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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对纳粹屠犹进行历史阐释，存在争议。绝对主义认为存在某种普遍的真理和标准，相对主义则强调不同语境中的不同标准，不存在普遍的判断标准和道德规则。多元主义的特征在于，既反对绝对主义的单一论解释，承认其它解释、标准的合理性；又反对极端的相对主义。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在纳粹屠犹问题上的立场转变表明，相对主义在价值评价层面存在边界。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有其进步性，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 纳粹屠犹；海登·怀特；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69-05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及其帮凶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反纳粹主义者、波兰知识分子、反社会分子与抵抗人士等进行杀害与迫害。在这次屠杀过程中，犹太人是唯一被挑选出来由纳粹有计划地实施灭绝的人群。这一种族灭绝计划被称为“最后解决”，目的是要消灭欧洲所有的犹太人，约60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无疑，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一种超越普通人的理解力的罪恶，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正如英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1]（5）那么，随着这段悲惨历史的远去，人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再现、阐释这一历史事件呢？
一、纳粹屠犹的历史阐释：
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
关于纳粹屠犹，人们通常认为，这一事件是由疯狂而残忍的德国纳粹对无辜的犹太人所犯下的罪恶。这一事件具有不可比较的特殊性，因而，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再现与阐释时，只能将其作为悲剧，并以客观、准确的历史编纂方式来再现。在对纳粹分子与犹太人的认识上，往往将二者完全对立，将前者作为恶魔、刽子手，将后者作为无助的受害者。齐格蒙·鲍曼最初也这样认为：“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
苦……”[1]]（1）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代表着绝对的恶的纳粹分子导致了代表着绝对的善的犹太人的悲剧，这一悲剧是专属于犹太人的悲剧。事实上，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价值取向。绝对主义的特点在于，认为存在一个有特定的道德规则的真正道德系统，存在某种普遍的真理；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用以对某一历史事件、现象进行评价，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客观的、真实的、文明的、进步的，反之就是不客观的、虚假的、落后的。
但是，这种绝对主义价值取向的最大缺点是，否认人们认识的主观性与标准的相对性，它假设的绝对标准、普遍标准往往以某一特定文化、政治、哲学、种族、宗教等为标准，很容易导致文化中心主义、单一论解释。绝对主义也由于其单一视角而否决了其它视角的存在与合理性。因此，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纳粹分子并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疯狂而邪恶，而只是缺乏思考能力的平庸之人时，招来众人的指责。在阿伦特看来，纳粹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既不蛮横凶残，也不是变态杀人魔，相反，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他并不愚蠢，却没有思想。而这种无思想，是使得艾希曼成为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者的重要因素。“希望能知道艾希曼有恶魔一般的要因，那是不可能成功的。”[2]爱莲心（Robert·E.Allinson）指出，阿伦特将艾希曼平庸化的做法是一种缺乏头脑的无思想的表现，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而阿伦特之所以认为艾希曼是平庸的，是因为她被艾希曼蒙蔽了，艾希曼善于表演，伪装成一个怯懦、渺小、可怜之人，且反复说自己并没有反犹动机。对此，爱莲心认为，艾希曼并非平庸的普通人，而是有着精明和博学的头脑，“从他的罪行看，说他是一个精明的屠夫比说他是一个愚钝的官僚更有意义。”[3]（199）针对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观点，爱莲心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认为恶不可能是平庸的或者普通的，普通人不可能参与大屠杀，不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恶事，如果某人参与到大屠杀的罪恶中，那么他就不可能是普通人。“把恶视为平庸是一种扭曲的、可怕的想法。如果恶被认为是由普通男女犯下的，这就是恶的肇
始。”[3]（207）也就是说，恶必须被认为是非正常的、堕落的、扭曲变形的，纳粹屠犹之恶更是不可原谅的、畸形的、非人道之恶，是一种极端的恶、绝对的恶。最后，爱莲心指责阿伦特用平庸来解释恶行是一个大错误，“这样的解释简直是弥天大谎”。[3]（210）
此外，关于如何对纳粹屠犹进行历史再现，也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不能用小说或者诗歌等比喻性方式来再现纳粹屠犹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只能以史实性的方式来再现。史实性的再现方式能够保证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但是这种再现方式排除了文学、影视等再现方式的合理性，且排除了历史阐释的相对性。在此，美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诗学理论由于主张历史再现与阐释的相对性而备受瞩目、争议。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将零散琐碎的单组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蕴涵开头、中间、结尾的完整故事这一过程，势必伴随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解释，因而历史编纂势必带有主观性与相对性。
显然，与绝对主义相比，相对主义由于承认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群体的独特性、标准的相对性而显得更有说服力。《剑桥哲学字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1999）对“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解释是：“否认存在确定的普遍真理，有认知和道德的两种类型的相对主义。认知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世界没有本质特性，有的只是人们对它的不同解释。……道德相对主义理论认为，没有普遍有效的道德准则，所有的道德准则都是相对有效于文化和个体的选择。”[4]相对主义主张在对某个道德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要将它们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评价。可见，相对主义对多元合理性的认同、对“他者”的尊重，比绝对主义的一元论标准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相对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对主义对多样性、多元合理性的强调，会导致对那些杀人、侵略等不道德行为的认同。就纳粹屠犹事件与海登·怀特的历史阐释理论来说，历史学家对同一历史事件可以采用喜剧、悲剧、浪漫剧等不同的情节编织模式来建构，由此推论，在纳粹屠犹的情节编排与历史再现上，历史学家可以采用喜剧的方式。而对于纳粹屠犹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无论如何是不能将其编排为喜剧的。这也是怀特备受争议的原因。
