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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捷克新浪潮代表人物的著名电影导演伊日·门泽尔，在创作中将严肃的政治反思与浪漫的诗性品格奇妙地融为一炉，开创了极具“东欧性”的电影诗学。门泽尔的电影总是在严肃的政治环境下捕捉最为纯真的人性，以哲思的视角述说东欧民族伤痛，用诗意幽默的方式来观照遭受过的苦难。这种“杂糅性”与同时期中国“十七年”电影政治主导的“单质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电影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关键词】 门泽尔;电影诗学;政治;诗性;耦合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剧烈对抗的时代大背景下，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电影呈现出政治语义与民族寓言双重耦合的复杂文化景观。作为东欧电影的重要版图，捷克电影孕育了捷克新浪潮等重要电影运动，也催生了一大批蜚声于世的著名导演，伊日·门泽尔（Jiri Menzel，1938—）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门泽尔在创作中极其善于将严肃的政治反思与浪漫的诗性品格奇妙地融为一炉，开创了极具“东欧性”的电影诗学，并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等殊荣。他的电影总是在严肃的政治环境下捕捉最为纯真的人性，以哲思的视角述说东欧民族伤痛，用诗意幽默的方式来观照遭受过的苦难。无论是塑造普通捷克人生活的抒情式处女作《巴尔塔扎先生之死》，还是描述二战期间捷克乡镇火车调度员平淡又曲折生活的《严密監视的列车》，还是表现在政治枷锁之下不放弃追寻纯真爱情与人生意义的《失翼灵雀》，还是借捷克饭店服务生一生来折射捷克民族历史变迁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都是门泽尔独树一帜的电影诗学的典型体现。
一、熠熠生辉的民族特性
地处欧亚之间的东欧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二战中成为各方的争夺之地。饱受摧残的战争伤痕记忆已经深深烙刻在东欧人的内心，因此在他们的电影中，战争的阴霾始终是无法避开的大背景。《严密监视的列车》中，米洛斯所在的小镇虽然在开始似乎隔离于当时战火纷飞的捷克国内现状，人们不闻世事只图自己享乐，米洛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火车调度员的工作，并且在几经波折之后解决了自己的“性困惑”，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未来也渐渐明朗，可是这时战争的炮火还是如期而至，都没有让人反应的余地。载着军火的火车爆炸时米洛斯也被枪击牺牲，伴随着工作帽在扬起炮灰的地面上翻滚，主人公就这样被完全地湮灭。战争不留情面地摧毁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它是一种极端性的力量，它毁灭人的生命，毁灭人的希望，在爆炸的那一刻，只剩下让人措不及防又哑口无言的无奈。而这只是当时捷克国内现状的一角，是整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所有的捷克人民都在战争灾难的威胁之下，面对的一切都未知而不可控制。战争给这个民族带来了肉体与心灵的双重迫害，使得他们的骨子里就有着对战争的反抗与控诉。
纳粹德国军队对捷克的占领，使得两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仇恨与敌对，德国自恃优越并认为捷克人低己一等，民族隔阂日益加深，这种对立关系在门泽尔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捷克青年迪特爱上德国姑娘丽莎，却被告知日耳曼民族是不能与捷克民族通婚的，因为纯种的高贵血统不能被混种民族所沾染，在一些德国人眼中，“捷克人是寄生虫、人渣、奴隶、猪”。随后就如同迪特沦陷在丽莎身上一样，捷克的国土受到德国的管辖，大街上“说英语、法语、捷克语不说德语”的标语牌被改成了“也说德语”，捷克人不行纳粹礼、违反德国禁令就要被就地正法。在接受了祖国几乎亡国的惨痛现实之后，捷克民族还要被迫接受德国日耳曼民族严格冷酷的管制，没有主权更没有人权，给他们的民族心理也造成了深痛的创伤。虽然电影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来描述出这段历史，以作为时代背景的铺垫，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影片中感受出捷克民族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这些苦难的惨痛经历是构成他们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
