”文学奖的“多产才子”，周红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徐老师不仅是当下评弹届的‘一支笔’，更是众所公认的评弹界的‘创新先锋’。他对传统烂熟于心，又能准确抓住当代观众的兴趣所在，将传统和现实结合起来。我们创作的一些新书目，比如《啼血杜鹃》，说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历史故事，却也有借古喻今的地方，故事是老的，观念是新的，《杜十娘》《情探》，莫不如是。”从2013年“徐惠新周红文化评弹鉴赏会”起，两人的合作珠联璧合。不仅创作新篇目，也对很多传统书目做了审慎的改编。比如《闻鸡起舞》，比如《杜十娘》，又比如《情探》。“我们会更多从现代人的审美、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这些传统，而不是依旧强调过去的阶级评判概念。”
如今，“文化评弹”带着荷花的悠远清香，已渐渐渗透到很多人心中。在之后的几场演出中，周红和徐惠新还曾经尝试过将香道、花道一一引入演出之中。
“‘文化评弹’不仅仅是‘评弹文化’。”周红说，“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它可以是影响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传统在气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我都愿意和它们进行一次对话。”周红承认，这些大胆的尝试，源于自己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
改变，时不我待
“不安分”，可能是很多圈内人对周红的评价，而周红的这种“不安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评弹现状的“不安”。两年多前的一次评弹研讨会上，一位国内知名文化学者谈及对评弹的看法时说：“你们没有本事就不要去创新，还不如把评弹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或许再等500年，会有一个有缘人发现她。”当时，坐在台下的周红心中冒出了三个字：“凭什么”？为什么只能等待？难道我们就不能做些什么吗？周红觉得自己不能“安分”。
这种“不安分”的心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位恩师的教导。周红是幸运的，无论是蒙师余瑞君还是余红仙老师，两位恩师都有一种开放的艺术心态。“他们从不曾用自己的艺术观点绑着我，而是希望我在习得传统之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呈现方式。”周红告诉笔者，余红仙老师曾经非常直接地对周红说：“你的嗓子不如我，要是照着我的样子唱，早晚是要唱死的。”
老师们为周红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艺术心态，然而，“找到自己的呈现方式”又谈何容易！看似云淡风轻的周红，也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那段日子，整整十年！ 从1998年到2008年，是周红在书坛上风生水起的十年，演出频繁，声名渐著。然而，鲜花和掌声背后，周红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十年里，我说的都是传统篇目，像《描金凤》《双珠凤》《珍珠塔》，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可内心却无比痛苦。因为，整整十年我的艺术几乎没有丝毫进步，相反，却是在不断地消耗、透支自己。”周红一直坚持一种观点，如果一位演员只是模仿、继承前辈的唱腔艺术，而未能有自身突破的话，那么即使他的先天条件再好，至多到四五十岁，必然走下坡路。周红也是这样，那几年里，嗓子动辄出问题，吃药打针各种治疗方式都成效不大，不得已声带开了刀，可是回到台上，还是一唱就哑。周红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下去，自己的艺术生命维持不了多久了。为此，周红一直在寻找一种改变——唱法上的，更是理念上的。
有两场演出，对后来“文化评弹”概念的诞生影响很大。一次是周红观赏谭盾的《水乐》演出，“当时周围坐了很多音乐学院的专家，也有些人骂，但我觉得深受启发——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却可以用这种方式呈现。那么，评弹的呈现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不仅仅是传统的一桌二椅呢？”还有一次是周红自己在台湾的演出经历。演出是由台湾著名文化评论人林谷芳策划的，汇集了两岸各剧种的代表艺术家。“整场演出只有一个内容——《红楼梦》中的‘葬花吟’，用各种不同形式演唱。”周红回忆说，当她一个人抱着琵琶走上舞台时，台下两千观众，鸦雀无声。“仿佛整个剧场、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只有一个林黛玉”。这样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对比国内的书场，周红说，很多老听客其实是把书场当成一个交友的场所——你在台上唱，他们在台下聊天——有时候，我们在台上唱得声情并茂，台下已经开始打呼，那种挫败感，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台湾的这场演出，让周红重新感受到了艺术的尊严、艺术家的尊严、文化的尊严。“文化评弹”四个字，渐渐在脑海中有了一个雏形。 曲高未必和寡
