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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描述了主人公松子从幼年到中年死亡这一生中的经历。在弟弟眼中，松子是罪人，因为厌恶而与她断绝关系；而在侄子阿笙的眼中，松子是值得信仰的上帝。本文试图从弟弟和侄子两种叙事视点入手分析松子形象的内蕴，并探讨叙述方式对电影主题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罪人；上帝；主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改编自日本作家山田宗树的同名小说，由日本著名导演中岛哲也编剧、拍摄，中谷美纪主演。影片播出后在日本广受好评，获得了当年的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等多个奖项，主演中谷美纪更是凭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一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影片的故事线索围绕主人公松子的人生发展轨迹展开。在弟弟的眼中，松子是被嫌弃的罪人；而从侄子阿笙的视角来看，她是一心一意爱人的上帝。导演在影片的设计上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拍摄手法，这使影片的主题具有双重性，既可以看作是含泪的喜剧，也可称为带笑的悲剧。
一、双重视点下的松子形象
叙事视点是叙事性作品中的重要因素。电影的人称叙事一般说来有三种形式：自知视点、次知视点、旁知视点。所谓自知视点指的是第一人称叙述，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次知视点是由一个与故事的主人公有相关关系的“我”来讲述，把主人公的故事纳入他者的评判体系中。旁知视点中叙事人与主人公的关系更为疏远。《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采用了两种次知视点，分别从松子的弟弟和侄子两种角度来观察，“故事的呈现方式、价值评判便不再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特性”[1]15。
松子的弟弟是剧中的关键人物，他见证了姐姐的人生发展轨迹。影片正式叙事从弟弟的出现开始。他在异乡找到儿子阿笙，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姐姐被发现死在公园里，交代阿笙去收拾遗物。“是个一无是处的姐姐呀”，“无论怎么看，都是无聊的一生”。影片在开头先入为主地灌输给观众一种看法，并引起他们的好奇，促使他们去窥探在主人公的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弟弟一共出场五次，而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带着不可化解的怨气，从他的话语叙述中，我们了解到松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父亲突然离世，妹妹久美郁郁寡欢，“你把整个家都打乱了”，“那家伙活着时就已经断绝关系了”，“那家伙……离家出走，之后做了浴女郎，后来还杀了人”，最后一次弟弟的出现是对姐姐毫不留情地警告“不要再回来了”。
从弟弟的视角，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骨肉亲情间的依恋，仇怨难消难解。他给松子定性的罪过有三层：其一，任性地离家出走，整个家庭被弄得分崩离析。其二，不顾廉耻去当浴池舞女郎，既是个人的堕落又有损于家庭颜面。其三，这也是最严重的一点，松子杀过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家庭伦理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社会法律规范的程度。层层罪过叠加，使松子百口莫辩，若不去探知内里，松子无疑会受千夫所指。
侄子阿笙仅在幼年与姑姑松子有过一面之缘，并未形成记忆，当父亲通知他去收拾遗物时，他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他以陌生的眼光去探知姑姑的生活经历：松子的人生悲剧在童年时期已埋下因子，父亲过分倾斜的爱对她以后价值观的选择造成畸形影响。成年后的松子本是学校的一名教师，因工作上的误解被开除，与此同时遭受父亲无理责骂而离家出走。被家庭抛弃的她从此陷入一重重苦难的漩涡：先后与五个男人同居，每次全心全意地付出，却总是得不到对方的回应。她当过浴女郎，为了养活一个偶尔会关爱自己的男人，尽管多数情况下只是暴打她；她在冲动之下杀过人，无法忍受在感情上被背叛了经济上又被诈骗。她等待犯错的男人从监狱里出来，六年的期盼等来重逢的日子，也等来被粗暴抛弃的结局。
龙洋是松子人生中的关键人物，是那个松子等了六年的犯罪的男人。他两次搞砸松子的人生，第一次使松子丧失体面稳定的职业，迈入社会的挣扎中；第二次当松子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二人的家庭生活时，他再次拒绝松子，让她走入彻底的绝望。龙洋爱松子可是又害怕，松子的爱太耀眼了，对于从小缺乏关爱的他来说承受不起。为了保护松子，他选择了逃避。“松子的爱是上帝之爱”，龙洋在牧师的指引下认识了什么是上帝之爱，“人心是脆弱的，为本应憎恨的人祈祷，这不太可能。可是，借助上帝的力量，宽恕不可宽恕的人，并且爱他，这就是上帝之爱”。于是从龙洋的眼中，松子形象完成了从罪人到上帝的转换。
