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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表于1987年的长篇小说《古船》是张炜的代表作之一，张炜在小说中描绘了张王氏这个奇异的女性形象，她既是人又是巫。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原始的、蛮荒的齐巫文化，又可看到封建宗法文化对她的毒害。两种文化相互交织、消解，造成了身为“巫”者的张王氏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张王氏;《古船》;齐巫文化;封建宗法文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6-0006-02
《古船》是張炜写的一部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长篇小说，以胶东半岛上的古莱子国故都、曾是东方远洋大港的洼狸镇为舞台，小说沿着两方面进行叙事：一方面是对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新时期之初四十年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对新时期初期四爷爷赵炳的爪牙赵多多掌握了洼狸镇的粉丝大厂后，洼狸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描绘。作为从胶东大地走出来的齐鲁作家，张炜有着对胶东特殊地域文化心理的认同，他对于出生地的文化“充满敬仰”，并对故乡齐文化和鲁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反思：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不同的，鲁地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鲁文化具有伦理道德色彩。而齐地则盛行于“探险求仙的方士之风”[1]，因此齐文化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然而，在《古船》中，这两种文化却在张王氏身上发生了冲突、变异，作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巫文化被鲁文化中不健康的封建宗法文化所冲击、侵害，酿成了张王氏“巫”者身份的变异。
一、“巫”者的悲哀
（一）“巫”者的化身——齐文化的浸润下的神圣想象。张炜认为齐文化是“幻想、放浪、自由，有点怪力乱神”[2]。胶东半岛作为齐国故地，依托于浪漫的海洋，其文化体系中神话与传说、神仙与鬼怪交织。西周时期的齐地巫儿、战国时期齐国的方士方术、秦汉时期的求仙海外等，共同构成了奇幻的“巫”世界，可以说，巫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体现，而这也悄然地显现于张炜的笔端。
对于《古船》中张王氏这个人物的创作构想，张炜认为伴随着洼狸镇粉丝产业的，应该有“一个算命的女人”[3]。在《古船》中，张炜赋予了张王氏超乎洼狸镇常人的智慧和预卜吉凶的能力，让整部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神秘色彩。
首先，作为寻根小说家，张炜试图寻找、保护失落的传统文化，因此张炜对齐巫文化、对《古船》中张王氏“巫”者的一面，更多地是持寻找、保护的态度。所以张炜对“巫”者张王氏的书写，并不像以往作家作品中的邪恶的、疯癫的、嫉妒的女巫形象，而是将张王氏塑造成了一个神性的、智慧的“巫”者形象。最为显著的就是张王氏的“巫”者的外在形象，尽管她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她的脸上、脖子上没有“一丝灰气”，“楚楚动人”，脸色粉红;她的腿脚轻快，拐杖掷地有声;整个人显得“庄重而又慈祥”。在外在的形象上，张王氏具有“巫”者神圣、庄重的一面。
另外，与平常人相比，“巫”者掌握大量的知识，会天文、医药、乐舞、技艺等。作为“巫”者，张王氏具有超越洼狸镇常人的智慧，她多才多艺，无所不能。张王氏刚嫁到洼狸镇的那年，就教会了镇上的人做酱油和面酱，只用麦子的麸皮和玉米的渣屑，却能做出洼狸镇人从未吃过的鲜美的酱油和面酱;她厨艺高超，能让调查组的官员赞不绝口;会做野糖、泥老虎，并且当娃娃买泥老虎玩时，她教给他们新的玩法，让泥老虎相互撞击，碎掉后，娃娃只好在张王氏那里再买新的;她还善于祭祀、占卜、巫乐、医术等各种巫技，在为大虎作祭祀仪式时，张王氏的歌声“粘住”了赵多多、洼狸镇的老人、粉丝厂的工人等无数洼狸镇的村民;她还会看相、会做道场、会看风水、懂医术、懂养生之道等等。