经历过满目疮痍的二战之痛之后，捷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不久之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弊端不断显现，在官方不断营造出的虚幻繁荣幸福美景背后其实是僵化的教条主义，人们在很多方面感到压抑及不满。对政治教条主义的批判在《失翼灵雀》里表现最为明显，这也是这部影片遭禁21年的重要原因。电影开场便介绍了在废弃炼钢厂里接受改造的所谓资产阶级残余势力，他们被改造的原因或是检查人员认为被告应该有自我辩护的权利，或是萨克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乐器，或是厨师因宗教信仰而不愿在星期天工作等，这些毫无道理可言的理由却被介绍者一本正经地说出来，讽刺意味油然而生。而电视台导演来工厂拍摄新闻纪录片，犯人们被安排用既定的台词来营造一种温馨美好的繁荣景象，斯大林主义式的浮夸、虚假、荒谬的特质遭到无情揭露。马上就要迎来新婚的厨师维泽达尔只是因问了来视察的领导一句“奶牛场主去哪了”就被判入狱，本来燃起的新生活之光又渐渐黯淡下来。政治对于人们无疑是沉重的枷锁、生活的累赘，自由权利都被剥夺，无法按照自我意志生存，无法进行正常生活。而经历政治几番变革、政权交替也是捷克特殊的国家记忆，成为民族性的一大构成要素。
综上，短短的几十年间，捷克民族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屠戮世界，经历了被侵占的屈辱历史，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几番变革，它的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不安的状态，人们的生活也是跌宕起伏，居无定所，总是在生活似乎有了希望之时又被战争或政治打回原形，只能不断地漂泊和迁徙，也不知道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最后的结局会如何。就像《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里迪特不断更换工作酒店、出狱之后修一条似乎永远都修不完的路，《失翼灵雀》的最后维泽达尔和他的朋友们深入矿井不知道能不能再出来一样。这些经历积淀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中，使这个民族锻炼出坚忍不拔的意志，练就了以幽默乐观的姿态面对苦难的个性，不顾影自怜也不自暴自弃，坚强勇敢地继续生活。这就是捷克民族的历史，是他们不可抛弃的过去。也正是这些经历锻造了独特的捷克民族特性，创造了门泽尔影片的这一大鲜明特征。 二、严苛政治下的人性追索
“东欧政治反思电影，指的是对‘二战’后苏联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在东欧的霸权统治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电影类型。”[1]战乱纷争的时代与政治高压的社会是门泽尔电影进行政治反思的固定背景，而导演的镜头聚焦于大时代下的那些小人物，尤其关注这些饱受艰难困苦的人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和生活的选择。门泽尔始终都是在关注人，描写作为一个完整个体存在的人，在冷酷纷乱的社会中，在恶劣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严苛艰难的外在环境下，他们营造了一个仿佛不受外力渗透的生活空间，依然保持着人的特性，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个性饱满的个体，他们将生活过的简单朴实，他们依然有着人的欲望，有着所要追寻的目标，有着想要实现的希望，展现着人性中的美好，也暴露着人性的弱点。在严苛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探寻最本真的人性是门泽尔电影的重要主题。