阿笙在了解全部事迹后叛离了父亲的看法，对姑姑产生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像姑姑那样，让人欢笑，让人大起精神，热爱别人，就算自己变得伤痕累累，孤独一人，不入流，甚至笨得不行。我却觉得，这个上帝值得信仰。”阿笙的视点是对龙洋的认同：姑姑不再是不可饶恕的罪人，而是一个牺牲自我成就他人幸福的上帝。
二、松子形象内蕴分析
弟弟和侄子的双重视角对松子品质的界定虽然是背道而驰，但在松子的一些性格特征上却是毫无疑义的：她曾经也是个天真快乐的女孩，斗志昂扬地想要创造幸福。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女孩对现实无法做出清醒的认识，屡屡犯错，“甚至笨得不行”呢？
父爱的缺失是松子人生悲剧的内在根源。从精神分析的理论来看，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在儿童时期便会因力比多冲动的压抑形成一种情结，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俄狄浦斯阶段，潜意识中有弑父娶母的愿望。而所有的女孩都具有“埃勒克特情结”，即恋父妒母、弑母嫁父的恋父情结。倘若这种情结得不到合理解决便会导致心理失常或精神疾病。在影片中松子母亲的形象是被弱化的，并没有提及到她与家庭成员精神上的交流，反复提及的是父亲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松子如同所有寻常的女孩那样渴望父亲的关爱，然而父亲却把几乎所有的关怀给予了他另一个生病的女儿久美，忽略了松子的感受。当父亲下班回家，松子兴奋地迎上去，可父亲沉默地抛下公文包后却拿着唯一的一份礼物去逗另一个女儿开心。父亲的眼中始终只看到久美，给松子拍照也在想着要是久美也穿成这样该多好。松子偶然发现扮鬼脸能使父亲开怀一笑，于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她以此取悦于父亲，直到成年之后父亲责怪她“别闹”。松子无法解开父亲关于久美的心结，太过倾斜的爱使松子内心的渴望无法满足。于是她的一生总是在寻找，寻找一份属于她的爱、来自男人的爱。 波伏娃在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2]309该书揭示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男性是如何利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而改造女性，强迫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长久保持下来的。传统的日本社会男性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虽然在近现代社会日本吸收了欧美国家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是总体上女性还是处于被动地位。影片中松子总是在男人的评判体系中寻找自我认同感，而没有认识到应该寻找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她先后交往过五个男人，在每一段交往中她如出一辙的是以男性为中心，为他们提供性，提供金钱，做他们孤独时的陪伴者，以无怨无悔的坚忍来回应不断遭受的伤害。这种对男性的迎合心态，即是出于女性对自身弱势观念的认同。鲁迅在小说《伤逝》中探讨了恋爱与婚姻的主题，也涉及到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反思。当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真正的独立应该是在与男性生活在一起时不成为附属品，始终坚持自由的精神。
叔本华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于“某一剧中人物异乎寻常的，发挥尽致的恶毒”所导致，如《威尼斯商人》。二是由于“盲目的命运”，出于偶然性的错误，最典型的如《俄狄浦斯王》。三是“剧中人物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3]352，《红楼梦》的悲剧属于这一种。对照松子的人生轨迹，她的悲剧归于第一种类型的因素居多。松子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人因素的影响。使她的人生彻底走向堕落的五个男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爱她的，相反地把松子的人生拽向泥潭深处。第一个同居的男人是个精神失常的作家，他疯狂的自杀行为使松子的心灵遭受重创。第二个男人是前一个作家的竞争对手，他只想通过对松子的占有来获得畸形的胜利感的满足。第三个男人在感情上背叛松子并骗走了她的钱，使松子在知晓真相后冲动之下犯下杀人的罪行。而当松子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忠厚老实的理发师、以为可以开始踏踏实实的家庭生活时，又被抓捕入狱。理发师是这五个男人中唯一算得上好人的，可是他与松子在一起只是为填补丧偶的空虚感，最终也等不了松子而早早结婚生子。最后一个同居者龙洋，也是伤害松子最深的男人，他使年轻的松子丧失工作，又令中年的松子丢失爱情——寒夜中最后的火星。
三、叙述方式对电影主题的影响