其次，张王氏在人和鬼神的世界之间起通灵的作用，具有预卜吉凶的能力，她凭借巫术获取了在封闭的洼狸镇的崇高地位。小说对张王氏算命、看相进行了不厌其烦地细致的描绘，例如写张王氏为隋迎之看相时的奇异情态、动作：张王氏盯了隋迎之一会，她的黑眼珠滑到了上面，只露出白色的眼白。然后她拖着长腔对隋迎之说“生日、时辰，报上来”，当隋迎之回答后，“一双黑眼珠飞快地从上眼皮里掉出”[4]，然后慌慌张张地走了。
张王氏通过对隋迎之的看相，既向洼狸镇众人显示了她与鬼神沟通的通灵的奇异能力，又通看相后怪异的表现暗示隋迎之交出粉丝大厂，帮助他躲避了未来的灾祸，由此张王氏在洼狸镇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地位。
小说还描绘了几场祭祀仪式，例如为大虎的祭祀时，她的歌声吸引了无数洼狸镇的人前来观看祭祀仪式，并且全镇人都感觉自己得到了精神洗礼。喃喃的歌声、低哑的琴声相互交织的情境下，张王氏坐在蒲团上祈祷，这场景为张王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甚至神性的色彩。张炜向人们展示来自古代齐地的浪漫、神秘的祭祀场景，这也是他对齐地民间巫文化的寻找与坚守。
再者，张王氏对所有的事情了若指掌，不仅知道别人的私事，更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她知道赵炳希望他自己妻子欢儿赶快死、她也知道打李其生的人一定依了四爷爷的意思;她也能看出土皇帝赵炳“肚里有条虫”，她也知道按摩对四爷爷赵炳起不了什么作用。当张王氏的种种本领被夸张到超越现实的程度时，这个人物就近乎神性，具有“巫”的色彩了。
然而，“巫”者虽然可以通灵，可以传达上天的意志，但是他们毕竟是人，身上不免也带了人的特征。所以张炜在描写张王氏时，既写出她的神性，更写出了她身上具有的真善美的人性：张王氏为死去的英雄隋不昭作盛大的悼念会，在悼念时，从来不会哭的张王氏大哭不止;当隋大虎在前线战死后，张王氏为大虎从半夜唱到天明。所以，当“巫”者的人性的真善美被放大，生命的本真、单纯、美丽达到极致时，神性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二）“巫”者的异化——封建宗法文化的毒害。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认为“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命运不是发疯就是成为玩物”[5]。洼狸镇作为一个长期与外界封闭的小镇，其内部的社会结构类似于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和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在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的桎梏下，《古船》中几乎每个女性都最终走向了悲剧的命运，即使最接近“神”的“巫”者张王氏也不能幸免。 在《古船》中，封建宗法文化充斥着洼狸镇生活的每个角落，最为明显的是土皇帝赵炳。赵炳是赵家的封建大家长，更是洼狸镇的封建掌权者，他随便说一句话，就有人遵从，将扒城墙的人的腿砸断;只要他一个念头，就可以确定镇上每一个人的生死，比如小葵因为四爷爷想让她嫁给兆路、跛四，她只能放弃对隋抱朴的爱意嫁人;甚至在一次地震后，只因四爷爷赵炳一句“不再地震了”，人们就回家了。
张王氏生于长于这个以家族宗法为基础的洼狸镇大环境中，自身的观念、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封建宗法文化的影响。即使她能够对洼狸镇的事情了若指掌，心里比谁都清楚;即使她表现得浪媚，把野糖插在胸脯上，允许买野糖的人摸她的头发或胸脯，似乎不遵从三从四德，要冲破封建礼教。但是，她的行为处处受封建宗法文化的渗透、控制，例如她为死去的李其生脱去衣衫的举动，与山东传统的封建习俗不谋而合，因为在山东的旧习俗中，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沐浴更衣，再把他移到正屋的灵床上。如果没有沐浴更衣就死了，即“光着身子走了”，死者的亲人会由此感到遗憾一生。再如她为了活得“体面”，主动顺从封建宗法制度，寻求封建家长四爷爷赵炳的庇护，讨好四爷爷，给四爷爷捏背。
封建宗法文化对“巫”者张王氏的毒害，一方面体现在“巫”者的神权沦为封建家族族长赵炳巩固族权的工具，甚至成为族权的意识形态，如此“巫”者张王氏身上的神性就被剥落了，这是封建宗法文化使张王氏“巫”者身份变异的第一步。赵炳给予张王氏为其按摩捏背的“殊荣”，他的小院也只允许张王氏和吴校长进入，四爷爷赵炳赋予张王氏种种“特权”，其实本质上是通过拉拢、控制张王氏的自然人的身份来达到控制、利用“巫”者张王氏神权的目的。
