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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屈原“楚辞”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士风，尤以《离骚》所涉及的服饰、巫风及南蛮色彩为最。其服饰描写“尚奇”“尚高洁”的特点折射出楚国士人的享乐意识和对高尚品质的追求；卜筮与楚人巫政不分的治国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卜筮过程中的歌舞恋爱形式是楚国士人浪漫主义情怀形成的原因之一；“骚体”这一诗歌形式中彰显的蛮语色彩透视出楚国士人奔放随性的性格，苗蛮原始女性崇拜与楚国士人对女性持赞美、尊重的审美倾向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契合。
关键词：《离骚》 服饰 巫风 南蛮色彩 楚国士风
士风是指某一个时代的士人即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行事方式以及思想形态。士风一般与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对于“楚辞”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中国学术界研究成果显著，但是大都是将这种文化视作南方文化，将其与北方文化进行比较；极少有学者从“楚辞”入手，探寻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士风。
一、从《离骚》中的服饰文化看楚国士风
服饰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这一时代的士风。“在传世的屈原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服饰观，是非常有特色的。无论他所提到的以香草为饰是直指服饰还是寓意人的品德修养，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文人。”{1}这句话表明屈原时期的服饰文化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服饰文化实质是士风的一种物质反映。《离骚》涉及的服饰描写有“尚奇”“尚高洁”的特点。其“尚奇”是楚国士人享乐意识的体现，“尚高洁”则折射出楚国士人对高尚品质执着的追求。
（一）从服饰描写“尚奇”特点看楚国士人的享乐意识
屈原以“好奇服”著称，但这里的“奇”并非“奇怪”，而是指“好的衣服”。《离骚》中服饰“尚奇”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对服饰描写的完整性和修饰性两方面。服饰描写种类齐全，将服饰的头衣（帽子）、体衣、配饰三大种类全部囊括。其中头衣是极具楚国特色的切云冠，如“高余冠之岌岌兮”{2}。楚国帽子高耸的外形，与中原地区流行的质朴、平实的弁帽相比，有极强的修饰性特点，展现了楚国士人张扬的性格与满满的自信。体衣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3}。“芙蓉”与“芰荷”的描写，并非将这些植物作为制作衣服的材料，而是楚国士人对衣着花纹修饰的追求。服饰的描写内容之多、样式之丰富，较其他同时期的作品更为明显。对服饰丰富的描写给人以楚国士人重视服饰的直观感受，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楚国士人生活的宽裕、享乐意识强烈。
楚国士人跨越温饱追求向更高层次的审美追求靠近，以丰富的视觉享受来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究其原因，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楚国立国之初，国势微弱，但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最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疆域广阔。《左传·昭公十二年》讲道：“昔我先王熊演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4}开天辟地的自信与自豪，以及宽裕生活的来之不易，使楚国士人对人生报以及时享乐的价值取向。“生则厚养，死则厚葬”的意识一直根植于楚国人的血脉中。就连以贤明著称的楚庄王也有享乐主义，《说苑·正谏》曾记载：“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5}的史实。楚怀王更是荒淫无道，最后在奢侈享乐中断送了楚国的大好前程。屈原作为典型的楚国士人，戴高冠、携长剑、配香草的服饰装扮，正反映出了楚国士人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二）从服饰描写“尚高洁”特点看楚国士人的高尚品质
《离骚》中服饰描写得种类齐全，但并非胡乱描述，其描写都是有选择性的。在谈到衣服的时候一般都会出现“青云”“芰荷”“芙蓉”“蕙带”等意象，这些意象主要集中于对荷花的渲染。屈原在《离骚》中之所以反复取荷花的意象有着多重原因：其一是南方温润的自然环境使得荷花这一植物触目可及，为其诗歌书写提供了素材；其次是荷花美好的姿态，使屈原对其心向往之，这是引发屈原诗情的直接因素。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自然特性与屈原的高尚品质相契合，情与物达到浑润一体的境界，《离骚》服饰描写的盛宴，实质也是屈原高尚品质的展现。终其一生，屈原的被疑、被放逐、抱石投江的人生经历，都与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质有着重要的联系。《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6}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屈原注定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对于配饰的描写则偏爱香草，“秋兰”“江离”“辟芷”等香草与文中出现的“芜秽”等恶草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想通过配饰的区别描写，将自己与其他奸臣等乌合之众区别开来，表现自己的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
