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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最终一定要是每个人都开上车、住在高楼、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吗?中国人是不是应当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想想过去。特别是已经失去和将要失去的东西?
编者按：“东游记”已经做了100期。在诸多为这—栏目撰稿的外国人眼中，从2006年到2009年，这个巨变中的庞大国家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发生着怎样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作为“他者”，他们对中国有什么直率的评语和美好的期许?
这些，特别值得我们记取。从100期的厚重文档中，辑选出最深刻、有趣的一些语句，借助旁观者来为我们自己正容，并加勉。
安迪·曼哈特(Andy Mannhart)(瑞士人，4年前来上海开办专门教授西方商务餐桌礼仪的培训公司)：
信不信由你，如果问全世界的人，在中国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会回答：吐痰!
不管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能看到人们往地上吐痰。其实，即便是吐痰之前发出的声音也让人毛骨悚然。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做官的还是老百姓，都会吐痰。出租车司机向车窗外吐痰，骑自行车的人往身边吐痰，行人在马路上吐痰，完全不管别人。司马涛(Thomas Zimmer)(德国学者，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汉学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到中国南方旅行之后，我很快就发觉，自己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让我有回到家乡的错觉。也许这种印象最好的形容词是“混台欧洲气质”：窄窄的小街像是中欧的某个地方，人流如织的弄堂让我感觉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气息，而另外的一些建筑又有欧洲大都会巴黎、柏林和伦敦的大气。
但到了90年代，突然就变了：“老大昌”成了地铁入口，朋友的家被完全拆迁，后来建了一座小公园。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好像也变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公事化”，每个人似乎都永远在忙。
在成为“更美好城市”的过程中，上海丢失了一些重要的个性。它仍然不失为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大都市，但缺少了一种巴黎和纽约这样的都会所具有的特质：就是从外表到生活方式都让人一眼认出，绝不致混淆。上海和中国的其他摩登大城市都有“美国化”的毛病。
我完全能够理解，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物质梦想。但中国的发展最终一定要是每个人都开上车、住在高楼、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吗?中国人是不是应当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想想过去，特别是已经失去和将要失去的东西?放慢速度也许是可贵的。
安德列·基里洛夫(俄罗斯俄通社—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常去在北京火车北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就是去吃那儿做的担担面。面的量特足，当时我们根本没人能一次再多吃半碗。那种口感，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我至今都还记得。我和朋友还经常会要瓶“二锅头”。虽然那儿的酒杯油乎乎的，地板脏兮兮的，还人声嘈杂，既有等火车的旅客，也有不少的酒鬼——那儿的常客就是这些小人物，但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饭馆。
如今，那个小饭馆早没有了，那里盖起了高楼大厦，现代化的店铺林立，但我们却再也不去那儿了。从理智上，我理解新北京的建设，北京需要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住宅楼，但是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对“抛弃”老北京的做法难以释怀。老北京那数不清的小胡同和四合院，曾经青砖碧瓦、又荒废已久的小破庙，都让我至今无法忘怀。
邓翔龙(Andrew Meaden)(英国人。传立中国首席执行官)：
总体来说，中国人是非常务实的一群人：不太在乎规则，更关心如何又快又隆重地把事情办完。他们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总是把目光投向未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和迅速增长让他们越发干劲十足。尽管这个国家有过悠久的历史，但人们似乎更关心如何获得更美好的未来，而非立足于过往。汉斯(Hans Moleman)(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
每当我告诉欧洲的朋友我在上海开一辆长城“赛弗”车时，他们都会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我——那是什么车?
中国还只是世界汽车工业界的小朋友。它刚刚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虽然，大多数中国产汽车的质量还确实不够国际水准，但其生产的数量却是十分巨大的。2006年，中国工厂预计将生产出7000万辆小汽车和卡车。
非常有可能，其中的两三个中国品牌会在未来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名字。因此，做好准备吧。我会这样告诉我欧洲的朋友：有一天，你们可能也会开着长城、荣威或者奇瑞，没有人会大惊小怪。20年前，谁又听说过现代或者起亚呢?