另一方面，张王氏是“巫”者，更是个女人。女性身份更加速了封建宗法文化对“巫”者身份的异化，具体地体现在对“巫”者张王氏女性身份的奴化上。洼狸镇作为一个以封建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不免被男性控制、征服，被紧紧压制在底层，甚至产生畸形的变异，变成“不完全的社会动物”。所以即使是女性“巫”者，也不免从神坛的跌落，在等级森严的秩序之中，她们只是依附于男权的妻、妾，甚至妓。在《古船》中，“张王氏”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封建男权色彩，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张王氏完整的名字，她只是被冠以夫姓。因此她的女性身份的一部分也被男性剥夺了，并且这种剥夺，张王氏自己也并没觉得不妥，封建宗法文化已经渗透进张王氏的血液和骨髓。身为寡妇，为了在洼狸镇立足、为了“体面”地生活，她也不得不顺从洼狸镇的封建规则，常年为四爷爷赵炳浇花、捏背，甚至和赵炳保持不正当的暧昧关系，甘心受其奴役。她最后还是选择了逃走，她吃毒鱼自杀，但因为夜晚看不清楚，发现吃的根本不是毒鱼，终于明白是老天爷不让她离开洼狸镇。身处封建男权社会的张王氏困于男权的囹圄，最终无处可逃，甚至自己生命权都失去了，所以她变得麻木了，奴化了。如此，完成了“巫”者张王氏最终的异化。
可以说，张王氏代表着齐巫文化与封建宗法文化的矛盾。当封建宗法制度和文化深深地映射、鞭打在“女巫”张王氏身上时，她不得不遵守、迎合，原先神性的巫文化也就出现了裂隙，甚至于沦为附庸。
二、总结
张王氏可以说是《古船》中最富有文化色彩的人物，齐巫文化和封建宗法文化在张王氏身上纠缠、渗透。最终，在封建宗法制度的重压下，齐巫文化变得畸形，而“巫”者张王氏也不得不走向悲剧的命运，从某一方面说，张王氏的悲剧命运也是必然的。对于张王氏的悲剧命运，应将之视为封建社会对女性压迫的可悲后果，是数千年传统的封建宗法文化的畸形产物。
参考文献：
[1]陈丽华.地域文化视野下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山东作家家族小说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2]张炜.书院的思与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易瑛.人类童心的开掘与民族文化的重建——論当代寻根作家与巫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2015（04）：115-118.
[4]张炜.古船[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5]郑榕玉.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嬗变[J].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4（01）：24-27.
【关键词】张王氏;《古船》;齐巫文化;封建宗法文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6-0006-02
《古船》是張炜写的一部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长篇小说，以胶东半岛上的古莱子国故都、曾是东方远洋大港的洼狸镇为舞台，小说沿着两方面进行叙事：一方面是对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新时期之初四十年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对新时期初期四爷爷赵炳的爪牙赵多多掌握了洼狸镇的粉丝大厂后，洼狸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描绘。作为从胶东大地走出来的齐鲁作家，张炜有着对胶东特殊地域文化心理的认同，他对于出生地的文化“充满敬仰”，并对故乡齐文化和鲁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反思：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不同的，鲁地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鲁文化具有伦理道德色彩。而齐地则盛行于“探险求仙的方士之风”[1]，因此齐文化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然而，在《古船》中，这两种文化却在张王氏身上发生了冲突、变异，作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巫文化被鲁文化中不健康的封建宗法文化所冲击、侵害，酿成了张王氏“巫”者身份的变异。
一、“巫”者的悲哀
