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书冒死放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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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大跃进,1959年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饿死人。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满满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有人喊:“那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村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饿死人了,是我的责任。大家不要抢仓库的粮食,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放粮,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家小……”
  然后他就打开仓库,按人头分粮,有条不紊,人心大快,村里再没有死人。事后,他到县委(后来改成了市委)投案自首。县领导有的主张杀,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有的主张不杀,说杀了会引起民愤。县委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判!”判了这个村支部书记19年徒刑。
  村支部书记服刑期间,家中老母和老婆、儿子享受烈士待遇,他本人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后来“文革”中红卫兵造反,也没有造这个反。村里闹夺权,夺过来,夺过去,这条规矩没有改变。这好像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甚至也不是文化问题(文化大革命嘛)。人们把这看成是道德问题,没有人说个“不”字。全村的人都知道这是活命之恩,嘴上不说,一直就这么办。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市委作出平反决定,派人专程去千里之外的监狱接这位村支部书记,他的刑期还差几个月。
  村民们知道他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他。村里搭了戏台,要唱大戏,梆子腔。点的戏有意思,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唱戏,台下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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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初,烟台第二染织厂驻厂工作队和厂党总支为了配合“四清”运动,决定排练十一幕大型歌剧《三世仇》,对全厂职工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动员全厂排练  这事落到了厂工会干事徐学本身上。他当时三十多岁,可说是“全才”:尽管他并不会吹拉弹唱和表演,但却什么都懂点;笔头也快,写写画画,什么大标语、宣传牌他一挥而就。他最大的特点是组织能力强。先是选演员。1964年春天,我们厂里前后就业了两百多名17岁到2
1956年,开展“除四害”运动,将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当时我在河北区法政桥小学任教员,正巧学校工会添置了一支气枪,我利用住在学校里的便利条件,以粉笔头做靶标练习射击,很快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每到周日,我就带着学生到新开河对岸的市委党校打麻雀。那时没有塑料袋,打一只就用细绳系一只,如果中弹的麻雀还能跳动,就让学生摔死它。每次归来,我们都提着一大串死麻雀,不觉得残忍,反而感到自豪,有时甚至约同事到他家
1977年10月,忽然传来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这时,我已经在泥水里滚了多年,几经迁徙,书早当作废纸8分钱一斤卖掉了,又拖着一身病体,怀抱嗷嗷待哺的女儿,可我还是欣喜若狂。  然而,由于我的诚实,却连考场都未能进。那一年,中央规定66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年龄放宽到30岁,当时我所在的江苏省却有个土政策:必须1947年7月1日以后出生。我的生日早了两天,如实填写后,就因这两天之差被拒之门外,不发我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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