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就像在看一部大戏，这部大戏的戏台有一层非常薄的幕布，使得我们看不到细节。所以CHARLS数据使得这个幕布打开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具体的细节。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更好的授权，我们国家现在会有一些重要的授权。比如说，我们国家每对夫妇生育几个孩子搞不清楚，国家计生委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一样，两个官方的数据跟我们社会调查的数据和学者想要表达的数据不一样，使大家对我们国家生育率到底是多少缺乏共识，因为生育率的多少影响到我们关于生育政策的决策。
除了生育以外，死亡也有很多争议，死亡有漏报的情况。再比如经济类，我们国家的GDP到底是多少，大家的说法不一样。就业率和失业率到底是多少，我们研究调查的失业率高于官方的失业率。
最近关于4月的进出口数据很多人认为有水分，对香港的出口表示有一批货物反复出口。
对于房地产政策，有一个数据我们国家统计局始终拿不出来，就是房地产的空置率。还有比如消费的份额到底是多少，劳动的份额占GDP的份额多少都有很大的争论。对社会分配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从农民变成工人变成国家公务员的流动情况，总的流动人口的情况，我们国家很多数据都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但实际上城市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0%。关键是对这些数据的认识不一致、不精确，大家对基本事实有争论，给我们政府的决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研究缺少大量跟踪调查的数据，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的数据都是横截面的数据，CHARLS数据算是全国第一例追踪调查的数据。
其实我们很多研究需要长期跟踪的数据，比如健康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睡几个小时活得最长，这些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基于实证数据的问题。我觉得横截面数据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很难对人的生命周期进行跟踪，另外，横截面数据存在选择性的问题，比如我们有学者认为农村老人比城里老人更健康，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不健康的农村老人都去世了，剩下的可能会健康一点，当然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国家对科研经费组织的重点应该有所调整，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还是自然科学基金的资金大量用于资助科研项目的研究，每个项目如果需要数据的话都自行收集数据。
尽管每个项目的经费都在增加，但毕竟是有限的，比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都是20万元，重大项目是80万元，但是做CHARLS这样的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结果导致我们每个项目的数据都在做，但最后样本很小，代表性也很差，数据的开放程度也比较差，也就是说利用效率很低，有大量的重复劳动。
比如流动人口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做过，全国其他很多单位也做过，但是调查并没有形成一个公共性的向公众开放的数据库。科研经费的利用是比较低效的，尽管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在迅速增加。
自然科学也有很多重要的数据需要收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重视数据收集项目的资助。比如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对CHARLS进行了资助，但是我们感觉还是要进一步加强投入。
第三个是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因为我国老龄化趋势非常严峻，到了21世纪中期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要达到34%。
国外对中国人口的预测，205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整个人口比重达到28%，在其后的几十年都是30%以上。30%是什么概念？今天的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占到23%。28%这个数据是按照中方案预测的，如果是按低方案来看，21世纪中叶以后很多年都要达到40%以上。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长久的。
最近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发表的“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的报告也提到，我们经常关注短期效应，一年两年的周期，但是很多基本因素是影响长期趋势的。
影响长期趋势的主要因素一个是人口学的变化，另一个是制度的安排。人口学的变化会在很长时期内影响我国要素的增长，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储蓄和投资，当然也包括创新能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未来房地产、股市、金融部门的发展趋势。
第四，中国大量的调查都是由国家部门来做，比如国家统计局或是国家其他部门。现在我们统计局做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调查是城乡家境调查，但是有一个大学的学术团队也在做这样一个调查，调查团队也是非常强大，会更加重视调查的学术规范。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与大学相比是没有优势的，同时学术机构还可以避免某些政府官员对调查意志的干预，以科学的原则作为指导，能够保证调查的客观性。
另外，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要简政放权，国家有些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一起来做。像这样一些调查如果能让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来做，也是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北大团队能够更好地与国际团队的研究规范进行接轨。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感觉北大CHARLS团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填补国内空白的工作。
