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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他早年考取秀才，后就读上海南洋公学。马衡在求学期间，醉心于金石学，逐渐成长为一代文博宗师。金石篆刻、书画诗词、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鉴定，无不精通，他身上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汇聚成浩瀚的博学之海。正因为此，他具有文化的根脉，不论面临任何困难和险境，都有一种从容不迫、淡然处之的风度。
1922年，马衡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从1926年开始参与接管故宫博物院，至1952年离开，故宫成为他的人生印记。抗战期间，他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维护工作。典守文物，衣冠南渡，赓续文化，马衡功莫大焉。
郭沫若评价马衡：“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严谨；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马衡的文博人生，如同卷轴帛书，连同百年风云，徐徐打开。
【嗜好金石，考古学前驱之一】
马衡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东床快婿。马衡的婚姻颇有戏剧性，也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婚姻。
马衡的父亲马海曙曾任直隶州知州三品衔，先后在丹徒、元和、吴县、宝山等地任知县。马海曙在宝山担任知县时，与宁波商帮的领袖叶澄衷联姻，叶澄衷把女儿叶薇卿许配给马衡。马衡因为这桩婚姻，在上海有花园洋房，还有每逢年底的巨额企业分红。马衡志不在洋行和银行，有了经济保障，他一头钻进书房，醉心研究金石学。
马衡为何痴迷研究金石学呢？笔者猜测，因为金石学的重要性，受他所处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自三代始，铭金勒石就是华夏先民传承文明的重要方式。《墨子·尚贤》等篇即有“书之竹帛，缕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之语。中国古代石刻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不但与其产生地的人物兴替、民风民俗紧密相连，且能折射出国家兴亡、都邑变迁的历史脉络。晚清国之重器毛公鼎的出土，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金石学成为显学。
马文冲对父亲马衡的书斋生活印象深刻：“父亲是几家中唯一不赌博、不娶几个老婆的人，‘出淤泥而不染’，他将自己的书斋叫做‘凡将斋’，他在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从“凡将斋”这个书房名称，就可以看出马衡的学术趣味和志向。凡将斋典出班固《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凡将篇》消逝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渺不可寻。至宋代，无人读过司马相如的这名篇。金石收藏大家赵明诚著有《凡将集》。马衡收藏吉金贞石成癖，给书斋起这个名字，有向赵明诚致敬的意思。
马衡近水楼台，最初鉴赏研究叶家收藏的铜器古玩，钻研经史。随后，开始广收文物、碑帖拓片与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和金石学方面的知识。在上海，马衡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
章太炎评价马衡的篆刻：“海内独步，堪称大师”。有一次，张继对马衡谈起章太炎的如此评价，马衡谦逊地回应：“不见得吧，吴昌硕的篆刻就在我之上。”张继说：“不然，章老不是指刀法技艺，是指印文，指篆文之正确无误，字字有来历，绝无虚造不可知者；同时，也指书体的多样，篆法华美，亦为他人不可比拟。”
1905年，吴昌硕应马衡之请，题写斋名。“凡将斋”三字是吴昌硕独有的石鼓文风格篆书，迎首处钤“一月安东令”印，后附行书跋九行，说明了斋号来历，勉励其“笃学嗜古”，跋后钤“俊卿之印”“昌硕”二印。马衡对此十分珍惜，后请工匠将其制成楠木的斋堂匾。上世纪80年代，马衡后人将这两件（匾额与书法）见证了吴、马交往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马衡治印，是研究金石學的需要。他在印坛有着很高的声誉，受聘于西湖西泠印社，并担任第二任社长。
马衡在北京大学讲授金石学，1924年他把讲义整理，编印了《中国金石学》一书，三年后定稿为《中国金石学概要》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马衡在学术界的地位，声名远播。应邀至日本讲学半年，在日本多所大学做“中国之铜器时代”专题讲演。马衡被学界视为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现代金石学”的奠基人。
金石与考古紧密相连。马衡在北大的这两大学术研究，相辅相成，成就斐然。
1922年2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乃至东亚的专门考古学机构，聘马衡为主任，后陆续外聘罗振玉、王国维、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讯导师。次年5月，古迹文物调查会（随后改为考古学会）成立，马衡担任会长。
考古学会成立后，马衡到河南新郑县郑伯墓的考察研究，这是当时在国内颇受人关注的考古发掘事件。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雇工打井，挖出古物，由此叩开了一座春秋时代的古墓。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在地下沉睡了两千五百多年，重见天日。
