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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绅商阶层的产生源头是“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瓦解
到了明末清初，经济上，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宏观上统治阶级依然奉行“重农抑商”国策，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但这并不影响商人经济地位提升，从长远来看，影响商人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要求打破阶级和身份上的束缚。思想上，官方正统思想程朱理学也逐渐走向式微，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公开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儒家的社会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对“士农工商”贵贱有别的等级秩序产生了冲击，亦成为了晚清“绅商合流”的源头。
二、近代绅商阶层的形成历程凸显了时代变局
历史到了晚清，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在19世纪60年代，在“师夷长技以自强”旗号下掀起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办近代企业，最开始是立足“自强”创办军事工业，在军事工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洋务派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开启了中国民族工业和工业近代化先河。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方式除少数几个是官办外，其余大多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招集商股为资本，直接促进了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洋务企业负责人不完全是已取得功名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无功名的白丁，在创办和管理洋务企业的平台上，原来的“绅”融入了“商”，原来的“商”踏入了“绅”的门槛，绅与商逐渐走向了合流。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及中国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中国更进一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尤其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的规定，刺激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清政府为了偿还巨额对日赔款，放宽了民间设厂限制；另一方面，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有识之士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在政府的鼓励和“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功名、爵禄已不再是读书人的唯一追求，金钱开始取代功名成为衡量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因此“弃士经商”蔚然成风，[1]甚至连雄踞科举考试金字塔顶端的状元也“下海”涉足商界。以江苏一省为例：1895 年，南通状元张謇放弃仕途，兴办大生纱厂，成为闻名全国的一代大绅商；次年，苏州的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也涉足商业，创办苏纶纱厂。
三、近代绅商阶层的产生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
在中国近代史上，“绅商”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它兴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风云激荡环境中。鸦片战争后时隔十余年，英法以换约不成为名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后，清政府通过割地赔款暂时填补了列强侵略的胃口，又得以集中精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持了清政府的虚弱统治；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事实上使统治阶级阵营发生了分化，特别是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对中国士大夫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的有识之士主张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由此在19世纪60年代开创了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号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一大批商人开始涌现。此时的商人集团主要有两个来源：“买办”和“绅商”。“买办”是作为洋人在中国商业的代理人和承包人，“绅商”集团却是本土商人集团和本土精英官僚的集合体。
近代“绅商阶层”在诞生过程中，主要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所谓“自下而上”是指没有功名的商人投靠政府或者捐钱而获取功名，其代表人物是近代富有传奇色彩的官至从二品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出身寒微，崛起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舞台，他结识并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闽浙总督左宗棠，通过政治投机加操纵市场，在商业上成为徽商的翘楚。但是，在以胡雪岩为代表这一代“自下而上”的绅商身上，我们看不到商人应有的独立性，我们只看到商人对官场的臣服与逢迎、权力对商业的颟顸和干预。他们只懂得“商务”和“洋务”，不懂得“官法”。由于没有科舉考试和政府从政经历，即使捐得顶戴花翎，也会在并未消亡的“士农工商”的阶级分层中被真正的“士绅”集团所歧视，也不懂得政府内部运作的规律，很难在诡谲风云的晚清政坛常青不倒。胡雪岩最终被朝廷抄家，遣散所有妻妾童仆，郁郁而终。从本质上讲，胡雪岩只算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
所谓的“自上而下”，是指政府委派官员兴办企业，或者有功名的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积极兴办企业。前者的的代表人物为号称“中国实业之父”的盛宣怀，后者的代表人物为状元实业家张謇。盛宣怀本来只是一个秀才出生，因为其父盛康和李鸿章关系匪浅，被李鸿章延揽担任重要的经济幕僚，积极兴办各种企业和事业，包括铁路、电报、学校、纱厂等，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另一位“自上而下”的代表人物是张謇，张謇出生贫寒，历4次会试终以41岁高龄中状元。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面临这样的背景，张謇决于仕途，呼吁“实业救国”，终成近代民族资本家楷模。其人其行，对晚清及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乃至政局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近代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巨大冲击下，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向西方学习，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绅商阶层，其自身必然具有时代赋予的复杂的特点；究其影响，虽然最终也未能独立地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它毕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今天依然有探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桂兰.近代绅商阶层产生的文化渊源.东疆学刊[J].2014.10（31）.
[2]于晓华.“绅商”阶层的兴起和大清王朝的覆灭：清朝覆灭启示录之二，新浪博客，2012.10.15.
