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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艺学专业研究生接受西方文论有两种方式：查资料与读书。前者针对专业知识储备不足，类似于进口先进产品；后者着意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相当于掌握核心技术。“读书”的内涵与通常的意义有别，包蕴着三大特定所指。一，读经典原著而不是查资料：对于知识点乃至具体观点的重视，要置于对理论体系和思维过程具体展开的整体掌握之下，明确本体意识在理论思维能力中的核心地位；二，读书之后要能够“报数”：所读之书说了什么，为什么要如此说，这是理论思维能力的基本体现；三，报数之后还要能够“盘存”：有哪些问题以何种方式说过了，接着说的空间和方向如何，具备这种程度的理论思维能力，就可以自己判断学位论文选题的价值。凡是能够这样读书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无不顺利，质量不无可观；反之则周折重重，质量定是差强人意。
〔关键词〕 读书与查资料 读书与“报数” 读书与“盘存”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55-09
西方文论是文艺学研究生必须掌握的理论利器，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说，也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要想接受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思维训练，尽可能地具备或提高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从而顺利完成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写作，学习西方文论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甚或是关键环节。
在文艺理论课程中，研究生应当如何学习西方文论呢？现在看来，一般有两种方式：查资料和读书。查资料所针对的，是专业知识储备不足；读书所着意的，是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研究生入学前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主要是前者，入学后就要转向后者了，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要实现从进口先进产品到掌握核心技术的质变。
面对具体的西方文论，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在一般意义上，毫无疑问与其他专业的学生完全相同：就读书方式而言，有泛读、精读；浏览、研读……就读书态度而言，有被动的、主动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头悬梁锥刺骨的……等等之类，不一而足。然而，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专业的理论性质、尤其是其中所涵盖的西方文论的理论性质，决定了本专业研究生的“读书”，一定还包蕴着特定的所指。
根据研究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这么总结：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在学习西方文论时的“读书”，有着三大特定所指：读经典原著而不是查资料；读过之后要能够“报数”；报数之后还要能够“盘存”。符合这三点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读书。能够这样读书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的写作无不顺利，论文质量不无可观；反之，则无一不磕磕绊绊、周折重重，论文质量也肯定差强人意。
一、读书与查资料
中文系的研究生，无论硕士还是博士，除了免试推荐和硕博连读的之外，在复习备考期间，大都经历了头悬梁锥刺骨般的刻苦读书阶段，否则，难以在堪称惨烈的竞争中胜出，获得宝贵的入学资格。因此，用“手不释卷”、“饱读诗书”来形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如果在刚入学的研究生中了解一下他们关于西方文论的读书情况，比如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德里达的《写作的零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知道那些书，但没有通读或只是随便翻翻；备考期间所读之书，都是美学史、文论史、以及研究古今中外理论大师的文章或著作（尤其是所报考导师的文章和著作）。
（一）手不释卷也许并非读书，满腹经纶没准皆为资料
研究生们备考期间的那种读书，只能叫做查资料：其目的或效果，主要是解决专业知识的基本储备问题，比如《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著作，《S/Z》是巴尔特的著作……黑格尔主要说过什么，康德主要说过什么……
研究生入学之后，在文艺理论课程的第一堂课上，首先就要扭转学生对于“读书”的认识，让大家都明确什么才是本专业的“读书”：一定要告别那种查资料式的读书，转向扎扎实实地攻读经典原著，在对理论体系、思维过程具体展开的整体把握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养成以理论视角观察问题的习惯，练就以理论眼光分析问题的本领。
从文艺学专业人才成长规律角度看，读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增长知识、了解观点、掌握理论。
教育的普世目的之一，就是知识的传授。在这传授过程中，围绕着知识问题产生的笑话，比如读错字呀、写错字呀等等之类，层出不穷。在学术界尤其是教育界，某位人士因早年念错一个字而一生背负相关外号的事情，从未绝迹。历朝历代的科场奇闻，多有这方面的笑料，引人捧腹。比较典型的如传闻光绪皇帝考核大臣（一说为清末一次科举），有这么一个题目：《项羽拿破轮论》。某位大臣（或考生）的答案轰动天下、笑翻朝野：项羽乃盖世英雄也，破轮安能拿哉？
笑则笑亦，其实解决这样的知识欠缺问题，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放在现在，鼠标轻点，更是几秒钟就能搞掂：拿破轮是一个人而不是破车轱辘。
就文艺学研究生而言，比增长知识更重要的、难度也大一点的，是了解本专业的基本理论观点。“再现说”是什么意思？“表现说”又是什么意思？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什么？黑格尔对此是怎么说的……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都不知道，那也就不是研究生了。
只是，对于这类问题，只要肯多花时间，浏览一下随处可得的美学史、文论史以及名家名著简介之类的书籍，解决起来也是手到擒来。