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派出教育部专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前往新郑挖宝现场……一时间“挖宝”和“看挖宝”的纷纷云集，多达数百人。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历时40天，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镈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
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派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马衡前往现场调查。9月20日马衡抵达新郑，进行墓地勘探，撰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这份调查报告非常详实，分为八个部分：发见之时日，发见之地点，发见之始末，器物之种类及其数量，发掘之图及器物之位置，器物之制作，器物之时代，埋藏器物之原因。
马衡在“埋藏器物之原因”部分，考证出墓主人是郑伯。虽然发掘古墓者不是马衡本人，但他绘制的发掘图及文物出土的位置，表明马衡具有现代田野考古的常识。郑伯之墓从开始由士绅李锐发现并私自挖掘，到后来官方介入，学者调查共同完成，本是乱哄哄的考古发掘逐步走上正轨。
次年，马衡又奔赴河南，至孟津调查出土青铜器，搜购散落民间的出土文物，并到洛阳探访汉魏太学遗址及汉魏石经出土情况。 到了洛阳后，马衡得知出土的古器物已经被村民哄抢，后发生古董商人假冒名义收购古器物，并因此闹出人命惨案。马衡一路追踪出土古物的去向，经人介绍，他在洛阳约见了对此事知之甚详的金兼老人，可惜知之已晚。于是马衡与教育部派来调查此事的高、裘两人一起商量追缴文物之策，后出了420块银元给村民作为收购文物的费用。因为染上寒疾，他在洛阳住了一星期后才回到北京。此行“购回孟津所出铜器九十余种，六百三十余件”，并向北大国学门递交了《调查河南孟津县出土古器报告书》。
马衡的两次河南之行，为考古的先声，此后的考古发掘大多按照学术规范展开。
1930年，以马衡为首的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姆台进行了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这次的科学考古发掘，获得文物201袋又26箱，出土大量战国至汉代建筑遗物和陶器，其中的珍贵文物运送至北京，加以详细整理、编目，以便开展后续的研究。
因为上述的经历和研究，马衡与李济被视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者。
【保护文物，出庭作证东陵案】
马衡和故宫结缘，始于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的那一天。
马衡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1925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直至1952年离职。不论是治金石学还是主持故宫，都是与文物打交道，在保护文物方面他有几个创举。
周作人所忆当是“五四”时期故事，在周的一班朋友中，马衡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他的阔气，二是他于刻印及鉴赏古物都很有功夫。有一年正月，周作人、马衡和钱玄同逛厂甸时会聚在一起，又遇到了另外的朋友，一位手里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地给马衡看。马衡把石头拿得远点一看（因为有点眼花了），不客气地说道：“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的。周作人与钱玄同不禁莞尔。
南京有一古董商，叫张熙园，擅长作伪。1935年冬，江南铁路公司在中华门外绕通济门到光华门一线修筑铁路。施工过程中，出土了大量萧梁时期的五铢钱土范（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出土钱范遭到哄抢，流失殆尽。据说现场还发现一方石碑，上书“谓山窑”，并刻有“梁普通元年三月建”的字样。1935年，张熙园根据《古泉辞典》，伪造了一批萧梁时代的五铢钱范，声称是在草场圩出土，没有料到全卖光了，发了一笔歪财。兴奋之下，不久又开始造假。他用唐志残石刻上“谓山窑”三字，又刻上“大通纪年”，并制作拓片分送专家学者。
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希祖是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见此石刻，惊为稀世宝物。张熙园很大方，干脆将石刻献给古物保管委员会，获60块大洋奖励，报纸上还对此进行报道。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正担任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的马衡看出了破绽。朱希祖遂将张告到法院，结果张姓古董商行贿法院，反而胜诉。胜诉理由有些强词夺理：你一个考古专家无法鉴定赝品应该自担责任，且“奖金”也是自愿颁发的，古董商未强要。朱希祖深感愧疚，引咎辞职，被慰留，从此再不轻易鉴定文物。
马衡是怎样练就的火眼金睛，一看便知文物的真假，对此张中行讲过这样一个掌故。
1933年秋，马衡带着北大学金石学的十几个大学生，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衡指导学生观察，并讲解这是“商器”，那是“周器”。讲解时，有个学生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衡停住，沉思片刻，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学生抢着问：“那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衡又陷入沉思，思索片刻，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觉得马先生什么秘诀都没有说。
