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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本世纪中叶，中国应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全球超级强国为总体目标，制定“三步走”的中长期对外战略。中国的战略目标以十年为界，分别是建构履行亚洲领袖国家责任、亚非领军国家责任、世界领航国家责任。在中国完全崛起为全球超级强国，形成对美全方位权力平衡之前，中国应采取进取性的内部制衡和区分性的外交谦逊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中国应该执行崛起战略、大国关系战略、国家统一战略、领土争端管理战略、中国与世界互动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战略。
【关键词】对外战略 中国外交 “三步走”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1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战略安排，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战略安排是对改革开放之后“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具体化，为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内政决定外交，在中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新形势下，与新“三步走”战略安排相呼应，我国应该系统规划中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实施内政外交的集中统一和统筹发展，以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愿意就此进行一些尝试性思考。
中国的中长期对外战略目标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国的国家目标，也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国家目标是国家利益的具体化，国家战略由国家目标确定。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应该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目标定位和根本依据。
何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何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治理现代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等概念或指标来描述它的内涵。我们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际内涵，明确提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在国际纬度的具体座标。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少具备以下要素：其一，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台湾问题不能没有时间表，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前，祖国必须完全统一，否则就谈不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分裂的中国谈不上复兴。其二，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甚至数一数二，中国已成为全球超级强国。其三，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持续创新能力、国民教育文化综合素质位居世界前列，文化和制度软实力具有显著的国际影响，各项人均经济社会指标达到世界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水平，已完全实现现代化。
以上战略目标可以十年为期，分为三个阶段，形成对外战略的“三步走”。以十年为期，是因为如果以中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现行年均增速不变计算的话，到2028年之前，中国将超越美国（以现行美元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计算）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这将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里程碑式的国际政治事件。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在时隔近两百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力量再次回到世界之巅，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阻挡；对于世界来说，它标志着国际政治的两极格局开始形成，世界将进入中美两强时代。
第一阶段（2018～2027年）：建构履行亚洲领袖国家责任，致力于构建“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患相扶”的亚洲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尤其东亚地区是中国的地缘之本。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立足亚洲、团结亚洲、领导亚洲，从亚洲起航，才能完全走向世界。同时，中国源于亚洲，又有责任回馈亚洲，与亚洲各国共同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实现“亚洲梦”，将亚洲建设成“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患相扶”的和谐地区，牢牢构筑周边外交基础，形成和平稳定的周边地缘环境。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更有义务、責任和能力带动亚洲整体发展，建成亚洲领袖国家，造就亚洲责任大国。
第二阶段（2028～2037年）：建构履行亚非领军国家责任，致力于构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的命运攸同、分甘共苦、同舟共济的亚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中国的政治之本。同时，亚非地区又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蓝海地带。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亚非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中国也有义务和能力引领亚非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带领亚非各国跨越贫困，共享繁荣、共同发展。履行这一领军责任就需要在过往十年发展的基础上，更大力度地实施“一带一路”重要倡议，让“一带一路”计划成为联接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强大纽带，成为中国引领亚非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形成亚非经济圈、朋友圈、伙伴圈。
