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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芳》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讲的是一个叫马二混的,贫穷本分、老实巴交,一个叫蕙芳的美貌仙女下凡和他做夫妻。相伴数年离开后,仙女别有一番情意,趁送织女过河之日,下凡间看望马二混。两相依依,语无休止。最后,仙女还安排马二混终老入土。这个马二混窝里窝囊,也不知仙女爱上他哪儿。在风云际会之民国,却有一个人很是佩服他。美誉马二混,混得有意思。这个人便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谭延闿。
谭延闿与陈三立、谭嗣同,时人并称“湖湘三公子”。民国书法家中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胡汉民的隶。四人均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同时也是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和叱咤牛人。民国素有“南谭北于”之誉,指的就是谭延闿和于右任。巍峨的南京中山陵石碑碑文、黄埔军校的匾额,皆出于谭延闿之手。谭延闿的楷书,伟岸堂皇。他尤以颜体楷书声名天下。榜书、小楷皆极精湛。庙堂之气凛然,犹弥且坚,沉稳储势,笔墨雍容,安静简穆。从外部形态看,笔力沉实,向内之力往下贯。笔画极具张力,富有弹性和韧劲儿。他是继钱沣之后,清代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就颜体的圆融和灵动来说,钱沣却不及谭延闿。可谓宋、元、明、清以来,谭延闿是写颜体楷书的第一大家。
谭延闿于1880年,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湖南茶陵。其父谭钟麟,可谓贵极人臣:做过清廷的“西北王”陕甘总督、“华南王”两广总督、“财神爷”户部侍郎,和号称“封疆大吏”之首的直隶总督以及北洋大臣。谭延闿在家里的男孩子中排老三,是名符其实的官家公子。但他却并非是纨绔子弟,自小经受严格的教育。他幼承家学,天资聪颖,五岁入私塾启蒙。父亲规定三日一文、五日一诗,每天还要他练写大、小楷毛笔字,少年临池,就颇见笔力。谭延闿自小便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他十几岁时,父亲谭钟麟在京任礼部侍郎,常把儿子的习作拿来给官场中人传阅。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看后,在日记中写道:“访文卿,见其第三子,秀发,年十三,所作制义奇横可喜,殆非常之才也”;以及“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能够得到皇帝的师傅如此美誉,可见谭延闿少年时的才具便不同凡响。后来他的一路表现,诚哉斯言,可圈可点。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谭父当时年事已高,谭延闿在陪同父亲的同时,继续跟从各地名师学习时文。1902年,他考中举人。1904年,在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24岁的谭延闿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简言之,就是全国统考第一名。这一成绩,填补了湖南省在清代两百余年无会元的空白,等于破了湖南的天荒。接下来,湖南盼望谭延闿连中三元的呼声颇高。4月他参加殿试,并未考中状元,名列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有传言说,谭延闿实则高中状元,但因为湖南早几年杀了谭嗣同,迫出了“丁未新政”。状元再是湖南籍谭氏人,怕惹慈禧太后恼怒。再加上当年是旱灾,刘春霖就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了。
