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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资本外逃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腐败是导致资本外逃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从贪官携款外逃的角度探讨了腐败对资本外逃的影响程度，并在分析资本外逃对国家经济发展负面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腐败并抑制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腐败 资本外逃 反腐建议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引起了经济界学者广泛的注意。鉴于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经济界学者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规模、效应和政策建议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注意到腐败这一因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我国学者杨海珍在其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较早地注意到了腐败对资本外逃的影响问题，但是没有展开进一步论述。这主要是由于资本外逃和腐败都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很难展开深入的研究。文章根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对资本外逃与腐败的关系展开了进一步探讨。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
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资本外逃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对于资本外逃的定义、成因、效应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由于资本外逃本身的隐秘性和数据统计的误差，任何关于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都只能是大致的估计，而不是精确数据，不同的测算方法得出了不同的测算结果。
我国经济学者从多种定义出发，采用多种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外逃进行了估算，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常用的测量方法有误差与遗漏法、直接测量法（卡丁顿法）、间接测量法（包括世界银行法、摩根发、克莱因法）以及考虑了不同因素对测量进行修正的混合测量法等。尽管学者们使用的方法不同，数据来源不同，得出的结果也有较大差异，但对于中国资本外逃的总体规模和变化趋势还是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文章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和世界银行的间接测量法来测算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世界银行认为：资本外逃为一国居民，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部门（除官方和货币当局以外）获得的所有对外债权之和。实际上，世界银行是把一国居民的资本外流都视为资本外逃，因此，从这个定义估算出的一国资本外逃数目比其他方法要大些。世界银行采用其出版的世界债务表对资本外逃进行估计，其基本计算公式为：资本外逃额=（外债增加额+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官方储备增加额）。
我国学者吴少新、马勇计算出了我国1988-2004年的资本外逃（即资本外流）情况，这是一个涉及年份较多的数据，详情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根据世界银行法测算，从1988-2004年，我国的资本外逃呈现阶段攀升的态势。1988-1992年、1993-1998年和1999-2004年三个阶段里，资本外逃的数量峰值分别为121.67亿美元、598.65亿美元和1260.65亿美元，增长幅度迅猛。1998-2004年7年时间里，资本外逃数量达到了4000.68亿美元，而同期每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分别为438亿美元、388亿美元、384亿美元、442亿美元、493亿美元、530亿美元和606.3亿美元，总计为3281.3亿美元。这表明，中国一方面在采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国投资，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资本逃出国门，成为“迷失的资金”。甚至外国直接投资与资本外逃之间进行着“资本置换”，我国引进的外资却被资本外逃抵消了。
二、腐败导致资本外逃的估算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批腐败份子通过权钱交易暴富，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把获得的非法财产转移到国外，或者以各种手段把属于国家的资产的转移到境外，以便彻底占有，从而加剧了我国的资本外逃。
有学者指出，对于存在制度缺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腐败可能是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给腐败份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多年来，一直存在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专家们估计，我国包括国企在内的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大约有500~1000亿人民币。而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估计，中国大陆国有财产的流失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学者李文龙和魏国辰的研究则表明，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资产损失极其严重。大型企业流失或损失的资产占净资产的15％，中型企业占59％，小型企业则占53％。同时，由于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完善，金融领域既是腐败的重要领域，又给腐败份子向国外转移财富提供了可乘之机。
