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才子书”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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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今天大多数人只知道“四大名著”,说起“十大才子书”,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但在二三百年前,“十大才子书”不但读书人几乎都知道,就是粗通文墨者也要寻来一睹为快。清代咸丰年间,有人曾说:“读书人案头无《西厢》《花笺》二书,便非会读书人。”可见名列“十大才子书”中的《西厢》《花笺》在当时的影响不亚于今日的“四大名著”。
  “十大才子书”的排序是:第一《三国演义》,元末罗贯中著,清初毛宗岗评点。第二《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侠义好逑传》,清初名教中人(又名华阳散人)编次,游方外客批阅。第三《玉娇梨》,又名《双美奇缘》,明末清初荑荻散人(又称荻岸山人、荻岸散人)编次,天花藏主人评点批注。第四《平山冷燕》,清初佚名氏著,荻岸山人编次,天花藏主人评点批注。第五《水浒传》,元末明初施耐庵著,金圣叹评点批注。第六《西厢记》,元代王实甫著,金圣叹评点批注。第七《琵琶记》,元代高明著,明末清初毛纶评点批注。第八《花笺记》,明末清初作,作者佚名,静净斋主人钟戴苍评点批注。第九《捉鬼传》,清初樵云山人编次。第十《驻春园》,又名《双美缘》,清中叶吴航野客编次,水箬散人评点批注。
  
  “十大才子书”的形成
  
  “十大才子书”的形成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明末清初,金圣叹从经史典籍、诗词歌赋、戏曲小说中选出六部书,认为是千古绝唱。这六部书是:一庄(《庄子》)、二骚(《离骚》)、三史(《史记》)、四杜(杜甫之诗)、五水浒、六西厢。金圣叹称它们为“才子书”,也叫“天下必读才子书”,并对后三部书作了详细的评点批注,特别为《水浒传》与《西厢记》写了序文,并重新编撰,于是就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金圣叹评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金圣叹评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这两部书也曾以《第五才子书》与《第六才子书》的名目分别在顺治元年(1644)前后,和1657年正式刊出。
  将稗官野史、戏曲小说与儒家经典著作并列,金圣叹是第一人。鲁迅说:“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儒家经典《左传》等并列,是了不起的大贡献!”金圣叹更大胆的是将流传已久的120回本《水浒》斩断,弃后50回投降招安等内容,自撰一段“梁山泊英雄惊恶梦”作为收场。而他评点的《西厢记》更令人耳目一新。李渔说:“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
  康熙四年(1665),毛纶受金圣叹的影响用两年多时间将一部《琵琶记》批出。他认为《琵琶记》为绝世妙文,甚至胜过金圣叹所评的《西厢记》。既然《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毛纶就将自己评点的《琵琶记》列为“第七才子书”刊行。毛纶之子毛宗岗在其父《三国笺注》的基础上,依照金圣叹评点《水浒》《西厢》的方法,对罗贯中著《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了修订编纂,逐句逐段评点批注,并请金圣叹为之作序。康熙十八年(1679)刊行时,在《三国志演义》前面加上了“圣叹外书”与“第一才子书”。于是,《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广为流传,淘汰了“三国演义”的其他版本。
  《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与《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原是依据金圣叹“一庄”“二骚”的次序排定。虽然金圣叹从评论文章做法、统论天下最好的文章角度能够如此排列,但《庄子》《史记》毕竟与小说、戏曲的文体、文心不同。所以,毛宗岗批注的《三国志演义》以“第一才子书”之名面世,立即得到读书人的普遍认同。至此,才子书系列框架就以小说、戏曲为主了。当时排行榜上只有第一、第五、第六、第七才子书,尚有缺项,于是文人雅士纷纷编撰可以列入才子书系列的书籍;书肆上的好利之徒也群起以“第某某才子书”之名刊行书籍。首先推出来的是《第三才子书玉娇梨》。
  《玉娇梨》书名得自书中三个主人公的名字(白红玉、吴无娇、卢梦梨中各取一字),荑荻散人编次,天花藏主人于顺治十五年(1658)评点批注,后来以《玉娇梨袖珍第三才子书》为名,在聚锦堂、益智堂、经伦堂、宝仁堂等书坊里多次刊刻印行。将它排名第三是因为书中写了三位绝世才女。《第四才子书平山冷燕》也是荑荻散人编次,叙述两对才子才女的悲欢离合,书名《平山冷燕》也是从四个人名中各取一字。
  比《玉娇梨》《平山冷燕》稍晚一点的是18回目的《好逑传》,书中讲的虽然也是才子佳人之事,但是人物性格比较突出,文笔也高超许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赞此书:“文辞较佳,结构比较紧凑,特点有喜剧意味,有些反面人物写得比较生动。”此书广受欢迎,很快被译成德文、法文,后来又译成英文、俄文,于是便排在第二的位置上。这几部书虽然刊刻很早,但被正式命名为第二、三、四才子书,是在1679年《三国志演义》流传之后。
  毛纶之后,岭南钟戴苍也仿照金圣叹的手法对广州当时风行的一部《花笺记》加以评点批注,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第八才子书花笺记》为名刊行,一经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第八才子书”得到认同。
  钟戴苍此后又评点了《二荷花史》,批注了《金锁鸳鸯珊瑚扇》,命名为第九,第十才子书。至此,“十大才子书”齐全了。
  《花笺记》《二荷花史》《金锁鸳鸯珊瑚扇》,都是被岭南人炒作起来的,中原和江南一带的人自然也不甘寂寞,纷纷将一些稍有影响的作品,评点批注之后依附到才子书的序列中。如晴川居士将博陵崔象川编次的,描写八个才子才女的故事《白圭志》评点后也列为“第八才子书”。
  与《二荷花史》并列“第九才子书”的有山西阳直樵云山人于康熙五十八年(1720)所著《捉鬼传》(也叫《斩鬼传》《平鬼传》《钟馗捉鬼全传》)。其书出版后有压过《二荷花史》的势头。受其影响,不久便有上海人张南庄编著、过路人评注的同类性质小说《何典》(也叫《鬼话连篇》)问世。它也被列为“第九才子书”。
  乾隆四十七年(1782),吴航野客撰写了一部《驻春园》(又名《双美缘》),经水箬散人评点批注后定名为“第十才子书”刊行。此外,崔象川以“不题撰人”的笔名编著的《三合剑》(又名《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三合明珠传》),也与《金锁鸳鸯珊瑚扇》,同榜共列为“第十才子书”。由此看来,“十大才子书”由顺治元年(1644)首出,到乾隆中叶(1782)前后经过了138年,才算最终排定。需要指出的是,第八、九、十才子书虽然有数本同列榜上,但体例、风格乃至于文笔境界有所不同,稍逊者便渐渐地从历史的排行榜上淡出。
  