第三阶段（2038～2049年）：建构履行世界领航国家责任，倡导构建“互信相尊、正义民主、和平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履行现行国际秩序维护者、自由贸易赞助者，带领国际社会建设新的世界、开辟新的时代的大国责任。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预计经过2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接近美国，国际社会中的两极格局将正式形成，国际政治将面临全新的权力分配格局，世界将进入新的时代。作为新的负责任的全球超级强国，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奉献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即倡导构建“互信相尊、正义民主、和平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履行现行国际秩序维护者、自由贸易赞助者的大国责任。中国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的最大一支力量，世界政治的力量对比将会重新定义，国际治理中的公共话语内涵也将逐渐改写，更多的中国方案将会被提出，中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也将越来越丰富。 以上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定位，主要是从国际身份的角度予以界定的，它是中国综合国力与国家责任相统一的产物，也是中国应有的自我认同、自我期待。如果从单纯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来看，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國就是要超越所有的潜在竞争者，综合实力达到亚洲第一，成为毫无争议的亚洲领袖。在第二个十年中，中国将淡化国力排行的迷思，致力于构筑属于中国的次级国际秩序，打造中国的战略后方，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亚非朋友圈，成为亚非的核心国家、领军国家。到了第三个十年，中国将实现实力与责任、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紧密结合，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倡导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念，供给中国版本的国际公共产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治理制度，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同时，积极引领国际社会践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的美丽世界，开辟新的历史时代。总体上，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致力于使中国成长为国际地位与美国相当的全球超级强国，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以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对于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诸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金融霸权等，寻求通过和平式、制度化方式予以变革。
中国的中长期对外战略步骤与方针
与以上战略目标相配套，中国的未来对外战略步骤也应该分为三步走，实施三个“十年计划”：
第一个十年计划（2018～2027年）：继续坚持自我发展，练好内功，夯实国力基础，搭建世界大国框架，充实国力内涵。在此期间中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社会指标迈入世界中游水平。尤其是要初步完成军队现代化、信息化，重点壮大海空军力量，建成4个初具规模的航母战斗群，提升远程军事投送能力。同时避免陷入与霸权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陷阱，为下一个十年做好准备。
第二个十年计划（2028～2037年）：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增效，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成为世界经济领头羊；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领域革新思维，强力推进，大幅提升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要建成6个航母战斗群，一大批世界最先进水平的战略装备投入使用，海空军实力大幅增强，通过经济奠基、政治护航、外交搭台、军事托底，使“台独”势力得到彻底孤立，为全面解决台湾问题做好完全彻底的扎实准备。
第三个十年计划（2038～2049年）：全面实施对外战略，坚决完成祖国统一，捍卫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美丽世界奠定初步基础。
那么，中国应该通过何种战略方针来实施以上三个十年计划呢？在冷战期间，中国的对外战略是通过与超级大国结盟形成大三角关系和地区权力均势，制衡对中国具有威胁的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大国战略具有过渡性质，中国的战略既有“跟着强者走”的因素，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是全面接触，将对美关系作为外交布局的关键，与美斗争坚持“斗而不破”的底线，这事实上是一种战略克制；也有孤立主义的因素，如在冷战后长期执行“不当头、不扛旗，埋头发展，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同时也有制衡的因素，如与俄罗斯缔结战略伙伴关系，形成对美战略合纵。与此同时，1996年的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大幅推进军事现代化的速度，致力于加速实施内部制衡，提高实力威慑水平。
那么，在进入强国外交时代后，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未来三十年，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外交战略方针呢？我们认为，在2049年中国完全崛起为全球超级强国，形成对美全方位权力平衡之前，中国应采取进取性的内部制衡和区分性的外交谦逊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所谓进取性的内部制衡，就是根据以上战略目标，继续大幅增强国力，尤其是重点发展基于强大经济国力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外交影响力，迅速缩小与现行霸权国美国的实力差距，将实现战略目标的力量基点放在自己身上。区分性的外交谦逊是指，区分不同领域的国家利益和动态的国际形势，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如祖国统一问题上，要敢于亮剑；在展现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地位的领域，中国应该奋发有为。在有可能与霸权国迎头相撞，直接挑战其霸权地位、核心利益的领域则需要展现外交谦逊与克制的态度。同时，更为谨慎地使用武力，将“备而不用，形成威慑”作为主要选择。