后来，张中行也收藏古物，就躲不开辨别真假的问题。有了经验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马衡的那两句话，真是不二法门。但那个时候，同学们年少轻狂，并没有意识到那两句话的分量。
马衡为故宫收购了许多国宝，避免宝物流向海外。1926年初，古董商将得自兴化寺的壁画《过去七佛说法图》运至北京，准备悄悄卖给外国人，被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教授查悉。后由马衡出面，教授们集资以4000大洋买下壁画，交北京大学收藏。1952年，壁画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保护文物不仅需要学识和财力，有时还需要勇气。马衡曾出庭指证孙殿英东陵盗宝，文人风骨，令人钦佩。
1928年7月，孙殿英部开进东陵后，声称要搞军事演习，四处设岗放哨，禁止通行。入夜，派工兵营用炸药轰开陵墓14座，其中主要为乾隆、慈禧二陵。乱世出摸金校尉，但像孙殿英部如此丧心病狂的，实属罕见。开棺时，慈禧面貌一如生前，传说因其口中含有一颗明珠故也；见风后，面色发黑，尸骸抽缩，衣服风化，片片碎裂。孙部蜂拥而上，将陪葬珍宝劫掠一空。哄传被盗珍宝不计其数，仅钻石、明珠一项，竟重达四五十斤之多”。慈禧墓葬中的翡翠西瓜、红珊瑚树、玉藕、头戴的珠冠，皆是稀世珍宝。
孙殿英盗宝案发，经英国路透社最先予以披露报道后，国内外各大报刊纷转载，一时间国内哗然，海外震惊。
东陵被盗文物流向文物市场，马衡是从琉璃厂的古董商处获知的，他认为“清东陵乃历史古迹，应留作史学家研究，政府自当保护，岂可任匪徒劫掠，遂会同有关方面一同向当局举发”，呼吁政府对盗卖宝物者缉拿审判，追缴赃物交文博珍藏，以免散佚，流向国外。
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压力，1929年6月北平组织了军事法庭会审，特请马衡作为考古专家，到庭鉴定赃物并作证。在法庭上，马衡义正辞严，孙殿英看到情势严重，使出浑身解数，力求解脱，暗托特务头子用盗陵的珍宝，到处行贿，直达党国要员。这招果然有效，不仅孙殿英逍遥法外，还把已经被捕的要犯师长谭温江也保释了出来。
1930年，中原大战开始后，孙殿英虽是举世皆知的盗宝犯，但毕竟还掌握一定武力，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欲争取他出任北平卫戍要职。孙乘机提出条件，要求先通缉马衡，以泄私愤。当时北平主政者为山西方面的李服膺，他一面答应，一面着人透露信息，通知马衡暂避一时，免遭暗算。此時，马衡正在燕下都主持考古发掘，获得情报后，仓促南下避祸。他到达杭州后，自己刻了一枚“无咎无恙”的印章，表明心迹。手握篆刻刀的学者对垒手握兵权的军阀，如此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保护文物，堪称一段佳话。 【国宝长征，远筹帷幄大迁移】
从进入故宫那一天开始，“余负典守之责”，成为马衡坚定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紧张。以易培基为代表的一部分院领导认为，战争期间故宫文物损失难以幸免，国土沦丧尚可收复，独文物不可复得。国民政府批令：“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合办。”行政院批准故宫文物南迁，并通过了六万元的迁移费用预算案。
故宫文物南迁，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适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他认为北平不安全，何处是安全之地？北平在国际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公然破坏。鲁迅对故宫古物南迁，也不甚理解，他仿照崔颢《黄鹤楼》诗吊南迁文物：“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尽管有舆论反对，故宫文物南迁已经箭在弦上。存放在国子监的十尊石鼓，是重量级的国宝，被誉为“石刻之祖”，上面有最古老的石刻文字，每尊重约一吨。马衡经过考证，认为此石鼓既非西周，也非南北朝遗物，而是东周秦国的刻石。石鼓文为四言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而被称为“猎碣”。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石鼓一度沉睡于地下。唐初出土，后被迁入凤翔孔庙。韦应物、韩愈曾写《石鼓歌》，石鼓一名，广为传播。这石鼓经历了北宋亡国，被金运载到燕京，堪称镇国之宝。但由于年代久远，鼓上的字是附在石皮上的，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如此重量级的文物，如何装箱，又如何避免运输中文物受损，成为马衡等故宫人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衡亲自研究装运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总是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石鼓都没有新的伤损。
除了石鼓这种重量级的文物，还有青铜器、瓷器、玉器、漆器、字画、碑拓、古籍等文物。故宫人博采众长，根据文物的特点，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装箱办法——“稳准隔紧”。比如瓷盘边缘包棉花，瓷盘相叠用绳子扎紧，再用纸把整叠瓷盘包起，每叠之间用棉花和稻草防震。对于书画等纸质文物，还要包上油纸，以免雨水浸湿。
故宫南迁文物分5批次先后运抵上海，共计1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后转移到南京朝天宫珍藏。