编者按：“东游记”已经做了100期。在诸多为这—栏目撰稿的外国人眼中，从2006年到2009年，这个巨变中的庞大国家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发生着怎样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作为“他者”，他们对中国有什么直率的评语和美好的期许?
这些，特别值得我们记取。从100期的厚重文档中，辑选出最深刻、有趣的一些语句，借助旁观者来为我们自己正容，并加勉。
安迪·曼哈特(Andy Mannhart)(瑞士人，4年前来上海开办专门教授西方商务餐桌礼仪的培训公司)：
信不信由你，如果问全世界的人，在中国最糟糕的经历是什么，大部分人都会回答：吐痰!
不管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能看到人们往地上吐痰。其实，即便是吐痰之前发出的声音也让人毛骨悚然。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做官的还是老百姓，都会吐痰。出租车司机向车窗外吐痰，骑自行车的人往身边吐痰，行人在马路上吐痰，完全不管别人。司马涛(Thomas Zimmer)(德国学者，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汉学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次到中国南方旅行之后，我很快就发觉，自己非常喜欢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让我有回到家乡的错觉。也许这种印象最好的形容词是“混台欧洲气质”：窄窄的小街像是中欧的某个地方，人流如织的弄堂让我感觉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气息，而另外的一些建筑又有欧洲大都会巴黎、柏林和伦敦的大气。
但到了90年代，突然就变了：“老大昌”成了地铁入口，朋友的家被完全拆迁，后来建了一座小公园。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好像也变了。一切都变得更加“公事化”，每个人似乎都永远在忙。
在成为“更美好城市”的过程中，上海丢失了一些重要的个性。它仍然不失为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大都市，但缺少了一种巴黎和纽约这样的都会所具有的特质：就是从外表到生活方式都让人一眼认出，绝不致混淆。上海和中国的其他摩登大城市都有“美国化”的毛病。
我完全能够理解，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在有生之年实现物质梦想。但中国的发展最终一定要是每个人都开上车、住在高楼、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吗?中国人是不是应当平心静气地坐下来、想想过去，特别是已经失去和将要失去的东西?放慢速度也许是可贵的。
安德列·基里洛夫(俄罗斯俄通社—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常去在北京火车北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就是去吃那儿做的担担面。面的量特足，当时我们根本没人能一次再多吃半碗。那种口感，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我至今都还记得。我和朋友还经常会要瓶“二锅头”。虽然那儿的酒杯油乎乎的，地板脏兮兮的，还人声嘈杂，既有等火车的旅客，也有不少的酒鬼——那儿的常客就是这些小人物，但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饭馆。
如今，那个小饭馆早没有了，那里盖起了高楼大厦，现代化的店铺林立，但我们却再也不去那儿了。从理智上，我理解新北京的建设，北京需要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住宅楼，但是从内心深处我还是对“抛弃”老北京的做法难以释怀。老北京那数不清的小胡同和四合院，曾经青砖碧瓦、又荒废已久的小破庙，都让我至今无法忘怀。
邓翔龙(Andrew Meaden)(英国人。传立中国首席执行官)：
总体来说，中国人是非常务实的一群人：不太在乎规则，更关心如何又快又隆重地把事情办完。他们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总是把目光投向未来，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和迅速增长让他们越发干劲十足。尽管这个国家有过悠久的历史，但人们似乎更关心如何获得更美好的未来，而非立足于过往。汉斯(Hans Moleman)(荷兰《人民报》驻中国记者)：
每当我告诉欧洲的朋友我在上海开一辆长城“赛弗”车时，他们都会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我——那是什么车?
中国还只是世界汽车工业界的小朋友。它刚刚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虽然，大多数中国产汽车的质量还确实不够国际水准，但其生产的数量却是十分巨大的。2006年，中国工厂预计将生产出7000万辆小汽车和卡车。
非常有可能，其中的两三个中国品牌会在未来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名字。因此，做好准备吧。我会这样告诉我欧洲的朋友：有一天，你们可能也会开着长城、荣威或者奇瑞，没有人会大惊小怪。20年前，谁又听说过现代或者起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