中国的崛起战略：和平崛起。中国正处于持续的崛起过程中，国力的持续增长是中国实现未来三十年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跃升为全球超级强国的根本。但是，如何维持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崛起战略。
首先，在崛起的方式上，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崛起战略。和平崛起战略是指通过自我内涵发展实现和平式崛起，在强大之后和平处理国际争端，不主动发起非正义的国际战争，不谋求推翻现有国际体系。历史上的欧洲霸权大多通过对外殖民掠夺和战争扩张的方式实现崛起，但“兴也勃焉，忘也忽焉”。中国要将崛起的源泉放在内部实力的增长上，依靠自身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国内市场开拓、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能源等路径增长国力，实现开放发展、内涵发展。同时，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世界市场，捍卫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借鉴运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开放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后，应该继续坚持走和平道路，巩固在现有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这就需要积极谋划开辟国际治理新边疆，展现国际治理新智慧，更多运用国际治理软实力，包括发明新理念，创设新制度，提供新型公共物品等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而非穷兵黩武，透支国力，导致四面楚歌；更不能像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一样，试图推翻现有国际体系，与世界为敌。
其次，在崛起的维持上，将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拓紧密结合起来，实施“内外兼修，和战两用”战略。内外兼修，要求我们实施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保持国内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只有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要制订高瞻远瞩的对外战略和正确多元的对外政策，实施圆融而不僵化、进取而不保守、精妙而不笨拙的对外交往手段，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尤其是要正确认识、科学处理和平外交与军事武力两种对外手段的辩证关系，要明确“只有准备战争，才能实现和平”，因为“谈须立足于打，能战始可言和”，我们既不可穷兵黩武，四面出击，也不可马放南山，敛兵待和；既要不惮于使用武力，以实力求和平，亦要知止不殆，学会适可而止，准确洞悉大国权力的边界和利益博弈的范围。 再次，在崛起的应对上，针对不同的问题领域和不同性质的冲突对抗，有针对性地采取制衡、蓝海、绥靖等不同战略，构成多元战略组合，避免单一战略。崛起应对主要应对的是霸权国美国的挑战。对于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既要善于合纵，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应对霸权国挑战，更要有独自作战的勇气和决心，勇于、敢于使用国力，直接制衡对象国的干预。在经济斗争、外交博弈、国际治理等领域，中国可将战术性的韬光养晦与战略性的积极有为结合起来。可采取以下主要战略，一是回避战略，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开展全球性大规模权力平衡活动，对于与中国的直接利益无关的问题，中国可以回避，不采取实质性行动。例如，对于北约东扩、中东地区冲突等直接关切美国霸权利益的议题，没有必要直接对抗。二是绥靖战略，避其锋芒，不争一时一事之得失，在贸易战、经济金融领域的竞争等方面，在维持本国经济主权的基础上，可就非核心利益互相让步，寻求交易。三是积极合作，有些领域大有可为，中国应该做足文章。例如反恐、朝核危机、国际军控裁军等领域。四是反制，在多边事务领域，中国应该善于运用既有的制度规则与霸权国周旋。现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主要由霸权国提供，但中国可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利用现行规则来反制其行为。例如，在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贸易谈判等领域。
与此同时，中国应该重点实施蓝海战略，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增強经济国力，部分化解、转移甚至回避过早到来的与霸权国的直接利益冲突。中国需要降低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要将大力开发国内市场，增强国民消费能力作为减轻对外经济依赖，推动中国持续崛起的战略依靠。要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国际能源的高度依赖程度，同时积极加强技术创新，寻找新的替代性能源。
中国对霸权国美国可采取两个基本战略，一是贴身，二是区分。贴身，就是扩大对美开放，加深对美互动，在经济、社会、文化以至政治、安全等领域尽量把对美关系复杂化。复杂化不是单向度的依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的是形成与霸权国紧密的相互依赖，降低脆弱性相互依赖，加强敏感性相互依赖，不仅让中国敏感于美国之行为，也让美国敏感于中国之行为，使霸权国最后与中国摊牌时不得不投鼠忌器，迫使霸权国对我绥靖，承认我崛起的现实。
区分战略，即执行差别战略。中国要与美国的国际事务形成区别：美国采取逆全球化行为，中国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美国要退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强调捍卫现行国际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美国追求单边主义，中国强调多边外交；美国高唱人道主义干涉，中国诉诸主权理论；美国搞大国外交，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坚持单极主导，中国倡导多元合作。