无论周围环境多么恶劣，经历过多少变迁，门泽尔电影中的人物依然保持着对于生活的热情。《失翼灵雀》所描述的环境就是一片没有温度的钢筋铜铁、砖石泥瓦堆砌的工厂，而在这里接受改造的男女犯人们组成的小集体却在这片冷冰冰的世界营造出了温暖人情。他们都极其纯真坚定，人与人之间互相取暖，互相帮助，一起乐观而诗意地生活。那些女犯人会用电话线来装扮自己，丝毫不放弃生活中的小情趣。维泽达尔尽管在新婚之际被判入狱两年，却依然乐观接受，相信真理和幸福就在眼前，对生活的热情令人感动，人性的美好尽情彰显。《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迪特从一开始就有做百万富翁的理想，并不断努力到最后，不放弃最初想要追寻的东西。正是积极的态度让他们心中的希望不灭，让他们葆有着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
他们勇敢追求心中的欲望，对于异性的追求、对身体原欲的渴望也是导演着力描述的一部分。“性”意识的觉醒和绽放是他们作为人的个体意识存在的强烈表露，也是以身体武器对抗政治枷锁的重要表征。门泽尔几乎所有的影片都展现了两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失翼灵雀》中那些男犯人们会去女犯人宿舍外面偷窥，男女会私自偷情而被抓住然后判刑;《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里迪特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也会不断地追求女性;《反复无常的夏天》描写了三個百无聊赖的中年男子追求年轻貌美的魔术师助手的故事;《严密监视的列车》中天真无邪的小调度员米洛斯在从生活环境中接受了一次次的性刺激后也去进行性尝试，他努力克服造成心理障碍的早泄问题，并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象征着他的个体意识渐渐苏醒。在这种两性之间不断接近的过程中，也发展出美好的情爱关系，给了影片煦煦和风、暖暖温情。《失翼灵雀》里那对爱人用小镜子折射出太阳光到对方脸上，小小的动作表达了最大的暖意，尽管他们刚新婚就要被入狱、相隔在一幢铁墙之外，却也是不离不弃，心怀美好;《严密监视的列车》中米洛斯的女朋友到最后也是欣然接受了爱人身体的缺陷，准备迎接新生活。在爱情里，所有人都显得那么可爱而美好，人性中对爱的真挚、爱的无私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冷漠的外在世界有了丝丝人情味。
门泽尔电影中的人们不断追求欲望和理想，追求异性与爱情，而在这追求的过程中，人性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他们会为了金钱、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就如《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迪特起初在车站卖热狗时会耍小手段多赚顾客的钱，并且经常往地上抛硬币来戏弄身边的人，后来也会在战争纷乱的时候，买卖邮票大发战争财，不顾国之危亡;在《反复无常的夏天》中，好色让那三个男人纷纷向貌美的女助手靠近，但却往往得到耳朵被剪或是被打一顿的下场;《严密监视的列车》里火车站的人们都只顾着自己享乐，对新职员米洛斯等他人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姿态。他们在自己构造的生活空间里，无拘无束地做自己，在经营自己生活的同时也暴露出人性的弱点，而也正是这种暴露，让人血肉丰满，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有着自我生命意识的个体，在严苛的社会环境下依然会不懈地进行自我追求，这就是门泽尔电影中所塑造的人，就像《失翼灵雀》最后在进入地下矿井的电梯上，哲学家说道：“很高兴，找到了自我。”《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的迪特到后来看清了那些他为之服务的人并没有把他当做人时，也渐渐有了同情心，将不义之财一并交给国家，回归到人性复苏的最本真状态，就像影片中的台词：“人往往在异常时候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追寻生命的意义，挖掘最本真的自我，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坚守自己的内心，不会随波逐流。综上，对严苛政治下的人性探寻是门泽尔电影的另一显著特质。
三、娓娓道来的诗性意境
