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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奥巴马2016年1月发表国情咨文宣称，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任何关于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说法都是“谎言”。 奥巴马的超强底气，主要来自美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和失业率数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GDP增长率达2.4%，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堪称“一枝独秀”；2016年2月失业率降至4.9%，已恢复到次贷危机前的水平。从主要宏观经济数据看，美国经济似乎已从次贷危机中重生，美联储也预计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加快。部分机构和学者也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然而笔者认为，美国经济复苏是典型的“弱复苏”，经济复苏道路上障碍重重。
虽然官方公布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都很好看，但美国普通民众并不买账。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3月10日发布了有一千多名受访者（涵盖全美18岁以上各年龄段人群）参与的调查报告，认为美国当前最大问题的人的比例，第一和第三名分别是经济（17%）和失业（11%）。很多观察家认为，美国经济并未真正完全从次贷危机中恢复过来，其“复苏”的根基并不牢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劳动参与率持续低迷、就业质量不高、资产泡沫以及可支配收入放缓从而消费动力减弱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决定了本轮的美国经济复苏是典型的“弱复苏”本质。
（一）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容乐观。著名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指出，美国经济所谓的“强劲复苏”或“高增长”，只是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地区的增长率而言的。实际上，当前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幅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前的水平，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在内的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前景不乐观。
（二）真实失业率不低，劳动参与率低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形势报告显示2016年2月失业率降到4.9%，创过去八年来的新低。但是，这个数据需要进一步分析。首先，从失业率的口径看。就业是否真正改善，除了看美国公布的官方失业率U3（不考虑对找工作绝望的人），还应同时参考更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就业市场基本面的全员失业率U6。以美国2014年12月的数据为例，U3为5.6%，U6则高达11.4%；2015年4月U3下降为5.4%，U6仍高达10.5%。其次，失业率下降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就业市场并转化为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并存。近年来，美国失业率稳步下降，但劳动参与率一直处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低点（目前已下滑到63%）。
（三）工资和可支配收入增速在放缓。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虽然达到3.7%的水平，但仍显著低于2014年的4.2%；2016年2月工资增长水平不如预期，特别是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甚至出现了2014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0.1%）。另外，有关研究显示，美国当前的新增就业，相当比例属于简单就业。比如过去一些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失业后在工资较低的传统服务业中找到了工作，即便薪水远不如前，但政府数据仍显示为就业。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占比持续萎缩，导致大量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收入出现“被增长”的情形。
另外，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经济的“繁荣”。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宽松的货币大多流到华尔街并支撑了不断创新高的股市。近年来，美国实体经济亮点不多但美国三大股指却频创新高，从侧面印证美国经济更多依赖于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这种复苏背后的根基必然是脆弱的。
（一）在疲弱的全球经济中难以独善其身。当前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是全球经济的新常态。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放缓，至今仍未从欧债危机和持续通缩中复苏的欧元区又遭遇极度复杂的难民问题，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继续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速连续五年呈下滑态势，中东、乌克兰与非洲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有增无减，恐怖主义威胁仍广泛存在，金融市场大幅动荡，以石油、金属和农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跌，全球经济增长下行风险有加剧的可能，美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
（二）全球化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制造业回归”并不乐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大背景下，企业得以日益便利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近些年来，虽然美国能源价格持续走低，但人工成本仍然很高，加上产业链配套无法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相提并论，甚至其基础设施也面临老化之尴尬，综合考虑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美国多数制造业企业不太可能选择“回归”美国，而是继续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事实已经证明，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倡的“制造业回归”（所谓“美国制造”），基本是美国政府的噱头或口号。进入2016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表现都不是太好：2016年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不及预期，2月的PMI继续走低至51，低于市场预期值（52.5）和前值（52.4），创2012年10月以来新低，且多个分项指数下滑。权威机构表示，第一季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很高，商业信心下滑及订单减少表明，美国未来经济情况不容乐观。