腐败究竟给我国造成了多少經济损失，腐败份子究竟把多少非法所得转移到国外形成资本外逃？由于腐败行为本身的隐秘性，可能永远无法确定其真实规模。因此，文章只能从某一侧面，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来探讨这一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极为严重的贪官携款外逃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由此可以衡量腐败引发的资本外逃状况。可以断定，除非国家将外逃贪官人赃俱获、缉拿归案，他们由于惧怕法律追究，绝大多数不敢再次涉足国门，而是利用转移出去的资本在国外投资或挥霍享用，形成真正的资本外逃。2004年9月12日，在广东中山结束的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公布了有关资料，提供了目前有关贪官外逃问题的最新的资料。
会议披露，自1998至2004年7月底，基本证实因贪污、贿赂、侵吞、挪用公款的犯罪嫌疑人潜逃海外的党、政、公安、司法、事业机构、国有企业干部、管理高层人员，共有7160多人；外逃未遂被捕的有1267人；畏罪自杀的有2391人，在收审期间外逃失踪的有411人；在收审、拘捕期间自杀死亡的有205人；各行业中金融部门与国有企业是贪官污吏外逃的重灾区。据会议初步核实，外逃贪官涉及款项3500亿元。其中，涉及款项1000万元以上者占92%，涉及1亿元以上者30多人；10亿元以上者27人。据披露，与贪官相比，外逃在加拿大的赖昌星，在特大疑案中涉及的款项，仅列第11位。外派港澳特区的中资以及驻外国中资商贸、金融机构涉案外逃、失踪681人，涉及款项508200万美元。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数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文章进一步计算贪官携款外逃相对于我国资本外逃总额的比例。以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的资料为准，以1998至2004年7月为时限，外逃贪官涉及款项采用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会议上初步核实的3500亿元，约折合为421.7亿美元（按1美元当时折合约人民币8.3元计算）。根据世界银行法估算的2004年我国资本外逃总额为1037.21亿美元，假定2004年每个月的资本外逃的速度相同，那么可以计算得出2004年前7个月外逃资本数量为605.04亿美元，并结合表1数据可以计算得出1998年至2004年7月的资本外逃总额之和应为3568.91亿美元。计算所得贪官外逃携带的421.7亿美元占同期资本外逃总额3568.91亿美元的比例为11.82%。这一个数字表明，大约8000名左右的外逃贪官，相对于我国四千多万党政干部和各类企事业管理干部总量而言，所占比例不到万分之二，但是这些贪官的携款外逃行为所造成的资本外逃，却达到全国资本外逃总量的11.82%，由此可见，腐败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非常显著。
一般而言，贪官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之后，为了躲避法律制裁而选择出逃国外，都经过了长期的精心策划。他们出逃以后，由于擅离职守很快就会被发现。因此，检察机关公布的外逃贪官数字应该是一个相对精确的数据，而对于他们涉案的实际金额，如果贪官未被绳之以法，则只能依估算获得。
通常情况下，贪官直接携带巨款外逃是一种比较容易被发现的方式，往往是感到法网逼近时的一种“最后的疯狂”。对于大多数贪官而言，他们往往利用制度监管的各种漏洞提前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形成携款外逃。此外，还有许多腐败犯罪分子还没有被发现，仍然利用其职务之便聚敛财富，他们通常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财富向境外转移，比如送子女出国留学，以私人名义在国外购置房地产，注册公司，将公款私存国外伺机占有，对外贸易时做手脚等。这些未被发现的贪官造成的资本外逃数量可能要远远大于已发现的数量。
三、资本外逃效应和反腐败对策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带来多种负面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外逃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之一。就我国而言，大规模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影响。第一，减少国内投资，降低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还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第二，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我国税收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一些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三，导致财富流失。许多腐败分子把财富转移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投资或者挥霍享受，造成国家财富外流。第四，资本外逃可能会导致“中介离岸化”，提高国内投资的融资成本，弱化国家金融体系，降低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力。第五，资本外逃还可能形成大量企业家资源的流失。持有外国资产的企业家，面对大规模资本外逃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失去信心时，可能选择向国外投资，而造成企业家资源的流失。此外，资本外逃还可能导致国家公共部门债务危机，影响汇率和利率稳定等。
鉴于资本外逃的上述危害，治理腐败则成为抑制资本外逃的重要环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腐败分子为了躲避法律制裁而选择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因此仅仅通过增加打击腐败的力度是危险的，这样会导致腐败分子加速把财富向国外转移。因此，必须从两方面着手采取行动，一方面是从制度上根除腐败产生的原因，遏止国有资产流失，完善金融监管，堵塞资本外逃的漏洞；另一方面，增加打击腐败的力度，使腐败不敢进行。为此，要积极地展开国际合作，把潜逃国外的腐败分子引渡回国并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参考文献】
[1] 楊海珍：资本外逃——国际趋势与中国问题[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2] 吴少新、马勇：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1988-2004[J].经济学研究，2005（3）.
[3] 中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530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第一[N].京华时报，2004-7-5.
[4] 去年我实际利用外资逾600亿美元同比增长13.32%[N].人民日报，2005-1-15.
[5] 李扬：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J].经济研究，1998（2）.
[6] 丁子江：从腐败到资金大外逃──对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几点思考[J].当代中国研究，2000（1）.
