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布热津斯基是美国知名的地缘政治战略家，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学而优则仕，为多位美国总统及总统候选人担任顾问，官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特曾毫不讳言对他的信任：“如果可以选择同桌的话，我会选布热津斯基博士。”基辛格则评价道：“如若没有布热津斯基殚精竭虑地贡献思想，这个世界将空空如也。”
布热津斯基生于波兰华沙，在二战前夕危机最为深重的1930年代，他随外交官父亲先后出使德国、苏联，亲身经历了德国纳粹的崛起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而后在波兰遭遇亡国之难前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幸运逃过一劫。1945年二战结束，英美等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拒绝承认波兰流亡政府，使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布热津斯基一家顿时无家可归，不得已在加拿大定居。
在加拿大长大、求学期間，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布热津斯基拿到麦吉尔大学的硕士学位，他踌躇满志，一心想回到其视为国际关系正统的欧洲，去英国继续深造。然而，因未能获得奖学金，转而去了美国，并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这一阴差阳错令布热津斯基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冷战时期的美国群星璀璨，涌现出了诸多政治家、思想家，两位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在美苏混战的外部环境中，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绝佳舞台。尽管基辛格比布热津斯基年长5岁，二人学术及政策生涯几乎没有直接交集，但人生轨道却惊人地相似。
当布热津斯基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基辛格刚刚完成长达377页的本科毕业论文。二人均为同侪中的佼佼者，先后加入声名显赫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并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各自的首篇学术文章。1958年，在基辛格因《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声名鹊起时，布热津斯基正式加入美国国籍。随后，哈佛大学给予基辛格而非在该校苏联中心耕耘6年之久的布热津斯基终身教职，后者不久后便出走哥伦比亚大学。二人几乎同时由学术界进入政策界，均担任过总统候选人的顾问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年，当49岁的布热津斯基出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基辛格刚刚卸任国务卿一职。
同为那个时代“最为敏锐的头脑”，布热津斯基也许没有基辛格那样显赫的声名地位。二人均著作颇丰，外界写基辛格的书多不胜数，但写布热津斯基的书却到2013年才出版了第一本，而这并不妨碍布热津斯基成为一流的国际关系学者。大混乱带来大变革，大变革造就大机遇，布热津斯基是少数抓住这一机遇并将个人理念转化为大战略现实的人。
在布热津斯基的观念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棋局。近500年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尽管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欧亚大陆仍是争夺全球主导权的大棋盘。在欧亚大陆上，有几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西面有法、德，北边是俄罗斯，远东是中国，南部是印度，苏联的解体在正中心制造了一个“黑洞”，美国作为域外国家，要确保这个棋盘上不会出现挑战美国的对手或联盟。布热津斯基这种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就像其浓重的波兰口音一样难以被改变。
也许因为个人经历，布热津斯基从一开始就把苏联研究作为毕生事业。进入政策界后，他就把如何应对苏联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上世纪60年代，他提出了“和平接触”战略，主张从堡垒的内部去分化瓦解苏联。1970年代，他向卡特建言联华反苏并成功推动中美建交，他支持波兰和阿富汗的反苏斗争，参与创建美日欧三边委员会，为抗衡苏联，他甚至阻挠伊朗人质危机的外交解决方案，理由是这将“把伊朗拱手让给苏联人”。
布热津斯基很早就预言了苏联的崩溃，哪怕苏联解体后，他仍把俄罗斯作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重要挑战。也许这种理念过于固执，但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难以苛责，而结果也说明，美国确实成为冷战的赢家。
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任内，布热津斯基主导了卡特时期人权政策的制定，并成功将其植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内核。他还力主埃以和解，推动了《戴维营协议》的达成。
正因其坚守个人理念而不妥协，布热津斯基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共和党人不信任他，因为他一直以来的民主党人身份，以及不遗余力地反对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一些民主党人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曾支持越战，并在1988年总统大选中公开支持老布什；一些政府官员也不待见他，因为他经常批评官僚体系的繁杂低效，并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越过国务院独揽外交决策权。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布热津斯基的另一个身份，是中美建交的亲历者和主要推动者。因其长期以来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一道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布热津斯基多次访华，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次访问，发生在1978年5月20日。在那次历史性访问后不到7个月，中美便结束了30年隔绝正式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时代。在这其中，布热津斯基功不可没。
布热津斯基访华次数远不及前辈基辛格，但他对中美关系和平发展的疾呼从未停止。无论两国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布热津斯基始终呼唤中美合作，强调美国不应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待。在最近一次的访华之旅中，布热津斯基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他指出，在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对全球稳定极为重要。美中关系和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竞争关系完全不同，中美之间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十到三十年内也不存在军事上的威胁。这种观点显然与华盛顿一贯的对华思维格格不入，但布热津斯基并不因此而动摇。
针对近年来世界政治的失序问题，布热津斯基困扰不已。他从国家利益出发，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下降忧心忡忡。他在临终前夕的公开文章中所给出的药方仍然是与中国合作。只有与中国合作，才能实现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最大化。