一路文物西迁，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故宫人拼命抢救文物，可谓争分夺秒。比如，中路的第一批文物于11月19日从南京启运后，马衡又赶到汉口安排文物。当故宫博物院馆员牛德明等押运文物来到汉口后，马衡立即让牛德明赶快存好文物，再回南京抢运。12月10日，日军就对南京发动进攻。若不是马衡的督促和搬迁押运人员的努力，大批文物精华就可能落入敌手。
在护送故宫文物西迁的长途跋涉中，马衡发出了“剑门险峻绝跻攀，到此方知蜀道难”的感叹。1947年9月3日，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事实上，文物屡屡化险为夷，绝非偶然。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期间，文物几经辗转，穿越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文物丢失，也没有发生一起因失职而毁损事故。马衡所说的“国家的福命”，那志良说的“古物有灵”，正是在严格的制度、忠诚的守护下创造的奇迹。
【留守故宫，毅然肩负典守责】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的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在蒋介石授意下，开始谋划“抢救”平津学界名流的办法。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马衡何去何从？
他选择了留在故宫，留在北平等待解放。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不容易。
1948年11月9日，马衡主持召开了故宫复员后的第五次院务会，讨论决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如清除院内历年存积秽土，修正出组与开放规则，把长春宫等处保留原状，辟为陈列室，增辟瓷器、玉器陈列室及敕谕专室，修复文渊阁等。
大战来临，国民党下达故宫文物南迁的指示，急急如律令。马衡顶住压力，一拖再拖。他一方面编写可以装运的文物珍品目录，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审定；另一方面，告诫准备装箱的工作人员，“不要慌，不要求快”，决不能因为装箱而损伤文物。马衡的用意和态度，故宫人心领神会。文物装箱工作，到底进展如何，他从未过问、催促，这为留在北平故宫的工作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余负典守之责”，马衡自从与故宫结缘，不论在乱世，还是新时代，始终如一。马衡的孙子马思猛说：“1933年他领导古物南迁，1948年则阻止古物南迁，本意皆出于此。”
1949年1月13日晚，儿媳妇林裴宇（次子马彦祥之妻）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马衡南飞之意，马衡当即回绝说“决不南来”。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以身体有恙、不宜乘机为由婉拒了他的邀请。
马衡已下定决心，与南京国民政府分道扬镳。人与故宫文物同在，拒绝南下，同时，马衡极力反对将故宫文物迁往台湾。
庄尚严是马衡北大时的学生，奉命押运第一批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马衡知悉后立即致函庄尚严，声称如果要护送文物去台湾，他不惜断绝20多年的师生情。政治立场不同，但典守故宫文物的心一样，庄尚严到台湾后，典守故宫文物至生命最后一息。庄尚严的儿子庄灵写道：“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京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中国历代艺术的永恒故乡。”平生自诩守藏吏，垂死犹怀故国心”，这是被历史的浪头打到台湾去的那一代故宫人的写照。
故宫文物分离，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而言，是骨肉分离一般的痛苦。为了保全文物，他殚精竭虑，不仅十分关注迁运工作的进展，还通过私人交情为保护国宝做些力所能及的事。1949年1月14日，他写信给杭立武，希望他能及时晒晾运输过程中被雨淋湿的21箱书画，希望第三批之后不再续运故宫文物。思及迁台故宫文物的命运，马衡“不觉慄慄危惧矣”。国民党未能运走、留存在南京的大批文物，他推荐欧阳道达典守。
北平和平解放后，“余负典守之责”，马衡有条不紊地主持着故宫博物院事务，开展院内陈列及赴苏联展览，进行文物分类保管和古建筑修缮工程。
1950年1月26日，留存在南京的文物归来，马衡日记留下了这一宝贵的时刻：“车于一时抵和平门，越半小时始入站。共装十一车，卸至半数，余与邦华、冶秋等先返。五时首批到达九龙壁，共装四十六排车，约三百余箱，卸入院中，以备明晨入库。”这批自从1933年离开故宫的文物，时隔17年归来，汇入故宫文物的大家庭之中。山河依旧，有故人重逢之感。不难想象，欣喜之中，也有隐隐的遗憾，马衡一定想起漂流到台湾的故宫旧藏。
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大力搜集文物精品，有些旷世之珍就是经马衡之手入藏的，比如，《中秋帖》《伯远帖》二帖。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合称清宫“三希”，都属于中国传世较早的书法珍品。《快雪时晴帖》是故宫文物南迁的国宝，已被运往台湾。《中秋帖》《伯远帖》清亡后被人带出宫，最后流落到香港，抵押在英国汇丰银行。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购回《中秋帖》《伯远帖》，但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老将出马，义不容辞，年事已高的马衡、徐森玉和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前往香港鉴定，最后以35万港元购回。