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不是上述两种，那只是查资料式的读书，解决的是专业基本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这样说，并非否认查资料式读书的重要性。很显然，如果知识欠缺、知识面太窄，是无法进行学术研究的。所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中，这类题目总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北大中文系、社科院文研所的硕士生入学试卷，尤其是综合课试卷，非常注重这个东西：前者一张试卷100分，由100个小题目组成；后者的试卷中，经常列举一些既脍炙人口又略显偏僻的古诗文，让考生指出其作者。这类试题的考察目的，是检验学生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面是否达到基本要求；它们的分值往往不是很高，但对考生的影响很大：因为题目列在试卷的最前面，如果一开头就答不好，会极大影响情绪，对后面的答题相当不利。所以，很多考生在考前备考时，在这方面下力尤甚。 “述”理论与“述”作品这两种本领，恐怕也是不少学生最怵的两件事，要害在于没有自己的体会或理解。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读作品、没有读原著。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在我国文论界，搞理论的往往不读作品。这种情况在西方是不行的，西方大理论家尽管都会走向偏激，但几乎都精通作品。比如黑格尔，比如后现代诸位理论家，其理论都离不开对作品的精细体味与剖析。
中国当代文坛最有意思的现象之一，就是理论家一般不读作品，但是一定会强调自己读过作品；作家肯定都看评论，但是基本上都说自己不看评论；评论家一定会读理论，但是往往都不说，只强调自己凭直觉、凭良心判读作品，而且最喜欢有人说他凭的是才气。
（三）“述”的模式与“述评”的榜样
转述是偏离原意和虚构批判对象的根源之一；读书则是忠于原意、纠正偏差的唯一正路。除此之外，在“述”的方式上，也存在非常明显的两种模式：先述后评的两张皮模式；述评交融的整一体模式。私下以为，这是生手与熟手的不同。
这两种模式，不仅存在于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于作品评论中。正如在理论研究中，偏离原意的“述”是不读原著造成的那样，在作品评论中，体味不到诗意所在的“述”是以看提要代替读作品造成的。
“述”的不同模式，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能不能做到绝对客观？答案是不能。按照现象学的观点，任何对象，都是意识中的对象；任何意识，都是关于对象的意识。相应的，任何“述”都是具体述者的行为，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的“述”，除非将原话重新抄写一遍。不唯理论著作，对文学作品的“述”，同样如此。像托尔斯泰，他在言及《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时，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名言：“假如我要把自己想通过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全部再讲述一遍，那么我就必须将小说重写一次。”[5]
从理论上看，“述”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述”中一定有“评”。之所以认为先述后评的两张皮模式是新手所为，就因为做任何事先易后难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先在前面进行客观的“述”，然后再作出自己的“评”，两张皮模式肯定要比整一体模式容易掌握。其实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所以我们平常很少看到单用一个“述”字，而是“述评”二字连用。由此，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也可作出重新理解了：“述”是学术研究能力或理论思维能力训练的最基本也最扎实的方式，“述”而优则“作”寓其中。教育始祖说出来的话，微言大义，几千年都管用呀！
简而言之，“述”或者“述评”，包含两大层次：不简化、不歪曲作者原意；述评交融。大理论家的出众之处或者深厚功力，会首先体现在这方面。特雷·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导论》、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可以作为文艺学研究生读书之后报数时“述”的榜样。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述”，堪称达到了高妙的艺术境界！比如他对黑格尔学说的述评：如果不相信“宇宙渐渐在学习黑格尔的哲学”，就得承认黑格尔的一些论点“需要对事实作一些歪曲，而且相当无知。”[6]（282）真可谓将锐利的眼光与高妙的文笔融为整体的经典：寓述于评，评中含讽，惜墨如金，风流无尽！难怪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大家的高明之处，更在于通过述评，以发现前人的问题为基础，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在学术史上登上新的制高点。那种述评，指点古今，睥睨群雄，虽仅仅书写于咫尺方寸之间，实则是人类在心灵的惊涛骇浪、深潜洋流中勇往前行！在这前行的过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航道，没有十全十美的航线。也就是说，任何大理论家，其理论不可能没有问题，不可能是大全的，正如九方皋或黑格尔那样。当然，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九方皋是为了“得意”而故意“妄言”；黑格尔则是为了体系完满而故意剪裁史实。罗素在对前人的述评中所提出的观点，倒是很可能会持久有效：“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6]（143）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完全可以看清一个事实：大理论家所犯的错误，往往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九方皋那种类型的错误，他是有意忽略基本常识，觉得对错无所谓，根本不把那些东西当回事，随便搪塞一下了事；只要稍微认真一点点，或者只要稍微谦逊一点点，肯定不会出错的。黑格尔太在意自己理论体系的完满了，总想囊括大千世界的一切，于是就把宇宙万物都往“绝对理念”那个空框里使劲塞，塞不进去就大力往里砸；实在砸不进去了，就往太平洋里扔：世上没这个东西！如果不是那么极端在乎体系的完满，堂堂正正地认可缺陷美，黑格尔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完人。
在如何“述”的面前，还有些学生的疑问十分尖端、处于“学科前沿”：老师，如果我把人家的话变成自己的语言说出来，算不算抄袭？
所谓“前沿”问题，就是当下正在探讨的对象。笔者对此的看法是：不能算抄袭，只能算翻译；发表论文时，署名应该是译者而不是作者。这类翻译里面，还应该包括“改写”。比如，张三说过“我们破解了难题”、李四则说“难题被我们破解了”、王五又说“嚣张了N年的难题在人类智慧的执著面前，终于低下了公主般高傲的头颅”……但愿这类有趣的文字游戏，没有发生在本应像公主那样纯洁的学术界！