到了明末清初，经济上，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宏观上统治阶级依然奉行“重农抑商”国策，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但这并不影响商人经济地位提升，从长远来看，影响商人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要求打破阶级和身份上的束缚。思想上，官方正统思想程朱理学也逐渐走向式微，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公开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工商皆本，儒家的社会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对“士农工商”贵贱有别的等级秩序产生了冲击，亦成为了晚清“绅商合流”的源头。
二、近代绅商阶层的形成历程凸显了时代变局
历史到了晚清，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在19世纪60年代，在“师夷长技以自强”旗号下掀起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办近代企业，最开始是立足“自强”创办军事工业，在军事工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洋务派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开始创办民用工业，开启了中国民族工业和工业近代化先河。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方式除少数几个是官办外，其余大多是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招集商股为资本，直接促进了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洋务企业负责人不完全是已取得功名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无功名的白丁，在创办和管理洋务企业的平台上，原来的“绅”融入了“商”，原来的“商”踏入了“绅”的门槛，绅与商逐渐走向了合流。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及中国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使中国更进一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尤其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的规定，刺激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清政府为了偿还巨额对日赔款，放宽了民间设厂限制；另一方面，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有识之士呼吁“设厂自救”、“实业救国”。在政府的鼓励和“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中国传统的功名、爵禄已不再是读书人的唯一追求，金钱开始取代功名成为衡量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因此“弃士经商”蔚然成风，[1]甚至连雄踞科举考试金字塔顶端的状元也“下海”涉足商界。以江苏一省为例：1895 年，南通状元张謇放弃仕途，兴办大生纱厂，成为闻名全国的一代大绅商；次年，苏州的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也涉足商业，创办苏纶纱厂。
三、近代绅商阶层的产生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
在中国近代史上，“绅商”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它兴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风云激荡环境中。鸦片战争后时隔十余年，英法以换约不成为名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后，清政府通过割地赔款暂时填补了列强侵略的胃口，又得以集中精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持了清政府的虚弱统治；但第二次鸦片战争事实上使统治阶级阵营发生了分化，特别是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并火烧圆明园，对中国士大夫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的有识之士主张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由此在19世纪60年代开创了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旗号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一大批商人开始涌现。此时的商人集团主要有两个来源：“买办”和“绅商”。“买办”是作为洋人在中国商业的代理人和承包人，“绅商”集团却是本土商人集团和本土精英官僚的集合体。
近代“绅商阶层”在诞生过程中，主要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形式。所谓“自下而上”是指没有功名的商人投靠政府或者捐钱而获取功名，其代表人物是近代富有传奇色彩的官至从二品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出身寒微，崛起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舞台，他结识并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闽浙总督左宗棠，通过政治投机加操纵市场，在商业上成为徽商的翘楚。但是，在以胡雪岩为代表这一代“自下而上”的绅商身上，我们看不到商人应有的独立性，我们只看到商人对官场的臣服与逢迎、权力对商业的颟顸和干预。他们只懂得“商务”和“洋务”，不懂得“官法”。由于没有科舉考试和政府从政经历，即使捐得顶戴花翎，也会在并未消亡的“士农工商”的阶级分层中被真正的“士绅”集团所歧视，也不懂得政府内部运作的规律，很难在诡谲风云的晚清政坛常青不倒。胡雪岩最终被朝廷抄家，遣散所有妻妾童仆，郁郁而终。从本质上讲，胡雪岩只算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
所谓的“自上而下”，是指政府委派官员兴办企业，或者有功名的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积极兴办企业。前者的的代表人物为号称“中国实业之父”的盛宣怀，后者的代表人物为状元实业家张謇。盛宣怀本来只是一个秀才出生，因为其父盛康和李鸿章关系匪浅，被李鸿章延揽担任重要的经济幕僚，积极兴办各种企业和事业，包括铁路、电报、学校、纱厂等，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另一位“自上而下”的代表人物是张謇，张謇出生贫寒，历4次会试终以41岁高龄中状元。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面临这样的背景，张謇决于仕途，呼吁“实业救国”，终成近代民族资本家楷模。其人其行，对晚清及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乃至政局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近代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巨大冲击下，有识之士纷纷主张向西方学习，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绅商阶层，其自身必然具有时代赋予的复杂的特点；究其影响，虽然最终也未能独立地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但它毕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在今天依然有探究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金桂兰.近代绅商阶层产生的文化渊源.东疆学刊[J].2014.10（31）.
[2]于晓华.“绅商”阶层的兴起和大清王朝的覆灭：清朝覆灭启示录之二，新浪博客，2012.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