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何能得到将士忠心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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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洛阳去世,奋战三十余年,曾创建并率领过百万大军,参加大小战役近五十次,戎马一生,战功显赫。他既严于治军又善于用将,是中国历史上极有造诣的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
  在获取军心方面,曹操有他的独到之处。曹操行军打仗不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而且他更看重的是一个情字。曹操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不得民心者必失之天下,不得军心者便无法得天下,两者互为关联,互为影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如果曹操只会搞阴谋诡计,不会使用人才,那么,他要夺取天下是很难的。曹操素以爱才而闻名,许多能人志士也正是因此才投靠到他的门下。曹操为揽得将士之心,他公正不分亲疏,赏罚分明,史载:
  功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
  曹操在遇有重大决策时,非常注重人心向背,赏罚分明,更看重一个情字。也正因为这样,他手下的将领才对他深信不疑,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命。从曹操起兵之初就可以看出他的很讲情义的性格特点。
  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献帝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时的曹操还没有自己的地盘,因此他只有委身于张邈的旗下,作英雄屈身之举。
  张邈,字孟卓,山东寿张人,年轻时行侠仗义,赈济贫困,天下有识之士多归于张邈。曹操、袁绍都和张邈情投意合。可是到了后来董卓作乱,曹操与张邈起兵,经汴水之战,张邀命卫兹率兵随曹操。此时的袁绍已为盟主,为人骄傲,目中无人,张邈公开责备袁绍。袁绍命曹操杀张邈,可是曹操并没有听从袁绍的命令,他想到的是当和自己起兵之初,如果没有张邈等人的接济与帮助,自己怎能有现在的荣华富贵。
  曹操不听,他对袁绍说:“孟卓,亲友也,理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残杀。”后来,张邈知道此事后,感恩戴德,想要报答曹操。曹操在征讨陶谦时,曹操对家人说:“我与邈患难至交,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回来后,终与张邈相见,两人相对哭泣,十分亲近。
  人们常说斩草除根,排除后患。说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一个人深谙“刀下留人”的道理,恐怕它的效力要强于前者百倍。曹操对张邈的做法就是有力的证明。曹操不仅对同僚讲情讲义,即使对那些反叛过自己的人也是言出必信,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吕布派山顺攻打刘备于沛,刘备大败。曹操遣夏侯享救刘备,也被高顺打败,曹操亲自率兵征讨吕布。兵临城下,给吕布去信,吕布想投降,陈宫因自己得罪过曹操,所以不同意吕布去降。吕布领千余骑兵出战,不利,诸将都有二心,所以每战都不顺利。曹操攻城很急,吕布上下离心,其部将把陈宫绑起来,归顺了曹操,不久吕布被捉住。
  曹操采纳了刘备的意见,缢杀吕布,陈宫、高顺等人也被斩首。
  曹操缢杀吕布等人后,将其首级送到许都示众,然后将其埋葬。但是他并没有忘记陈宫临终前的遗言,他特地将其老母接来奉养,直到去世。其女儿长大成人后,曹操也恪守诺言为其操办了出嫁事宜。
  人无信而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无信,人必不信。作为一国之主,一军之帅,都必须以坚守信用为根本。孔明之所以能“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关键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以“信守”为基本准则。曹操虽以奸诈闻名于世,但他同样又有着重情守信的一面。
  要想干成大事,建立大业,仅仅重情守信是不行的,做事还必须奖惩分明。曹操不仅对那些作战有功的人重奖重赏,而且对那些为自己舍生忘死者更是尊重有佳,比如厚葬用生命保护自己的典韦。
  纵观曹操四十余年戎马生涯,他手下的大多著名将领,几乎没有谁会在危急时刻反叛于他。这种对主忠诚的思想,除了平日里曹操一视同仁、赏罚分明外,更离不开曹操收揽人心、讲情讲义的一面。
  只靠讲情义,而不身士卒,就不能服众,就会影响将士在战场上的积极性,曹操很明白这个道理。作为军队主帅,如果自己都不积极应战,勇敢杀敌,怎么能激励起众将士的斗志呢?所以,在许多战役斗中,曹操常常是身先士卒,英勇无阻,正因为如此,他才赢得了“兼霸主”的美名。
  曹操与马超在渭水决战中,他把军队分成三队,成掎角之势,冒险渡河。为了稳定军心,他亲门指挥殿后,以确保渡河成功。对于曹操的一举一动,马超方面早有细作报知。
  马超说:“今操不攻潼关,而使人准备船只,欲渡河北,必将遏吾之后也。当引一军循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东粮尽,操兵必乱,吾却循河南而击之,操可擒矣。”
  这时,在他身边的韩遂说道:“不必如此。岂不闻兵法有云:‘兵半渡可击’。待操兵至一半,汝却于南岸击之,操兵皆死于河内矣。”马超听完此建议后,认为所言极是,笑道:“叔父之言甚善。”随后立即派人探听曹操几时渡河。
