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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是顺应新时代的要求,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当前要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路径入手,构建亲情新型政商关系,这对于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亲清政商;新型;服务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决进行了反腐败斗争,在已经查办的案例中,政商勾肩搭背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背后都会牵涉到某些企业,几乎每一个出了问题的企业家背后都会牵涉出一批官员。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绝不能建立在腐败的政商关系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始终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成长,长期倡导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优环境、为民营企业家成长培育沃土,要求领导干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成为君子之交,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这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
“亲”“清”两字,揭示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亲”就是政商感情融洽、亲近;“清”就是政商之交如水、动机纯净。“亲”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政府公共属性所决定的,是原则;“清”是底线,剑有双刃,此“亲”必须靠“清”为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即让双方交往有规可依,更使双方交往有线不逾。
科学把握腐败政商关系产生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来讲,世界上许多国家曾经历或者正在经历政商关系危机。畸形的政商关系不仅仅会带来腐败,而且会给国家的政权带来危机。比如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和商人之间的不当关系,就给韩国政权带来重大危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清廉在亚洲居于前列,在全球也是典范,但曾荫权的获刑说明香港也存在不当的政商关系。
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利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特性具有运动性和增值性,资本的本质在于运动过程中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资本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这就注定了资本拥有者追求和公权力的结合,谋取政商勾结的、攫取私利的、利润最大化的腐败政商关系。
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任重道远,体制机制存在较多不完善不成熟之处,“看得见的手越位”、“看不见的手缺位”的情况并存。一方面,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资源的配置,企业的生存发展对政府的依赖性太高,企业做大做强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做大后,一些政府官员也想从企业拿到好处,即一些企业家的“政治企图”和一些官员的“经济企图”的结合,资本与权贵的结合必然促成勾肩搭背的政商关系。
反腐败斗争尚未取得压倒性胜利
“剧必须是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目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仍有少数官商存在形成利益集团的动机和行为,取得压倒性胜利面临着“持久战”。
全面把握新型政商关系提出的时代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初出席政协工商联委员座谈时,特别强调了“三个没有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对民营企业家做出了“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殷殷嘱托,深刻指出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三个没有变”的时代条件下和民营企业家自身健康成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家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指出我国的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报告同样强调,我们还面临着两个没有变:首先,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没有改变;其次,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可以说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这就需要我们党立足实际解决矛盾,主要矛盾的解决,不仅要解决“量”,同时要侧重“质”,解决量和质的目的或者说落脚点都是源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民生。将近4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们国家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不断发展,1978年,公有制经济占据了我国GDP的99%,非公有制经济占有的微乎其微。但是现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国GDP比例持续走高,超过了半壁江山,比重超过60%,税收贡献超过50%,技术创新、专利发明、新技术新发明率先应用方面的贡献率达到了70%,就业贡献率超过80%。由此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对于解决民生,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促进发展等方面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充分的说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系统把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
人民群众对于政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打,为官员划清红线,给商人戴上紧箍咒。巩固不敢腐的态势、织密不能腐的藩篱、构筑不想腐的堤坝,久久为功,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社會生态。
全面深化改革
坚定不移的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或者市场对于政府的干预程度。一个社会制度确立之后,就面临着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即是理论又是实践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决定的,首先,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既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其次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在近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印证;最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问题导向得到凸显,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推进改革提供了最大便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坚定不移的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有助于全社会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形成正确认识,同时也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根本前提。
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是政府在完善各项制度法规、保障政策稳定之外,主要职能是服务。第一,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只能是有限的,政府要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这就要求把减少行政审批作为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只有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才有活力;第二,政府要进一步营造环境,政府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政府服务的方向,经济发展环境实质是科技、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条件,政府要在这些要素集聚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创优环境;第三,政府要制定好规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相应的条件,比如法律体系、道德准则、社会保障、竞争规则等,这些条件依靠市场本身无法解决,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解决,这也是党加强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体现;第四,政府要进一步提供服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良好的政商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政府要优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在领导国家事务中,必须应用法律限定政府权力的边界、明确政府行为的负面清单,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本质是职权法定,坚持用制度官权、管事、管人,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确保法律、行政法规有效执行,从而使政府与企业、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得到规范,为政商之间的交流交往提供法律依据与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贾志军(1973-),男,河南唐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