作为楚国士人阶层的典型代表，屈原高尚品质的养成有其历史渊源。追溯楚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楚国人一直想要通过追根溯源的方法在上古神话的“幻想的谱系”{7}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楚人坚信自己的远祖是祝融，而祝融在古帝世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神话谱系中的火正。他们觉得自己是高于其他民族的“上民”。屈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离骚》开篇，屈原就以一种高姿态对自己的身世陈述道：“帝高阳之苗裔兮”{8}，他觉得自己不同于一般人。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世自豪感使得屈原以高于平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屈原认为自己能够肩负起为国为民、报效国家的重担，坚信自己能以一己之力扭转楚国由盛转衰的局势。在自己的政见不被采纳的时候，抱石投江的举动也就不再那么令人费解了。因为这种高洁的品质、生来不愿同流合污的基本价值取向深深地埋在楚国士人的血脉中，如果有所违背，他们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从《离骚》中的巫文化看楚国士风
班固《汉书·地理志》有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记载。巫文化在“楚辞”中的表现非常明显，《离骚》也不例外。从其卜筮、歌舞恋爱形式可以看出楚人巫政不分的治国传统和浪漫主义情怀。
（一）从卜筮看楚人巫政不分的治国传统
占卜是楚人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余有所疑，愿困先生决之”{9}“魂魄离敞，汝筮予之”{10}。古人由于对世界认识不足，运用占卜来判断吉凶的这一事实情有可原，它不止存在于楚国。但是楚国人巫风之重，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对楚国的政事有决定性的作用。前面讲到，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楚国士人自信自己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而士人要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君接纳自己的意见呢？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巫术。屈原作为楚国的一名左徒，自己本来就是一名出色的大巫。《离骚》中屈原在受楚王冷遇徘徊不前的时候，他通过占卜来决定自己是否要向前。《离骚》中出现的灵修（即巫长）就是楚灵王和楚怀王。在《左传·僖公四年》中，齐桓公伐楚国的理由是极其荒唐的：“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11}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楚国不仅没有因为这一看似荒唐的理由而反过来讨问齐国，还首先就这一荒唐的借口进行了道歉：“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12}由此可见，在楚国人眼里，祭祀这样的与巫术相关的活动不仅很重要，还与政治紧密联系，甚至在某些时候，关乎外交。和屈原一样，楚国的开国皇帝熊绎就是一个“桃弧棘矢以供王事”{13}的大巫，由此可见楚国巫政不分的治国传统。 （二）从歌舞恋爱的形式看楚人的浪漫主义情怀
《离骚》通过歌舞恋爱的形式，以达到娱神的目的。祭祀开始时需要服饰华美，例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14}。祭祀的过程中还要求有哀婉、眷恋的情思，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5}。祭祀成功后还要交换信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16}。楚国人通过歌舞恋爱与神交流的方式在楚国极为显著，这是楚国士人的浪漫主义情怀的体现。这种浓烈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楚国美丽多彩的风景、山水相映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直接影响了楚国士人对于政治的表达。屈原将自己在楚怀王处受到的冷落比喻成“美人迟暮”。有人将屈原这种政治理想恋爱化的方式误读为屈原是一名同性恋是很荒谬的，其实这种将政治理想恋爱化的风格一直贯穿着“楚辞”始终；究其原因，是受到巫风中歌舞恋爱方式而形成的浪漫主义的影响。楚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弥漫在楚国的上下。在楚国，无论天子还是平民百姓都对歌舞音乐有着一种痴迷的状态。“楚辞”中《招魂》与《大招》描写的是宫廷之乐舞。《招魂》云：“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17}《大招》云：“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18}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则描写了楚国百姓对歌舞的热爱。由于歌舞的兴盛，造成楚国乐器文化的发达，《吕氏春秋·本味》中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便源于楚国，还有著名的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都是极好的例证。