三、读书与“盘存”
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也好，报数也罢，都离不开一个目的：完成学位论文。能读书、会报数，只能说明你有能力写论文了；但是你的论文写什么呢？这就涉及到论文的选题问题。
一般的文章，都是有了好的题目，就成功了一半，更别说学位论文了。只是，文艺学专业的选题与理工科不大一样：导师给定的题目，学生不一定能够接上手。因为文艺学研究如没有对学科历史的透彻理解便无法真正起步，但理工科有时却可以不理会学科发展史而直接从当下入手。
要想选个好题目，在读书、报数之后，还得会“盘存”： 有哪些问题以何种方式说过了，接着说的空间和方向如何。 盘存的前提是读书比较多，有了本钱，才谈得上学位论文选什么题目，否则都是空想。文艺学专业的学位论文不好写，关键在于是否有自己的“根据地”。查资料是查不出根据地的，只有通过读书、报数、盘存，才能为自己创造出一块根据地来。有了根据地，论文的方向乃至选题就可以确定了，往前走的时候，尽管距离目标还有一段不短的艰难行程，但心里是踏实的，不至于老要像猜谜语似的问老师：这个题目行不行？那个题目行不行？
在盘存的过程中酝酿、提炼论文的方向和题目，重点关注的有三大问题。
（一）问题的学术史意义
衡量一篇学位论文的价值，主要依据是什么？论文所持观点固然重要，理论展开过程，即理论思维能力则更为重要，但最终还要看论题的学术史意义：所涉及的是否承接着关键问题的演变脉络？对问题的深入是否有所裨益？那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犄角旮旯里的细微末节，或者说不怎么靠谱的东西，是不值得投入精力的；至于汇集资料，本是研究综述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论题如止于原地踏步，同样不可取！
就西方文论而言，学术史意义主要是通过开创新的本体领域表现出来的。从历时、纵向角度看，经典原著必定会抓住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既牵涉人类哲思的起点或要点，又联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为可贵的是，多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生活现象入手，引出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比如黑格尔对大千世界无穷变化与其背后所蕴含本质规律的把握、分析；现象学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与存在关系的重新探讨；福柯对人们不以为然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发现和辨析……无不开辟了新领域，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绝佳继承与发扬！从共时、横向角度看，当代的经典著作，必定离不开对古典学理的剔抉爬梳，择其主脉予以拓展深化，其思维展开过程极为严谨，非常系统，绝非仅只抓住古典学说的只言片语就进行背离学术史的不靠谱发挥；尤其是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对以往的认识进行扎实而有根据的批判，从而将研究切实推向新阶段。
我们现在称之为经典的西方文论著作，就因为其学术史意义与理论展开过程皆堪为后世楷模；其文字表达特征亦十分突出：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由据至理；证据人人皆熟，观点前所未见，却顺乎事理人情，自然成立；表述立式铸型，反复为后人引用。
这些东西，通过名著简介或文论史，以知识点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是掌握不了的，或者说，那样掌握的不过西方文论冰山一角。
只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那么研究生在提炼方向、确定选题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论文的起步处在哪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只有取法其上，才会得乎其中。最好的选题，无疑包含着对最根本问题的专注，即体现本体论意识，其学术史意义最大；比较好一点的，是对这个东西的发挥；次一点的，与此关系不大；至于完全无关甚或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不过是应景罢了，仅仅为了混个学位而已。
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上，有两个东西，与文艺学的本体领域密切关联，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认识论。当下后现代所破解的同一性，又包含两个层次：本体论的，与此相对的就是差异性；认识论的，讲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文艺学从西学而来，但目前更多的还只是涉及到传统本体论。
把握住大背景的源流，对研究方向及论文选题的分量与价值，就能够予以恰当评估，从而作出正确选择。比如，要选定研究康德，就不会仍旧把重点放在对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上，而要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康德学说属于认识论一脉，“哥白尼革命”是说之前的认识论中主客被颠倒了，到了他这里要将其纠正过来；而认识论发展到当代，目前的最高水平是符号学。其中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认为存在一个与人无关的东西。在当代，康德的意义只有在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只有将其与符号学对认识论的推进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才能真正看清。
（二）在比较中确定经典命题的原初意义、发掘其现实价值
读书到了盘存阶段，就要有意识地通过古今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充分发挥他山之石的学术资源作用，以求更加准确地理解经典命题的原初内涵，发掘其对现实的重要启示。
比如就传统而言，在中国文艺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论观念上还是事实上，“文以载道”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其基本内涵的构成，与黑格尔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7]（142），一无二致：“文”与“感性显现”，属于形式因素；“道”与 “理念”，属于内容因素。总之，艺术与美，其构成无非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界定艺术的这种格局，西方近代以来，实践上的颠覆虽然不能涵盖艺术活动的全部领域，但也足以引起理论上的几乎全面转向。而在中国，这种格局基本上还是“涛声依旧”。中西方近现代关于艺术界定的不同，并非质量高低的标志，而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在人文科学领域，学习西方很有必要，但如执著地判定孰高孰低，强调向西方理论靠齐，从学理上讲，在解构同一性、重视差异性的西方后现代思潮面前，该是多么的尴尬！