门泽尔的电影大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并且他也是捷克著名文学家赫拉巴尔的最为执著和成功的改编者。门泽尔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到营养，并融合进自己的电影创作，让作品呈现出一种娓娓道来的诗性特征，这形成了其电影的另一大特质。门泽尔擅长从人物的行为而非语言中去捕捉跳跃其间的细腻情感，这样才有了《失翼灵雀》中用镜子折射太阳光的温暖举动，以及从来不说甜言蜜语的爱人们脸上的笑容。监狱官回家看到妻子在火堆中高歌才安下心来，回到工厂加入接受改造的犯人们，一起上演了在淅淅沥沥的雨天围着篝火伸手取暖的动人一幕。“门泽尔用电影的手段做到了‘通过解释事物新的联系方式和奇怪关系来揭露现实’。”[2]他用电影语言表达了不说出的情感，也用电影语言来描述事物之间的关系，其电影调度喜好使正在说话的人脱离景框的中央，画面总是会移动在周围的环境和人的身上，通过他们的行动和表情来传递周围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让说话者说的话显得漫不经心，一切都好像不是特别重要，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没有特别激烈的冲突，也没有亟待解决的矛盾，这种看似散漫随性又精妙的方式让电影有了散文诗式的品格。
在电影拍摄技巧上，捷克电影新浪潮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影响，大量的长镜头、闪切、跳接以及光影明暗对比让电影有了诗的意境。《失翼灵雀》开场那几个大的长镜头，虽然描述的是废旧的混杂着钢筋混泥土的冷冰冰的工厂，在镜头里却也很具有美感;《底层的珍珠》里主人公们开车去看比赛时走在林荫大道上，太阳光下不断变化的树影斑驳让画面充满了诗意;《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叙事一直在现实与过去的闪切中完成，最后一次展现的是监狱里的犯人们一起吹羽毛，但漫天飞舞的羽毛在镜头切换过后，却变幻成为洁白的飘飘飞雪，就这样从过去回到了现实，非常自然也充满意境。并且在《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前面，迪特在车站卖热狗，与顾客交涉时运用了一小段默片的方式，既向经典默片致敬，又增添了电影的小情趣。门泽尔丰富的电影镜头让影片中的一切元素均充满诗意和趣味。
除了叙事技巧及镜头语言里所饱含的诗性品格，门泽尔电影所描写的人物身上的特质也让诗意有了绵延的土壤，这便是捷克民族骨子里的幽默和笑对生活的态度。尽管他们遭受过许多的苦难与不幸，但并没有发出呼天抢地的哀嚎与自怨自艾的不满，“如同赫拉巴尔小说中惯有的幽默讽刺和举重若轻的处世哲学，导演用一种轻松的态度处理了主人公（米洛斯）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一个沉重的时代，一个被严格规训的社会，但他们选择举重若轻，安于本分，乐观积极地面对苦难，幽默是他们的人生态度。影片中的气氛美学也消释着凝重的现实，减轻了观众观影的心理负担，营造出轻松的感觉，这都让主人公们平凡的生活有了诗意。正如门泽尔所说：“好的喜剧绝对是件严肃的事。”他的幽默不是故意地扮丑搞怪、搔首弄姿，而是不加修饰地展现完整的人，表现人最为真实的欲望、情感和匮乏。而这些带有着小缺点的主人公们，在生活的变幻中跌跌撞撞，不停不休，真实而可爱，又增添了影片的幽默感，让诗的氛围更浓。他用幽默包裹严峻的现实，用微笑来代替无用的哭泣，用含蓄内敛来表达绵绵情意，用娓娓道来平缓情绪，用多种技巧让镜头捕捉平凡生活中的诗意，这一切使其电影拥有如诗一般的韵味和意境。
总体而言，东欧各国作为有着共同特殊历史经历的国家，其电影分享着共通的“东欧性”：“于是东欧电影的‘东欧性’具备了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对本国观众和东欧观众共通历史经验的借重，‘揭历史的伤疤’……另一方面则是以国际电影节为主要舞台的艺术电影中，对现实的观照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3]从本文所选取的多部代表作品的风格来看，门泽尔的电影创作就有着典型的“东欧性”，既有对战争创伤的无声控诉，对高压政治的大胆批判，彰显了捷克的国家民族特征;也有对底层民众的温情关照，描述真正的人并挖掘完整的人性，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达到诗化的境界，从而形成了政治与诗性耦合的电影诗学。
参考文献：
[1]王文斌.创伤书写的纷呈景观——论新世纪捷克政治反思电影[J].当代电影，2017（9）.