三、从《离骚》中的苗蛮文化背景看楚国士风
“楚为荆蛮”的判断基本是被学术界认可的，由此可见，楚国与蛮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国入驻楚地时，带去的中原文化与当地的苗蛮文化融合，使得楚国文化在其他同时期的文化中独树一帜。文化的独特性又影响了士风的形成。诗歌与蛮语的融合，形成了“楚辞”独特的诗歌形式，让楚国士人的文学洋溢着浪漫的、随性的特色；南蛮之地原始的女性崇拜，与楚国士人对女性持肯定、赞美的审美倾向有其相似性。
（一）蛮语与楚国士人的奔放随性
《离骚》中开放的诗歌结构、灵活的字词运用，是楚国士人奔放、随性性格的体现。《离骚》中“兮”字的加入，打破了古代诗歌四言的结构形式，使得诗歌从吟咏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这是中原文化与南蛮文化融合的结果。苗歌《傩神起源》就有楚辞的神韵：“说起当日初民事哎，水有源头树有根。男女相传于世上哎……”{19}这段民歌的奇数句的最后都有一个感叹词“哎”。这也许是口头文学的一种遗留现象，但是却与楚辞的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除了诗歌结构的融合，还有字词上的融合。楚辞诗句中多次出现楚方言，如“汩”“搴”“凭”“羌”等。其中“搴”在蛮语中有“拾取”的意思。楚辞中有许多的双声、叠韵、重言词。从语法功能上看，它与蛮语相同。譬如：苗语中go7（红）、ki1ki1（鲜红状）是“鲜红”的意思，从语法上去分析，这是后面的状词修饰前面的形容词或者动词。这在楚辞中也很常见：芳菲菲、惨郁郁……由此，从《离骚》中的蛮语因素可以看出楚国士人奔放、随性的性格特质，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楚国士人性格特质的便是屈原。《离骚》作为最能表现屈原思想的篇章，就其篇名“离骚”，从古至今，学者大都把这二字解释为“离忧”“遭忧”“别忧”或“牢商”。但是今人湘西苗族学者龙海清、龙文玉则认为这二字实为苗语译音：“离”即“要”，“骚”为当时楚地流传的一种诉说性极强的歌调，合起来就是“要歌唱”的意思。相比《诗经》的“怨刺上政”以“讽刺”的笔调委婉地表达个人内心诉求不一样的是，屈原在面对政治迫害时的态度是直接歌唱。这样奔放而又直白的表达是中原人士不可比拟的。楚国士人文学在文学历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了北有《诗经》、南有《楚辞》的局面。也正是这种文学风气，影响了楚国士人，让楚国士人在处理政事时带有一种浪漫的完美主义色彩。其实屈原爱国，在他的眼里，君臣关系笼罩着一种纯洁无瑕的完美主义色彩，所以他甘愿用生命去维护这种纯洁。
（二）苗蛮原始女性崇拜与楚国士人独特的女性审美
苗蛮原始女性崇拜，至今仍存在于苗族的习俗中。在今天所见的苗语中，如苗语中的“祖父母”直译为汉语叫“祖母父”，“父母”直译为汉语中的“母父”。这种称谓中先女后男的习俗，鲜明地反映了苗族人的原始女性崇拜。苗族文化中的女性崇拜与楚国地处南方滋润的自然环境交相辉映，出现了《离骚》中婵媛这一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婵媛不再是传统印象中被解救、被束缚的女性形象，其在《离骚》中扮演着引导者与先知的角色。三次求女的描写，出现了宓妃、有虞氏之二姚等优雅、美丽的女性形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离骚》中显露出来的对女性持肯定态度的文学倾向。这种女性崇拜上升至思想层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楚国士人老子的思想。春秋时期的老子在其经典著作《道德经》中主张以柔克刚、以水为万性之母的学术思想与《楚辞》中将女性看作美好、善良的化身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如果这种女性崇拜意识掌握的分寸不够恰当的话，就会出现怀王、顷襄王好女色这样的昏庸政治现象。
四、结语
从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入手，去窥探楚国的士风，一方面可以对楚国当时的士风做一个总结，另一方面可以反观屈原的行为。屈原作为楚国典型的士人，自视高洁的自信、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香草美人的美政追求，对后世文人起着典范作用。从文学的角度去探寻这种品格的历史因素，上升为一种类型的士风审美典范，对后世文人、当今世人的行为方式有着一种模范作用。
{1} 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2}{3}{6}{8}{9}{10}{14}{15}{16}{17}{18}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第17页，第179页，第3页，第176页，第198页，第17页，第6页，第30页，第209页，第221页。
{4}{11}{12}{13}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39页，第290页，第291页，第1339页。
{5} （汉）刘向著，王瑛、王天海译注：《说苑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页。
{19}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9页。
参考文献：
[1]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7] 熊晓辉.楚辞文化与苗族民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8] 刘礼堂.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9）.
