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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达尔是苏联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的许多作品早在苏联时期就享有盛名,而且在历经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名气不衰,常读常新。最为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作品要数《铁木儿和他的队伍》、《远方》、《军事秘密》、《天蓝色的杯子》、《鼓手的命运》、《丘克和盖克》等。正如作家本人说的,“儿童是我的心灵,儿童是我的作品的主题……”2004年,盖达尔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俄罗斯青年诗人巴维尔·科尔帕科夫在儿童杂志《篝火》撰文写道:“苏联儿童是在读他的小说中长大的。”最后,诗人在文章的煞尾,激情奔放地号召孩子们:“读一读这些书,陶醉在遥远年代的浪漫之中吧;想一想吧,你们的爷爷奶奶喜欢这些书中的什么。你们将进行一次有趣的时间之旅。”
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对这位苏联作家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的书在我国少年儿童中争相传阅,爱不释手。盖达尔的书通俗易懂,语言明快流畅,情节引人入胜,并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使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潜移默化,受到教育,从小培养善良、诚实、勇敢、公正、忠诚、友谊的优秀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就是用现在的眼光(教育性、趣味性、“寓教于乐”)来衡量,他的书也不失为优秀的儿童读物,仍然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盖达尔属于所有的人,而首先属于孩子们。”他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聊天,是孩子们的忠实朋友,所以孩子们亲切地把他叫做“我们的盖达尔”。孩子们不仅喜欢他,爱戴他,而且在他的倡导下为社会、国家和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后来,他们的善举发展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铁木儿运动”,很快就席卷了辽阔的苏联大地,对卫国战争和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作家鲁维姆·弗拉尔曼在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他和盖达尔住在一条街,盖达尔每次出门就会被小孩子拦住,有时候是一大群,这条街的孩子都认识他。孩子们经常走到盖达尔面前,突然立正站着问,“今天有没有命令?”盖达尔也军人式地回答他们,“今天没有命令,有命令我就叫你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起先,弗拉尔曼还以为他是和孩子们闹着玩的,后来才相信他们是在一本正经地执行公务。
不妨举一个例子。一天,在弗拉尔曼住的房子里有个作家病了,高烧不退,心脏衰弱,已经一昼夜了。医生开的处方上有一种药,可附近药房里没有。大家心急如焚,于是弗拉尔曼就去盖达尔家,问他有没有这种药,盖达尔摇了摇头。但他沉思一会儿说“会有的,”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对着大街的窗户,吹了几声口哨。不一会儿,响起了门铃声,走廊上出现了一个12岁左右的男孩子。“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我听到您发出的信号就来了。”“这一次有任务。你看作家病了,需要一种药,可附近药房没有。我现在发出战斗命令,你们赶快去买药。”男孩旋即拔腿而去。过了半个小时,门铃又响了,又是一个男孩报告说,已派人到所有的药房去了。由此可见,盖达尔的命令已经传达到街上每家每户的孩子们了。门铃声不时响起,跑来汇报情况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他们跑遍了城里的大小药房,有个男孩子终于在很远的郊区把药买到拿来了。
盖达尔心地善良,热心助人,经常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的儿子铁木儿说:他的父亲盖达尔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善良的人。铁木儿在回忆录里讲了一件自己的童年往事。盖达尔早就答应给10岁的儿子买一辆自行车,但过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兑现,不是手里没有钱,就是忘了自己的许诺。一次,在儿子的提醒下,盖达尔立即带上买车的钱去商店。铁木儿高兴极了,急不可耐地对院子里的孩子们讲,他的爸爸到商店给他买自行车去了。事情就这么巧,盖达尔去商店的路上,碰到一个熟人急需钱用,便慷慨地把买自行车的钱借他了。父亲回家后讲明情况,要儿子再等一段时间。眼看就要到手的自行车,没想到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儿子心里郁郁不乐,但他理解父亲这样做是对的。