[2]任义.灵雀与珍珠——“捷克新浪潮”与伊日·门泽尔的电影创作[J].电影艺术，2009（2）.
[3]王垚.东欧电影十年回顾（2001—2010）[J].当代电影，2011（11）.
【关键词】 门泽尔;电影诗学;政治;诗性;耦合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在20世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剧烈对抗的时代大背景下，身处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电影呈现出政治语义与民族寓言双重耦合的复杂文化景观。作为东欧电影的重要版图，捷克电影孕育了捷克新浪潮等重要电影运动，也催生了一大批蜚声于世的著名导演，伊日·门泽尔（Jiri Menzel，1938—）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门泽尔在创作中极其善于将严肃的政治反思与浪漫的诗性品格奇妙地融为一炉，开创了极具“东欧性”的电影诗学，并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等殊荣。他的电影总是在严肃的政治环境下捕捉最为纯真的人性，以哲思的视角述说东欧民族伤痛，用诗意幽默的方式来观照遭受过的苦难。无论是塑造普通捷克人生活的抒情式处女作《巴尔塔扎先生之死》，还是描述二战期间捷克乡镇火车调度员平淡又曲折生活的《严密監视的列车》，还是表现在政治枷锁之下不放弃追寻纯真爱情与人生意义的《失翼灵雀》，还是借捷克饭店服务生一生来折射捷克民族历史变迁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都是门泽尔独树一帜的电影诗学的典型体现。
一、熠熠生辉的民族特性
地处欧亚之间的东欧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二战中成为各方的争夺之地。饱受摧残的战争伤痕记忆已经深深烙刻在东欧人的内心，因此在他们的电影中，战争的阴霾始终是无法避开的大背景。《严密监视的列车》中，米洛斯所在的小镇虽然在开始似乎隔离于当时战火纷飞的捷克国内现状，人们不闻世事只图自己享乐，米洛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火车调度员的工作，并且在几经波折之后解决了自己的“性困惑”，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未来也渐渐明朗，可是这时战争的炮火还是如期而至，都没有让人反应的余地。载着军火的火车爆炸时米洛斯也被枪击牺牲，伴随着工作帽在扬起炮灰的地面上翻滚，主人公就这样被完全地湮灭。战争不留情面地摧毁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切，它是一种极端性的力量，它毁灭人的生命，毁灭人的希望，在爆炸的那一刻，只剩下让人措不及防又哑口无言的无奈。而这只是当时捷克国内现状的一角，是整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所有的捷克人民都在战争灾难的威胁之下，面对的一切都未知而不可控制。战争给这个民族带来了肉体与心灵的双重迫害，使得他们的骨子里就有着对战争的反抗与控诉。
纳粹德国军队对捷克的占领，使得两个国家和民族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仇恨与敌对，德国自恃优越并认为捷克人低己一等，民族隔阂日益加深，这种对立关系在门泽尔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捷克青年迪特爱上德国姑娘丽莎，却被告知日耳曼民族是不能与捷克民族通婚的，因为纯种的高贵血统不能被混种民族所沾染，在一些德国人眼中，“捷克人是寄生虫、人渣、奴隶、猪”。随后就如同迪特沦陷在丽莎身上一样，捷克的国土受到德国的管辖，大街上“说英语、法语、捷克语不说德语”的标语牌被改成了“也说德语”，捷克人不行纳粹礼、违反德国禁令就要被就地正法。在接受了祖国几乎亡国的惨痛现实之后，捷克民族还要被迫接受德国日耳曼民族严格冷酷的管制，没有主权更没有人权，给他们的民族心理也造成了深痛的创伤。虽然电影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来描述出这段历史，以作为时代背景的铺垫，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影片中感受出捷克民族所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这些苦难的惨痛经历是构成他们民族性格的重要部分。