从文化传统续承的角度看，“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既是当时情势的必要，也是传统发展的必然。其间的差错，源于未能及时“与世推移”。随后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在情理之中。无独有偶，西方也有人明确表示：“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教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7]（347）
在课堂上，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学生，极少极少。因为根据以往的印象，没法将黑格尔与这句话联系起来。他的学说与中国的社会情势，虽非风马牛不相及，但也不至于紧密相连；但他强调艺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不就表明这相连的程度已经非常紧密了吗？岂有此理，怪哉怪哉！
如冷静思考，这其实涉及到对“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重新理解。所谓“感性显现”，是指生动活泼，直观可感，任何人一眼看上去就能明白。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无论怎样探索创新，只要艺术离不开形式，仍旧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那就一定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的。仅仅存在于书房中供把玩之用、仅仅在小圈子里供实验之用的艺术，其价值与意义在学术史上定将永被铭记，但终究无法占据主流的位置。 （三）道不远人：真理是能够用大白话说出来的
如何判断盘存是否成功？最终的衡量标准，在于能否将很复杂、很深奥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道不远人，再玄妙的东西，只要有足够的领悟、理解，都可以用通俗、平实的语言说出来。比如张世英先生，就能把黑格尔乃至海德格尔用近乎大白话的语言表述出来。蒋孔阳先生总是强调：真正想清楚了，就能够说清楚。
当然，想清楚了，也可以故意不往清楚处说，比如黑格尔。本来，他绝对是想清楚了的，尤其是大道理，像“绝对理念”、“正、反、合”变化阶段等等，很好理解。但他所构筑理论体系的具体展开过程，太像《交叉小径的花园》 了，以至于在述说一般问题时，一定要用特有的黑氏体系语言，或者说特地不往清楚处讲，像他谈论金属和电流那样：“在形式方面直接的、无差别的物体性，即金属性，构成过程的开端，从而构成最初的特殊过程；这种物体性保持着尚未得到发展的、统一为单纯比重规定的不同属性。”[8]赵鑫珊实在忍不住了，愤怒地呵斥道：“这都是些什么胡话！谁读这种含糊、空洞的自然哲学，谁就要少活十年。” [9]赵先生十足的性情中人呀，呵呵！
西方文论史自近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向，其中所涉学理，堪称玄奥，加之历经千年演变，头绪万千，繁复异常。经翻译传至我国，本来就晦涩难懂的表达又平添一份诘诎聱牙，尤以语言论同存在论的纠葛以及“语言说人”等等为最。虽然释者众众，但有些文章却是越说越让人不明白。
其实，只要仔细梳理辨析，问题是可以得到清晰表达的。
语言论同存在论的纠葛，海德格尔谈得最为集中，其目的在于落实现象学的思路：面向存在本身，不要抛开存在去追究存在背后的东西，像以往那样。过去的错误，就是把表示“存在”的系动词“is”，当作了实词“是”，结果就是把某物存在（is），当作了某物是什么（being），人们的目光因此便从存在转向存在背后的存在者，越来越远离存在本身。
“语言说人”的问题，关键在于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两种思维方式，并由此引出三种语言观。在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人是主体，大千世界是客体，是人的对象；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在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主客相融思维模式下，天地神人相融一体，人类不过宇宙大家庭中的一员；语言并非人类独有，万物皆有言。这种言，是先于个体存在的本体语言，即无言之言，相当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大道之言；先于个体存在的无言之言，通过个体的人说出来，即语言说人。
除了工具论语言观和本体论语言观，还有诗性语言观：它能够超越在场，达到不在场；也就是说，诗性语言能够“言有尽而意无穷”，从说出的东西中，暗示未说出的东西来；虽然其他语言有时也能显出这种特征，但范围与深度远远不及诗性语言。艺术的根本特征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文艺学研究生学习西方文论时，读书指的是抱着经典，一本一本地“啃”， 读不懂的时候，可以通过查资料来帮助理解。阅读文论史、名著简介之类的，决不能替代读书本身。如果用旅游来打比方的话，可以这么说：查阅知识点，如同看旅游景点介绍；浏览文论史之类，如同看旅游景点地图；研读文论专著，则如同亲临景点游览。现在的景点介绍、景点地图是越做越详细了，但即便是观看三D风光片，比身临其境还要真切，也不能代替旅游本身。借用陆游的“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句，可以表述为“绝知此书要躬读”。
文艺学研究生入学后是否真有进步，检验的最终标准，就是学位论文的写作是否顺利。根据十来年的经验，凡是能够读书、报数、盘存的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都少有周折，一路往前。不然的话，则辗转反侧，寤寐思之；求索之路漫漫兮，煎熬之旅苦苦矣！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本文所说不同于查资料式的读书，其内涵仅指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在入学之后、毕业之前，围绕着学位论文写作而进行的读书；与入学之前和毕业之后的读书无关，与其他专业的读书无关。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理解，皆非原意，与本文无关。当然，如果其他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因阅读此文而产生“涛声不再依旧”的感觉，作者也要谢谢自己了：笔者的经验、思考，对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有一点点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老子·庄子·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