出人意料的是，就是“文化评弹”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一经提出就遭来众多冷嘲热讽：“难道只有她周红有文化？我们都是没文化的人？”有同行这样讽刺。最高580的票价也成为非议的焦点：“周红到底想干什么？像她这样吊起来卖，到底还要不要为人民服务了？”
旁人的议论周红可以当做耳边风，可是好友们的关切提醒，却不能不让周红思考。而当时评弹的普遍票价是5元，乡音书场定价最高，听一场也不过15元。周红最默契的搭档、“文化评弹”的合作者徐惠新问她：“你知道你的票价是原来的几倍吗？票子卖不掉怎么办？”几倍？周红真的没多大概念，她想的只是如何让自己的“文化演出”值得起这个票价。当时，周红自掏腰包拿出了11万，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11万血本无归，全部赔进去。“至少，我也尝试过了，死心了。”与此同时，周红还有一个别人很难理解的“坏习惯”——绝不送票，无论领导好友，要看我的演出，请自己买票入场。“哪怕一张票都卖不掉，哪怕演出时面对一个空场子，我也不会送票，因为，那是对购票入场的观众的不尊重”。周红很执拗，但也很坚定。
抱着这样决然的心态，第一场演出正式拉开了帷幕。虽然之前雄心壮志，但周红心中不无忐忑。演出现场，有一位外地的老师特地买了第一排的票来看。演出结束，周红连夜打电话给老师，问的第一句话是：“您觉得580的票价值不值？”“值！太值得了！”老师激动地说。“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后，各方面的反馈也都证明了周红的成功。最让她感到开心的，是微博上一位80后白领听客给她的留言。这位可爱的女孩告诉周红，自己自小是个评弹爱好者，但在办公室，她从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爱好。因为，在同龄人的眼中，听评弹的都是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书场就是可以大声喧哗、随便嗑瓜子的茶馆店。“可是，今天您让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在办公室里说一句‘今晚我去听文化评弹了。’您让我觉得听评弹特有腔调，您下次什么时候再演出？我要邀请同事一起来。”周红说，她就是要让评弹有“腔调”，让听评弹变成一件有档次的事情。“其实，早在解放前，评弹的观众就分很多档次，有价格低廉的大众书场、茶馆，也有高端的。我们的老先生出入仙乐斯这样的书场，都是 头势煞清、长衫簇新，一丝不苟的。”周红说。今天，社会多元化了，演员为什么不能多元化？为什么到了今天，就不能做高端的评弹演出了？难道那些高端听众就不是人民大众了？“我就是要通过影响一批有文化的听众，再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影响更多的听众。”
吾道不孤矣
“香远益清”的演出是一次尝试，周红做得很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甚至在演出前，一边化妆，一边还在接洽票务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也有不少朋友通过各种形式给予周红支持。演出时台上摆放的整套的明式家具是一家红木艺术馆免费借的，馆主和周红是第一次认识，只是听说周红要搞文化评弹，立刻表示无条件支持。一开始，周红有些担忧：明式家具售价都高达数万元，万一运输途中发生损坏怎么办？没想到对方爽气地说：“弄坏了我们自己修，你不用担心。”这句话让周红大为感动，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了文化而无私付出。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尝试，随着文化评弹的连续演出，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而合作者的道路也渐渐庞大起来。“我们的影响力是慢慢扩大的，观众群也一直在向年轻化发展，这是个好兆头。不仅如此，有很多人主动和我联系，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其中，也绝大部分是年轻人。”现在，周红、徐惠新身边有了一群充满热情的“同道中人”。每每说起他们，周红都会用两个字形容：“可爱”。周红依旧记得，“相思一水遥”的时候，导演俞鳗文连夜趴在东艺的舞台上，用一颗颗红豆装饰第二天的演出地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求回报，只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把文化评弹做好。”