作家叶梅利亚诺夫讲述了盖达尔“巧妙”帮助一个贫困大学生而被误认为小偷的故事:这件事发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个刚考上医学院的大学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莫斯科。他手里抱着一摞书挤上了有轨电车。他慌张地看着售票员,在衣服口袋里摸了半天,总算是摸出来了买车票的10个戈比。这时,有位乘客发现穿着军大衣的人悄悄地把手伸进了抱着书的小伙子的口袋里,便当即抓住这只手,大声喊道:“抓小偷!”一下子车上人声鼎沸,电车停下来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民警来了,叫穿军大衣的人出示证件,这人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带公民证,只有苏联作协会员证,我是作家盖达尔。”贫困的大学生却显得很平静,告诉民警他刚来莫斯科,身上的钱花光了,只剩下10个戈比。民警要他看看口袋里的证件还在不在,没想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揉皱了的50卢布的纸币来,连忙解释说这不是自己的钱,他的钱已经用掉了。顿时,民警和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还从来没见过把自己的钱悄悄塞进别人口袋里的“小偷”。大学生含着眼泪,感激地对盖达尔说:“我读过您的许多书,我从中懂得了怎样生活……”
盖达尔喜欢和孩子们交朋友,并且尊重他们的人格,在他们面前从来不摆大人的架子,更不以名作家自居,而是像平辈人一样和他们谈话,态度和蔼可亲,语言幽默风趣。卓娅的妈妈在她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里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盖达尔和卓娅的一段友情。盖达尔和卓娅是在索科利尼基疗养院里认识的。一天,卓娅和妈妈在路上碰见了盖达尔。卓娅的妈妈对盖达尔说:“她总问我,您是怎样的人,住在哪里,能不能看到您?”盖达尔笑着对卓娅说:“我是个极普通的人,住在莫斯科,现在索科利尼基疗养,看一整天都行!”卓娅说:“我认识您,您是作家盖达尔。您所有的书我都知道。”盖达尔答道:“我也认识您,您所有的书我也知道:代数、物理、三角。”
从这以后,盖达尔和卓娅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滑冰滑雪,晚上在一起唱歌,交谈读书心得。卓娅喜欢朗诵诗,她朗诵歌德的诗,受到盖达尔的鼓励和夸奖。离开疗养院前不久,卓娅问盖达尔,“什么是幸福?”当时,盖达尔没有详细回答她。过了几天,卓娅出院的那天,盖达尔和卓娅握手道别,并送给她一本自己的著作《丘克和盖克》。盖达尔在书的扉页上亲笔题道:“什么是幸福?各人有各自的见解。然而总的说来,所有的人都懂得,应当老老实实生活,勤勤恳恳工作,热爱并珍惜这片辽阔的幸福的国土——苏维埃国家。”
就在卓娅和盖达尔分别后几个月,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悍然入侵苏联。同年8月底,盖达尔从前线来到莫斯科,利用在首都短暂的停留时间,在新学年前夕通过广播电台向苏联的中学生发出呼吁:“国家时刻关心你们,培养你们,教导你们,抚爱你们,有时甚至宠爱你们。现在是你们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表明你们是怎样热爱她,珍惜她和保卫她的时候了。”
盖达尔庄严的声音在空中回荡,迅速传遍了苏维埃大地。为了捍卫这片辽阔的幸福的国土,成千上万的苏联青年和学生告别亲爱的父母,辞别可爱的母校,穿上军装,拿起武器,高唱共青团员之歌,奔赴烽烟滚滚的前线,同凶恶猖狂、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在这场保卫祖国的浴血奋战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像卓娅、舒拉、奥列格一样的英雄,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向全世界人民诠释了苏联红军战士的幸福观。
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对这位苏联作家再熟悉不过了,当年他的书在我国少年儿童中争相传阅,爱不释手。盖达尔的书通俗易懂,语言明快流畅,情节引人入胜,并富有浪漫主义的抒情色彩,使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潜移默化,受到教育,从小培养善良、诚实、勇敢、公正、忠诚、友谊的优秀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就是用现在的眼光(教育性、趣味性、“寓教于乐”)来衡量,他的书也不失为优秀的儿童读物,仍然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盖达尔属于所有的人,而首先属于孩子们。”他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聊天,是孩子们的忠实朋友,所以孩子们亲切地把他叫做“我们的盖达尔”。孩子们不仅喜欢他,爱戴他,而且在他的倡导下为社会、国家和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后来,他们的善举发展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铁木儿运动”,很快就席卷了辽阔的苏联大地,对卫国战争和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作家鲁维姆·弗拉尔曼在回忆录里讲了一件事。他和盖达尔住在一条街,盖达尔每次出门就会被小孩子拦住,有时候是一大群,这条街的孩子都认识他。孩子们经常走到盖达尔面前,突然立正站着问,“今天有没有命令?”盖达尔也军人式地回答他们,“今天没有命令,有命令我就叫你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吧。”起先,弗拉尔曼还以为他是和孩子们闹着玩的,后来才相信他们是在一本正经地执行公务。