[3]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 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M].王 坤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6] 罗 素.西方哲学史[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 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薛 华，钱光华，沈 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 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M].北京：三联书店，1985.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 读书与查资料 读书与“报数” 读书与“盘存”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55-09
西方文论是文艺学研究生必须掌握的理论利器，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来说，也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要想接受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思维训练，尽可能地具备或提高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从而顺利完成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写作，学习西方文论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甚或是关键环节。
在文艺理论课程中，研究生应当如何学习西方文论呢？现在看来，一般有两种方式：查资料和读书。查资料所针对的，是专业知识储备不足；读书所着意的，是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研究生入学前对西方文论的接受主要是前者，入学后就要转向后者了，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要实现从进口先进产品到掌握核心技术的质变。
面对具体的西方文论，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在一般意义上，毫无疑问与其他专业的学生完全相同：就读书方式而言，有泛读、精读；浏览、研读……就读书态度而言，有被动的、主动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头悬梁锥刺骨的……等等之类，不一而足。然而，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专业的理论性质、尤其是其中所涵盖的西方文论的理论性质，决定了本专业研究生的“读书”，一定还包蕴着特定的所指。
根据研究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和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他们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以这么总结：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在学习西方文论时的“读书”，有着三大特定所指：读经典原著而不是查资料；读过之后要能够“报数”；报数之后还要能够“盘存”。符合这三点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读书。能够这样读书的研究生，其学位论文的写作无不顺利，论文质量不无可观；反之，则无一不磕磕绊绊、周折重重，论文质量也肯定差强人意。
一、读书与查资料
中文系的研究生，无论硕士还是博士，除了免试推荐和硕博连读的之外，在复习备考期间，大都经历了头悬梁锥刺骨般的刻苦读书阶段，否则，难以在堪称惨烈的竞争中胜出，获得宝贵的入学资格。因此，用“手不释卷”、“饱读诗书”来形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毫不为过的。
然而，如果在刚入学的研究生中了解一下他们关于西方文论的读书情况，比如黑格尔的《美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德里达的《写作的零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知道那些书，但没有通读或只是随便翻翻；备考期间所读之书，都是美学史、文论史、以及研究古今中外理论大师的文章或著作（尤其是所报考导师的文章和著作）。
（一）手不释卷也许并非读书，满腹经纶没准皆为资料
研究生们备考期间的那种读书，只能叫做查资料：其目的或效果，主要是解决专业知识的基本储备问题，比如《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著作，《S/Z》是巴尔特的著作……黑格尔主要说过什么，康德主要说过什么……
研究生入学之后，在文艺理论课程的第一堂课上，首先就要扭转学生对于“读书”的认识，让大家都明确什么才是本专业的“读书”：一定要告别那种查资料式的读书，转向扎扎实实地攻读经典原著，在对理论体系、思维过程具体展开的整体把握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养成以理论视角观察问题的习惯，练就以理论眼光分析问题的本领。
从文艺学专业人才成长规律角度看，读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增长知识、了解观点、掌握理论。
教育的普世目的之一，就是知识的传授。在这传授过程中，围绕着知识问题产生的笑话，比如读错字呀、写错字呀等等之类，层出不穷。在学术界尤其是教育界，某位人士因早年念错一个字而一生背负相关外号的事情，从未绝迹。历朝历代的科场奇闻，多有这方面的笑料，引人捧腹。比较典型的如传闻光绪皇帝考核大臣（一说为清末一次科举），有这么一个题目：《项羽拿破轮论》。某位大臣（或考生）的答案轰动天下、笑翻朝野：项羽乃盖世英雄也，破轮安能拿哉？
笑则笑亦，其实解决这样的知识欠缺问题，不过举手之劳的事；放在现在，鼠标轻点，更是几秒钟就能搞掂：拿破轮是一个人而不是破车轱辘。
就文艺学研究生而言，比增长知识更重要的、难度也大一点的，是了解本专业的基本理论观点。“再现说”是什么意思？“表现说”又是什么意思？亚里斯多德的看法是什么？黑格尔对此是怎么说的……如果连一些基本的理论观点都不知道，那也就不是研究生了。
只是，对于这类问题，只要肯多花时间，浏览一下随处可得的美学史、文论史以及名家名著简介之类的书籍，解决起来也是手到擒来。