（一）“巫”者的化身——齐文化的浸润下的神圣想象。张炜认为齐文化是“幻想、放浪、自由，有点怪力乱神”[2]。胶东半岛作为齐国故地，依托于浪漫的海洋，其文化体系中神话与传说、神仙与鬼怪交织。西周时期的齐地巫儿、战国时期齐国的方士方术、秦汉时期的求仙海外等，共同构成了奇幻的“巫”世界，可以说，巫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体现，而这也悄然地显现于张炜的笔端。
对于《古船》中张王氏这个人物的创作构想，张炜认为伴随着洼狸镇粉丝产业的，应该有“一个算命的女人”[3]。在《古船》中，张炜赋予了张王氏超乎洼狸镇常人的智慧和预卜吉凶的能力，让整部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神秘色彩。
首先，作为寻根小说家，张炜试图寻找、保护失落的传统文化，因此张炜对齐巫文化、对《古船》中张王氏“巫”者的一面，更多地是持寻找、保护的态度。所以张炜对“巫”者张王氏的书写，并不像以往作家作品中的邪恶的、疯癫的、嫉妒的女巫形象，而是将张王氏塑造成了一个神性的、智慧的“巫”者形象。最为显著的就是张王氏的“巫”者的外在形象，尽管她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是她的脸上、脖子上没有“一丝灰气”，“楚楚动人”，脸色粉红;她的腿脚轻快，拐杖掷地有声;整个人显得“庄重而又慈祥”。在外在的形象上，张王氏具有“巫”者神圣、庄重的一面。
另外，与平常人相比，“巫”者掌握大量的知识，会天文、医药、乐舞、技艺等。作为“巫”者，张王氏具有超越洼狸镇常人的智慧，她多才多艺，无所不能。张王氏刚嫁到洼狸镇的那年，就教会了镇上的人做酱油和面酱，只用麦子的麸皮和玉米的渣屑，却能做出洼狸镇人从未吃过的鲜美的酱油和面酱;她厨艺高超，能让调查组的官员赞不绝口;会做野糖、泥老虎，并且当娃娃买泥老虎玩时，她教给他们新的玩法，让泥老虎相互撞击，碎掉后，娃娃只好在张王氏那里再买新的;她还善于祭祀、占卜、巫乐、医术等各种巫技，在为大虎作祭祀仪式时，张王氏的歌声“粘住”了赵多多、洼狸镇的老人、粉丝厂的工人等无数洼狸镇的村民;她还会看相、会做道场、会看风水、懂医术、懂养生之道等等。
其次，张王氏在人和鬼神的世界之间起通灵的作用，具有预卜吉凶的能力，她凭借巫术获取了在封闭的洼狸镇的崇高地位。小说对张王氏算命、看相进行了不厌其烦地细致的描绘，例如写张王氏为隋迎之看相时的奇异情态、动作：张王氏盯了隋迎之一会，她的黑眼珠滑到了上面，只露出白色的眼白。然后她拖着长腔对隋迎之说“生日、时辰，报上来”，当隋迎之回答后，“一双黑眼珠飞快地从上眼皮里掉出”[4]，然后慌慌张张地走了。
张王氏通过对隋迎之的看相，既向洼狸镇众人显示了她与鬼神沟通的通灵的奇异能力，又通看相后怪异的表现暗示隋迎之交出粉丝大厂，帮助他躲避了未来的灾祸，由此张王氏在洼狸镇进一步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地位。
小说还描绘了几场祭祀仪式，例如为大虎的祭祀时，她的歌声吸引了无数洼狸镇的人前来观看祭祀仪式，并且全镇人都感觉自己得到了精神洗礼。喃喃的歌声、低哑的琴声相互交织的情境下，张王氏坐在蒲团上祈祷，这场景为张王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甚至神性的色彩。张炜向人们展示来自古代齐地的浪漫、神秘的祭祀场景，这也是他对齐地民间巫文化的寻找与坚守。
再者，张王氏对所有的事情了若指掌，不仅知道别人的私事，更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她知道赵炳希望他自己妻子欢儿赶快死、她也知道打李其生的人一定依了四爷爷的意思;她也能看出土皇帝赵炳“肚里有条虫”，她也知道按摩对四爷爷赵炳起不了什么作用。当张王氏的种种本领被夸张到超越现实的程度时，这个人物就近乎神性，具有“巫”的色彩了。
然而，“巫”者虽然可以通灵，可以传达上天的意志，但是他们毕竟是人，身上不免也带了人的特征。所以张炜在描写张王氏时，既写出她的神性，更写出了她身上具有的真善美的人性：张王氏为死去的英雄隋不昭作盛大的悼念会，在悼念时，从来不会哭的张王氏大哭不止;当隋大虎在前线战死后，张王氏为大虎从半夜唱到天明。所以，当“巫”者的人性的真善美被放大，生命的本真、单纯、美丽达到极致时，神性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二）“巫”者的异化——封建宗法文化的毒害。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吉尔伯特认为“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命运不是发疯就是成为玩物”[5]。洼狸镇作为一个长期与外界封闭的小镇，其内部的社会结构类似于封建宗法社会结构和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在传统封建宗法文化的桎梏下，《古船》中几乎每个女性都最终走向了悲剧的命运，即使最接近“神”的“巫”者张王氏也不能幸免。 在《古船》中，封建宗法文化充斥着洼狸镇生活的每个角落，最为明显的是土皇帝赵炳。赵炳是赵家的封建大家长，更是洼狸镇的封建掌权者，他随便说一句话，就有人遵从，将扒城墙的人的腿砸断;只要他一个念头，就可以确定镇上每一个人的生死，比如小葵因为四爷爷想让她嫁给兆路、跛四，她只能放弃对隋抱朴的爱意嫁人;甚至在一次地震后，只因四爷爷赵炳一句“不再地震了”，人们就回家了。