1955年，马衡逝世。子女遵嘱将其所藏全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其中有手稿、古籍、碑拓，历年所藏文物14962万余件（册）。馬衡治金石学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留下的金石器物拓片多达12435件。这些文物的最后归宿，是他生命之所在、精神之所系的故宫博物院。如今，我们在《马衡捐献卷》中可以看到他的旧藏，其襟怀和境界，连同他经历的时代，都在一卷书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22年，马衡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研究室主任兼导师，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从1926年开始参与接管故宫博物院，至1952年离开，故宫成为他的人生印记。抗战期间，他主持故宫博物院西迁文物的维护工作。典守文物，衣冠南渡，赓续文化，马衡功莫大焉。
郭沫若评价马衡：“马先生为人公正，治学严谨；学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谓既衡且平了。”马衡的文博人生，如同卷轴帛书，连同百年风云，徐徐打开。
【嗜好金石，考古学前驱之一】
马衡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五金大王”叶澄衷的东床快婿。马衡的婚姻颇有戏剧性，也是典型的中国旧式婚姻。
马衡的父亲马海曙曾任直隶州知州三品衔，先后在丹徒、元和、吴县、宝山等地任知县。马海曙在宝山担任知县时，与宁波商帮的领袖叶澄衷联姻，叶澄衷把女儿叶薇卿许配给马衡。马衡因为这桩婚姻，在上海有花园洋房，还有每逢年底的巨额企业分红。马衡志不在洋行和银行，有了经济保障，他一头钻进书房，醉心研究金石学。
马衡为何痴迷研究金石学呢？笔者猜测，因为金石学的重要性，受他所处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自三代始，铭金勒石就是华夏先民传承文明的重要方式。《墨子·尚贤》等篇即有“书之竹帛，缕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之语。中国古代石刻往往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不但与其产生地的人物兴替、民风民俗紧密相连，且能折射出国家兴亡、都邑变迁的历史脉络。晚清国之重器毛公鼎的出土，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金石学成为显学。
马文冲对父亲马衡的书斋生活印象深刻：“父亲是几家中唯一不赌博、不娶几个老婆的人，‘出淤泥而不染’，他将自己的书斋叫做‘凡将斋’，他在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从“凡将斋”这个书房名称，就可以看出马衡的学术趣味和志向。凡将斋典出班固《汉书·艺文志》：“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凡将篇》消逝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渺不可寻。至宋代，无人读过司马相如的这名篇。金石收藏大家赵明诚著有《凡将集》。马衡收藏吉金贞石成癖，给书斋起这个名字，有向赵明诚致敬的意思。
马衡近水楼台，最初鉴赏研究叶家收藏的铜器古玩，钻研经史。随后，开始广收文物、碑帖拓片与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和金石学方面的知识。在上海，马衡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
章太炎评价马衡的篆刻：“海内独步，堪称大师”。有一次，张继对马衡谈起章太炎的如此评价，马衡谦逊地回应：“不见得吧，吴昌硕的篆刻就在我之上。”张继说：“不然，章老不是指刀法技艺，是指印文，指篆文之正确无误，字字有来历，绝无虚造不可知者；同时，也指书体的多样，篆法华美，亦为他人不可比拟。”
1905年，吴昌硕应马衡之请，题写斋名。“凡将斋”三字是吴昌硕独有的石鼓文风格篆书，迎首处钤“一月安东令”印，后附行书跋九行，说明了斋号来历，勉励其“笃学嗜古”，跋后钤“俊卿之印”“昌硕”二印。马衡对此十分珍惜，后请工匠将其制成楠木的斋堂匾。上世纪80年代，马衡后人将这两件（匾额与书法）见证了吴、马交往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马衡治印，是研究金石學的需要。他在印坛有着很高的声誉，受聘于西湖西泠印社，并担任第二任社长。
马衡在北京大学讲授金石学，1924年他把讲义整理，编印了《中国金石学》一书，三年后定稿为《中国金石学概要》出版。这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马衡在学术界的地位，声名远播。应邀至日本讲学半年，在日本多所大学做“中国之铜器时代”专题讲演。马衡被学界视为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现代金石学”的奠基人。
金石与考古紧密相连。马衡在北大的这两大学术研究，相辅相成，成就斐然。
1922年2月，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这是中国乃至东亚的专门考古学机构，聘马衡为主任，后陆续外聘罗振玉、王国维、伯希和等为考古学通讯导师。次年5月，古迹文物调查会（随后改为考古学会）成立，马衡担任会长。
考古学会成立后，马衡到河南新郑县郑伯墓的考察研究，这是当时在国内颇受人关注的考古发掘事件。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雇工打井，挖出古物，由此叩开了一座春秋时代的古墓。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在地下沉睡了两千五百多年，重见天日。