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不是上述两种，那只是查资料式的读书，解决的是专业基本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这样说，并非否认查资料式读书的重要性。很显然，如果知识欠缺、知识面太窄，是无法进行学术研究的。所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试题中，这类题目总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北大中文系、社科院文研所的硕士生入学试卷，尤其是综合课试卷，非常注重这个东西：前者一张试卷100分，由100个小题目组成；后者的试卷中，经常列举一些既脍炙人口又略显偏僻的古诗文，让考生指出其作者。这类试题的考察目的，是检验学生从事专业研究的知识面是否达到基本要求；它们的分值往往不是很高，但对考生的影响很大：因为题目列在试卷的最前面，如果一开头就答不好，会极大影响情绪，对后面的答题相当不利。所以，很多考生在考前备考时，在这方面下力尤甚。 “述”理论与“述”作品这两种本领，恐怕也是不少学生最怵的两件事，要害在于没有自己的体会或理解。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读作品、没有读原著。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在我国文论界，搞理论的往往不读作品。这种情况在西方是不行的，西方大理论家尽管都会走向偏激，但几乎都精通作品。比如黑格尔，比如后现代诸位理论家，其理论都离不开对作品的精细体味与剖析。
中国当代文坛最有意思的现象之一，就是理论家一般不读作品，但是一定会强调自己读过作品；作家肯定都看评论，但是基本上都说自己不看评论；评论家一定会读理论，但是往往都不说，只强调自己凭直觉、凭良心判读作品，而且最喜欢有人说他凭的是才气。
（三）“述”的模式与“述评”的榜样
转述是偏离原意和虚构批判对象的根源之一；读书则是忠于原意、纠正偏差的唯一正路。除此之外，在“述”的方式上，也存在非常明显的两种模式：先述后评的两张皮模式；述评交融的整一体模式。私下以为，这是生手与熟手的不同。
这两种模式，不仅存在于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于作品评论中。正如在理论研究中，偏离原意的“述”是不读原著造成的那样，在作品评论中，体味不到诗意所在的“述”是以看提要代替读作品造成的。
“述”的不同模式，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能不能做到绝对客观？答案是不能。按照现象学的观点，任何对象，都是意识中的对象；任何意识，都是关于对象的意识。相应的，任何“述”都是具体述者的行为，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的“述”，除非将原话重新抄写一遍。不唯理论著作，对文学作品的“述”，同样如此。像托尔斯泰，他在言及《安娜·卡列尼娜》的主题时，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名言：“假如我要把自己想通过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全部再讲述一遍，那么我就必须将小说重写一次。”[5]
从理论上看，“述”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述”中一定有“评”。之所以认为先述后评的两张皮模式是新手所为，就因为做任何事先易后难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先在前面进行客观的“述”，然后再作出自己的“评”，两张皮模式肯定要比整一体模式容易掌握。其实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所以我们平常很少看到单用一个“述”字，而是“述评”二字连用。由此，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也可作出重新理解了：“述”是学术研究能力或理论思维能力训练的最基本也最扎实的方式，“述”而优则“作”寓其中。教育始祖说出来的话，微言大义，几千年都管用呀！
简而言之，“述”或者“述评”，包含两大层次：不简化、不歪曲作者原意；述评交融。大理论家的出众之处或者深厚功力，会首先体现在这方面。特雷·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或《文学理论导论》、弗·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可以作为文艺学研究生读书之后报数时“述”的榜样。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的“述”，堪称达到了高妙的艺术境界！比如他对黑格尔学说的述评：如果不相信“宇宙渐渐在学习黑格尔的哲学”，就得承认黑格尔的一些论点“需要对事实作一些歪曲，而且相当无知。”[6]（282）真可谓将锐利的眼光与高妙的文笔融为整体的经典：寓述于评，评中含讽，惜墨如金，风流无尽！难怪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些大家的高明之处，更在于通过述评，以发现前人的问题为基础，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在学术史上登上新的制高点。那种述评，指点古今，睥睨群雄，虽仅仅书写于咫尺方寸之间，实则是人类在心灵的惊涛骇浪、深潜洋流中勇往前行！在这前行的过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航道，没有十全十美的航线。也就是说，任何大理论家，其理论不可能没有问题，不可能是大全的，正如九方皋或黑格尔那样。当然，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九方皋是为了“得意”而故意“妄言”；黑格尔则是为了体系完满而故意剪裁史实。罗素在对前人的述评中所提出的观点，倒是很可能会持久有效：“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结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才部分正确。”[6]（143）
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完全可以看清一个事实：大理论家所犯的错误，往往都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九方皋那种类型的错误，他是有意忽略基本常识，觉得对错无所谓，根本不把那些东西当回事，随便搪塞一下了事；只要稍微认真一点点，或者只要稍微谦逊一点点，肯定不会出错的。黑格尔太在意自己理论体系的完满了，总想囊括大千世界的一切，于是就把宇宙万物都往“绝对理念”那个空框里使劲塞，塞不进去就大力往里砸；实在砸不进去了，就往太平洋里扔：世上没这个东西！如果不是那么极端在乎体系的完满，堂堂正正地认可缺陷美，黑格尔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完人。
在如何“述”的面前，还有些学生的疑问十分尖端、处于“学科前沿”：老师，如果我把人家的话变成自己的语言说出来，算不算抄袭？
所谓“前沿”问题，就是当下正在探讨的对象。笔者对此的看法是：不能算抄袭，只能算翻译；发表论文时，署名应该是译者而不是作者。这类翻译里面，还应该包括“改写”。比如，张三说过“我们破解了难题”、李四则说“难题被我们破解了”、王五又说“嚣张了N年的难题在人类智慧的执著面前，终于低下了公主般高傲的头颅”……但愿这类有趣的文字游戏，没有发生在本应像公主那样纯洁的学术界！
三、读书与“盘存”
文艺学研究生的读书也好，报数也罢，都离不开一个目的：完成学位论文。能读书、会报数，只能说明你有能力写论文了；但是你的论文写什么呢？这就涉及到论文的选题问题。