  这时曹操已经准备好了,兵分三路,前渡渭河。人马来到河口时,日光初起,曹操发精兵渡过北岸,开创营寨。曹操自引亲随护卫军将百人,按剑坐于南岸,监视军队渡河,忽然有人来报:“后边白袍将军到了!”大家都认得是马超,一拥下船。河边军士争相上船,真是人声鼎沸。曹操端坐着不动,只听得人喊马嘶,蜂拥而来,船上有一将领跃身上岸,大声叫着说:“贼至矣!请丞相下船!”操视之,乃许褚也。曹操口内犹言:“贼至何妨?”回头视之,马超已离不得百余步。
  当许褚拖操下船时,船已离岸堤一丈有余,许褚负操一跃上船。随行将士尽皆下水,扳住船边,争欲上船逃命。船小将翻,许褚掣刀乱砍,傍船手尽折,倒于水中,急将船望下水棹去。许褚立于船上,忙用木篙撑之。曹操伏在许褚脚边。马超赶到河岸,见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骁将绕河射之,矢如雨急。许褚恐伤曹操,以左手举马鞍遮之。马超箭不虚发,船上驾舟之人,应弦落水,船中数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撑不定,于急水中旋转。许褚独奋神威,将两腿夹舵摇撼,一手使篙撑船,一手举鞍遮护曹操。   此时,渭南县令丁斐,在南山之下,见马超追操甚急,恐伤操命,遂将寨内牛只马匹,尽驱于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马。西凉兵见之,都回身争取牛马,无心追赶,曹操因此得脱。方到北岸,便把船只凿沉。诸将听得曹操在河中逃难,着急来救时,曹操已登岸。许褚身披重铠,箭皆嵌在甲上。众将保曹操至寨中,皆拜于地而问安。曹操大笑曰:“我今日几为小贼所困!”许褚曰:“若非有人纵马放牛以诱贼,贼必努力渡河矣。”曹操问曰:“诱贼者谁也?”有知者答曰:“渭南县令丁斐也。”少顷,斐入见。曹操谢曰:“若非公之良谋,则吾被贼所擒矣。”遂命为典军校尉。
  这次与马超的渭水决战,曹操几次亲自冒险杀敌,万幸的是都是有惊无险。就以此战为例,曹操为了稳定渡河军队,各军成掎角之势,并且亲自断后督军,最后引得马超来,要不是许褚和丁斐救了他,可能他早已命丧黄泉了。
  作为几十万军队的统帅,曹操完全有理由可以不冒这个断后的风险。但是他却义不容辞地做了,这难道仅仅为了稳定军心,完成渡河任务吗?答案可想而知,曹操作为一军之主,不仅要指挥有方,还必须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凡事从大局着想,因此,他在数次战斗中常常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也就不难理解了。
  俗话说:有不怕死的将军,才有敢死的士兵。曹操手下的将士们之所以敢于冲锋陷阵,临危不惧,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这样一个舍生忘死的主帅。身为领导者,曹操必须在紧急关头、危难时刻起到表率作用。即使没有胜利的把握,他也要在众将面前表现出一股勇往直前、势不可当的英雄气概,从斗志上来激励部下,使之形成一种合力,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才能百战百胜。
  还是在这次曹操与马超的渭水之战中,曹操又做出了一次英雄之举:一日,双方交战。曹将许褚拍马舞刀而出,马超挺枪接战,战了不下一百回合,双方还是不分胜负。双方马匹困乏,各自回到军中,换了马匹,又出阵前,紧接着又是一百余回合,还是难分胜负。这时,许褚性起,飞回阵中,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两军大骇。两人又斗到三十余回合,许褚臂中两箭,诸将慌退入寨。而曹操料马超可以击破,乃密令徐晃、朱灵尽渡河西结营,前后夹攻。
  曹操在城门上看见马超率领骑兵,在大寨前往来如飞。曹操观察了很久,掷盔于地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矣!今吾宁死于此地,誓灭马贼!”部将夏侯渊闻听此言,热血上涌,遂引本部十余人,大开寨门,直赶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马前来接应。马超见曹兵至,乃将前军做后队,后队做先锋,一字儿摆开。夏侯渊到,马超接着厮杀。马超于乱军中遥见曹操,就撇下夏侯渊,直取曹操。曹操大惊,拨马而走,曹兵大乱。正追之际,忽报曹操有一军,已在河西下了营寨。马超大惊,无心追赶,急收军回寨。
  马超乃是西凉一位骁勇善战之将,有万夫不当之勇。因此在许褚中箭后,曹操手下将领各个惧怕,曹操义愤填膺,情急之下,为了激起众将士的斗志,表示自己此战不胜,绝不罢休的决心,曹操将自己的头盔摘下,扔在地上,以此激励众将。要知道,在古代战场上,军中主将掷盔投地,乃是一种极端之举。言下之意,如果不将对方拿下,誓不罢休,可见曹操已经对部下的软弱极为愤慨。
  曹操掷盔,在他的战斗生涯中尚属首次。这种做法与他一贯的治军作风有关系,正如征张绣时割发代首,这些都是从严明军纪、官兵同等的角度出发。换而言之,在马超面前,众将都在拼着性命应战,即使自己不能亲自出战,也要掷盔投地,以一同众将共生死的决心。
  当然,曹操最厉害的一面还是其智谋。从起兵反董卓开始,到最后登上魏王的宝座,曹操戎马倥偬一生,历时三十年,指挥战斗五十余次,战绩辉煌。裴松之评论:“百战百胜,败者十之二三而已。”他前后经历了无数场生死之战,在战斗中,他充分运用自己的军事才智,以智取胜,以奇制胜。
  曹操在用兵方面最突出的是发挥了孙子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的思想,反对刻板用兵,因而成就了历史上少有的作战范例。其特点是善于掌握敌情,临机应变,以求克敌制胜,用一句话来表述,也就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西晋史学家陈寿替曹操写传,称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唐太宗赞誉他:“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都主要是指这一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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