作 者：陈春霖，北方民族大学在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祁国宏，文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离骚》 服饰 巫风 南蛮色彩 楚国士风
士风是指某一个时代的士人即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行事方式以及思想形态。士风一般与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对于“楚辞”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中国学术界研究成果显著，但是大都是将这种文化视作南方文化，将其与北方文化进行比较；极少有学者从“楚辞”入手，探寻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士风。
一、从《离骚》中的服饰文化看楚国士风
服饰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这一时代的士风。“在传世的屈原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服饰观，是非常有特色的。无论他所提到的以香草为饰是直指服饰还是寓意人的品德修养，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文人。”{1}这句话表明屈原时期的服饰文化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服饰文化实质是士风的一种物质反映。《离骚》涉及的服饰描写有“尚奇”“尚高洁”的特点。其“尚奇”是楚国士人享乐意识的体现，“尚高洁”则折射出楚国士人对高尚品质执着的追求。
（一）从服饰描写“尚奇”特点看楚国士人的享乐意识
屈原以“好奇服”著称，但这里的“奇”并非“奇怪”，而是指“好的衣服”。《离骚》中服饰“尚奇”的特点主要集中在对服饰描写的完整性和修饰性两方面。服饰描写种类齐全，将服饰的头衣（帽子）、体衣、配饰三大种类全部囊括。其中头衣是极具楚国特色的切云冠，如“高余冠之岌岌兮”{2}。楚国帽子高耸的外形，与中原地区流行的质朴、平实的弁帽相比，有极强的修饰性特点，展现了楚国士人张扬的性格与满满的自信。体衣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3}。“芙蓉”与“芰荷”的描写，并非将这些植物作为制作衣服的材料，而是楚国士人对衣着花纹修饰的追求。服饰的描写内容之多、样式之丰富，较其他同时期的作品更为明显。对服饰丰富的描写给人以楚国士人重视服饰的直观感受，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楚国士人生活的宽裕、享乐意识强烈。
楚国士人跨越温饱追求向更高层次的审美追求靠近，以丰富的视觉享受来满足自己的享乐需求。究其原因，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楚国立国之初，国势微弱，但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奋斗，最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疆域广阔。《左传·昭公十二年》讲道：“昔我先王熊演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4}开天辟地的自信与自豪，以及宽裕生活的来之不易，使楚国士人对人生报以及时享乐的价值取向。“生则厚养，死则厚葬”的意识一直根植于楚国人的血脉中。就连以贤明著称的楚庄王也有享乐主义，《说苑·正谏》曾记载：“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5}的史实。楚怀王更是荒淫无道，最后在奢侈享乐中断送了楚国的大好前程。屈原作为典型的楚国士人，戴高冠、携长剑、配香草的服饰装扮，正反映出了楚国士人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二）从服饰描写“尚高洁”特点看楚国士人的高尚品质
《离骚》中服饰描写得种类齐全，但并非胡乱描述，其描写都是有选择性的。在谈到衣服的时候一般都会出现“青云”“芰荷”“芙蓉”“蕙带”等意象，这些意象主要集中于对荷花的渲染。屈原在《离骚》中之所以反复取荷花的意象有着多重原因：其一是南方温润的自然环境使得荷花这一植物触目可及，为其诗歌书写提供了素材；其次是荷花美好的姿态，使屈原对其心向往之，这是引发屈原诗情的直接因素。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自然特性与屈原的高尚品质相契合，情与物达到浑润一体的境界，《离骚》服饰描写的盛宴，实质也是屈原高尚品质的展现。终其一生，屈原的被疑、被放逐、抱石投江的人生经历，都与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品质有着重要的联系。《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6}已经很明显地表明了屈原注定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对于配饰的描写则偏爱香草，“秋兰”“江离”“辟芷”等香草与文中出现的“芜秽”等恶草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想通过配饰的区别描写，将自己与其他奸臣等乌合之众区别开来，表现自己的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质。
