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轼老先生这些天受到了一些攻击与非议，我欲为老先生一辩。
　　媒体常说“经济学家茅于轼”云云，但在我看来，茅老可远不只是经济学家。固然，茅老半路出家，五十多岁自学经济学，在看不到国外文献的环境中，独立地产生后来写成《择优分配原理》的想法，并在该书中，对经济学基础理论进行了最为精微的讨论，如张维迎所说，他对价格理论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然而，茅老学术思想不止于此。茅老写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已再版三次。这本书论证了市场秩序需要道德基础，市场秩序又可以维护道德。因为这本书，茅老的思想结构实与亚当·斯密类似。茅老不是就经济学论经济学，而是从人的美好生活的角度理解经济活动的。这样的视野，对于当下中国人来说特别重要。
　　这不，茅老新出了一本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探讨中国人普遍焦虑的心理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茅老甚至不是一般的专业学者，而是智者，他总在思考困扰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茅老不只是在思考，他还在行动，力行自己的理念。比如，到处演讲。茅老以八旬之躯，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对各色人等传播自己的理念。不仅如此，茅老热心地发起公益活动，并持之以恒地组织、参与。他的理念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为此，茅老发起培养保姆的学校，在农村发起小额信贷。而茅老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怡然，无一丝怜悯，无一点骄矜。
　　这就是茅老，经历了那么多坎坷，面对诸多困难，却纯粹而澄明，达于生命之化境。怎么形容如此优美而高贵的生命呢？茅老八十寿辰，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祝寿，题为《绅士茅老》。现在想来，能够形容茅老的最好的词汇，还是中国的“君子”一词。茅老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格典范：君子。
　　君子当然是学者，茅老可谓“学而不倦”，今天，他仍然非常认真地阅读国外经济学期刊的论文。但“君子不器”，君子不让专业知识局限自己，而以美好生活、优良秩序为治学、思考之鹄的。这样的学，必然指向实践。君子是行动者，茅老一直在行动。
　　最重要的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茅老的观点，赞美者大声喝彩，批评者恶意咒骂。但面对赞美，茅老淡定，面对批评，茅老不愠。如茅老在一条微博中所说：“（4月）25日我在沈阳做报告，讲非公经济问题。开始不到五分钟，当我说剩余价值论是错误的，就有人大喊（大概不同意我的说法）。他旁边的人起身制止他，好几个人把他拉出会场，形成激烈的肢体冲突。我在台上喊：不要对他动武。怕伤害了他。”这就是茅老的仁者之心。
　　这也是茅老之于我的根本意义所在。与茅老相识，约在2000年前后。那时，我写经济时评，天则所注意到我这个小字辈，邀我参加双周学术论坛的活动，做评议人。那次结识天则所，也认识茅老师。此前，只闻茅老大名，这一次得见茅老其人。茅老师之平易谦恭，令我印象深刻。自加入天则所，与茅老接触加多，这一点愈加具体而深切。
　　其实，用《论语》所说五个字，才可较为完整地形容茅老：温、良、恭、俭、让。朱子解释说：“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当代中国，也许只有茅老当得起这五个字。而这一切可归结于仁。茅老是仁者，茅老是君子。
　　面对茅老，用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来衡量是苍白的，用政治立场之左右来衡量是狭隘的。今天的中国社会严重撕裂，有人爱茅老，有人恨茅老。受这种情感支配的人们，常把茅老放到政治价值的尺度中衡量。然而，茅老是超越左右的，在我们这个价值空虚、社会撕裂的时代，茅老的最大意义是，树立人之为人的典范。
　　茅老以八旬高龄，坚定而平静地向上走。你愿意跟上来吗？
　　秋风
　　学者。主要从事儒学、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