尼克·布朗在《文本中的观众：〈关山飞度〉的修辞》一文中讨论了电影叙事的视点问题，他提出“文本中的观众”[4]这一说法。所谓“文本中的观众”是指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同时置身两地，一方面站在摄影机的视角体会剧中人物在他者眼中的形象；另一方面转移到被看的人物自身的角度，把自己想象成被看人物，揣摩人物内心感受。如何来界定松子的形象，观众在两种视点中产生混淆，道德和法律是解不开的困境。然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松子又有值得钦佩同情的一面。也许观众在观影之后没法赞同其中任何一种观点，不认可松子是罪人又不认为她称得上是上帝。
在文学史上道德困境也是一直被悬置的难题。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渴睡》中，身心疲惫的小保姆瓦尔卡掐死了主人家的小婴儿，因为她负责看护的这个小孩不停哭闹，她不仅因此受到责打，而且整天整天地睡不好觉。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主人公美丽善良的姑娘苔丝只是想和自己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却遭到恶人的破坏，不得已而杀人。安娜卡列尼娜追求爱情，从道德的准则上来说她理应坚守婚姻，可是她却走向了婚外情。对人物的评价无疑存在道德法律与人性的两难之处。
就影片的主体来说无疑讲述的是一个苦涩悲伤的故事，松子的一生近乎谄媚地追求关爱，却屡屡被拒绝、屡屡遭受伤害。但是导演试图打出的高光区并不是人生的苦难与女性生存的危机，而是人性的善良美好，是人永不放弃的生存希望。松子是一个忘我的付出者：对人生的搅乱者她本应憎恨，可是每一次明知是火坑、是炼狱，她都尽可能地选择宽恕，幻想着用全心全意地爱去感化对方，只要一点点回应就足以令她满足。走入绝境的松子也曾想到自杀，可是每一次都在对生的强烈渴望中放弃：第一次自杀在跳楼时转念抓住了窗把手，第二次河水太浅那就算了，第三次吞了满口的药又吐出。为忘记过去的不幸，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松子倔强地又开始唱歌、又开始等待。“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我愿意看到这样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5]706看到松子劳碌的一生，观众何尝不会发出浮士德式的感慨呢？
在苦涩的故事中，导演不时插入温馨欢乐的段落描写，冲淡了影片的悲剧性。在画面拍摄上采用类似迪斯尼动画的夸张色彩、人工式的景别。每一次当松子被打击快要一蹶不振时，紧接着出现的画面都浪漫温馨到极点。当松子目睹了第一个同居男人的死亡、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完蛋时，画面切换到一段由松子带来的歌舞表演，夸张的动作、欢快的歌词，她迎来了生命的重生。而松子在监狱中的生活则采用音乐录影带的形式诠释了为爱而生的主题。松子死后的结局也颇具童话色彩，她保持着最美丽的年华、最迷人的微笑，她爱的男人们哼着甜蜜的歌谣，彩云满天如梦如幻，一道天梯竖起，松子被引入了天堂。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很容易被画面和音乐吸引，从故事的悲情中抽离。
对人物心理的揭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距离感，使观众对人物的行为产生心理认同。影片采用的是次知视点叙述的方式，松子的语言和动作就代表了她当时的心理特征。童年的松子“总是设法让父亲回过头来看我，希望父亲喜欢我”，“努力成为父亲心目中的女儿”，这导致她的人生发展总是听从父亲设定的轨迹，上父亲想让她上的学校，选择父亲想让她做的职业。在每一段恋情遭遇失败后松子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八年牢狱松子没有想过放弃，在她的眼神中看不到一丝迷茫不安，她说“为爱而活”，“只为了一个人，就为了你一个人，我会坚持活下去”。明知是一段错误的感情却依然坚守，“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地狱也好什么地方都好，我都跟着他，这就是我的幸福”。好友泽村惠说讲这句话的松子很漂亮。以爱拥抱苦难，观众在了解松子的内心镜像后更容易感动而不是苛责。
影片的主题思想在后现代的拍摄手法中得到升华，“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观众的内心照进一束温暖的阳光，甚至为松子流下同情感动的泪水。前苏联文学大师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理论著作《金蔷薇》里写道：“我们的创作旨在让大地的美丽，让号召人们为幸福、欢乐和自由而斗争的呼声，让人类广阔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去战胜黑暗，像不落的太阳一般光华四射。”[6]13影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完成了它的价值观的转变，不管是被称为含泪的喜剧还是带笑的悲剧，影片无疑带给我们一次关于真善美的洗礼。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尼克·布朗.文本中的观众《关山飞渡》的修辞法[J].当代电影，1989（3）.
