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烟台第二染织厂驻厂工作队和厂党总支为了配合“四清”运动，决定排练十一幕大型歌剧《三世仇》，对全厂职工进行忆苦思甜教育。
　　动员全厂排练
　　这事落到了厂工会干事徐学本身上。他当时三十多岁，可说是“全才”：尽管他并不会吹拉弹唱和表演，但却什么都懂点；笔头也快，写写画画，什么大标语、宣传牌他一挥而就。他最大的特点是组织能力强。先是选演员。1964年春天，我们厂里前后就业了两百多名17岁到25岁的青年工人。到1966年初，我们入厂快两年，谁有什么特长、谁适合演什么角色，他了如指掌，一一挑出来；乐队也组织起来了，剧中所需的旧社会的各式衣服鞋帽，出去借；布景则画出图样，安排厂木工组制作。为了加强乐队力量，还特地请了外援：一位擅长用钢带锯条当乐器演奏的中学老师，那音效，用来表现暴风雪天气或悲痛气氛，特别给力。
　　“隔行如隔山”，工人们演歌剧，困难可想而知。这时，厂里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请来了原烟台市文工团的著名导演于大水老师到现场指导。记得演到被迫卖掉小兰一幕时，卧病在床的小兰妈猛地起身大声喊：“孩子！”这时，于导马上叫停，给演员说戏：小兰的妈妈卧病在床好几天没吃饭，早已饿得有气无力了，动作幅度哪能那么大！应该是“用尽全身力气慢慢地挣扎起来，低沉绝望地喊出：孩子！然后悲痛过度晕倒在炕上”，这么演才符合故事情节嘛。
　　为了便于排练，徐干事又协调厂部，把分散在各车间三班倒的演职人员集中到一个班次，下了班，大家集中到大会议室排练。有的演员回到家也“入戏”。一次，扮演小兰的演员正在家动情地背台词，她母亲突然过来扯她的衣襟，小声叫停：“别唱了，你爸在那儿偷偷掉泪呢。”原来，她父亲因家穷，从小被卖给人家放羊，小小年纪经常挨打，吃不饱，穿不暖。那段唱词勾起了父亲痛苦的回忆，“小兰”大感意外，也意识到自己参演的这出戏还真不是胡编出来的，剧中人的悲惨经历，在旧社会并不新鲜呢。
　　登台演出打动解放军
　　一个多月后，1966年3月26日，厂里租赁了工人文化宫会场，为全厂职工汇报演出。那天，除了我们厂的六百多名职工以外，台下还坐了很多闻讯而来的观众，一千多个座位的会场黑压压一片。演出中，一位乐队成员摸黑到场中瞅了瞅，转身一溜小跑到舞台幕后，气喘吁吁地对演员和乐队说：“台下都哭了！”这说明我们的演出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家的劲头更大了！
　　后来，驻地解放军知道了，邀我们到部队去演出。那天，解放军出动了好几辆大卡车，等演员们下了车，一起拉到营区大礼堂。那场演出效果特别好，演出结束后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演员卸了妆，解放军同志把我们全体领到饭厅，热腾腾的面汤已摆在了桌子上。饥肠辘辘的我们顾不上客气，狼吞虎咽地吃了个饱。我们吃着饭，解放军同志忙着往我们的帆布挎包里装炒花生，那是战士们自己种的。返回途中，我们嚼着喷香的炒花生，难抑兴奋之情：从排练到演出，从来也没有人管过我们一顿饭，这回到部队演出，车接车送不说，不要粮票还管饭，把我们感动得不得了，回去对亲戚朋友连说了好几天！
　　我们这出《三世仇》总共演了两场，挺轰动，上头有意安排我们轮流到各单位演出。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演出的事不了了之。
　　《三世仇》的回忆跟随一生
　　演戏这回事过去整整50年了，可剧中的一幕幕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特别是那些主要演员，顶着剧中角色的名字，被人叫到了现在。当年三十多岁、身材高大、有股霸气的刘光三师傅，以老工人身份扮演地主恶霸“活扒皮”，轰动一时。他如今八十多岁了，但“扒皮”的绰号一直叫成了现在的“老扒”，以至于我们连他的真实名字都记不准了；扮演贫雇农王老五的青年工人小赵当年才二十多岁，现也年逾七十，同事们见了面，都热情地称呼他“老五”，不知情的还以为他是排行老五呢；剧中地主“活扒皮”的管家叫张九，昵称“九儿”，这个绰号转嫁给了在厂里人缘特好的工会主席张九标，戏演完了，从此再也没有称呼他本名的了，但大家不能冒昧地叫他“九儿”，而是给他升了级，厂里老老少少、后来连厂长书记都直呼他为“九爷”。
　　演《三世仇》的这帮老同事，大多数健在。倘若有机会，我们再组织演一场《三世仇》，哪怕是一个场景，那该有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