对于“文化评弹”，周红徐惠新将它视做一颗珍贵的种子。“我们希望文化评弹不仅仅是昙花一现，我们要坚持下去，慢慢地，把影响散发出去。” 于是，便有了2014年的“相思一水遥”，有了前不久的“琵琶·纪”。每一次演出，周红都会有所突破，他们推出了演出专刊、明星片、邮票……也让文化评弹的展示原来越全面。
周红说，相比于2012年的那次突破，现在她更愿意采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广文化评弹。每次都会多做一点点，有一点新的不同，慢慢地积累起来，便会有一种新的境界——这种优雅端庄和从容不迫，或许也正是评弹最迷人的气质。
海纳百川成其大
周红有很多朋友，尤其有很多“跨界”的好友。除了对她产生过很深影响的林谷芳教授外，台湾的南管艺术家王心心、二胡名家马晓晖、歌唱家王维倩，以及沪上知名主播文化人淳子、梦晓等都是她的好友。在周红看来，艺术需要博采众长，那些成名成家的老先生们，哪一个不是吸收了各种艺术之精华——丽调中有民歌小调的成分，薛调有舒伯特小夜曲的旋律。“我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周红说，她从不认为“眼高手低”是一个贬义词。“眼界一定要高，要看得到、看得懂好的东西，如果连看都看不到，还谈什么创作呢？”2014年的“琵琶·纪”就是这样一次跨界的演出。台上三把琵琶——来自日本的萨摩琵琶鹤田派传人岩佐鹤丈，中国台湾的王心心，还有一位就是周红。三把琵琶，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穿越1200年的历史。“我们和岩佐先生语言不通，但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彼此了解，这种灵犀相通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这样的经历让周红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只有当你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之后，才有能力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去发展、去创新。
“如果自己不努力，谁都救不了你。”曾经有一次在台湾，周红去拜访林谷芳先生，正巧有两位台湾的传统艺术家也在，他们向林先生发牢骚，抱怨传统文化不受重视，没有官方的赞助。林先生当即回答了三个字——凭什么？凭什么别人一定有义务来帮助你？你的艺术一定是社会必须的吗？“凭什么”这三个字给周红触动很大。“回家来我就想，建国之初，我们国家就有300多个剧种，现在剩下100多个，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名存实亡。但是社会依旧在前进，电影、电视、网络不断发展，谁都只会觉得文艺越来越丰富了。说好听点，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是事实是，如果有朝一日评弹真的死了，人们也不过叹息几声，生活依旧继续。”所以，周红说，与其一天到晚指望“救济粮”，还不如想想自己该做什么，不要到我们这一代人谢幕的时候，被观众问一句“你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点什么？！”
周红一直很心仪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评弹氛围。那时候的说书先生头势煞清、长衫潇然，出入仙乐斯等高档书场，风靡程度远超今天的“长腿欧巴”。那时候的评弹，是上海滩最时尚的高雅艺术，是绅士名媛文化交流中最经常提及的东西，让“好声音”“梦之声”全都相形见绌。评弹优雅从容，举手投足皆是故事。而周红要做的，就是将这种雅致的生活方式通过评弹再寻找回来。“评弹是传统，更是时尚。我们在台上，一段书、一句唱、一个眼神，台上的一枝花、一炉香，一盏清茶，都是有感情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所以，周红说，文化评弹，不仅仅是评弹文化或是曲艺的呈现方式，“她应该可以代表上海，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文化”“态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而谈起这些年“文化评弹”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概念提出者之一，沪上首位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周红感慨万千……
台上的周红怀抱琵琶浅吟低唱，轻拢慢捻间充满江南女子的温婉柔情。然而，生活中的周红却是快人快语，尽显时尚女性的干练。“你尽管写”，她开门见山地对笔者说，“我不怕得罪人，也不怕被人骂。”的确如此，这一晚，茶室略显昏黄的灯光下，周红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谈恩师、搭档、好友，谈自己的困惑，受到的责难，也谈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当然，谈得最多的是“文化评弹”。语气从容，毫无矫饰，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周红，一个真爱评弹的周红。