[5]歌德.浮士德[M].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6]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关键词】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罪人；上帝；主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改编自日本作家山田宗树的同名小说，由日本著名导演中岛哲也编剧、拍摄，中谷美纪主演。影片播出后在日本广受好评，获得了当年的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等多个奖项，主演中谷美纪更是凭这部影片获得了第一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影片的故事线索围绕主人公松子的人生发展轨迹展开。在弟弟的眼中，松子是被嫌弃的罪人；而从侄子阿笙的视角来看，她是一心一意爱人的上帝。导演在影片的设计上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拍摄手法，这使影片的主题具有双重性，既可以看作是含泪的喜剧，也可称为带笑的悲剧。
一、双重视点下的松子形象
叙事视点是叙事性作品中的重要因素。电影的人称叙事一般说来有三种形式：自知视点、次知视点、旁知视点。所谓自知视点指的是第一人称叙述，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次知视点是由一个与故事的主人公有相关关系的“我”来讲述，把主人公的故事纳入他者的评判体系中。旁知视点中叙事人与主人公的关系更为疏远。《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采用了两种次知视点，分别从松子的弟弟和侄子两种角度来观察，“故事的呈现方式、价值评判便不再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特性”[1]15。
松子的弟弟是剧中的关键人物，他见证了姐姐的人生发展轨迹。影片正式叙事从弟弟的出现开始。他在异乡找到儿子阿笙，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姐姐被发现死在公园里，交代阿笙去收拾遗物。“是个一无是处的姐姐呀”，“无论怎么看，都是无聊的一生”。影片在开头先入为主地灌输给观众一种看法，并引起他们的好奇，促使他们去窥探在主人公的身上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弟弟一共出场五次，而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带着不可化解的怨气，从他的话语叙述中，我们了解到松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父亲突然离世，妹妹久美郁郁寡欢，“你把整个家都打乱了”，“那家伙活着时就已经断绝关系了”，“那家伙……离家出走，之后做了浴女郎，后来还杀了人”，最后一次弟弟的出现是对姐姐毫不留情地警告“不要再回来了”。
从弟弟的视角，我们已经很少能看到骨肉亲情间的依恋，仇怨难消难解。他给松子定性的罪过有三层：其一，任性地离家出走，整个家庭被弄得分崩离析。其二，不顾廉耻去当浴池舞女郎，既是个人的堕落又有损于家庭颜面。其三，这也是最严重的一点，松子杀过人，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家庭伦理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社会法律规范的程度。层层罪过叠加，使松子百口莫辩，若不去探知内里，松子无疑会受千夫所指。
侄子阿笙仅在幼年与姑姑松子有过一面之缘，并未形成记忆，当父亲通知他去收拾遗物时，他才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他以陌生的眼光去探知姑姑的生活经历：松子的人生悲剧在童年时期已埋下因子，父亲过分倾斜的爱对她以后价值观的选择造成畸形影响。成年后的松子本是学校的一名教师，因工作上的误解被开除，与此同时遭受父亲无理责骂而离家出走。被家庭抛弃的她从此陷入一重重苦难的漩涡：先后与五个男人同居，每次全心全意地付出，却总是得不到对方的回应。她当过浴女郎，为了养活一个偶尔会关爱自己的男人，尽管多数情况下只是暴打她；她在冲动之下杀过人，无法忍受在感情上被背叛了经济上又被诈骗。她等待犯错的男人从监狱里出来，六年的期盼等来重逢的日子，也等来被粗暴抛弃的结局。
龙洋是松子人生中的关键人物，是那个松子等了六年的犯罪的男人。他两次搞砸松子的人生，第一次使松子丧失体面稳定的职业，迈入社会的挣扎中；第二次当松子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二人的家庭生活时，他再次拒绝松子，让她走入彻底的绝望。龙洋爱松子可是又害怕，松子的爱太耀眼了，对于从小缺乏关爱的他来说承受不起。为了保护松子，他选择了逃避。“松子的爱是上帝之爱”，龙洋在牧师的指引下认识了什么是上帝之爱，“人心是脆弱的，为本应憎恨的人祈祷，这不太可能。可是，借助上帝的力量，宽恕不可宽恕的人，并且爱他，这就是上帝之爱”。于是从龙洋的眼中，松子形象完成了从罪人到上帝的转换。