2017年5月26日，布热津斯基去世，享年89岁。布热津斯基的逝世，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知识分子精英治国的模式，被反建制派的兴起打破。随着这一代人的凋零，中美关系中的理性声音将更难寻觅，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将更加明显。或许到了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再次怀念布热津斯基。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大混乱时代的幸运儿
布热津斯基生于波兰华沙，在二战前夕危机最为深重的1930年代，他随外交官父亲先后出使德国、苏联，亲身经历了德国纳粹的崛起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而后在波兰遭遇亡国之难前到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幸运逃过一劫。1945年二战结束，英美等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拒绝承认波兰流亡政府，使其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布热津斯基一家顿时无家可归，不得已在加拿大定居。
在加拿大长大、求学期間，布热津斯基对苏联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布热津斯基拿到麦吉尔大学的硕士学位，他踌躇满志，一心想回到其视为国际关系正统的欧洲，去英国继续深造。然而，因未能获得奖学金，转而去了美国，并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这一阴差阳错令布热津斯基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冷战时期的美国群星璀璨，涌现出了诸多政治家、思想家，两位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在美苏混战的外部环境中，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绝佳舞台。尽管基辛格比布热津斯基年长5岁，二人学术及政策生涯几乎没有直接交集，但人生轨道却惊人地相似。
当布热津斯基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基辛格刚刚完成长达377页的本科毕业论文。二人均为同侪中的佼佼者，先后加入声名显赫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并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各自的首篇学术文章。1958年，在基辛格因《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声名鹊起时，布热津斯基正式加入美国国籍。随后，哈佛大学给予基辛格而非在该校苏联中心耕耘6年之久的布热津斯基终身教职，后者不久后便出走哥伦比亚大学。二人几乎同时由学术界进入政策界，均担任过总统候选人的顾问以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年，当49岁的布热津斯基出任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基辛格刚刚卸任国务卿一职。
同为那个时代“最为敏锐的头脑”，布热津斯基也许没有基辛格那样显赫的声名地位。二人均著作颇丰，外界写基辛格的书多不胜数，但写布热津斯基的书却到2013年才出版了第一本，而这并不妨碍布热津斯基成为一流的国际关系学者。大混乱带来大变革，大变革造就大机遇，布热津斯基是少数抓住这一机遇并将个人理念转化为大战略现实的人。
与争议相随的地缘政治战略家
在布热津斯基的观念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棋局。近500年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尽管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但欧亚大陆仍是争夺全球主导权的大棋盘。在欧亚大陆上，有几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西面有法、德，北边是俄罗斯，远东是中国，南部是印度，苏联的解体在正中心制造了一个“黑洞”，美国作为域外国家，要确保这个棋盘上不会出现挑战美国的对手或联盟。布热津斯基这种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就像其浓重的波兰口音一样难以被改变。
也许因为个人经历，布热津斯基从一开始就把苏联研究作为毕生事业。进入政策界后，他就把如何应对苏联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上世纪60年代，他提出了“和平接触”战略，主张从堡垒的内部去分化瓦解苏联。1970年代，他向卡特建言联华反苏并成功推动中美建交，他支持波兰和阿富汗的反苏斗争，参与创建美日欧三边委员会，为抗衡苏联，他甚至阻挠伊朗人质危机的外交解决方案，理由是这将“把伊朗拱手让给苏联人”。
布热津斯基很早就预言了苏联的崩溃，哪怕苏联解体后，他仍把俄罗斯作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重要挑战。也许这种理念过于固执，但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难以苛责，而结果也说明，美国确实成为冷战的赢家。
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任内，布热津斯基主导了卡特时期人权政策的制定，并成功将其植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内核。他还力主埃以和解，推动了《戴维营协议》的达成。
正因其坚守个人理念而不妥协，布热津斯基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共和党人不信任他，因为他一直以来的民主党人身份，以及不遗余力地反对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一些民主党人也不喜欢他，因为他曾支持越战，并在1988年总统大选中公开支持老布什；一些政府官员也不待见他，因为他经常批评官僚体系的繁杂低效，并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越过国务院独揽外交决策权。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布热津斯基的另一个身份，是中美建交的亲历者和主要推动者。因其长期以来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布热津斯基与基辛格一道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布热津斯基多次访华，他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次访问，发生在1978年5月20日。在那次历史性访问后不到7个月，中美便结束了30年隔绝正式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时代。在这其中，布热津斯基功不可没。
布热津斯基访华次数远不及前辈基辛格，但他对中美关系和平发展的疾呼从未停止。无论两国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布热津斯基始终呼唤中美合作，强调美国不应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待。在最近一次的访华之旅中，布热津斯基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表演讲，他指出，在当今世界，中美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对全球稳定极为重要。美中关系和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竞争关系完全不同，中美之间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可预见的十到三十年内也不存在军事上的威胁。这种观点显然与华盛顿一贯的对华思维格格不入，但布热津斯基并不因此而动摇。
针对近年来世界政治的失序问题，布热津斯基困扰不已。他从国家利益出发，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下降忧心忡忡。他在临终前夕的公开文章中所给出的药方仍然是与中国合作。只有与中国合作，才能实现美国全球影响力的最大化。
2017年5月26日，布热津斯基去世，享年89岁。布热津斯基的逝世，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知识分子精英治国的模式，被反建制派的兴起打破。随着这一代人的凋零，中美关系中的理性声音将更难寻觅，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将更加明显。或许到了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再次怀念布热津斯基。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