  “十大才子书”的意义
  
  “十大才子书”的形成,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首先,“十大才子书”将小说、戏曲,乃至弹词、歌本等稗官野史、民谣俚语等民间文化,提升到与唐诗宋词乃至经史子集等士大夫文化相提并论的地位,大大地伸张了民间文化的价值。毫无疑问,这非常有利于中国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的发展。其次,“十大才子书”的形成意味着一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当时叫才子佳人派,后来有人称之为“言情小说”、“艳情小说”、“社会小说”,鲁迅称之为“世情小说”。这一流派从明中叶萌生,明末清初形成气候。再次,“十大才子书”开创了我国中篇小说的格局。此前,我国的小说基本上是演义小说,从《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西游记》《镜花缘》,到《开辟演义》《清宫演义》,都是长篇小说。而唐宋传奇小说,明中叶兴起的话本、拟话本文学,如《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石点头》《十二楼》等,都属于短篇小说范畴。明末清初,由于新的生产方式的兴起以及与其相关联的经济关系的出现,人们的生活节奏与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叙事简洁、情节起伏、篇幅适中的中篇小说便愈来愈受欢迎了。
  另外,“十大才子书”中的一些作品不仅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清朝中叶,《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就有了法、德、英等译本。《好逑传》被译介得更多,有英、法、德、俄等15种译本,风靡欧亚大陆,连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都称之为难得的中国好小说。《花笺记》是用广东话写的,语言生动,情节动人,从1825年起先后被译成英、俄、荷兰、丹麦、法、德、越南、日文等十数种文字,成为我国当时在国外最畅销的一部书。德国大诗人歌德在1827年2月3日所写的日记中就说,他看过中国的《赵氏孤儿》《玉娇梨》《今古奇观》《百美新咏》等书。他感慨地说:“中国的小说,都有礼教、德行与品貌方面的努力。正因为有这样严正的调教,所以中国才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读了《花笺记》后,歌德更是深受感动,写下了《中德四季与晨昏合咏》十四首诗篇。德国研究歌德的著名学者卫礼贤在分析此诗的创作过程时说:“总括地说一句,歌德在写这十几首诗时是受着《花笺记》的冲动,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他把由那本书里所得到的冲动,放在脑筋里融化组合过。他接受冲动的态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他能够鲜活地理解这些冲动,深深地钻进它的幕后,所以他的思想能够和中国的真正精神直接地深深吻合。”
  “十大才子书”的一些作品篇幅不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之初便于译介推广。打动歌德和当时的欧洲文化界的原因,主要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些故事很新奇。比如,《好逑传》等小说,情节奇巧,结构精练,文笔清秀雅洁接近于白话,所写爱情故事凄婉缠绵,很能吸引西方读者。
  
  “十大才子书”因何被淡忘
  
  文学艺术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提高了人们对文学艺术的审美水准,“十大才子书”制定的序列在当时可能有其合理性,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艺术上必然也会出现更优秀的作品。在小说方面,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戏曲方面,有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人们此时再看“十大才子书”中的一些作品,便觉得不足道了,“十大才子书”就逐渐被历史烟尘所淹没。
  另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中意识形态方面对人的要求和改造。20世纪后,关于文学的社会性、阶级性引起过多次争论,认为文学要为社会、为人生服务成为主流;发展到后来,更进一步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要为阶级斗争服务,那些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以及歌颂官老爷的公案小说,被摈除于文学主流之外,而《玉娇梨》等才子佳人小说,就更不足道了。
  今天,我们清除固见,重新整理古典文学作品是有必要性的。正如美国大诗人爱默生所说:“在每一种天才的作品中,我们都能辨认出自己已经抛弃的思想,它们带着某种以前不曾具有的庄严回到我们心中。”
  (“十大才子书”系列,邓加荣、赵云龙辑校,线装书局2007年9月版,4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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