（三）资产泡沫的积累与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投资者信心持续低迷。2015年12月，美联储启动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有些观察者解读为货币当局对美国经济保持着足够的信心，但同时也表明美国决策者也对长期以来的量化宽松导致资产泡沫或通胀的可能性保持着谨慎。从近几个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看，美国经济增长前景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联储加息以来，美国经济下行风险有加大的可能，许多美联储官员也担心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上升。美国服务业PMI指数超跌也侧面印证了美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在美国GDP的构成中，服务业占比超过80%，服务业对美国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美国2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滑至49.8，为2013年10月以来首次低于50，也是2009年10月以来倒数第二差的数据，意味着服务业有萎缩趋势。美国大选年也将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带来新变数。当前，很多美国企业虽有大量资金却不愿更新厂房设备进行新的投资，因为他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感，不看好美国的投资前景，宁愿在接近零利率的环境下持有大量资金也不愿意冒险进行新尝试。
最后，美国经济能否经受加息和美元升值的考验尚不可知。美联储加息进程启动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正在逐步感受流动性收缩对于各个主要微观领域（消费信贷、按揭贷款和企业信贷）的传导效应，消费、投资等增长引擎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经济能否经受加息和美元升值的挑战，目前还没有定论。
在全球化的深度、广度不断扩展的时代，美国经济的表现肯定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考虑到美国经济复苏的“弱复苏”本质，考虑到美国经济复苏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全球影响也不容高估。
首先，从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看，美国经济的“弱复苏”，多少也能对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弱复苏”不太可能帮助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解决多年来都难以缓解的长期性和结构性问题。
其次，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看，美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伴随新兴经济体增长绩效的改良，两者甚至开始出现“脱钩”态势。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以来美国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增长率逐步企稳回升，失业率也呈不断下降之势；另一方面则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9.6%持续回落至6.5%，拉美新兴经济体更是从2010年的6.1%大幅下降至-0.25%，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货币贬值与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的连锁反应。
但话说回来，虽然美国经济复苏不一定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多么显著的好处，但是如果美国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的话，则有可能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最严峻的时刻，就是典型的“前车之鉴”。
（作者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美国经济复苏是典型的“弱复苏”
虽然官方公布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都很好看，但美国普通民众并不买账。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3月10日发布了有一千多名受访者（涵盖全美18岁以上各年龄段人群）参与的调查报告，认为美国当前最大问题的人的比例，第一和第三名分别是经济（17%）和失业（11%）。很多观察家认为，美国经济并未真正完全从次贷危机中恢复过来，其“复苏”的根基并不牢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劳动参与率持续低迷、就业质量不高、资产泡沫以及可支配收入放缓从而消费动力减弱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决定了本轮的美国经济复苏是典型的“弱复苏”本质。
（一）潜在经济增长率不容乐观。著名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指出，美国经济所谓的“强劲复苏”或“高增长”，只是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地区的增长率而言的。实际上，当前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幅远低于上世纪70年代前的水平，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尔普斯教授在内的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前景不乐观。
（二）真实失业率不低，劳动参与率低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形势报告显示2016年2月失业率降到4.9%，创过去八年来的新低。但是，这个数据需要进一步分析。首先，从失业率的口径看。就业是否真正改善，除了看美国公布的官方失业率U3（不考虑对找工作绝望的人），还应同时参考更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就业市场基本面的全员失业率U6。以美国2014年12月的数据为例，U3为5.6%，U6则高达11.4%；2015年4月U3下降为5.4%，U6仍高达10.5%。其次，失业率下降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就业市场并转化为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并存。近年来，美国失业率稳步下降，但劳动参与率一直处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低点（目前已下滑到63%）。
（三）工资和可支配收入增速在放缓。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虽然达到3.7%的水平，但仍显著低于2014年的4.2%；2016年2月工资增长水平不如预期，特别是平均每小时工资环比甚至出现了2014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0.1%）。另外，有关研究显示，美国当前的新增就业，相当比例属于简单就业。比如过去一些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失业后在工资较低的传统服务业中找到了工作，即便薪水远不如前，但政府数据仍显示为就业。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占比持续萎缩，导致大量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民众的收入出现“被增长”的情形。