经历过满目疮痍的二战之痛之后，捷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但不久之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弊端不断显现，在官方不断营造出的虚幻繁荣幸福美景背后其实是僵化的教条主义，人们在很多方面感到压抑及不满。对政治教条主义的批判在《失翼灵雀》里表现最为明显，这也是这部影片遭禁21年的重要原因。电影开场便介绍了在废弃炼钢厂里接受改造的所谓资产阶级残余势力，他们被改造的原因或是检查人员认为被告应该有自我辩护的权利，或是萨克斯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乐器，或是厨师因宗教信仰而不愿在星期天工作等，这些毫无道理可言的理由却被介绍者一本正经地说出来，讽刺意味油然而生。而电视台导演来工厂拍摄新闻纪录片，犯人们被安排用既定的台词来营造一种温馨美好的繁荣景象，斯大林主义式的浮夸、虚假、荒谬的特质遭到无情揭露。马上就要迎来新婚的厨师维泽达尔只是因问了来视察的领导一句“奶牛场主去哪了”就被判入狱，本来燃起的新生活之光又渐渐黯淡下来。政治对于人们无疑是沉重的枷锁、生活的累赘，自由权利都被剥夺，无法按照自我意志生存，无法进行正常生活。而经历政治几番变革、政权交替也是捷克特殊的国家记忆，成为民族性的一大构成要素。
综上，短短的几十年间，捷克民族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屠戮世界，经历了被侵占的屈辱历史，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几番变革，它的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不安的状态，人们的生活也是跌宕起伏，居无定所，总是在生活似乎有了希望之时又被战争或政治打回原形，只能不断地漂泊和迁徙，也不知道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最后的结局会如何。就像《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里迪特不断更换工作酒店、出狱之后修一条似乎永远都修不完的路，《失翼灵雀》的最后维泽达尔和他的朋友们深入矿井不知道能不能再出来一样。这些经历积淀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中，使这个民族锻炼出坚忍不拔的意志，练就了以幽默乐观的姿态面对苦难的个性，不顾影自怜也不自暴自弃，坚强勇敢地继续生活。这就是捷克民族的历史，是他们不可抛弃的过去。也正是这些经历锻造了独特的捷克民族特性，创造了门泽尔影片的这一大鲜明特征。 二、严苛政治下的人性追索
“东欧政治反思电影，指的是对‘二战’后苏联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在东欧的霸权统治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电影类型。”[1]战乱纷争的时代与政治高压的社会是门泽尔电影进行政治反思的固定背景，而导演的镜头聚焦于大时代下的那些小人物，尤其关注这些饱受艰难困苦的人们对于生命的态度和生活的选择。门泽尔始终都是在关注人，描写作为一个完整个体存在的人，在冷酷纷乱的社会中，在恶劣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严苛艰难的外在环境下，他们营造了一个仿佛不受外力渗透的生活空间，依然保持着人的特性，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个性饱满的个体，他们将生活过的简单朴实，他们依然有着人的欲望，有着所要追寻的目标，有着想要实现的希望，展现着人性中的美好，也暴露着人性的弱点。在严苛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探寻最本真的人性是门泽尔电影的重要主题。