不妨举一个例子。一天,在弗拉尔曼住的房子里有个作家病了,高烧不退,心脏衰弱,已经一昼夜了。医生开的处方上有一种药,可附近药房里没有。大家心急如焚,于是弗拉尔曼就去盖达尔家,问他有没有这种药,盖达尔摇了摇头。但他沉思一会儿说“会有的,”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打开对着大街的窗户,吹了几声口哨。不一会儿,响起了门铃声,走廊上出现了一个12岁左右的男孩子。“阿尔卡季·彼得罗维奇,我听到您发出的信号就来了。”“这一次有任务。你看作家病了,需要一种药,可附近药房没有。我现在发出战斗命令,你们赶快去买药。”男孩旋即拔腿而去。过了半个小时,门铃又响了,又是一个男孩报告说,已派人到所有的药房去了。由此可见,盖达尔的命令已经传达到街上每家每户的孩子们了。门铃声不时响起,跑来汇报情况的孩子越来越多了。他们跑遍了城里的大小药房,有个男孩子终于在很远的郊区把药买到拿来了。
盖达尔心地善良,热心助人,经常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的儿子铁木儿说:他的父亲盖达尔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善良的人。铁木儿在回忆录里讲了一件自己的童年往事。盖达尔早就答应给10岁的儿子买一辆自行车,但过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兑现,不是手里没有钱,就是忘了自己的许诺。一次,在儿子的提醒下,盖达尔立即带上买车的钱去商店。铁木儿高兴极了,急不可耐地对院子里的孩子们讲,他的爸爸到商店给他买自行车去了。事情就这么巧,盖达尔去商店的路上,碰到一个熟人急需钱用,便慷慨地把买自行车的钱借他了。父亲回家后讲明情况,要儿子再等一段时间。眼看就要到手的自行车,没想到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儿子心里郁郁不乐,但他理解父亲这样做是对的。
作家叶梅利亚诺夫讲述了盖达尔“巧妙”帮助一个贫困大学生而被误认为小偷的故事:这件事发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个刚考上医学院的大学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莫斯科。他手里抱着一摞书挤上了有轨电车。他慌张地看着售票员,在衣服口袋里摸了半天,总算是摸出来了买车票的10个戈比。这时,有位乘客发现穿着军大衣的人悄悄地把手伸进了抱着书的小伙子的口袋里,便当即抓住这只手,大声喊道:“抓小偷!”一下子车上人声鼎沸,电车停下来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儿,民警来了,叫穿军大衣的人出示证件,这人不好意思地说:“我没有带公民证,只有苏联作协会员证,我是作家盖达尔。”贫困的大学生却显得很平静,告诉民警他刚来莫斯科,身上的钱花光了,只剩下10个戈比。民警要他看看口袋里的证件还在不在,没想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揉皱了的50卢布的纸币来,连忙解释说这不是自己的钱,他的钱已经用掉了。顿时,民警和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还从来没见过把自己的钱悄悄塞进别人口袋里的“小偷”。大学生含着眼泪,感激地对盖达尔说:“我读过您的许多书,我从中懂得了怎样生活……”
盖达尔喜欢和孩子们交朋友,并且尊重他们的人格,在他们面前从来不摆大人的架子,更不以名作家自居,而是像平辈人一样和他们谈话,态度和蔼可亲,语言幽默风趣。卓娅的妈妈在她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里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叙述了盖达尔和卓娅的一段友情。盖达尔和卓娅是在索科利尼基疗养院里认识的。一天,卓娅和妈妈在路上碰见了盖达尔。卓娅的妈妈对盖达尔说:“她总问我,您是怎样的人,住在哪里,能不能看到您?”盖达尔笑着对卓娅说:“我是个极普通的人,住在莫斯科,现在索科利尼基疗养,看一整天都行!”卓娅说:“我认识您,您是作家盖达尔。您所有的书我都知道。”盖达尔答道:“我也认识您,您所有的书我也知道:代数、物理、三角。”
从这以后,盖达尔和卓娅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滑冰滑雪,晚上在一起唱歌,交谈读书心得。卓娅喜欢朗诵诗,她朗诵歌德的诗,受到盖达尔的鼓励和夸奖。离开疗养院前不久,卓娅问盖达尔,“什么是幸福?”当时,盖达尔没有详细回答她。过了几天,卓娅出院的那天,盖达尔和卓娅握手道别,并送给她一本自己的著作《丘克和盖克》。盖达尔在书的扉页上亲笔题道:“什么是幸福?各人有各自的见解。然而总的说来,所有的人都懂得,应当老老实实生活,勤勤恳恳工作,热爱并珍惜这片辽阔的幸福的国土——苏维埃国家。”
就在卓娅和盖达尔分别后几个月,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悍然入侵苏联。同年8月底,盖达尔从前线来到莫斯科,利用在首都短暂的停留时间,在新学年前夕通过广播电台向苏联的中学生发出呼吁:“国家时刻关心你们,培养你们,教导你们,抚爱你们,有时甚至宠爱你们。现在是你们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表明你们是怎样热爱她,珍惜她和保卫她的时候了。”
盖达尔庄严的声音在空中回荡,迅速传遍了苏维埃大地。为了捍卫这片辽阔的幸福的国土,成千上万的苏联青年和学生告别亲爱的父母,辞别可爱的母校,穿上军装,拿起武器,高唱共青团员之歌,奔赴烽烟滚滚的前线,同凶恶猖狂、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在这场保卫祖国的浴血奋战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像卓娅、舒拉、奥列格一样的英雄,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向全世界人民诠释了苏联红军战士的幸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