作为楚国士人阶层的典型代表，屈原高尚品质的养成有其历史渊源。追溯楚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楚国人一直想要通过追根溯源的方法在上古神话的“幻想的谱系”{7}为自己找到一席之地。楚人坚信自己的远祖是祝融，而祝融在古帝世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神话谱系中的火正。他们觉得自己是高于其他民族的“上民”。屈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离骚》开篇，屈原就以一种高姿态对自己的身世陈述道：“帝高阳之苗裔兮”{8}，他觉得自己不同于一般人。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世自豪感使得屈原以高于平常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屈原认为自己能够肩负起为国为民、报效国家的重担，坚信自己能以一己之力扭转楚国由盛转衰的局势。在自己的政见不被采纳的时候，抱石投江的举动也就不再那么令人费解了。因为这种高洁的品质、生来不愿同流合污的基本价值取向深深地埋在楚国士人的血脉中，如果有所违背，他们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从《离骚》中的巫文化看楚国士风
班固《汉书·地理志》有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的记载。巫文化在“楚辞”中的表现非常明显，《离骚》也不例外。从其卜筮、歌舞恋爱形式可以看出楚人巫政不分的治国传统和浪漫主义情怀。
（一）从卜筮看楚人巫政不分的治国传统
占卜是楚人处理事情的一种方式，“余有所疑，愿困先生决之”{9}“魂魄离敞，汝筮予之”{10}。古人由于对世界认识不足，运用占卜来判断吉凶的这一事实情有可原，它不止存在于楚国。但是楚国人巫风之重，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对楚国的政事有决定性的作用。前面讲到，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楚国士人自信自己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而士人要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君接纳自己的意见呢？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巫术。屈原作为楚国的一名左徒，自己本来就是一名出色的大巫。《离骚》中屈原在受楚王冷遇徘徊不前的时候，他通过占卜来决定自己是否要向前。《离骚》中出现的灵修（即巫长）就是楚灵王和楚怀王。在《左传·僖公四年》中，齐桓公伐楚国的理由是极其荒唐的：“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11}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楚国不仅没有因为这一看似荒唐的理由而反过来讨问齐国，还首先就这一荒唐的借口进行了道歉：“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12}由此可见，在楚国人眼里，祭祀这样的与巫术相关的活动不仅很重要，还与政治紧密联系，甚至在某些时候，关乎外交。和屈原一样，楚国的开国皇帝熊绎就是一个“桃弧棘矢以供王事”{13}的大巫，由此可见楚国巫政不分的治国传统。 （二）从歌舞恋爱的形式看楚人的浪漫主义情怀
《离骚》通过歌舞恋爱的形式，以达到娱神的目的。祭祀开始时需要服饰华美，例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14}。祭祀的过程中还要求有哀婉、眷恋的情思，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15}。祭祀成功后还要交换信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16}。楚国人通过歌舞恋爱与神交流的方式在楚国极为显著，这是楚国士人的浪漫主义情怀的体现。这种浓烈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楚国美丽多彩的风景、山水相映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直接影响了楚国士人对于政治的表达。屈原将自己在楚怀王处受到的冷落比喻成“美人迟暮”。有人将屈原这种政治理想恋爱化的方式误读为屈原是一名同性恋是很荒谬的，其实这种将政治理想恋爱化的风格一直贯穿着“楚辞”始终；究其原因，是受到巫风中歌舞恋爱方式而形成的浪漫主义的影响。楚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弥漫在楚国的上下。在楚国，无论天子还是平民百姓都对歌舞音乐有着一种痴迷的状态。“楚辞”中《招魂》与《大招》描写的是宫廷之乐舞。《招魂》云：“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17}《大招》云：“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戏《驾辩》，楚《劳商》只。讴和《扬阿》，赵箫倡只。”{18}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则描写了楚国百姓对歌舞的热爱。由于歌舞的兴盛，造成楚国乐器文化的发达，《吕氏春秋·本味》中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便源于楚国，还有著名的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都是极好的例证。
三、从《离骚》中的苗蛮文化背景看楚国士风
“楚为荆蛮”的判断基本是被学术界认可的，由此可见，楚国与蛮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国入驻楚地时，带去的中原文化与当地的苗蛮文化融合，使得楚国文化在其他同时期的文化中独树一帜。文化的独特性又影响了士风的形成。诗歌与蛮语的融合，形成了“楚辞”独特的诗歌形式，让楚国士人的文学洋溢着浪漫的、随性的特色；南蛮之地原始的女性崇拜，与楚国士人对女性持肯定、赞美的审美倾向有其相似性。