无论周围环境多么恶劣，经历过多少变迁，门泽尔电影中的人物依然保持着对于生活的热情。《失翼灵雀》所描述的环境就是一片没有温度的钢筋铜铁、砖石泥瓦堆砌的工厂，而在这里接受改造的男女犯人们组成的小集体却在这片冷冰冰的世界营造出了温暖人情。他们都极其纯真坚定，人与人之间互相取暖，互相帮助，一起乐观而诗意地生活。那些女犯人会用电话线来装扮自己，丝毫不放弃生活中的小情趣。维泽达尔尽管在新婚之际被判入狱两年，却依然乐观接受，相信真理和幸福就在眼前，对生活的热情令人感动，人性的美好尽情彰显。《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迪特从一开始就有做百万富翁的理想，并不断努力到最后，不放弃最初想要追寻的东西。正是积极的态度让他们心中的希望不灭，让他们葆有着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
他们勇敢追求心中的欲望，对于异性的追求、对身体原欲的渴望也是导演着力描述的一部分。“性”意识的觉醒和绽放是他们作为人的个体意识存在的强烈表露，也是以身体武器对抗政治枷锁的重要表征。门泽尔几乎所有的影片都展现了两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失翼灵雀》中那些男犯人们会去女犯人宿舍外面偷窥，男女会私自偷情而被抓住然后判刑;《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里迪特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也会不断地追求女性;《反复无常的夏天》描写了三個百无聊赖的中年男子追求年轻貌美的魔术师助手的故事;《严密监视的列车》中天真无邪的小调度员米洛斯在从生活环境中接受了一次次的性刺激后也去进行性尝试，他努力克服造成心理障碍的早泄问题，并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象征着他的个体意识渐渐苏醒。在这种两性之间不断接近的过程中，也发展出美好的情爱关系，给了影片煦煦和风、暖暖温情。《失翼灵雀》里那对爱人用小镜子折射出太阳光到对方脸上，小小的动作表达了最大的暖意，尽管他们刚新婚就要被入狱、相隔在一幢铁墙之外，却也是不离不弃，心怀美好;《严密监视的列车》中米洛斯的女朋友到最后也是欣然接受了爱人身体的缺陷，准备迎接新生活。在爱情里，所有人都显得那么可爱而美好，人性中对爱的真挚、爱的无私展现得淋漓尽致，让冷漠的外在世界有了丝丝人情味。
门泽尔电影中的人们不断追求欲望和理想，追求异性与爱情，而在这追求的过程中，人性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他们会为了金钱、为了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就如《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迪特起初在车站卖热狗时会耍小手段多赚顾客的钱，并且经常往地上抛硬币来戏弄身边的人，后来也会在战争纷乱的时候，买卖邮票大发战争财，不顾国之危亡;在《反复无常的夏天》中，好色让那三个男人纷纷向貌美的女助手靠近，但却往往得到耳朵被剪或是被打一顿的下场;《严密监视的列车》里火车站的人们都只顾着自己享乐，对新职员米洛斯等他人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姿态。他们在自己构造的生活空间里，无拘无束地做自己，在经营自己生活的同时也暴露出人性的弱点，而也正是这种暴露，让人血肉丰满，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有着自我生命意识的个体，在严苛的社会环境下依然会不懈地进行自我追求，这就是门泽尔电影中所塑造的人，就像《失翼灵雀》最后在进入地下矿井的电梯上，哲学家说道：“很高兴，找到了自我。”《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中的迪特到后来看清了那些他为之服务的人并没有把他当做人时，也渐渐有了同情心，将不义之财一并交给国家，回归到人性复苏的最本真状态，就像影片中的台词：“人往往在异常时候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断追寻生命的意义，挖掘最本真的自我，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坚守自己的内心，不会随波逐流。综上，对严苛政治下的人性探寻是门泽尔电影的另一显著特质。
三、娓娓道来的诗性意境