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派出教育部专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前往新郑挖宝现场……一时间“挖宝”和“看挖宝”的纷纷云集，多达数百人。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历时40天，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镈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
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派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马衡前往现场调查。9月20日马衡抵达新郑，进行墓地勘探，撰写了《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这份调查报告非常详实，分为八个部分：发见之时日，发见之地点，发见之始末，器物之种类及其数量，发掘之图及器物之位置，器物之制作，器物之时代，埋藏器物之原因。
马衡在“埋藏器物之原因”部分，考证出墓主人是郑伯。虽然发掘古墓者不是马衡本人，但他绘制的发掘图及文物出土的位置，表明马衡具有现代田野考古的常识。郑伯之墓从开始由士绅李锐发现并私自挖掘，到后来官方介入，学者调查共同完成，本是乱哄哄的考古发掘逐步走上正轨。
次年，马衡又奔赴河南，至孟津调查出土青铜器，搜购散落民间的出土文物，并到洛阳探访汉魏太学遗址及汉魏石经出土情况。 到了洛阳后，马衡得知出土的古器物已经被村民哄抢，后发生古董商人假冒名义收购古器物，并因此闹出人命惨案。马衡一路追踪出土古物的去向，经人介绍，他在洛阳约见了对此事知之甚详的金兼老人，可惜知之已晚。于是马衡与教育部派来调查此事的高、裘两人一起商量追缴文物之策，后出了420块银元给村民作为收购文物的费用。因为染上寒疾，他在洛阳住了一星期后才回到北京。此行“购回孟津所出铜器九十余种，六百三十余件”，并向北大国学门递交了《调查河南孟津县出土古器报告书》。
马衡的两次河南之行，为考古的先声，此后的考古发掘大多按照学术规范展开。
1930年，以马衡为首的燕下都考古团对老姆台进行了发掘。发掘前，马衡与团员约法三章：一、出土古物不得遗失或损坏；二、农民出售古物由团收买，个人不得私购；三、团员不得饮酒，每周轮流休息等。这次的科学考古发掘，获得文物201袋又26箱，出土大量战国至汉代建筑遗物和陶器，其中的珍贵文物运送至北京，加以详细整理、编目，以便开展后续的研究。
因为上述的经历和研究，马衡与李济被视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者。
【保护文物，出庭作证东陵案】
马衡和故宫结缘，始于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的那一天。
马衡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调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1925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直至1952年离职。不论是治金石学还是主持故宫，都是与文物打交道，在保护文物方面他有几个创举。
周作人所忆当是“五四”时期故事，在周的一班朋友中，马衡有两点特殊之处，一是他的阔气，二是他于刻印及鉴赏古物都很有功夫。有一年正月，周作人、马衡和钱玄同逛厂甸时会聚在一起，又遇到了另外的朋友，一位手里拿出新得来的“酱油青田”的印章，十分得意地给马衡看。马衡把石头拿得远点一看（因为有点眼花了），不客气地说道：“西贝，西贝！”意思是说“假”的。周作人与钱玄同不禁莞尔。
南京有一古董商，叫张熙园，擅长作伪。1935年冬，江南铁路公司在中华门外绕通济门到光华门一线修筑铁路。施工过程中，出土了大量萧梁时期的五铢钱土范（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出土钱范遭到哄抢，流失殆尽。据说现场还发现一方石碑，上书“谓山窑”，并刻有“梁普通元年三月建”的字样。1935年，张熙园根据《古泉辞典》，伪造了一批萧梁时代的五铢钱范，声称是在草场圩出土，没有料到全卖光了，发了一笔歪财。兴奋之下，不久又开始造假。他用唐志残石刻上“谓山窑”三字，又刻上“大通纪年”，并制作拓片分送专家学者。
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希祖是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见此石刻，惊为稀世宝物。张熙园很大方，干脆将石刻献给古物保管委员会，获60块大洋奖励，报纸上还对此进行报道。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
正担任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的马衡看出了破绽。朱希祖遂将张告到法院，结果张姓古董商行贿法院，反而胜诉。胜诉理由有些强词夺理：你一个考古专家无法鉴定赝品应该自担责任，且“奖金”也是自愿颁发的，古董商未强要。朱希祖深感愧疚，引咎辞职，被慰留，从此再不轻易鉴定文物。
马衡是怎样练就的火眼金睛，一看便知文物的真假，对此张中行讲过这样一个掌故。
1933年秋，马衡带着北大学金石学的十几个大学生，步行到故宫东路某宫去看青铜器。马衡指导学生观察，并讲解这是“商器”，那是“周器”。讲解时，有个学生问：“怎么知道是真的呢？”马衡停住，沉思片刻，答：“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另一个学生抢着问：“那怎么知道是假的呢？”马衡又陷入沉思，思索片刻，答：“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嘛，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同学们都笑了。觉得马先生什么秘诀都没有说。
后来，张中行也收藏古物，就躲不开辨别真假的问题。有了经验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马衡的那两句话，真是不二法门。但那个时候，同学们年少轻狂，并没有意识到那两句话的分量。
