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传统新闻媒体依靠内容而得以存在,新闻聚合平台则是以技术取胜的代表.5G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决定了新闻聚合平台将在竞争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传统新闻媒体则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被侵权的风险.我国以“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新闻出版者利益的弱保护模式已经不符合5G时代的要求.设立新闻出版者邻接权符合邻接权产生的历史逻辑和市场规律,在保护水平上更符合5G时代的特点.《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将报社、期刊社等的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纳入特殊职务作品的范围,体现了加强保护新闻出版者利益的倾向.但总体来看,此修改仍偏于保守.我
【机 构】
：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重庆40112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传统新闻媒体依靠内容而得以存在,新闻聚合平台则是以技术取胜的代表.5G时代信息传播的特点决定了新闻聚合平台将在竞争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传统新闻媒体则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被侵权的风险.我国以“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新闻出版者利益的弱保护模式已经不符合5G时代的要求.设立新闻出版者邻接权符合邻接权产生的历史逻辑和市场规律,在保护水平上更符合5G时代的特点.《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将报社、期刊社等的工作人员创作的职务作品纳入特殊职务作品的范围,体现了加强保护新闻出版者利益的倾向.但总体来看,此修改仍偏于保守.我国未来在新闻聚合平台的治理上可以考虑适时在《著作权法》中增设新闻出版者邻接权条款.
其他文献
本文从五个方面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媒介特别是党媒的引领、规范和关爱:一、建党前工人报刊的成长和建党后党媒政策的建立.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要求党媒成为革命工作的领导者和指导者.三、新中国初期要求党媒开展报刊批评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四、作为知识分子的党媒工作者应努力成为人民群众的公仆,做到又红又专.五、新时期语境下,党媒要为营造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积极工作.
1945-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干部教育、储备及调配方面所做的工作卓有成效.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前,中共领导的人民新闻事业主要集中在陕北及华北农村区域.随着战局扭转及新解放区开拓,党的新闻干部短缺现象异常突显.在此背景下,中共依托《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大众日报》等党的大型新闻机构,以急行军的方式向新解放区调配和输送大批新闻干部.与此同时,随军而进的新闻干部又在所停驻地区创办多家新闻干部学校,一方面培养锻造准新闻干部或培训在职新闻干部,一方面积极吸收旧新闻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借以弥补新闻干部方
本文提出微博“意见典范”的概念和问题,并对其现象和路径进行实证分析.以新浪微博用户(N=7825)为样本,结合文本挖掘、统计分析,考察在微博使用中的典范用户阶层及其作用、路径和后果.研究发现如下:其一,微博虚拟社会中的“意见典范”用户强调的不是“意见领袖”的帖子扩散力或使其他用户接收、认同、扩散某种意见或者讯息的作用,而是从“内容扩散”到“用户内容整体特征扩散”的转变.其二,微博用户表现出朝向顶部的“意见典范”,用户社会层级发生内容趋近化的“引力”,其程度和被吸引用户的影响力“能量”大小成正比.其三,用户
纪录片研究的“伦理学转向”是21世纪到来前后在西方产生的一种纪录片理论.在这之前,西方已经有了关于纪录片本体“客观性”的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片并无“客观”可言;“伦理学转向”则更是把如何对待个人作为了纪录片的核心问题,并以之批评传统的纪录片作品,进而试图重新定义、规划纪录片.这样一种由后现代主义思潮而来的纪录片理论,完全无视纪录片的公共性,大力倡导个人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终结论”遥相呼应,把故事片、动画片、先锋实验影像以及电视娱乐节目等统统纳入纪录片的范畴,以图解构、重构“纪录片”这一事物.从本质上认识
风险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有效的风险治理,而风险传播在风险治理中处于关键环节.将后常规风险 观作为风险传播的研究起点,有助于超越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风险观争议.后常规科学反映了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在风险社会的转型,其规范结构关乎风险传播中的信任机制重塑.有必要重视专家系统的主动信任和公众的合理不信任,以实现科学理性与交往理性的融通;同时应补足风险传播能力建设的短板,从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目前,5G技术已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也已经进入到媒体的应用场景之中,因此对5G与新闻业的研究乃至5G与媒体融合的研究,就需要更多地建立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为实证分析案例,观察5G技术引入后对媒体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5G技术目前在新闻业中的应用有三个特征,即局限于少数场景、主要应用于超高清视频和VR/AR视频、点对点的传播;同时,5G进一步强化了互联网的传播优势,使传播渠道加速收敛于5G移动网络,传播内容形态加速收敛于超高清视频等,从而加速了媒体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
本文对计算方法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回顾性综述和前瞻性讨论.通过爬梳数字新闻学的研究现状,认为数字化消解了新闻业的边界,学界对新闻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解构”延伸至方法论层面,以大数据和自动化算法为特征,传统的新闻研究方法出现了“计算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批判性地反思当前大数据与计算方法应用在认识论上的问题和局限性:数据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自动化分析离不开主观解释,计算方法面临可靠性与效度的双重考验.文章进而探讨和展望了数字新闻研究的发展前景,提出 自动化内容分析全面、众包和透明化的改进策略,以及数字新闻
从微观层面看,西方建设性新闻需要捋清同其它相似报道形式的区别,确立自己的内在特征;宏观上看,建设性新闻并非西方的专属概念,存在“同一概念,不同表述”的现象.建设性新闻可以在新闻理论、新闻实践和新闻哲学三个层面做出 自己的贡献.对我国而言,西方建设新闻除了佐证正面报道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还能够为正面报道提供创新资源.
本文通过梳理两条不同的学术脉络来探讨技术、历史、新闻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讨论了“组织化的时间旅行”(organizational time travel)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在《做新闻》(Making News)、《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和《新闻的数字化》(Digitizing the News)这三部重要的新闻民族志研究著作中被运用的方式.本文认为,民族志方法为了更顺畅地融入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采取既将自身“置于某一特定时刻”,又尝试“脱离具体情境”的
随着对数字经济理解加深,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问题受到国内外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数字劳工是一个牵涉广泛、相当复杂的问题包裹(package),但当前许多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落脚点较为单一,多集中于“剥削机制”分析.本文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工作”(work)和“劳动”(labour)这两个重要概念被杂糅,导致“剥削”分析的泛化和随意化,并遮蔽了一些可能更为根本、重要的研究议题.因此,有必要从“进入”和“绕行”两个方向出发,对数字劳工的现象和概念进行“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