阿笙在了解全部事迹后叛离了父亲的看法，对姑姑产生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像姑姑那样，让人欢笑，让人大起精神，热爱别人，就算自己变得伤痕累累，孤独一人，不入流，甚至笨得不行。我却觉得，这个上帝值得信仰。”阿笙的视点是对龙洋的认同：姑姑不再是不可饶恕的罪人，而是一个牺牲自我成就他人幸福的上帝。
二、松子形象内蕴分析
弟弟和侄子的双重视角对松子品质的界定虽然是背道而驰，但在松子的一些性格特征上却是毫无疑义的：她曾经也是个天真快乐的女孩，斗志昂扬地想要创造幸福。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女孩对现实无法做出清醒的认识，屡屡犯错，“甚至笨得不行”呢？
父爱的缺失是松子人生悲剧的内在根源。从精神分析的理论来看，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人在儿童时期便会因力比多冲动的压抑形成一种情结，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俄狄浦斯阶段，潜意识中有弑父娶母的愿望。而所有的女孩都具有“埃勒克特情结”，即恋父妒母、弑母嫁父的恋父情结。倘若这种情结得不到合理解决便会导致心理失常或精神疾病。在影片中松子母亲的形象是被弱化的，并没有提及到她与家庭成员精神上的交流，反复提及的是父亲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松子如同所有寻常的女孩那样渴望父亲的关爱，然而父亲却把几乎所有的关怀给予了他另一个生病的女儿久美，忽略了松子的感受。当父亲下班回家，松子兴奋地迎上去，可父亲沉默地抛下公文包后却拿着唯一的一份礼物去逗另一个女儿开心。父亲的眼中始终只看到久美，给松子拍照也在想着要是久美也穿成这样该多好。松子偶然发现扮鬼脸能使父亲开怀一笑，于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她以此取悦于父亲，直到成年之后父亲责怪她“别闹”。松子无法解开父亲关于久美的心结，太过倾斜的爱使松子内心的渴望无法满足。于是她的一生总是在寻找，寻找一份属于她的爱、来自男人的爱。 波伏娃在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2]309该书揭示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男性是如何利用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而改造女性，强迫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长久保持下来的。传统的日本社会男性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虽然在近现代社会日本吸收了欧美国家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是总体上女性还是处于被动地位。影片中松子总是在男人的评判体系中寻找自我认同感，而没有认识到应该寻找个体独立存在的意义。她先后交往过五个男人，在每一段交往中她如出一辙的是以男性为中心，为他们提供性，提供金钱，做他们孤独时的陪伴者，以无怨无悔的坚忍来回应不断遭受的伤害。这种对男性的迎合心态，即是出于女性对自身弱势观念的认同。鲁迅在小说《伤逝》中探讨了恋爱与婚姻的主题，也涉及到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反思。当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真正的独立应该是在与男性生活在一起时不成为附属品，始终坚持自由的精神。
叔本华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于“某一剧中人物异乎寻常的，发挥尽致的恶毒”所导致，如《威尼斯商人》。二是由于“盲目的命运”，出于偶然性的错误，最典型的如《俄狄浦斯王》。三是“剧中人物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3]352，《红楼梦》的悲剧属于这一种。对照松子的人生轨迹，她的悲剧归于第一种类型的因素居多。松子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人因素的影响。使她的人生彻底走向堕落的五个男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爱她的，相反地把松子的人生拽向泥潭深处。第一个同居的男人是个精神失常的作家，他疯狂的自杀行为使松子的心灵遭受重创。第二个男人是前一个作家的竞争对手，他只想通过对松子的占有来获得畸形的胜利感的满足。第三个男人在感情上背叛松子并骗走了她的钱，使松子在知晓真相后冲动之下犯下杀人的罪行。而当松子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忠厚老实的理发师、以为可以开始踏踏实实的家庭生活时，又被抓捕入狱。理发师是这五个男人中唯一算得上好人的，可是他与松子在一起只是为填补丧偶的空虚感，最终也等不了松子而早早结婚生子。最后一个同居者龙洋，也是伤害松子最深的男人，他使年轻的松子丧失工作，又令中年的松子丢失爱情——寒夜中最后的火星。
三、叙述方式对电影主题的影响