马衡为故宫收购了许多国宝，避免宝物流向海外。1926年初，古董商将得自兴化寺的壁画《过去七佛说法图》运至北京，准备悄悄卖给外国人，被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教授查悉。后由马衡出面，教授们集资以4000大洋买下壁画，交北京大学收藏。1952年，壁画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保护文物不仅需要学识和财力，有时还需要勇气。马衡曾出庭指证孙殿英东陵盗宝，文人风骨，令人钦佩。
1928年7月，孙殿英部开进东陵后，声称要搞军事演习，四处设岗放哨，禁止通行。入夜，派工兵营用炸药轰开陵墓14座，其中主要为乾隆、慈禧二陵。乱世出摸金校尉，但像孙殿英部如此丧心病狂的，实属罕见。开棺时，慈禧面貌一如生前，传说因其口中含有一颗明珠故也；见风后，面色发黑，尸骸抽缩，衣服风化，片片碎裂。孙部蜂拥而上，将陪葬珍宝劫掠一空。哄传被盗珍宝不计其数，仅钻石、明珠一项，竟重达四五十斤之多”。慈禧墓葬中的翡翠西瓜、红珊瑚树、玉藕、头戴的珠冠，皆是稀世珍宝。
孙殿英盗宝案发，经英国路透社最先予以披露报道后，国内外各大报刊纷转载，一时间国内哗然，海外震惊。
东陵被盗文物流向文物市场，马衡是从琉璃厂的古董商处获知的，他认为“清东陵乃历史古迹，应留作史学家研究，政府自当保护，岂可任匪徒劫掠，遂会同有关方面一同向当局举发”，呼吁政府对盗卖宝物者缉拿审判，追缴赃物交文博珍藏，以免散佚，流向国外。
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压力，1929年6月北平组织了军事法庭会审，特请马衡作为考古专家，到庭鉴定赃物并作证。在法庭上，马衡义正辞严，孙殿英看到情势严重，使出浑身解数，力求解脱，暗托特务头子用盗陵的珍宝，到处行贿，直达党国要员。这招果然有效，不仅孙殿英逍遥法外，还把已经被捕的要犯师长谭温江也保释了出来。
1930年，中原大战开始后，孙殿英虽是举世皆知的盗宝犯，但毕竟还掌握一定武力，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欲争取他出任北平卫戍要职。孙乘机提出条件，要求先通缉马衡，以泄私愤。当时北平主政者为山西方面的李服膺，他一面答应，一面着人透露信息，通知马衡暂避一时，免遭暗算。此時，马衡正在燕下都主持考古发掘，获得情报后，仓促南下避祸。他到达杭州后，自己刻了一枚“无咎无恙”的印章，表明心迹。手握篆刻刀的学者对垒手握兵权的军阀，如此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保护文物，堪称一段佳话。 【国宝长征，远筹帷幄大迁移】
从进入故宫那一天开始，“余负典守之责”，成为马衡坚定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紧张。以易培基为代表的一部分院领导认为，战争期间故宫文物损失难以幸免，国土沦丧尚可收复，独文物不可复得。国民政府批令：“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合办。”行政院批准故宫文物南迁，并通过了六万元的迁移费用预算案。
故宫文物南迁，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适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他认为北平不安全，何处是安全之地？北平在国际监视之下，未必有人敢公然破坏。鲁迅对故宫古物南迁，也不甚理解，他仿照崔颢《黄鹤楼》诗吊南迁文物：“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尽管有舆论反对，故宫文物南迁已经箭在弦上。存放在国子监的十尊石鼓，是重量级的国宝，被誉为“石刻之祖”，上面有最古老的石刻文字，每尊重约一吨。马衡经过考证，认为此石鼓既非西周，也非南北朝遗物，而是东周秦国的刻石。石鼓文为四言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而被称为“猎碣”。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石鼓一度沉睡于地下。唐初出土，后被迁入凤翔孔庙。韦应物、韩愈曾写《石鼓歌》，石鼓一名，广为传播。这石鼓经历了北宋亡国，被金运载到燕京，堪称镇国之宝。但由于年代久远，鼓上的字是附在石皮上的，石皮与鼓身早已分离，稍有不慎就会脱落。如此重量级的文物，如何装箱，又如何避免运输中文物受损，成为马衡等故宫人急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马衡亲自研究装运办法。他在《跋北宋石鼓文》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余鉴于此种情况，及既往之事实，知保护石皮为当务之急。乃先就存字之处，糊之以纸，总是石皮脱落，犹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缠以枲绠，其外复以木箱函之，今日之南迁，或较胜于当日之北徙也。”这个办法是成功的，以后屡次开箱检查，石鼓都没有新的伤损。
除了石鼓这种重量级的文物，还有青铜器、瓷器、玉器、漆器、字画、碑拓、古籍等文物。故宫人博采众长，根据文物的特点，总结出自己的一套装箱办法——“稳准隔紧”。比如瓷盘边缘包棉花，瓷盘相叠用绳子扎紧，再用纸把整叠瓷盘包起，每叠之间用棉花和稻草防震。对于书画等纸质文物，还要包上油纸，以免雨水浸湿。
故宫南迁文物分5批次先后运抵上海，共计19557箱（其中含替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代运代管6066箱），存放在法租界内一所库房。后转移到南京朝天宫珍藏。
一路文物西迁，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故宫人拼命抢救文物，可谓争分夺秒。比如，中路的第一批文物于11月19日从南京启运后，马衡又赶到汉口安排文物。当故宫博物院馆员牛德明等押运文物来到汉口后，马衡立即让牛德明赶快存好文物，再回南京抢运。12月10日，日军就对南京发动进攻。若不是马衡的督促和搬迁押运人员的努力，大批文物精华就可能落入敌手。