关键词:亲清政商;新型;服务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决进行了反腐败斗争,在已经查办的案例中,政商勾肩搭背的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背后都会牵涉到某些企业,几乎每一个出了问题的企业家背后都会牵涉出一批官员。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绝不能建立在腐败的政商关系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始终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成长,长期倡导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优环境、为民营企业家成长培育沃土,要求领导干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成为君子之交,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这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基础。
“亲”“清”两字,揭示了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亲”就是政商感情融洽、亲近;“清”就是政商之交如水、动机纯净。“亲”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政府公共属性所决定的,是原则;“清”是底线,剑有双刃,此“亲”必须靠“清”为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即让双方交往有规可依,更使双方交往有线不逾。
科学把握腐败政商关系产生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来讲,世界上许多国家曾经历或者正在经历政商关系危机。畸形的政商关系不仅仅会带来腐败,而且会给国家的政权带来危机。比如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和商人之间的不当关系,就给韩国政权带来重大危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清廉在亚洲居于前列,在全球也是典范,但曾荫权的获刑说明香港也存在不当的政商关系。
资本的本质在于追求利润最大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利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资本特性具有运动性和增值性,资本的本质在于运动过程中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资本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这就注定了资本拥有者追求和公权力的结合,谋取政商勾结的、攫取私利的、利润最大化的腐败政商关系。
经济社会处于转型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可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正处于关键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任重道远,体制机制存在较多不完善不成熟之处,“看得见的手越位”、“看不见的手缺位”的情况并存。一方面,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资源的配置,企业的生存发展对政府的依赖性太高,企业做大做强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做大后,一些政府官员也想从企业拿到好处,即一些企业家的“政治企图”和一些官员的“经济企图”的结合,资本与权贵的结合必然促成勾肩搭背的政商关系。
反腐败斗争尚未取得压倒性胜利
“剧必须是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目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仍有少数官商存在形成利益集团的动机和行为,取得压倒性胜利面临着“持久战”。
全面把握新型政商关系提出的时代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初出席政协工商联委员座谈时,特别强调了“三个没有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对民营企业家做出了“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殷殷嘱托,深刻指出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三个没有变”的时代条件下和民营企业家自身健康成长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家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指出我国的发展阶段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报告同样强调,我们还面临着两个没有变:首先,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阶段没有改变;其次,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可以说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这就需要我们党立足实际解决矛盾,主要矛盾的解决,不仅要解决“量”,同时要侧重“质”,解决量和质的目的或者说落脚点都是源于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民生。将近4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们国家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历经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不断发展,1978年,公有制经济占据了我国GDP的99%,非公有制经济占有的微乎其微。但是现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占全国GDP比例持续走高,超过了半壁江山,比重超过60%,税收贡献超过50%,技术创新、专利发明、新技术新发明率先应用方面的贡献率达到了70%,就业贡献率超过80%。由此可见非公有制经济对于解决民生,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促进发展等方面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充分的说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系统把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践路径
全面从严治党
人民群众对于政商勾结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打,为官员划清红线,给商人戴上紧箍咒。巩固不敢腐的态势、织密不能腐的藩篱、构筑不想腐的堤坝,久久为功,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社會生态。
全面深化改革
坚定不移的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本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或者市场对于政府的干预程度。一个社会制度确立之后,就面临着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选择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即是理论又是实践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决定的,首先,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既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其次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在近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印证;最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问题导向得到凸显,为从广度上和深度上推进改革提供了最大便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坚定不移的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有助于全社会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形成正确认识,同时也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根本前提。
建设服务型政府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是政府在完善各项制度法规、保障政策稳定之外,主要职能是服务。第一,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只能是有限的,政府要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这就要求把减少行政审批作为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只有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微观经济主体才有活力;第二,政府要进一步营造环境,政府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政府服务的方向,经济发展环境实质是科技、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条件,政府要在这些要素集聚方面为企业提供便利,创优环境;第三,政府要制定好规则,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有相应的条件,比如法律体系、道德准则、社会保障、竞争规则等,这些条件依靠市场本身无法解决,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解决,这也是党加强对经济工作领导的体现;第四,政府要进一步提供服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良好的政商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政府要优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推进当地经济发展。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在领导国家事务中,必须应用法律限定政府权力的边界、明确政府行为的负面清单,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本质是职权法定,坚持用制度官权、管事、管人,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履行职责,确保法律、行政法规有效执行,从而使政府与企业、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得到规范,为政商之间的交流交往提供法律依据与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贾志军(1973-),男,河南唐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