科举考试作为人才选拔制度,是天下所有读书人,渴望走向文人仕大夫阶层的唯一通道。而书法是否端庄漂亮,对于考试结果是至关重要的。优秀的考卷,往往关注两方面因素是否出类拔萃。即,文章内容和书法水平。书法水平之高下,直接涉及到考生能否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甚至说,一个读书人能否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从穷秀才迈向飞黄腾达的权贵,书法都起到了实际的推波助澜的功用。秀才、举人往往能写上一笔好字,就是因为他们有苦练书法的迫切性和功利性。科举考试,使得书法艺术的兴盛与繁荣,有实际存在的意义和土壤。尽管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中国才废止科举考试这一延续了1300多年的官吏选拔制度。但是民国年间的读书人,对于科举制度还绵延着生存上的期待,对书法还做着长期的艰苦的准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项技艺,在民国时期并没有断代。因此,民国年间的读书人,书法艺术普遍高标,有其深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作为“读书种子”,民国读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谭延闿作为全国统考第一名的会员出身,其书法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其书风,经历过几番精进。弱冠时,他学赵孟烦、刘墉。后来师法颜真卿行楷尺牍,兼学杨肇、翁同龢。而立之年后,他专习颜真卿,并参考钱沣笔法。他以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220通。1929年4月,谭延闿在上海养病期间,就临了203通。除精学颜鲁公外,他还泛学百家,兼涉篆隶。40岁后,他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此后书风大变。
谭延闿是进士、入过翰林院的,故而学养极深,学东西吸收得快,并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收获营养。1926年,他以行楷背临古帖。如黄庭坚、苏东坡、米芾、赵孟頫、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他临帖神速,笔画精工,无人企及。谭延闿在离世前的几年,致力于章草,访寻石刻旧拓,渴望丰富书法变化,营造更为醇厚的艺术语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力雄强之人,却得到了时人的百般诟病。谭延闿去世后,尸骨未寒,上海一小报便祭出一幅挽联,流传甚广:“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福大命大,大到院长;球的本领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还有人假借章太炎之语气,另奉一挽联:“荣显历三朝,前清公子翰林,武汉容共主席,南京反共主席;椿萱跨两格,乃父制军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异母宋太夫人”。两挽联刻薄之极,除却人身攻击外,还揭发谭延闿乃是其父的小老婆所生。此外,他还有其他浑号:“混世魔王”、“八面玲珑水晶球”、“药中甘草”、“伴食宰相”。便是谭延闿在世时,他就倍受世人发难。50岁生日,湖南张冥飞给他作一寿辞:“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用人惟其才,老五之妻舅吕,内举不避亲,夫人之女婿袁”。骂来骂去,核心之处无非就是围绕谭延闿的“混”世作风。诚然,他自己也甘心去“混”。倘若论证其人其书,好像谭氏书法与本人,存在一些差距。谭延闿之擎窠榜书,初见敬而畏之,呈雷霆万钧之势,力道老辣,墨色浓而发焦;久视则灵活而可爱,拙趣纵横。书法线条如树大根深的苍劲枯老虬枝。笔法、气度颇得颜真卿楷书之三昧真传,堂堂正正、威武不屈。 清末民初,群雄争霸,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时局,完全超出所有人的经验,没有人知道未来如何,路在何方。谭延闿受旧学之恩,又被科举赐予厚望。但他高中会员后的第二年,便离开清廷反乡办新学。因为有积极投身新式教育的经历,31岁的谭延闿被推选为湖南咨议局局长。乱世尘嚣弥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等军阀乱战、党派林立中,城头变幻大王旗,诸多风云人物只可稳坐一时。谭延闿却总能审时度势,官是越坐越大,最终位极人臣。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这些更迭登场的权重人物,皆对他赏识有加。谭延闿为官恪守三不原则:不负责、不谏言、不得罪人,真正是刀切豆腐两面光。个中甘苦,冷暖自知。当国家整个系统走下坡路时,没有健康的政治生态和良性的资源共享,生存空间被掠夺,资源稀缺。目光短浅的人,只能看到系统内部的结构,只同眼前人争抢资源和恶斗。谭延闿似乎看到了,如脱疆野马一般无秩序的时局,用什么样的绳索,才能将其驾驭,实现可控的现实性操作。“混”,似乎触及到了秩序的曙光。“权者反于经”,军阀混战的年代,枪杆子多寡法则下,谭延闿看似没有血性和立场,为了生存,“混”就成了刀谱。“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谈何容易?那需要生而逢时。有大智慧的人,跟着时势,没有执着。“君子以永终知敝”,善始善终是一种智慧。当多元和谐成为一种奢望,硬生生把人推到危墙之下,或许只有在书法创作时,谭延闿才释放真性情和火热的能量,保持真我。他的棱角和刚性方可彰显。字与人,极大反差,恰是阴阳调和,实为对立和统一。圆融自如的谭延闿,无法在现实中发力,反而在书法艺术中宣泄,爆发和冲撞男儿本色,锋藏力透、气格雄健。