在护送故宫文物西迁的长途跋涉中，马衡发出了“剑门险峻绝跻攀，到此方知蜀道难”的感叹。1947年9月3日，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事实上，文物屡屡化险为夷，绝非偶然。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期间，文物几经辗转，穿越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文物丢失，也没有发生一起因失职而毁损事故。马衡所说的“国家的福命”，那志良说的“古物有灵”，正是在严格的制度、忠诚的守护下创造的奇迹。
【留守故宫，毅然肩负典守责】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的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在蒋介石授意下，开始谋划“抢救”平津学界名流的办法。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马衡何去何从？
他选择了留在故宫，留在北平等待解放。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不容易。
1948年11月9日，马衡主持召开了故宫复员后的第五次院务会，讨论决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如清除院内历年存积秽土，修正出组与开放规则，把长春宫等处保留原状，辟为陈列室，增辟瓷器、玉器陈列室及敕谕专室，修复文渊阁等。
大战来临，国民党下达故宫文物南迁的指示，急急如律令。马衡顶住压力，一拖再拖。他一方面编写可以装运的文物珍品目录，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审定；另一方面，告诫准备装箱的工作人员，“不要慌，不要求快”，决不能因为装箱而损伤文物。马衡的用意和态度，故宫人心领神会。文物装箱工作，到底进展如何，他从未过问、催促，这为留在北平故宫的工作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余负典守之责”，马衡自从与故宫结缘，不论在乱世，还是新时代，始终如一。马衡的孙子马思猛说：“1933年他领导古物南迁，1948年则阻止古物南迁，本意皆出于此。”
1949年1月13日晚，儿媳妇林裴宇（次子马彦祥之妻）从南京打来电话，转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敦促马衡南飞之意，马衡当即回绝说“决不南来”。1月14日，马衡致函杭立武，以身体有恙、不宜乘机为由婉拒了他的邀请。
马衡已下定决心，与南京国民政府分道扬镳。人与故宫文物同在，拒绝南下，同时，马衡极力反对将故宫文物迁往台湾。
庄尚严是马衡北大时的学生，奉命押运第一批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马衡知悉后立即致函庄尚严，声称如果要护送文物去台湾，他不惜断绝20多年的师生情。政治立场不同，但典守故宫文物的心一样，庄尚严到台湾后，典守故宫文物至生命最后一息。庄尚严的儿子庄灵写道：“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京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中国历代艺术的永恒故乡。”平生自诩守藏吏，垂死犹怀故国心”，这是被历史的浪头打到台湾去的那一代故宫人的写照。
故宫文物分离，对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而言，是骨肉分离一般的痛苦。为了保全文物，他殚精竭虑，不仅十分关注迁运工作的进展，还通过私人交情为保护国宝做些力所能及的事。1949年1月14日，他写信给杭立武，希望他能及时晒晾运输过程中被雨淋湿的21箱书画，希望第三批之后不再续运故宫文物。思及迁台故宫文物的命运，马衡“不觉慄慄危惧矣”。国民党未能运走、留存在南京的大批文物，他推荐欧阳道达典守。
北平和平解放后，“余负典守之责”，马衡有条不紊地主持着故宫博物院事务，开展院内陈列及赴苏联展览，进行文物分类保管和古建筑修缮工程。
1950年1月26日，留存在南京的文物归来，马衡日记留下了这一宝贵的时刻：“车于一时抵和平门，越半小时始入站。共装十一车，卸至半数，余与邦华、冶秋等先返。五时首批到达九龙壁，共装四十六排车，约三百余箱，卸入院中，以备明晨入库。”这批自从1933年离开故宫的文物，时隔17年归来，汇入故宫文物的大家庭之中。山河依旧，有故人重逢之感。不难想象，欣喜之中，也有隐隐的遗憾，马衡一定想起漂流到台湾的故宫旧藏。
朝斯夕斯，念兹在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大力搜集文物精品，有些旷世之珍就是经马衡之手入藏的，比如，《中秋帖》《伯远帖》二帖。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合称清宫“三希”，都属于中国传世较早的书法珍品。《快雪时晴帖》是故宫文物南迁的国宝，已被运往台湾。《中秋帖》《伯远帖》清亡后被人带出宫，最后流落到香港，抵押在英国汇丰银行。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购回《中秋帖》《伯远帖》，但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老将出马，义不容辞，年事已高的马衡、徐森玉和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的王冶秋，前往香港鉴定，最后以35万港元购回。
1955年，马衡逝世。子女遵嘱将其所藏全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其中有手稿、古籍、碑拓，历年所藏文物14962万余件（册）。馬衡治金石学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他留下的金石器物拓片多达12435件。这些文物的最后归宿，是他生命之所在、精神之所系的故宫博物院。如今，我们在《马衡捐献卷》中可以看到他的旧藏，其襟怀和境界，连同他经历的时代，都在一卷书中。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