张王氏生于长于这个以家族宗法为基础的洼狸镇大环境中，自身的观念、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封建宗法文化的影响。即使她能够对洼狸镇的事情了若指掌，心里比谁都清楚;即使她表现得浪媚，把野糖插在胸脯上，允许买野糖的人摸她的头发或胸脯，似乎不遵从三从四德，要冲破封建礼教。但是，她的行为处处受封建宗法文化的渗透、控制，例如她为死去的李其生脱去衣衫的举动，与山东传统的封建习俗不谋而合，因为在山东的旧习俗中，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沐浴更衣，再把他移到正屋的灵床上。如果没有沐浴更衣就死了，即“光着身子走了”，死者的亲人会由此感到遗憾一生。再如她为了活得“体面”，主动顺从封建宗法制度，寻求封建家长四爷爷赵炳的庇护，讨好四爷爷，给四爷爷捏背。
封建宗法文化对“巫”者张王氏的毒害，一方面体现在“巫”者的神权沦为封建家族族长赵炳巩固族权的工具，甚至成为族权的意识形态，如此“巫”者张王氏身上的神性就被剥落了，这是封建宗法文化使张王氏“巫”者身份变异的第一步。赵炳给予张王氏为其按摩捏背的“殊荣”，他的小院也只允许张王氏和吴校长进入，四爷爷赵炳赋予张王氏种种“特权”，其实本质上是通过拉拢、控制张王氏的自然人的身份来达到控制、利用“巫”者张王氏神权的目的。
另一方面，张王氏是“巫”者，更是个女人。女性身份更加速了封建宗法文化对“巫”者身份的异化，具体地体现在对“巫”者张王氏女性身份的奴化上。洼狸镇作为一个以封建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不免被男性控制、征服，被紧紧压制在底层，甚至产生畸形的变异，变成“不完全的社会动物”。所以即使是女性“巫”者，也不免从神坛的跌落，在等级森严的秩序之中，她们只是依附于男权的妻、妾，甚至妓。在《古船》中，“张王氏”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封建男权色彩，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张王氏完整的名字，她只是被冠以夫姓。因此她的女性身份的一部分也被男性剥夺了，并且这种剥夺，张王氏自己也并没觉得不妥，封建宗法文化已经渗透进张王氏的血液和骨髓。身为寡妇，为了在洼狸镇立足、为了“体面”地生活，她也不得不顺从洼狸镇的封建规则，常年为四爷爷赵炳浇花、捏背，甚至和赵炳保持不正当的暧昧关系，甘心受其奴役。她最后还是选择了逃走，她吃毒鱼自杀，但因为夜晚看不清楚，发现吃的根本不是毒鱼，终于明白是老天爷不让她离开洼狸镇。身处封建男权社会的张王氏困于男权的囹圄，最终无处可逃，甚至自己生命权都失去了，所以她变得麻木了，奴化了。如此，完成了“巫”者张王氏最终的异化。
可以说，张王氏代表着齐巫文化与封建宗法文化的矛盾。当封建宗法制度和文化深深地映射、鞭打在“女巫”张王氏身上时，她不得不遵守、迎合，原先神性的巫文化也就出现了裂隙，甚至于沦为附庸。
二、总结
张王氏可以说是《古船》中最富有文化色彩的人物，齐巫文化和封建宗法文化在张王氏身上纠缠、渗透。最终，在封建宗法制度的重压下，齐巫文化变得畸形，而“巫”者张王氏也不得不走向悲剧的命运，从某一方面说，张王氏的悲剧命运也是必然的。对于张王氏的悲剧命运，应将之视为封建社会对女性压迫的可悲后果，是数千年传统的封建宗法文化的畸形产物。
参考文献：
[1]陈丽华.地域文化视野下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山东作家家族小说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
[2]张炜.书院的思与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易瑛.人类童心的开掘与民族文化的重建——論当代寻根作家与巫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2015（04）：115-118.
[4]张炜.古船[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5]郑榕玉.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嬗变[J].闽西职业大学学报，2004（01）：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