【关键词】腐败 资本外逃 反腐建议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引起了经济界学者广泛的注意。鉴于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经济界学者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规模、效应和政策建议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获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注意到腐败这一因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我国学者杨海珍在其2005年出版的著作中，较早地注意到了腐败对资本外逃的影响问题，但是没有展开进一步论述。这主要是由于资本外逃和腐败都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很难展开深入的研究。文章根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对资本外逃与腐败的关系展开了进一步探讨。
一、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
国内外经济学界研究资本外逃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对于资本外逃的定义、成因、效应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由于资本外逃本身的隐秘性和数据统计的误差，任何关于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都只能是大致的估计，而不是精确数据，不同的测算方法得出了不同的测算结果。
我国经济学者从多种定义出发，采用多种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外逃进行了估算，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常用的测量方法有误差与遗漏法、直接测量法（卡丁顿法）、间接测量法（包括世界银行法、摩根发、克莱因法）以及考虑了不同因素对测量进行修正的混合测量法等。尽管学者们使用的方法不同，数据来源不同，得出的结果也有较大差异，但对于中国资本外逃的总体规模和变化趋势还是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文章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和世界银行的间接测量法来测算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世界银行认为：资本外逃为一国居民，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部门（除官方和货币当局以外）获得的所有对外债权之和。实际上，世界银行是把一国居民的资本外流都视为资本外逃，因此，从这个定义估算出的一国资本外逃数目比其他方法要大些。世界银行采用其出版的世界债务表对资本外逃进行估计，其基本计算公式为：资本外逃额=（外债增加额+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官方储备增加额）。
我国学者吴少新、马勇计算出了我国1988-2004年的资本外逃（即资本外流）情况，这是一个涉及年份较多的数据，详情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根据世界银行法测算，从1988-2004年，我国的资本外逃呈现阶段攀升的态势。1988-1992年、1993-1998年和1999-2004年三个阶段里，资本外逃的数量峰值分别为121.67亿美元、598.65亿美元和1260.65亿美元，增长幅度迅猛。1998-2004年7年时间里，资本外逃数量达到了4000.68亿美元，而同期每年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分别为438亿美元、388亿美元、384亿美元、442亿美元、493亿美元、530亿美元和606.3亿美元，总计为3281.3亿美元。这表明，中国一方面在采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国投资，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资本逃出国门，成为“迷失的资金”。甚至外国直接投资与资本外逃之间进行着“资本置换”，我国引进的外资却被资本外逃抵消了。
二、腐败导致资本外逃的估算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批腐败份子通过权钱交易暴富，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把获得的非法财产转移到国外，或者以各种手段把属于国家的资产的转移到境外，以便彻底占有，从而加剧了我国的资本外逃。
有学者指出，对于存在制度缺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腐败可能是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给腐败份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多年来，一直存在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专家们估计，我国包括国企在内的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大约有500~1000亿人民币。而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估计，中国大陆国有财产的流失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学者李文龙和魏国辰的研究则表明，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资产损失极其严重。大型企业流失或损失的资产占净资产的15％，中型企业占59％，小型企业则占53％。同时，由于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完善，金融领域既是腐败的重要领域，又给腐败份子向国外转移财富提供了可乘之机。
腐败究竟给我国造成了多少經济损失，腐败份子究竟把多少非法所得转移到国外形成资本外逃？由于腐败行为本身的隐秘性，可能永远无法确定其真实规模。因此，文章只能从某一侧面，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来探讨这一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极为严重的贪官携款外逃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由此可以衡量腐败引发的资本外逃状况。可以断定，除非国家将外逃贪官人赃俱获、缉拿归案，他们由于惧怕法律追究，绝大多数不敢再次涉足国门，而是利用转移出去的资本在国外投资或挥霍享用，形成真正的资本外逃。2004年9月12日，在广东中山结束的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公布了有关资料，提供了目前有关贪官外逃问题的最新的资料。