尼克·布朗在《文本中的观众：〈关山飞度〉的修辞》一文中讨论了电影叙事的视点问题，他提出“文本中的观众”[4]这一说法。所谓“文本中的观众”是指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同时置身两地，一方面站在摄影机的视角体会剧中人物在他者眼中的形象；另一方面转移到被看的人物自身的角度，把自己想象成被看人物，揣摩人物内心感受。如何来界定松子的形象，观众在两种视点中产生混淆，道德和法律是解不开的困境。然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松子又有值得钦佩同情的一面。也许观众在观影之后没法赞同其中任何一种观点，不认可松子是罪人又不认为她称得上是上帝。
在文学史上道德困境也是一直被悬置的难题。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渴睡》中，身心疲惫的小保姆瓦尔卡掐死了主人家的小婴儿，因为她负责看护的这个小孩不停哭闹，她不仅因此受到责打，而且整天整天地睡不好觉。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主人公美丽善良的姑娘苔丝只是想和自己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却遭到恶人的破坏，不得已而杀人。安娜卡列尼娜追求爱情，从道德的准则上来说她理应坚守婚姻，可是她却走向了婚外情。对人物的评价无疑存在道德法律与人性的两难之处。
就影片的主体来说无疑讲述的是一个苦涩悲伤的故事，松子的一生近乎谄媚地追求关爱，却屡屡被拒绝、屡屡遭受伤害。但是导演试图打出的高光区并不是人生的苦难与女性生存的危机，而是人性的善良美好，是人永不放弃的生存希望。松子是一个忘我的付出者：对人生的搅乱者她本应憎恨，可是每一次明知是火坑、是炼狱，她都尽可能地选择宽恕，幻想着用全心全意地爱去感化对方，只要一点点回应就足以令她满足。走入绝境的松子也曾想到自杀，可是每一次都在对生的强烈渴望中放弃：第一次自杀在跳楼时转念抓住了窗把手，第二次河水太浅那就算了，第三次吞了满口的药又吐出。为忘记过去的不幸，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松子倔强地又开始唱歌、又开始等待。“要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的人，才有享受两者的权利”，“我愿意看到这样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5]706看到松子劳碌的一生，观众何尝不会发出浮士德式的感慨呢？
在苦涩的故事中，导演不时插入温馨欢乐的段落描写，冲淡了影片的悲剧性。在画面拍摄上采用类似迪斯尼动画的夸张色彩、人工式的景别。每一次当松子被打击快要一蹶不振时，紧接着出现的画面都浪漫温馨到极点。当松子目睹了第一个同居男人的死亡、以为自己的人生就此完蛋时，画面切换到一段由松子带来的歌舞表演，夸张的动作、欢快的歌词，她迎来了生命的重生。而松子在监狱中的生活则采用音乐录影带的形式诠释了为爱而生的主题。松子死后的结局也颇具童话色彩，她保持着最美丽的年华、最迷人的微笑，她爱的男人们哼着甜蜜的歌谣，彩云满天如梦如幻，一道天梯竖起，松子被引入了天堂。观众在观看影片的时候很容易被画面和音乐吸引，从故事的悲情中抽离。
对人物心理的揭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距离感，使观众对人物的行为产生心理认同。影片采用的是次知视点叙述的方式，松子的语言和动作就代表了她当时的心理特征。童年的松子“总是设法让父亲回过头来看我，希望父亲喜欢我”，“努力成为父亲心目中的女儿”，这导致她的人生发展总是听从父亲设定的轨迹，上父亲想让她上的学校，选择父亲想让她做的职业。在每一段恋情遭遇失败后松子总是问“为什么，为什么”，八年牢狱松子没有想过放弃，在她的眼神中看不到一丝迷茫不安，她说“为爱而活”，“只为了一个人，就为了你一个人，我会坚持活下去”。明知是一段错误的感情却依然坚守，“只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地狱也好什么地方都好，我都跟着他，这就是我的幸福”。好友泽村惠说讲这句话的松子很漂亮。以爱拥抱苦难，观众在了解松子的内心镜像后更容易感动而不是苛责。
影片的主题思想在后现代的拍摄手法中得到升华，“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观众的内心照进一束温暖的阳光，甚至为松子流下同情感动的泪水。前苏联文学大师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他的理论著作《金蔷薇》里写道：“我们的创作旨在让大地的美丽，让号召人们为幸福、欢乐和自由而斗争的呼声，让人类广阔的心灵和理性的力量去战胜黑暗，像不落的太阳一般光华四射。”[6]13影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完成了它的价值观的转变，不管是被称为含泪的喜剧还是带笑的悲剧，影片无疑带给我们一次关于真善美的洗礼。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尼克·布朗.文本中的观众《关山飞渡》的修辞法[J].当代电影，1989（3）.
[5]歌德.浮士德[M].钱春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6]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