另外，近年来美国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经济的“繁荣”。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宽松的货币大多流到华尔街并支撑了不断创新高的股市。近年来，美国实体经济亮点不多但美国三大股指却频创新高，从侧面印证美国经济更多依赖于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这种复苏背后的根基必然是脆弱的。
美国经济复苏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一）在疲弱的全球经济中难以独善其身。当前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也是全球经济的新常态。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放缓，至今仍未从欧债危机和持续通缩中复苏的欧元区又遭遇极度复杂的难民问题，长期停滞的日本经济继续偏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速连续五年呈下滑态势，中东、乌克兰与非洲部分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有增无减，恐怖主义威胁仍广泛存在，金融市场大幅动荡，以石油、金属和农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跌，全球经济增长下行风险有加剧的可能，美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
（二）全球化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制造业回归”并不乐观。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大背景下，企业得以日益便利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近些年来，虽然美国能源价格持续走低，但人工成本仍然很高，加上产业链配套无法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相提并论，甚至其基础设施也面临老化之尴尬，综合考虑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美国多数制造业企业不太可能选择“回归”美国，而是继续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事实已经证明，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倡的“制造业回归”（所谓“美国制造”），基本是美国政府的噱头或口号。进入2016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表现都不是太好：2016年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不及预期，2月的PMI继续走低至51，低于市场预期值（52.5）和前值（52.4），创2012年10月以来新低，且多个分项指数下滑。权威机构表示，第一季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很高，商业信心下滑及订单减少表明，美国未来经济情况不容乐观。
（三）资产泡沫的积累与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投资者信心持续低迷。2015年12月，美联储启动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有些观察者解读为货币当局对美国经济保持着足够的信心，但同时也表明美国决策者也对长期以来的量化宽松导致资产泡沫或通胀的可能性保持着谨慎。从近几个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看，美国经济增长前景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美联储加息以来，美国经济下行风险有加大的可能，许多美联储官员也担心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上升。美国服务业PMI指数超跌也侧面印证了美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在美国GDP的构成中，服务业占比超过80%，服务业对美国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美国2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下滑至49.8，为2013年10月以来首次低于50，也是2009年10月以来倒数第二差的数据，意味着服务业有萎缩趋势。美国大选年也将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带来新变数。当前，很多美国企业虽有大量资金却不愿更新厂房设备进行新的投资，因为他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感，不看好美国的投资前景，宁愿在接近零利率的环境下持有大量资金也不愿意冒险进行新尝试。
最后，美国经济能否经受加息和美元升值的考验尚不可知。美联储加息进程启动以来，美国宏观经济正在逐步感受流动性收缩对于各个主要微观领域（消费信贷、按揭贷款和企业信贷）的传导效应，消费、投资等增长引擎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经济能否经受加息和美元升值的挑战，目前还没有定论。
美国经济复苏的全球影响不容高估
在全球化的深度、广度不断扩展的时代，美国经济的表现肯定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考虑到美国经济复苏的“弱复苏”本质，考虑到美国经济复苏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全球影响也不容高估。
首先，从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影响看，美国经济的“弱复苏”，多少也能对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这种“弱复苏”不太可能帮助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解决多年来都难以缓解的长期性和结构性问题。
其次，从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看，美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伴随新兴经济体增长绩效的改良，两者甚至开始出现“脱钩”态势。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以来美国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增长率逐步企稳回升，失业率也呈不断下降之势；另一方面则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9.6%持续回落至6.5%，拉美新兴经济体更是从2010年的6.1%大幅下降至-0.25%，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货币贬值与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的连锁反应。
但话说回来，虽然美国经济复苏不一定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带来多么显著的好处，但是如果美国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的话，则有可能对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最严峻的时刻，就是典型的“前车之鉴”。
（作者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