会议披露，自1998至2004年7月底，基本证实因贪污、贿赂、侵吞、挪用公款的犯罪嫌疑人潜逃海外的党、政、公安、司法、事业机构、国有企业干部、管理高层人员，共有7160多人；外逃未遂被捕的有1267人；畏罪自杀的有2391人，在收审期间外逃失踪的有411人；在收审、拘捕期间自杀死亡的有205人；各行业中金融部门与国有企业是贪官污吏外逃的重灾区。据会议初步核实，外逃贪官涉及款项3500亿元。其中，涉及款项1000万元以上者占92%，涉及1亿元以上者30多人；10亿元以上者27人。据披露，与贪官相比，外逃在加拿大的赖昌星，在特大疑案中涉及的款项，仅列第11位。外派港澳特区的中资以及驻外国中资商贸、金融机构涉案外逃、失踪681人，涉及款项508200万美元。
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调研资料披露，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公安、司法干部，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数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
文章进一步计算贪官携款外逃相对于我国资本外逃总额的比例。以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的资料为准，以1998至2004年7月为时限，外逃贪官涉及款项采用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会议上初步核实的3500亿元，约折合为421.7亿美元（按1美元当时折合约人民币8.3元计算）。根据世界银行法估算的2004年我国资本外逃总额为1037.21亿美元，假定2004年每个月的资本外逃的速度相同，那么可以计算得出2004年前7个月外逃资本数量为605.04亿美元，并结合表1数据可以计算得出1998年至2004年7月的资本外逃总额之和应为3568.91亿美元。计算所得贪官外逃携带的421.7亿美元占同期资本外逃总额3568.91亿美元的比例为11.82%。这一个数字表明，大约8000名左右的外逃贪官，相对于我国四千多万党政干部和各类企事业管理干部总量而言，所占比例不到万分之二，但是这些贪官的携款外逃行为所造成的资本外逃，却达到全国资本外逃总量的11.82%，由此可见，腐败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非常显著。
一般而言，贪官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聚敛了巨额财富之后，为了躲避法律制裁而选择出逃国外，都经过了长期的精心策划。他们出逃以后，由于擅离职守很快就会被发现。因此，检察机关公布的外逃贪官数字应该是一个相对精确的数据，而对于他们涉案的实际金额，如果贪官未被绳之以法，则只能依估算获得。
通常情况下，贪官直接携带巨款外逃是一种比较容易被发现的方式，往往是感到法网逼近时的一种“最后的疯狂”。对于大多数贪官而言，他们往往利用制度监管的各种漏洞提前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形成携款外逃。此外，还有许多腐败犯罪分子还没有被发现，仍然利用其职务之便聚敛财富，他们通常采取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财富向境外转移，比如送子女出国留学，以私人名义在国外购置房地产，注册公司，将公款私存国外伺机占有，对外贸易时做手脚等。这些未被发现的贪官造成的资本外逃数量可能要远远大于已发现的数量。
三、资本外逃效应和反腐败对策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带来多种负面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外逃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之一。就我国而言，大规模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一系列的不利影响。第一，减少国内投资，降低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还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第二，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我国税收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一些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三，导致财富流失。许多腐败分子把财富转移到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投资或者挥霍享受，造成国家财富外流。第四，资本外逃可能会导致“中介离岸化”，提高国内投资的融资成本，弱化国家金融体系，降低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力。第五，资本外逃还可能形成大量企业家资源的流失。持有外国资产的企业家，面对大规模资本外逃而对国家经济发展失去信心时，可能选择向国外投资，而造成企业家资源的流失。此外，资本外逃还可能导致国家公共部门债务危机，影响汇率和利率稳定等。
鉴于资本外逃的上述危害，治理腐败则成为抑制资本外逃的重要环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腐败分子为了躲避法律制裁而选择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因此仅仅通过增加打击腐败的力度是危险的，这样会导致腐败分子加速把财富向国外转移。因此，必须从两方面着手采取行动，一方面是从制度上根除腐败产生的原因，遏止国有资产流失，完善金融监管，堵塞资本外逃的漏洞；另一方面，增加打击腐败的力度，使腐败不敢进行。为此，要积极地展开国际合作，把潜逃国外的腐败分子引渡回国并绳之以法，以儆效尤。
【参考文献】
[1] 楊海珍：资本外逃——国际趋势与中国问题[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2] 吴少新、马勇：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1988-2004[J].经济学研究，2005（3）.
[3] 中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530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第一[N].京华时报，2004-7-5.
[4] 去年我实际利用外资逾600亿美元同比增长13.32%[N].人民日报，2005-1-15.
[5] 李扬：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J].经济研究，1998（2）.
[6] 丁子江：从腐败到资金大外逃──对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几点思考[J].当代中国研究，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