〔关键词〕 纳粹屠犹；海登·怀特；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69-05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及其帮凶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反纳粹主义者、波兰知识分子、反社会分子与抵抗人士等进行杀害与迫害。在这次屠杀过程中，犹太人是唯一被挑选出来由纳粹有计划地实施灭绝的人群。这一种族灭绝计划被称为“最后解决”，目的是要消灭欧洲所有的犹太人，约60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无疑，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一种超越普通人的理解力的罪恶，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正如英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1]（5）那么，随着这段悲惨历史的远去，人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再现、阐释这一历史事件呢？
一、纳粹屠犹的历史阐释：
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
关于纳粹屠犹，人们通常认为，这一事件是由疯狂而残忍的德国纳粹对无辜的犹太人所犯下的罪恶。这一事件具有不可比较的特殊性，因而，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再现与阐释时，只能将其作为悲剧，并以客观、准确的历史编纂方式来再现。在对纳粹分子与犹太人的认识上，往往将二者完全对立，将前者作为恶魔、刽子手，将后者作为无助的受害者。齐格蒙·鲍曼最初也这样认为：“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
苦……”[1]]（1）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代表着绝对的恶的纳粹分子导致了代表着绝对的善的犹太人的悲剧，这一悲剧是专属于犹太人的悲剧。事实上，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价值取向。绝对主义的特点在于，认为存在一个有特定的道德规则的真正道德系统，存在某种普遍的真理；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用以对某一历史事件、现象进行评价，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客观的、真实的、文明的、进步的，反之就是不客观的、虚假的、落后的。
但是，这种绝对主义价值取向的最大缺点是，否认人们认识的主观性与标准的相对性，它假设的绝对标准、普遍标准往往以某一特定文化、政治、哲学、种族、宗教等为标准，很容易导致文化中心主义、单一论解释。绝对主义也由于其单一视角而否决了其它视角的存在与合理性。因此，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纳粹分子并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疯狂而邪恶，而只是缺乏思考能力的平庸之人时，招来众人的指责。在阿伦特看来，纳粹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既不蛮横凶残，也不是变态杀人魔，相反，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他并不愚蠢，却没有思想。而这种无思想，是使得艾希曼成为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者的重要因素。“希望能知道艾希曼有恶魔一般的要因，那是不可能成功的。”[2]爱莲心（Robert·E.Allinson）指出，阿伦特将艾希曼平庸化的做法是一种缺乏头脑的无思想的表现，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而阿伦特之所以认为艾希曼是平庸的，是因为她被艾希曼蒙蔽了，艾希曼善于表演，伪装成一个怯懦、渺小、可怜之人，且反复说自己并没有反犹动机。对此，爱莲心认为，艾希曼并非平庸的普通人，而是有着精明和博学的头脑，“从他的罪行看，说他是一个精明的屠夫比说他是一个愚钝的官僚更有意义。”[3]（199）针对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观点，爱莲心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认为恶不可能是平庸的或者普通的，普通人不可能参与大屠杀，不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恶事，如果某人参与到大屠杀的罪恶中，那么他就不可能是普通人。“把恶视为平庸是一种扭曲的、可怕的想法。如果恶被认为是由普通男女犯下的，这就是恶的肇
始。”[3]（207）也就是说，恶必须被认为是非正常的、堕落的、扭曲变形的，纳粹屠犹之恶更是不可原谅的、畸形的、非人道之恶，是一种极端的恶、绝对的恶。最后，爱莲心指责阿伦特用平庸来解释恶行是一个大错误，“这样的解释简直是弥天大谎”。[3]（210）
此外，关于如何对纳粹屠犹进行历史再现，也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不能用小说或者诗歌等比喻性方式来再现纳粹屠犹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只能以史实性的方式来再现。史实性的再现方式能够保证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但是这种再现方式排除了文学、影视等再现方式的合理性，且排除了历史阐释的相对性。在此，美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诗学理论由于主张历史再现与阐释的相对性而备受瞩目、争议。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将零散琐碎的单组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蕴涵开头、中间、结尾的完整故事这一过程，势必伴随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解释，因而历史编纂势必带有主观性与相对性。
显然，与绝对主义相比，相对主义由于承认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群体的独特性、标准的相对性而显得更有说服力。《剑桥哲学字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1999）对“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解释是：“否认存在确定的普遍真理，有认知和道德的两种类型的相对主义。认知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世界没有本质特性，有的只是人们对它的不同解释。……道德相对主义理论认为，没有普遍有效的道德准则，所有的道德准则都是相对有效于文化和个体的选择。”[4]相对主义主张在对某个道德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要将它们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评价。可见，相对主义对多元合理性的认同、对“他者”的尊重，比绝对主义的一元论标准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相对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对主义对多样性、多元合理性的强调，会导致对那些杀人、侵略等不道德行为的认同。就纳粹屠犹事件与海登·怀特的历史阐释理论来说，历史学家对同一历史事件可以采用喜剧、悲剧、浪漫剧等不同的情节编织模式来建构，由此推论，在纳粹屠犹的情节编排与历史再现上，历史学家可以采用喜剧的方式。而对于纳粹屠犹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无论如何是不能将其编排为喜剧的。这也是怀特备受争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