（一）蛮语与楚国士人的奔放随性
《离骚》中开放的诗歌结构、灵活的字词运用，是楚国士人奔放、随性性格的体现。《离骚》中“兮”字的加入，打破了古代诗歌四言的结构形式，使得诗歌从吟咏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这是中原文化与南蛮文化融合的结果。苗歌《傩神起源》就有楚辞的神韵：“说起当日初民事哎，水有源头树有根。男女相传于世上哎……”{19}这段民歌的奇数句的最后都有一个感叹词“哎”。这也许是口头文学的一种遗留现象，但是却与楚辞的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除了诗歌结构的融合，还有字词上的融合。楚辞诗句中多次出现楚方言，如“汩”“搴”“凭”“羌”等。其中“搴”在蛮语中有“拾取”的意思。楚辞中有许多的双声、叠韵、重言词。从语法功能上看，它与蛮语相同。譬如：苗语中go7（红）、ki1ki1（鲜红状）是“鲜红”的意思，从语法上去分析，这是后面的状词修饰前面的形容词或者动词。这在楚辞中也很常见：芳菲菲、惨郁郁……由此，从《离骚》中的蛮语因素可以看出楚国士人奔放、随性的性格特质，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楚国士人性格特质的便是屈原。《离骚》作为最能表现屈原思想的篇章，就其篇名“离骚”，从古至今，学者大都把这二字解释为“离忧”“遭忧”“别忧”或“牢商”。但是今人湘西苗族学者龙海清、龙文玉则认为这二字实为苗语译音：“离”即“要”，“骚”为当时楚地流传的一种诉说性极强的歌调，合起来就是“要歌唱”的意思。相比《诗经》的“怨刺上政”以“讽刺”的笔调委婉地表达个人内心诉求不一样的是，屈原在面对政治迫害时的态度是直接歌唱。这样奔放而又直白的表达是中原人士不可比拟的。楚国士人文学在文学历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了北有《诗经》、南有《楚辞》的局面。也正是这种文学风气，影响了楚国士人，让楚国士人在处理政事时带有一种浪漫的完美主义色彩。其实屈原爱国，在他的眼里，君臣关系笼罩着一种纯洁无瑕的完美主义色彩，所以他甘愿用生命去维护这种纯洁。
（二）苗蛮原始女性崇拜与楚国士人独特的女性审美
苗蛮原始女性崇拜，至今仍存在于苗族的习俗中。在今天所见的苗语中，如苗语中的“祖父母”直译为汉语叫“祖母父”，“父母”直译为汉语中的“母父”。这种称谓中先女后男的习俗，鲜明地反映了苗族人的原始女性崇拜。苗族文化中的女性崇拜与楚国地处南方滋润的自然环境交相辉映，出现了《离骚》中婵媛这一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婵媛不再是传统印象中被解救、被束缚的女性形象，其在《离骚》中扮演着引导者与先知的角色。三次求女的描写，出现了宓妃、有虞氏之二姚等优雅、美丽的女性形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离骚》中显露出来的对女性持肯定态度的文学倾向。这种女性崇拜上升至思想层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楚国士人老子的思想。春秋时期的老子在其经典著作《道德经》中主张以柔克刚、以水为万性之母的学术思想与《楚辞》中将女性看作美好、善良的化身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如果这种女性崇拜意识掌握的分寸不够恰当的话，就会出现怀王、顷襄王好女色这样的昏庸政治现象。
四、结语
从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入手，去窥探楚国的士风，一方面可以对楚国当时的士风做一个总结，另一方面可以反观屈原的行为。屈原作为楚国典型的士人，自视高洁的自信、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香草美人的美政追求，对后世文人起着典范作用。从文学的角度去探寻这种品格的历史因素，上升为一种类型的士风审美典范，对后世文人、当今世人的行为方式有着一种模范作用。
{1} 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2}{3}{6}{8}{9}{10}{14}{15}{16}{17}{18}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第17页，第179页，第3页，第176页，第198页，第17页，第6页，第30页，第209页，第221页。
{4}{11}{12}{13}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39页，第290页，第291页，第1339页。
{5} （汉）刘向著，王瑛、王天海译注：《说苑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4页。
{19}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9页。
参考文献：
[1]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华梅.服饰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7] 熊晓辉.楚辞文化与苗族民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8] 刘礼堂.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9）.
作 者：陈春霖，北方民族大学在读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祁国宏，文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