门泽尔的电影大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并且他也是捷克著名文学家赫拉巴尔的最为执著和成功的改编者。门泽尔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到营养，并融合进自己的电影创作，让作品呈现出一种娓娓道来的诗性特征，这形成了其电影的另一大特质。门泽尔擅长从人物的行为而非语言中去捕捉跳跃其间的细腻情感，这样才有了《失翼灵雀》中用镜子折射太阳光的温暖举动，以及从来不说甜言蜜语的爱人们脸上的笑容。监狱官回家看到妻子在火堆中高歌才安下心来，回到工厂加入接受改造的犯人们，一起上演了在淅淅沥沥的雨天围着篝火伸手取暖的动人一幕。“门泽尔用电影的手段做到了‘通过解释事物新的联系方式和奇怪关系来揭露现实’。”[2]他用电影语言表达了不说出的情感，也用电影语言来描述事物之间的关系，其电影调度喜好使正在说话的人脱离景框的中央，画面总是会移动在周围的环境和人的身上，通过他们的行动和表情来传递周围人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让说话者说的话显得漫不经心，一切都好像不是特别重要，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没有特别激烈的冲突，也没有亟待解决的矛盾，这种看似散漫随性又精妙的方式让电影有了散文诗式的品格。
在电影拍摄技巧上，捷克电影新浪潮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影响，大量的长镜头、闪切、跳接以及光影明暗对比让电影有了诗的意境。《失翼灵雀》开场那几个大的长镜头，虽然描述的是废旧的混杂着钢筋混泥土的冷冰冰的工厂，在镜头里却也很具有美感;《底层的珍珠》里主人公们开车去看比赛时走在林荫大道上，太阳光下不断变化的树影斑驳让画面充满了诗意;《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叙事一直在现实与过去的闪切中完成，最后一次展现的是监狱里的犯人们一起吹羽毛，但漫天飞舞的羽毛在镜头切换过后，却变幻成为洁白的飘飘飞雪，就这样从过去回到了现实，非常自然也充满意境。并且在《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前面，迪特在车站卖热狗，与顾客交涉时运用了一小段默片的方式，既向经典默片致敬，又增添了电影的小情趣。门泽尔丰富的电影镜头让影片中的一切元素均充满诗意和趣味。
除了叙事技巧及镜头语言里所饱含的诗性品格，门泽尔电影所描写的人物身上的特质也让诗意有了绵延的土壤，这便是捷克民族骨子里的幽默和笑对生活的态度。尽管他们遭受过许多的苦难与不幸，但并没有发出呼天抢地的哀嚎与自怨自艾的不满，“如同赫拉巴尔小说中惯有的幽默讽刺和举重若轻的处世哲学，导演用一种轻松的态度处理了主人公（米洛斯）的生活”。他们生活在一个沉重的时代，一个被严格规训的社会，但他们选择举重若轻，安于本分，乐观积极地面对苦难，幽默是他们的人生态度。影片中的气氛美学也消释着凝重的现实，减轻了观众观影的心理负担，营造出轻松的感觉，这都让主人公们平凡的生活有了诗意。正如门泽尔所说：“好的喜剧绝对是件严肃的事。”他的幽默不是故意地扮丑搞怪、搔首弄姿，而是不加修饰地展现完整的人，表现人最为真实的欲望、情感和匮乏。而这些带有着小缺点的主人公们，在生活的变幻中跌跌撞撞，不停不休，真实而可爱，又增添了影片的幽默感，让诗的氛围更浓。他用幽默包裹严峻的现实，用微笑来代替无用的哭泣，用含蓄内敛来表达绵绵情意，用娓娓道来平缓情绪，用多种技巧让镜头捕捉平凡生活中的诗意，这一切使其电影拥有如诗一般的韵味和意境。
总体而言，东欧各国作为有着共同特殊历史经历的国家，其电影分享着共通的“东欧性”：“于是东欧电影的‘东欧性’具备了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对本国观众和东欧观众共通历史经验的借重，‘揭历史的伤疤’……另一方面则是以国际电影节为主要舞台的艺术电影中，对现实的观照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3]从本文所选取的多部代表作品的风格来看，门泽尔的电影创作就有着典型的“东欧性”，既有对战争创伤的无声控诉，对高压政治的大胆批判，彰显了捷克的国家民族特征;也有对底层民众的温情关照，描述真正的人并挖掘完整的人性，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达到诗化的境界，从而形成了政治与诗性耦合的电影诗学。
参考文献：
[1]王文斌.创伤书写的纷呈景观——论新世纪捷克政治反思电影[J].当代电影，2017（9）.
[2]任义.灵雀与珍珠——“捷克新浪潮”与伊日·门泽尔的电影创作[J].电影艺术，2009（2）.
[3]王垚.东欧电影十年回顾（2001—2010）[J].当代电影，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