一般的文章，都是有了好的题目，就成功了一半，更别说学位论文了。只是，文艺学专业的选题与理工科不大一样：导师给定的题目，学生不一定能够接上手。因为文艺学研究如没有对学科历史的透彻理解便无法真正起步，但理工科有时却可以不理会学科发展史而直接从当下入手。
要想选个好题目，在读书、报数之后，还得会“盘存”： 有哪些问题以何种方式说过了，接着说的空间和方向如何。 盘存的前提是读书比较多，有了本钱，才谈得上学位论文选什么题目，否则都是空想。文艺学专业的学位论文不好写，关键在于是否有自己的“根据地”。查资料是查不出根据地的，只有通过读书、报数、盘存，才能为自己创造出一块根据地来。有了根据地，论文的方向乃至选题就可以确定了，往前走的时候，尽管距离目标还有一段不短的艰难行程，但心里是踏实的，不至于老要像猜谜语似的问老师：这个题目行不行？那个题目行不行？
在盘存的过程中酝酿、提炼论文的方向和题目，重点关注的有三大问题。
（一）问题的学术史意义
衡量一篇学位论文的价值，主要依据是什么？论文所持观点固然重要，理论展开过程，即理论思维能力则更为重要，但最终还要看论题的学术史意义：所涉及的是否承接着关键问题的演变脉络？对问题的深入是否有所裨益？那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犄角旮旯里的细微末节，或者说不怎么靠谱的东西，是不值得投入精力的；至于汇集资料，本是研究综述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论题如止于原地踏步，同样不可取！
就西方文论而言，学术史意义主要是通过开创新的本体领域表现出来的。从历时、纵向角度看，经典原著必定会抓住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既牵涉人类哲思的起点或要点，又联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为可贵的是，多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生活现象入手，引出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比如黑格尔对大千世界无穷变化与其背后所蕴含本质规律的把握、分析；现象学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意识与存在关系的重新探讨；福柯对人们不以为然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发现和辨析……无不开辟了新领域，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绝佳继承与发扬！从共时、横向角度看，当代的经典著作，必定离不开对古典学理的剔抉爬梳，择其主脉予以拓展深化，其思维展开过程极为严谨，非常系统，绝非仅只抓住古典学说的只言片语就进行背离学术史的不靠谱发挥；尤其是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对以往的认识进行扎实而有根据的批判，从而将研究切实推向新阶段。
我们现在称之为经典的西方文论著作，就因为其学术史意义与理论展开过程皆堪为后世楷模；其文字表达特征亦十分突出：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由据至理；证据人人皆熟，观点前所未见，却顺乎事理人情，自然成立；表述立式铸型，反复为后人引用。
这些东西，通过名著简介或文论史，以知识点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是掌握不了的，或者说，那样掌握的不过西方文论冰山一角。
只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那么研究生在提炼方向、确定选题的时候，自然就会考虑：论文的起步处在哪里？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只有取法其上，才会得乎其中。最好的选题，无疑包含着对最根本问题的专注，即体现本体论意识，其学术史意义最大；比较好一点的，是对这个东西的发挥；次一点的，与此关系不大；至于完全无关甚或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不过是应景罢了，仅仅为了混个学位而已。
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上，有两个东西，与文艺学的本体领域密切关联，一个是本体论，一个是认识论。当下后现代所破解的同一性，又包含两个层次：本体论的，与此相对的就是差异性；认识论的，讲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文艺学从西学而来，但目前更多的还只是涉及到传统本体论。
把握住大背景的源流，对研究方向及论文选题的分量与价值，就能够予以恰当评估，从而作出正确选择。比如，要选定研究康德，就不会仍旧把重点放在对基本概念范畴的理解上，而要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康德学说属于认识论一脉，“哥白尼革命”是说之前的认识论中主客被颠倒了，到了他这里要将其纠正过来；而认识论发展到当代，目前的最高水平是符号学。其中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认为存在一个与人无关的东西。在当代，康德的意义只有在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只有将其与符号学对认识论的推进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才能真正看清。
（二）在比较中确定经典命题的原初意义、发掘其现实价值
读书到了盘存阶段，就要有意识地通过古今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充分发挥他山之石的学术资源作用，以求更加准确地理解经典命题的原初内涵，发掘其对现实的重要启示。
比如就传统而言，在中国文艺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无论观念上还是事实上，“文以载道”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其基本内涵的构成，与黑格尔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7]（142），一无二致：“文”与“感性显现”，属于形式因素；“道”与 “理念”，属于内容因素。总之，艺术与美，其构成无非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界定艺术的这种格局，西方近代以来，实践上的颠覆虽然不能涵盖艺术活动的全部领域，但也足以引起理论上的几乎全面转向。而在中国，这种格局基本上还是“涛声依旧”。中西方近现代关于艺术界定的不同，并非质量高低的标志，而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在人文科学领域，学习西方很有必要，但如执著地判定孰高孰低，强调向西方理论靠齐，从学理上讲，在解构同一性、重视差异性的西方后现代思潮面前，该是多么的尴尬！