最后希望我们的研究团队能够有更多的跨学科的支持和合作，社会科学研究、医学研究和其他的研究团队能更好地合作。比如CHARLS调查能够有更多不同学科的力量投入，而且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和研究团队来使用我们的数据，使我们的数据能发挥更好的效果，期待我们今后的研究可以做得更好、更规范。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更好的授权，我们国家现在会有一些重要的授权。比如说，我们国家每对夫妇生育几个孩子搞不清楚，国家计生委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一样，两个官方的数据跟我们社会调查的数据和学者想要表达的数据不一样，使大家对我们国家生育率到底是多少缺乏共识，因为生育率的多少影响到我们关于生育政策的决策。
除了生育以外，死亡也有很多争议，死亡有漏报的情况。再比如经济类，我们国家的GDP到底是多少，大家的说法不一样。就业率和失业率到底是多少，我们研究调查的失业率高于官方的失业率。
最近关于4月的进出口数据很多人认为有水分，对香港的出口表示有一批货物反复出口。
对于房地产政策，有一个数据我们国家统计局始终拿不出来，就是房地产的空置率。还有比如消费的份额到底是多少，劳动的份额占GDP的份额多少都有很大的争论。对社会分配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从农民变成工人变成国家公务员的流动情况，总的流动人口的情况，我们国家很多数据都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但实际上城市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0%。关键是对这些数据的认识不一致、不精确，大家对基本事实有争论，给我们政府的决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研究缺少大量跟踪调查的数据，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的数据都是横截面的数据，CHARLS数据算是全国第一例追踪调查的数据。
其实我们很多研究需要长期跟踪的数据，比如健康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睡几个小时活得最长，这些都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基于实证数据的问题。我觉得横截面数据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们很难对人的生命周期进行跟踪，另外，横截面数据存在选择性的问题，比如我们有学者认为农村老人比城里老人更健康，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不健康的农村老人都去世了，剩下的可能会健康一点，当然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国家对科研经费组织的重点应该有所调整，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还是自然科学基金的资金大量用于资助科研项目的研究，每个项目如果需要数据的话都自行收集数据。
尽管每个项目的经费都在增加，但毕竟是有限的，比如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都是20万元，重大项目是80万元，但是做CHARLS这样的调查是远远不够的，结果导致我们每个项目的数据都在做，但最后样本很小，代表性也很差，数据的开放程度也比较差，也就是说利用效率很低，有大量的重复劳动。
比如流动人口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做过，全国其他很多单位也做过，但是调查并没有形成一个公共性的向公众开放的数据库。科研经费的利用是比较低效的，尽管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在迅速增加。
自然科学也有很多重要的数据需要收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重视数据收集项目的资助。比如自然科学基金已经对CHARLS进行了资助，但是我们感觉还是要进一步加强投入。
第三个是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因为我国老龄化趋势非常严峻，到了21世纪中期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要达到34%。
国外对中国人口的预测，205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整个人口比重达到28%，在其后的几十年都是30%以上。30%是什么概念？今天的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占到23%。28%这个数据是按照中方案预测的，如果是按低方案来看，21世纪中叶以后很多年都要达到40%以上。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长久的。
最近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发表的“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的报告也提到，我们经常关注短期效应，一年两年的周期，但是很多基本因素是影响长期趋势的。
影响长期趋势的主要因素一个是人口学的变化，另一个是制度的安排。人口学的变化会在很长时期内影响我国要素的增长，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储蓄和投资，当然也包括创新能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未来房地产、股市、金融部门的发展趋势。
第四，中国大量的调查都是由国家部门来做，比如国家统计局或是国家其他部门。现在我们统计局做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调查是城乡家境调查，但是有一个大学的学术团队也在做这样一个调查，调查团队也是非常强大，会更加重视调查的学术规范。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与大学相比是没有优势的，同时学术机构还可以避免某些政府官员对调查意志的干预，以科学的原则作为指导，能够保证调查的客观性。
另外，最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强调要简政放权，国家有些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一起来做。像这样一些调查如果能让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来做，也是政府简政放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北大团队能够更好地与国际团队的研究规范进行接轨。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感觉北大CHARLS团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填补国内空白的工作。
最后希望我们的研究团队能够有更多的跨学科的支持和合作，社会科学研究、医学研究和其他的研究团队能更好地合作。比如CHARLS调查能够有更多不同学科的力量投入，而且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和研究团队来使用我们的数据，使我们的数据能发挥更好的效果，期待我们今后的研究可以做得更好、更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