文化，由内而外
2012年，周红的第一场文化评弹演出问世，取名“香远益清”，取周敦颐《爱莲说》之文意。在周红看来，评弹和莲花有许多相通之处——她出身草根，却卓尔不群，有着高洁之美。周红要做的，就是传递这种“美”。
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这场演出中，走进剧场，人们便感受到了与传统书场截然不同的演出氛围——一桌二椅被撤去了，代之以整堂典雅的明清家具。演出还采用了大屏幕，配合每出书目的不同而变化，但主题都是清雅的荷花。这些背景，每一幅都是周红和合作者徐惠新精挑细选的。就连演出字幕的字体，周红也是再三斟酌。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却传达着周红的制作理念：就是要做最雅致的评弹。这一切的变化，也带来了演出环境的变化，不见了传统书场的喧嚣嘈杂，人们凝神屏气，怀着虔诚的心来欣赏一种——文化。
这些“文化评弹”带来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形式。而静静坐下之后，人们发现，变化的，不仅仅是舞台呈现。文化评弹的演绎内容，似乎也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
评弹如何跟上时代？如何抓住年轻观众？是文化评弹想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她和搭档徐惠新已经探索了多年。周红说，如果没有徐惠新，自己未必能坚持走到今天，或者，如果缺少了徐惠新的智慧，文化评弹也未必能达到今天的文化层次。对于这位两度获得“牡丹奖”文学奖的“多产才子”，周红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徐老师不仅是当下评弹届的‘一支笔’，更是众所公认的评弹界的‘创新先锋’。他对传统烂熟于心，又能准确抓住当代观众的兴趣所在，将传统和现实结合起来。我们创作的一些新书目，比如《啼血杜鹃》，说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历史故事，却也有借古喻今的地方，故事是老的，观念是新的，《杜十娘》《情探》，莫不如是。”从2013年“徐惠新周红文化评弹鉴赏会”起，两人的合作珠联璧合。不仅创作新篇目，也对很多传统书目做了审慎的改编。比如《闻鸡起舞》，比如《杜十娘》，又比如《情探》。“我们会更多从现代人的审美、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这些传统，而不是依旧强调过去的阶级评判概念。”
如今，“文化评弹”带着荷花的悠远清香，已渐渐渗透到很多人心中。在之后的几场演出中，周红和徐惠新还曾经尝试过将香道、花道一一引入演出之中。
“‘文化评弹’不仅仅是‘评弹文化’。”周红说，“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它可以是影响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节。传统在气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我都愿意和它们进行一次对话。”周红承认，这些大胆的尝试，源于自己一直是个“不安分”的人。
改变，时不我待
“不安分”，可能是很多圈内人对周红的评价，而周红的这种“不安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评弹现状的“不安”。两年多前的一次评弹研讨会上，一位国内知名文化学者谈及对评弹的看法时说：“你们没有本事就不要去创新，还不如把评弹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或许再等500年，会有一个有缘人发现她。”当时，坐在台下的周红心中冒出了三个字：“凭什么”？为什么只能等待？难道我们就不能做些什么吗？周红觉得自己不能“安分”。
这种“不安分”的心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位恩师的教导。周红是幸运的，无论是蒙师余瑞君还是余红仙老师，两位恩师都有一种开放的艺术心态。“他们从不曾用自己的艺术观点绑着我，而是希望我在习得传统之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呈现方式。”周红告诉笔者，余红仙老师曾经非常直接地对周红说：“你的嗓子不如我，要是照着我的样子唱，早晚是要唱死的。”
老师们为周红提供了一个开放的艺术心态，然而，“找到自己的呈现方式”又谈何容易！看似云淡风轻的周红，也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那段日子，整整十年！ 从1998年到2008年，是周红在书坛上风生水起的十年，演出频繁，声名渐著。然而，鲜花和掌声背后，周红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十年里，我说的都是传统篇目，像《描金凤》《双珠凤》《珍珠塔》，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可内心却无比痛苦。因为，整整十年我的艺术几乎没有丝毫进步，相反，却是在不断地消耗、透支自己。”周红一直坚持一种观点，如果一位演员只是模仿、继承前辈的唱腔艺术，而未能有自身突破的话，那么即使他的先天条件再好，至多到四五十岁，必然走下坡路。周红也是这样，那几年里，嗓子动辄出问题，吃药打针各种治疗方式都成效不大，不得已声带开了刀，可是回到台上，还是一唱就哑。周红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下去，自己的艺术生命维持不了多久了。为此，周红一直在寻找一种改变——唱法上的，更是理念上的。