从文化传统续承的角度看，“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既是当时情势的必要，也是传统发展的必然。其间的差错，源于未能及时“与世推移”。随后调整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自在情理之中。无独有偶，西方也有人明确表示：“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教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7]（347）
在课堂上，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学生，极少极少。因为根据以往的印象，没法将黑格尔与这句话联系起来。他的学说与中国的社会情势，虽非风马牛不相及，但也不至于紧密相连；但他强调艺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不就表明这相连的程度已经非常紧密了吗？岂有此理，怪哉怪哉！
如冷静思考，这其实涉及到对“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重新理解。所谓“感性显现”，是指生动活泼，直观可感，任何人一眼看上去就能明白。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无论怎样探索创新，只要艺术离不开形式，仍旧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那就一定是“为全国的人民大众”的。仅仅存在于书房中供把玩之用、仅仅在小圈子里供实验之用的艺术，其价值与意义在学术史上定将永被铭记，但终究无法占据主流的位置。 （三）道不远人：真理是能够用大白话说出来的
如何判断盘存是否成功？最终的衡量标准，在于能否将很复杂、很深奥的东西说清楚、说明白。道不远人，再玄妙的东西，只要有足够的领悟、理解，都可以用通俗、平实的语言说出来。比如张世英先生，就能把黑格尔乃至海德格尔用近乎大白话的语言表述出来。蒋孔阳先生总是强调：真正想清楚了，就能够说清楚。
当然，想清楚了，也可以故意不往清楚处说，比如黑格尔。本来，他绝对是想清楚了的，尤其是大道理，像“绝对理念”、“正、反、合”变化阶段等等，很好理解。但他所构筑理论体系的具体展开过程，太像《交叉小径的花园》 了，以至于在述说一般问题时，一定要用特有的黑氏体系语言，或者说特地不往清楚处讲，像他谈论金属和电流那样：“在形式方面直接的、无差别的物体性，即金属性，构成过程的开端，从而构成最初的特殊过程；这种物体性保持着尚未得到发展的、统一为单纯比重规定的不同属性。”[8]赵鑫珊实在忍不住了，愤怒地呵斥道：“这都是些什么胡话！谁读这种含糊、空洞的自然哲学，谁就要少活十年。” [9]赵先生十足的性情中人呀，呵呵！
西方文论史自近代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向，其中所涉学理，堪称玄奥，加之历经千年演变，头绪万千，繁复异常。经翻译传至我国，本来就晦涩难懂的表达又平添一份诘诎聱牙，尤以语言论同存在论的纠葛以及“语言说人”等等为最。虽然释者众众，但有些文章却是越说越让人不明白。
其实，只要仔细梳理辨析，问题是可以得到清晰表达的。
语言论同存在论的纠葛，海德格尔谈得最为集中，其目的在于落实现象学的思路：面向存在本身，不要抛开存在去追究存在背后的东西，像以往那样。过去的错误，就是把表示“存在”的系动词“is”，当作了实词“是”，结果就是把某物存在（is），当作了某物是什么（being），人们的目光因此便从存在转向存在背后的存在者，越来越远离存在本身。
“语言说人”的问题，关键在于背后起支配作用的两种思维方式，并由此引出三种语言观。在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下，人是主体，大千世界是客体，是人的对象；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在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主客相融思维模式下，天地神人相融一体，人类不过宇宙大家庭中的一员；语言并非人类独有，万物皆有言。这种言，是先于个体存在的本体语言，即无言之言，相当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大道之言；先于个体存在的无言之言，通过个体的人说出来，即语言说人。
除了工具论语言观和本体论语言观，还有诗性语言观：它能够超越在场，达到不在场；也就是说，诗性语言能够“言有尽而意无穷”，从说出的东西中，暗示未说出的东西来；虽然其他语言有时也能显出这种特征，但范围与深度远远不及诗性语言。艺术的根本特征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文艺学研究生学习西方文论时，读书指的是抱着经典，一本一本地“啃”， 读不懂的时候，可以通过查资料来帮助理解。阅读文论史、名著简介之类的，决不能替代读书本身。如果用旅游来打比方的话，可以这么说：查阅知识点，如同看旅游景点介绍；浏览文论史之类，如同看旅游景点地图；研读文论专著，则如同亲临景点游览。现在的景点介绍、景点地图是越做越详细了，但即便是观看三D风光片，比身临其境还要真切，也不能代替旅游本身。借用陆游的“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句，可以表述为“绝知此书要躬读”。
文艺学研究生入学后是否真有进步，检验的最终标准，就是学位论文的写作是否顺利。根据十来年的经验，凡是能够读书、报数、盘存的学生，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都少有周折，一路往前。不然的话，则辗转反侧，寤寐思之；求索之路漫漫兮，煎熬之旅苦苦矣！
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本文所说不同于查资料式的读书，其内涵仅指文艺学专业研究生在入学之后、毕业之前，围绕着学位论文写作而进行的读书；与入学之前和毕业之后的读书无关，与其他专业的读书无关。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理解，皆非原意，与本文无关。当然，如果其他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因阅读此文而产生“涛声不再依旧”的感觉，作者也要谢谢自己了：笔者的经验、思考，对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有一点点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 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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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罗 素.西方哲学史[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 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薛 华，钱光华，沈 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 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M].北京：三联书店，1985.
（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