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秋天，在莫斯科期间，我多次去莫斯科大学访问。不仅结识了好几位俄罗斯的哲学教授和美学家，还认识了这所大学医院的叶米利娅医生。她从医学院毕业后就在莫大医院工作，如今已有15个年头。她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进修生特别友好。我与她认识，便是在来莫大进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李筱的宿舍。
　　那天，我们正交谈着，突然有人敲门，开门后进来的便是她：中等身材，金发碧眼，肤色白皙，红上衣白短裙，手里拿着一小袋药。她先用俄语与李筱交谈了一会儿，将药交给他。然后转向我，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您一好!”我也连忙说声：“您好!”经过李筱的一番介绍，我们便认识了。
　　叶米利娅坦率地告诉我，由于目前俄罗斯的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医院的不少药品都很缺乏，作为医生，她非常伤脑筋。我笑着用俄语对她说：“面包会有的，药品也会有的。”她听了高兴地笑起来。
　　见叶米利娅给小李送药，我便问他的身体怎么了。小李说，今年春天，他生了一场病，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输了几百毫升血，医生对他的治疗很认真。我问道；“住院费、医药费花了不少钱吧?”他说他的住院费、医药费、输血费以及伙食费都免收。原来前苏联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公费医疗制度，不管城市、农村，住院治疗的一切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对待外国留学生也是如此。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还是实行这个公费医疗制度，没有改革。我又问小李住院时的伙食吃得好不好，他说：“一般还不错。”
　　我不免生出一种疑虑，心想：住进医院吃饭都不要钱，那不是会造成有的人想住医院，并且不想出院了吗?叶米利娅为我释了疑。她告诉我，住院治疗必须要有主治医生的诊断证明；经过治疗，医生一旦认为病愈可以出院，立即用电话与病员单位联系。必须及时出院，不允许拖延。
　　话匣子由此打开，叶米利娅向我讲了几桩她经历过的事。
　　有一次，莫大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夜间生病了，救护车开到住处楼下，两位救护人员上楼要用担架抬他下楼，可他怎么也不肯上担架，连连说：“我能走，我能走。”便急急地往楼下走。事后才知道，他是担心睡担架要付很多的费用，其实救护人员用担架抬送病人是不收费的。
　　八十年代中期，在莫大新闻系进修的一位中国女留学生黄××(现在新华社工作)患病到莫大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后要她立即住院治疗。这位女留学生以为住院的费用一定很高，又担心影响学习，她想暂不住院，先吃药打针，看看情况再说。当时她脸上露出为难、犹豫的神色，说道：“我先回宿舍取洗漱用具。明天再来。”医生似乎窥出了她采取“缓兵之计”的真实思想活动，便连说：“涅!涅!”(意即“不!不!”)坚决不同意她回宿舍，怕她一去不返而不住院治疗，要她打电话回去，让她的同学将洗漱用具等送到医院来。在医生的坚持下，她只得照办了。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的儿媳妇卡玛尔是新疆大学的副教授，八十年代中期在莫大进修地质专业，因眼疾住进医院动眼科大手术，手术很成功，医药费是很高的，但按照苏联的医疗政策规定，也享受免费待遇。
　　我颇有兴趣地听着叶米利娅对这些往事的讲述，她显得振奋，也流露出对前几年到莫大进修的中国同志的眷念。
　　岁月悠悠，情深谊长，两国人民不会忘记双方友好的交往。同在莫斯科进行学术访问的南京大学凌继尧教授对我讲了他在莫大进修时的一段往事。
　　也是八十年代中期，他去眼镜店配眼镜。验光师客气地请他坐下，不断地调试镜片，看多少度数的镜片合适。这一步进行完后，让他配戴上验光后的镜片看书看报，并要他在室内走动，看看眼睛的反应情况怎样，戴上的镜片是否舒适。“这样至少要进行半个小时。”凌继尧说道。“如果你说可以了。还不行，验光师关照你过一、二天还要再来验一次光，看上次配试的镜片是不是真正合适，有无不适应的感觉。”他认为试配的镜片度数很合适，希望正式配眼镜，不必下次再来了。
　　“不行!下次还要来验一次光!”验光师坚持说，凌继尧服从了。他十分感叹地对我说道：“在苏联医生看来，人的眼睛是最宝贵的，配戴眼镜的目的是矫正视力，验光怎么可以马虎而不准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