作为清王朝的学子,谭延闿虽三考出身,书法绝无馆阁习气。乃书之骨力雄厚、气象浑穆,纯为其生命的向度。他在题钱沣书法:“举世沉酣赵董日,昆明异帜独颜公。莫言书法虽小道,天挺人豪故不同。”中,申诉了人书合一的心声。书法哪里是技巧这么简单,是一个人精神内涵的外化。因皇帝喜好,清初基本上就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钱沣却逆流学颜,铁骨铮铮。谭延闿赞美钱沣,也是自誉“天挺人豪”的自己。他写颜字主张“上不让下”,“左不让右”;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挺拔。孙中山就任广州大本营大元帅时,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与总参议胡汉民跟随孙中山。一日,一位湘籍军官,口称有机密禀告,要求单独与孙中山密谈。谭与胡就进了内室等候。不料来人痛骂谭延闿两面三刀,无信仰,不可靠。足足大骂一个多钟头,连胡汉民都听得坐立难安。谭延闿始终镇定自若,面无改色,事后也不辩解。胡汉民大为佩服,逢人便赞谭,“每临大事有静气”。孙中山认为谭延闿不喜与人敌对,且大人大量,欲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续弦为妻。在宋家上下极为满意的情况下,谭延闿却设计认宋母为干妈,平和化解危机和尴尬。谭延闿妻子病逝那年,他刚刚40岁,正值男人的盛年。亡妻临终嘱托他,把孩子们照顾好,就不要再娶妻了。谭延闿信守誓言,自妻子逝去,再无与任何女子有纠缠。每年妻子祭日,赋诗一首,以念情深。有一诗中云:“故人恩义重,不忍再双飞”。乱世中,谭延闿在书法艺术世界和男女两性关系中,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秩序。
1930年9月,谭延闿患脑溢血去世。他那一手绝世楷书,伴随其溘然长逝,成为千古绝唱。谭延闿,是倍受世人争议的一代大家。孙中山称他“一时人望”;蒋介石颂他“文武兼资”、“党国英奇”;胡汉民赞他“休休有容,庸庸有度”、“和气中正”、“药中甘草”;于右任评他“民国第一完人”;毛泽东早年誉他“兴邦英俊”、几十年后评价他是“一个聪明的官僚”。集褒贬不一、亦庄亦谐评价于一身的谭延闿,用一生去实践马二混的人生哲学。然而,又有谁去聆听他内心,不为人知的鲜活故事?或许“混之用大以哉”,是那个时代高明和绝妙的生存智慧吧。然而,谭延闿的楷书艺术,却是彪炳千秋,永载史册,垂范后世,无有争议。
谭延闿与陈三立、谭嗣同,时人并称“湖湘三公子”。民国书法家中有真草篆隶四大家之谓。他们是谭延闿的真,于右任的草,吴稚晖的篆,胡汉民的隶。四人均为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同时也是活跃于政坛的顶尖文人和叱咤牛人。民国素有“南谭北于”之誉,指的就是谭延闿和于右任。巍峨的南京中山陵石碑碑文、黄埔军校的匾额,皆出于谭延闿之手。谭延闿的楷书,伟岸堂皇。他尤以颜体楷书声名天下。榜书、小楷皆极精湛。庙堂之气凛然,犹弥且坚,沉稳储势,笔墨雍容,安静简穆。从外部形态看,笔力沉实,向内之力往下贯。笔画极具张力,富有弹性和韧劲儿。他是继钱沣之后,清代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就颜体的圆融和灵动来说,钱沣却不及谭延闿。可谓宋、元、明、清以来,谭延闿是写颜体楷书的第一大家。
谭延闿于1880年,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湖南茶陵。其父谭钟麟,可谓贵极人臣:做过清廷的“西北王”陕甘总督、“华南王”两广总督、“财神爷”户部侍郎,和号称“封疆大吏”之首的直隶总督以及北洋大臣。谭延闿在家里的男孩子中排老三,是名符其实的官家公子。但他却并非是纨绔子弟,自小经受严格的教育。他幼承家学,天资聪颖,五岁入私塾启蒙。父亲规定三日一文、五日一诗,每天还要他练写大、小楷毛笔字,少年临池,就颇见笔力。谭延闿自小便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他十几岁时,父亲谭钟麟在京任礼部侍郎,常把儿子的习作拿来给官场中人传阅。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看后,在日记中写道:“访文卿,见其第三子,秀发,年十三,所作制义奇横可喜,殆非常之才也”;以及“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能够得到皇帝的师傅如此美誉,可见谭延闿少年时的才具便不同凡响。