有两场演出，对后来“文化评弹”概念的诞生影响很大。一次是周红观赏谭盾的《水乐》演出，“当时周围坐了很多音乐学院的专家，也有些人骂，但我觉得深受启发——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东西，却可以用这种方式呈现。那么，评弹的呈现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不仅仅是传统的一桌二椅呢？”还有一次是周红自己在台湾的演出经历。演出是由台湾著名文化评论人林谷芳策划的，汇集了两岸各剧种的代表艺术家。“整场演出只有一个内容——《红楼梦》中的‘葬花吟’，用各种不同形式演唱。”周红回忆说，当她一个人抱着琵琶走上舞台时，台下两千观众，鸦雀无声。“仿佛整个剧场、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只有一个林黛玉”。这样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对比国内的书场，周红说，很多老听客其实是把书场当成一个交友的场所——你在台上唱，他们在台下聊天——有时候，我们在台上唱得声情并茂，台下已经开始打呼，那种挫败感，是无法形容的。但是，台湾的这场演出，让周红重新感受到了艺术的尊严、艺术家的尊严、文化的尊严。“文化评弹”四个字，渐渐在脑海中有了一个雏形。 曲高未必和寡
出人意料的是，就是“文化评弹”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一经提出就遭来众多冷嘲热讽：“难道只有她周红有文化？我们都是没文化的人？”有同行这样讽刺。最高580的票价也成为非议的焦点：“周红到底想干什么？像她这样吊起来卖，到底还要不要为人民服务了？”
旁人的议论周红可以当做耳边风，可是好友们的关切提醒，却不能不让周红思考。而当时评弹的普遍票价是5元，乡音书场定价最高，听一场也不过15元。周红最默契的搭档、“文化评弹”的合作者徐惠新问她：“你知道你的票价是原来的几倍吗？票子卖不掉怎么办？”几倍？周红真的没多大概念，她想的只是如何让自己的“文化演出”值得起这个票价。当时，周红自掏腰包拿出了11万，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11万血本无归，全部赔进去。“至少，我也尝试过了，死心了。”与此同时，周红还有一个别人很难理解的“坏习惯”——绝不送票，无论领导好友，要看我的演出，请自己买票入场。“哪怕一张票都卖不掉，哪怕演出时面对一个空场子，我也不会送票，因为，那是对购票入场的观众的不尊重”。周红很执拗，但也很坚定。
抱着这样决然的心态，第一场演出正式拉开了帷幕。虽然之前雄心壮志，但周红心中不无忐忑。演出现场，有一位外地的老师特地买了第一排的票来看。演出结束，周红连夜打电话给老师，问的第一句话是：“您觉得580的票价值不值？”“值！太值得了！”老师激动地说。“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后，各方面的反馈也都证明了周红的成功。最让她感到开心的，是微博上一位80后白领听客给她的留言。这位可爱的女孩告诉周红，自己自小是个评弹爱好者，但在办公室，她从来不敢说出自己的爱好。因为，在同龄人的眼中，听评弹的都是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头老太，书场就是可以大声喧哗、随便嗑瓜子的茶馆店。“可是，今天您让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在办公室里说一句‘今晚我去听文化评弹了。’您让我觉得听评弹特有腔调，您下次什么时候再演出？我要邀请同事一起来。”周红说，她就是要让评弹有“腔调”，让听评弹变成一件有档次的事情。“其实，早在解放前，评弹的观众就分很多档次，有价格低廉的大众书场、茶馆，也有高端的。我们的老先生出入仙乐斯这样的书场，都是 头势煞清、长衫簇新，一丝不苟的。”周红说。今天，社会多元化了，演员为什么不能多元化？为什么到了今天，就不能做高端的评弹演出了？难道那些高端听众就不是人民大众了？“我就是要通过影响一批有文化的听众，再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影响更多的听众。”
吾道不孤矣
