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在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如雷贯耳，为它带来名气的不是和风细雨的天时，而是雄奇峻险的地利。
　　从西安一路向东，经过坦荡的临潼后进入渭南，山势渐起。渭南境内高耸着五岳之一的华山，其险其凶位列五岳之首。我始终没有勇气去爬华山，不为别的，只因为胆怯。图册上，游玩归来的朋友们指着薄薄的照片，向我讲述着华山的凶险奇伟，其中不乏惊险刺激的经历。我听着他们的经历，在他人的话语中一次次完成翻越华山、一回回目睹日出喷薄而出时惊心动魄的一瞬间。但我却早已下定决心，此生如无意外之事，是决计不去爬华山的。
　　行至华州，华山景区的道路指示牌便提示人们：华山已然近在咫尺。车窗外的山峦渐次迭起，高低错落，在云深雾绕的天气里，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烟雨图。地势逐渐隆起跌宕，即使车行在高速路上，亦少了平坦之感，不时会有陡峭的一大段上坡路或凌厉的急转弯。潼关界陕西境内高速路段入口处"华夏金城"几个红色的大字，醒目地栽在半山腰上，被山上绿化的树木四围合着。这样的安排略显俗套，没有将潼关这座城的意义和地位凸显出来，反使它与其它小城无异。
　　潼关，并非如此平凡无奇。
　　东汉末年，曹操与马超在潼关大战，潼关之名，始见于史。潼关，史称"畿内首险"，是"四镇咽喉"、"三秦镇钥"。它占据了晋豫陕的交点，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查阅资料时，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好奇，但不知真假：
　　潼关是古代军屯驻地，地名上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譬如代子营、寺角营之类，我们去看那古时的战场，有李自成南原大战的地方。潼关居民大部分也是古代军屯后代，只是已经解甲归田，老老实实地当起了农民。我记得有个叫赵家村的（地方），那地方民风刁蛮，与四周村落完全不同，赵家村的人，眼睛细长，脸盘平宽，面相阴鸷，颇似塞外蒙古人，因从事抢劫，80年代以来被崩了好几个。还有个叫贺家岭的，都是陕北武将世家贺家的后人……还有一个村子……据祖辈们讲，是中亚来的粟特后裔，虽非武将，可能是古太白破河外时流落东土。到我这一代，完全湮没在东土，只保留了一些口口相传的记忆。
　　这段资料零落不全，所载之事恐怕已不可考，但潼关作为军事重地，有军屯传统，应该是不会错的。安史之乱时，安禄山攻占洛阳后，进逼潼关，利用反间计，扣关入内，震动朝野。这才有了玄宗仓惶西逃，马嵬驿之变，贵妃屈死的一连串悲剧。潼关陷落，结束了玄宗与贵妃的卿卿我我，也结束了大唐的盛世繁华。唐末黄巢起义军也是攻取潼关后直捣长安。宋"靖康之变"后，宋人南下，偏安江南，潼关长期被金朝占据，及至后来蒙古军队进逼金朝，金人被迫迁都汴京，但将大量兵力都集中于潼关附近，以拱卫汴京安全。"金延居汴将二十年，所持以安者，唯潼关、黄河耳。"所以公元1233年，当蒙古军队包围汴京时，首先夺取潼关。此后大大小小的战争，虽然长安早已从帝国中枢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但若想平定关内，必先夺取潼关。
　　高速路下来，眼前便是正在修建的潼关古城景区。历史上，潼关几次迁移关城，地点不一。汉时，建关于港口以南塬上，隋大业七年（611年），移关城到禁沟口，唐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关城又迁到黄、渭河南岸，明代千户刘通筑明城，清人扩建后，形成了北临黄河， 南跨凤凰、麒麟二山，东断大路临黄河南延上麒麟山，西靠河南沿上象山的规模。如今仿造的潼关古城景区，应是根据清代关城的位置大致还原的样貌。
　　一座文化名楼的兴衰
　　中国的四大名楼，只有鹳雀楼身处北方，其余三座都分布在長江流域。头上顶着“名楼”光环，鹳雀楼的命运却似红颜般薄命。
　　据记载，鹳雀楼初建于南北朝北周时期。彼时，北周大冢宰宇文护镇守蒲州，建此楼，因有鹳雀栖息而得名。其后七百余年间，文人骚客们登楼望高，频频留下佳句佳文，最脍炙人口的当属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了。如今，新建的鹳雀楼一进大门，迎面便是王之涣的这首诗;登上最高一层，王之涣手持书卷、望河而吟的铜像昂然伫立，让人一下子就能联想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千古名句来。北方多战事，黄河岸边的山西更是游牧民族与汉族长期以来的分水岭。以写边塞诗闻名的王之涣为人慷慨豪迈，登上鹳雀楼时，目及之处，遥望塞外边地，黄河两岸一望无际的秀丽风景和中条、太华的巍巍气势，让这位“常击剑悲歌”的诗人心中定是风云翻涌，才能写下如此开阔的诗句。
　　鹳雀楼成就了王之涣，王之涣也成就了鹳雀楼。
　　元初，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攻陷中原时，所有民族都在蒙古铁蹄的横威下四散逃离，惶惶终日。人犹如此，而况楼乎？这座给诗人们以无限灵感的高楼终于毁在金兵与元兵争夺蒲州城池的战火兵乱中，仅存故址。
　　历史上，身处江南的那三座名楼也都因战争或火灾毁坏过，屡毁屡建，屡建屡毁。翻开岳阳楼的历史，便可看到重修江南三楼的记载从宋以后就没有中断过。相比之下，鹳雀楼显得落寞了许多。自元初毁于战火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方才见到复建鹳雀楼的官方记录以及复建方案。不过，使这座写满诗歌的名楼空余落寞的原因并非是人们的遗忘，却是那日夜不息向东流的一弯黄河水。
　　涛涛黄河自此东流，从来不迁就人们的意愿和足迹。它仿佛一匹狂奔桀骜的野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全凭自己一时任性：高兴了，便缓缓地流着;愤怒了，便吼声如雷地狂泻而下。于是，频繁地改道成了这条河的固定把戏。浑浊的河水淹没了两岸曾经有过的沃野，也淹没了岸边的鹳雀楼。明代以后，想要在故址上复建此楼，已是旧迹难觅，无力回天。崔颢在黄鹤楼上曾写下过“此地空余黄鹤楼”，至少高楼尚在，而这座“欲穷千里目”的鹳雀楼只剩下了“此地再无鹳雀楼”的遗憾。
　　永济复建的鹳雀楼已经离黄河很远，登上最高一层，可见燕雀之类的小鸟仍然栖息在楼上檐下。这些鸟儿们盘桓在人们头顶，啁啾声清晰洪亮;高飞时，衬着楼外广阔的天地，伸展着一双翅膀，优美地滑翔在蓝天白云下，到黄河岸边去觅食，真有“高出尘世间”的一番豁达之感。见此情景，怕是没人会纠结这座复建的高楼是否建在原址上了，单是那些可爱的生灵们依然将楼当作家，依然维持着千百年来飞到黄河边觅食的习惯，就已让人释怀鹳雀楼的落寞了。毕竟，这座楼因鹳雀而得名。如今，它依然是它们的家，依然可登高凭栏，望见中华的大江大河。
　　黄河岸边的鹳雀楼，见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沧桑岁月。名楼不再，太多历史沉淀在黄沙厚土里，汇聚成磅礴雄浑的滔滔黄河水，裹着泥沙，携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骄傲，日夜东流，无止无境。
　　孙婷，1981年生于西安，文学编辑，陕西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美文》《陕西日报》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