后来他的一路表现,诚哉斯言,可圈可点。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考中秀才。谭父当时年事已高,谭延闿在陪同父亲的同时,继续跟从各地名师学习时文。1902年,他考中举人。1904年,在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24岁的谭延闿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简言之,就是全国统考第一名。这一成绩,填补了湖南省在清代两百余年无会元的空白,等于破了湖南的天荒。接下来,湖南盼望谭延闿连中三元的呼声颇高。4月他参加殿试,并未考中状元,名列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有传言说,谭延闿实则高中状元,但因为湖南早几年杀了谭嗣同,迫出了“丁未新政”。状元再是湖南籍谭氏人,怕惹慈禧太后恼怒。再加上当年是旱灾,刘春霖就成为中国最后一位状元了。
科举考试作为人才选拔制度,是天下所有读书人,渴望走向文人仕大夫阶层的唯一通道。而书法是否端庄漂亮,对于考试结果是至关重要的。优秀的考卷,往往关注两方面因素是否出类拔萃。即,文章内容和书法水平。书法水平之高下,直接涉及到考生能否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甚至说,一个读书人能否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从穷秀才迈向飞黄腾达的权贵,书法都起到了实际的推波助澜的功用。秀才、举人往往能写上一笔好字,就是因为他们有苦练书法的迫切性和功利性。科举考试,使得书法艺术的兴盛与繁荣,有实际存在的意义和土壤。尽管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中国才废止科举考试这一延续了1300多年的官吏选拔制度。但是民国年间的读书人,对于科举制度还绵延着生存上的期待,对书法还做着长期的艰苦的准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项技艺,在民国时期并没有断代。因此,民国年间的读书人,书法艺术普遍高标,有其深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作为“读书种子”,民国读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谭延闿作为全国统考第一名的会员出身,其书法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其书风,经历过几番精进。弱冠时,他学赵孟烦、刘墉。后来师法颜真卿行楷尺牍,兼学杨肇、翁同龢。而立之年后,他专习颜真卿,并参考钱沣笔法。他以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220通。1929年4月,谭延闿在上海养病期间,就临了203通。除精学颜鲁公外,他还泛学百家,兼涉篆隶。40岁后,他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此后书风大变。
谭延闿是进士、入过翰林院的,故而学养极深,学东西吸收得快,并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收获营养。1926年,他以行楷背临古帖。如黄庭坚、苏东坡、米芾、赵孟頫、文征明、祝允明、董其昌。他临帖神速,笔画精工,无人企及。谭延闿在离世前的几年,致力于章草,访寻石刻旧拓,渴望丰富书法变化,营造更为醇厚的艺术语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力雄强之人,却得到了时人的百般诟病。谭延闿去世后,尸骨未寒,上海一小报便祭出一幅挽联,流传甚广:“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福大命大,大到院长;球的本领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还有人假借章太炎之语气,另奉一挽联:“荣显历三朝,前清公子翰林,武汉容共主席,南京反共主席;椿萱跨两格,乃父制军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异母宋太夫人”。两挽联刻薄之极,除却人身攻击外,还揭发谭延闿乃是其父的小老婆所生。此外,他还有其他浑号:“混世魔王”、“八面玲珑水晶球”、“药中甘草”、“伴食宰相”。便是谭延闿在世时,他就倍受世人发难。50岁生日,湖南张冥飞给他作一寿辞:“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用人惟其才,老五之妻舅吕,内举不避亲,夫人之女婿袁”。