“香远益清”的演出是一次尝试，周红做得很累，因为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甚至在演出前，一边化妆，一边还在接洽票务的事情”。但即使如此，也有不少朋友通过各种形式给予周红支持。演出时台上摆放的整套的明式家具是一家红木艺术馆免费借的，馆主和周红是第一次认识，只是听说周红要搞文化评弹，立刻表示无条件支持。一开始，周红有些担忧：明式家具售价都高达数万元，万一运输途中发生损坏怎么办？没想到对方爽气地说：“弄坏了我们自己修，你不用担心。”这句话让周红大为感动，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了文化而无私付出。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尝试，随着文化评弹的连续演出，关注的人越来越多，而合作者的道路也渐渐庞大起来。“我们的影响力是慢慢扩大的，观众群也一直在向年轻化发展，这是个好兆头。不仅如此，有很多人主动和我联系，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其中，也绝大部分是年轻人。”现在，周红、徐惠新身边有了一群充满热情的“同道中人”。每每说起他们，周红都会用两个字形容：“可爱”。周红依旧记得，“相思一水遥”的时候，导演俞鳗文连夜趴在东艺的舞台上，用一颗颗红豆装饰第二天的演出地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求回报，只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把文化评弹做好。”
对于“文化评弹”，周红徐惠新将它视做一颗珍贵的种子。“我们希望文化评弹不仅仅是昙花一现，我们要坚持下去，慢慢地，把影响散发出去。” 于是，便有了2014年的“相思一水遥”，有了前不久的“琵琶·纪”。每一次演出，周红都会有所突破，他们推出了演出专刊、明星片、邮票……也让文化评弹的展示原来越全面。
周红说，相比于2012年的那次突破，现在她更愿意采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广文化评弹。每次都会多做一点点，有一点新的不同，慢慢地积累起来，便会有一种新的境界——这种优雅端庄和从容不迫，或许也正是评弹最迷人的气质。
海纳百川成其大
周红有很多朋友，尤其有很多“跨界”的好友。除了对她产生过很深影响的林谷芳教授外，台湾的南管艺术家王心心、二胡名家马晓晖、歌唱家王维倩，以及沪上知名主播文化人淳子、梦晓等都是她的好友。在周红看来，艺术需要博采众长，那些成名成家的老先生们，哪一个不是吸收了各种艺术之精华——丽调中有民歌小调的成分，薛调有舒伯特小夜曲的旋律。“我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周红说，她从不认为“眼高手低”是一个贬义词。“眼界一定要高，要看得到、看得懂好的东西，如果连看都看不到，还谈什么创作呢？”2014年的“琵琶·纪”就是这样一次跨界的演出。台上三把琵琶——来自日本的萨摩琵琶鹤田派传人岩佐鹤丈，中国台湾的王心心，还有一位就是周红。三把琵琶，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穿越1200年的历史。“我们和岩佐先生语言不通，但是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能彼此了解，这种灵犀相通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这样的经历让周红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只有当你看到了不同的东西之后，才有能力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去发展、去创新。
“如果自己不努力，谁都救不了你。”曾经有一次在台湾，周红去拜访林谷芳先生，正巧有两位台湾的传统艺术家也在，他们向林先生发牢骚，抱怨传统文化不受重视，没有官方的赞助。林先生当即回答了三个字——凭什么？凭什么别人一定有义务来帮助你？你的艺术一定是社会必须的吗？“凭什么”这三个字给周红触动很大。“回家来我就想，建国之初，我们国家就有300多个剧种，现在剩下100多个，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名存实亡。但是社会依旧在前进，电影、电视、网络不断发展，谁都只会觉得文艺越来越丰富了。说好听点，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是事实是，如果有朝一日评弹真的死了，人们也不过叹息几声，生活依旧继续。”所以，周红说，与其一天到晚指望“救济粮”，还不如想想自己该做什么，不要到我们这一代人谢幕的时候，被观众问一句“你们给子孙后代留下了点什么？！”
周红一直很心仪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评弹氛围。那时候的说书先生头势煞清、长衫潇然，出入仙乐斯等高档书场，风靡程度远超今天的“长腿欧巴”。那时候的评弹，是上海滩最时尚的高雅艺术，是绅士名媛文化交流中最经常提及的东西，让“好声音”“梦之声”全都相形见绌。评弹优雅从容，举手投足皆是故事。而周红要做的，就是将这种雅致的生活方式通过评弹再寻找回来。“评弹是传统，更是时尚。我们在台上，一段书、一句唱、一个眼神，台上的一枝花、一炉香，一盏清茶，都是有感情的，它们是一个整体。”所以，周红说，文化评弹，不仅仅是评弹文化或是曲艺的呈现方式，“她应该可以代表上海，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文化”“态度”，是永远不会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