骂来骂去,核心之处无非就是围绕谭延闿的“混”世作风。诚然,他自己也甘心去“混”。倘若论证其人其书,好像谭氏书法与本人,存在一些差距。谭延闿之擎窠榜书,初见敬而畏之,呈雷霆万钧之势,力道老辣,墨色浓而发焦;久视则灵活而可爱,拙趣纵横。书法线条如树大根深的苍劲枯老虬枝。笔法、气度颇得颜真卿楷书之三昧真传,堂堂正正、威武不屈。 清末民初,群雄争霸,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时局,完全超出所有人的经验,没有人知道未来如何,路在何方。谭延闿受旧学之恩,又被科举赐予厚望。但他高中会员后的第二年,便离开清廷反乡办新学。因为有积极投身新式教育的经历,31岁的谭延闿被推选为湖南咨议局局长。乱世尘嚣弥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等军阀乱战、党派林立中,城头变幻大王旗,诸多风云人物只可稳坐一时。谭延闿却总能审时度势,官是越坐越大,最终位极人臣。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这些更迭登场的权重人物,皆对他赏识有加。谭延闿为官恪守三不原则:不负责、不谏言、不得罪人,真正是刀切豆腐两面光。个中甘苦,冷暖自知。当国家整个系统走下坡路时,没有健康的政治生态和良性的资源共享,生存空间被掠夺,资源稀缺。目光短浅的人,只能看到系统内部的结构,只同眼前人争抢资源和恶斗。谭延闿似乎看到了,如脱疆野马一般无秩序的时局,用什么样的绳索,才能将其驾驭,实现可控的现实性操作。“混”,似乎触及到了秩序的曙光。“权者反于经”,军阀混战的年代,枪杆子多寡法则下,谭延闿看似没有血性和立场,为了生存,“混”就成了刀谱。“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谈何容易?那需要生而逢时。有大智慧的人,跟着时势,没有执着。“君子以永终知敝”,善始善终是一种智慧。当多元和谐成为一种奢望,硬生生把人推到危墙之下,或许只有在书法创作时,谭延闿才释放真性情和火热的能量,保持真我。他的棱角和刚性方可彰显。字与人,极大反差,恰是阴阳调和,实为对立和统一。圆融自如的谭延闿,无法在现实中发力,反而在书法艺术中宣泄,爆发和冲撞男儿本色,锋藏力透、气格雄健。
作为清王朝的学子,谭延闿虽三考出身,书法绝无馆阁习气。乃书之骨力雄厚、气象浑穆,纯为其生命的向度。他在题钱沣书法:“举世沉酣赵董日,昆明异帜独颜公。莫言书法虽小道,天挺人豪故不同。”中,申诉了人书合一的心声。书法哪里是技巧这么简单,是一个人精神内涵的外化。因皇帝喜好,清初基本上就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钱沣却逆流学颜,铁骨铮铮。谭延闿赞美钱沣,也是自誉“天挺人豪”的自己。他写颜字主张“上不让下”,“左不让右”;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挺拔。孙中山就任广州大本营大元帅时,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与总参议胡汉民跟随孙中山。一日,一位湘籍军官,口称有机密禀告,要求单独与孙中山密谈。谭与胡就进了内室等候。不料来人痛骂谭延闿两面三刀,无信仰,不可靠。足足大骂一个多钟头,连胡汉民都听得坐立难安。谭延闿始终镇定自若,面无改色,事后也不辩解。胡汉民大为佩服,逢人便赞谭,“每临大事有静气”。孙中山认为谭延闿不喜与人敌对,且大人大量,欲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续弦为妻。在宋家上下极为满意的情况下,谭延闿却设计认宋母为干妈,平和化解危机和尴尬。谭延闿妻子病逝那年,他刚刚40岁,正值男人的盛年。亡妻临终嘱托他,把孩子们照顾好,就不要再娶妻了。谭延闿信守誓言,自妻子逝去,再无与任何女子有纠缠。每年妻子祭日,赋诗一首,以念情深。有一诗中云:“故人恩义重,不忍再双飞”。乱世中,谭延闿在书法艺术世界和男女两性关系中,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秩序。
1930年9月,谭延闿患脑溢血去世。他那一手绝世楷书,伴随其溘然长逝,成为千古绝唱。谭延闿,是倍受世人争议的一代大家。孙中山称他“一时人望”;蒋介石颂他“文武兼资”、“党国英奇”;胡汉民赞他“休休有容,庸庸有度”、“和气中正”、“药中甘草”;于右任评他“民国第一完人”;毛泽东早年誉他“兴邦英俊”、几十年后评价他是“一个聪明的官僚”。集褒贬不一、亦庄亦谐评价于一身的谭延闿,用一生去实践马二混的人生哲学。然而,又有谁去聆听他内心,不为人知的鲜活故事?或许“混之用大以哉”,是那个时代高明和绝妙的生存智慧吧。然而,谭延闿的楷书艺术,却是彪炳千秋,永载史册,垂范后世,无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