中国的大国关系战略：以我为主，多边下注，多头对冲。大国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是影响中国未来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变量。那么，中国将寻求何种大国关系战略呢？中国要成为未来大国关系的操盘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总方针，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实行以我为主、多边下注的大国战略。始终将大国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上，始终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二者关系上，始终强调通过自身力量增长来保卫国家利益，实现战略目标，而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多边下注，就是与诸大国或大国集团发展不同类型的双边关系，缔结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避免过于依赖某一对大国关系，通过发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冲潜在的战略风险。例如，在安全、政治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中，重点方向是俄罗斯；而在经济贸易合作中，优先方向则是美国、日本与欧盟。
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猜想是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会否出现新冷战？从历史经验来看，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较大，但未来的中美关系同样可以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台湾问题、领土争议等因素可能将中美关系推向“修昔底德陷阱”，但核武器的存在、经济贸易领域的相互依赖、中国国力的不断跃升等因素又使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并不容易。中国要尽最大努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避免美国对中国实施新冷战，迫使美国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实施“接触 遏制”的两手战略，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假想敌和防范对象。未来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成分会进一步增大，甚至有可能滑向冷战，对此中国应有充分准备。针对美国的对华“接触 遏制”战略，在双边关系领域，中国应该实施“合作 阻遏”战略。合作，就是前述合作、绥靖、蓝海、回避、战略克制等多重战略组合的具体实施，总体上仍是正面回应美国的接触战略，以积极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避免中美关系全面破裂，至少维持在“斗而不破”的水准上。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后发崛起国，有必要在部分领域和非根本利益上寻求妥协。阻遏，是指在维护国家核心根本利益上，如统一台湾，捍卫领土领海权益、经济贸易战等方面，必须对美实施强大的军事威慑、经济反制、政治斗争、外交合纵，阻遏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合法权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精准打击作业，在控制冲突程度的前提下采取“一报还一报”策略，利用美国国内政治达到外交斗争目的，让美国深刻感知遏制中国的负面收益；深入美国政治体制内部，从决策根源出发针对美国国会、政党、政治团体等不同政治力量采取不同的策略，减少美国对华遏制行为的产生。
中国与俄罗斯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未来三十年，俄罗斯在经济上将很难完全复兴，国力将会进一步衰弱，但在地缘政治和军事能源领域，俄罗斯仍将是一个大国。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将会持续受到西方的挤压，中国应继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大力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在大国博弈方面，中俄可形成对美合纵关系，使俄罗斯分担一部分美国的战略压力。但中国没有必要寻求与俄罗斯缔结正式的同盟关系，中国不能将国运赌在任何一个盟国手中，相反应利用俄美、俄欧之间的历史及结构性矛盾，为中国的崛起创造时间和机遇。 中国的国家统一战略：“反独”“和统”“武统”急常兼备。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未来战略目标之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全球超级强国的应有内涵。但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正常崛起，美国的对台政策一直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之间摇摆，美国从来没有真心贯彻过三个联合公报，相反，经常将天平向提升美台实质合作水平方向倾斜。2018年3月以来，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推进对台政策激进右转，通过《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高级官员互访，甚至有美国官员叫嚣要策划“特蔡会”以及推动美军军舰访问高雄，近日又有消息传出美国将放宽对台湾潜艇制造技术限制[2]。一时之间，美台关系似有回光返照之势。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中美竞争由地区层次上升为全球层次，美国利用台湾牌遏制中国的力度将更大，措施会更趋激进，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有限默契与脆弱平衡将有可能打破。在台湾岛内，国民党势力衰退，民进党一党独大，岛内遏制“台独”的力量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台独”势力寻求独立的伎俩正在不断进化，已经由陈水扁时代的“显性台独”“法理台独”的1.0版本向蔡英文时代的“文化台独”“渐进台独”的2.0版本演进，未来遏制“台独”会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我们立足长远，全面革新对台工作思维，系统制订实施“反对台湾独立”“促进和平统一”“准备武力统一”三大战略的具体计划。
第一，大力推进“惠台”“暖台”“分台”政策，达到“弱‘独’”目的。随着祖国大陆实力的快速提升，大陆对于台湾的比较优势日益明显，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各项对台政策，达到防止“台独”的目的。首先，大陆应继续加大对台湾民众的让利优惠力度。要在近期出台的“惠臺31条”[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单向开放力度，实行无差别国民待遇，要把台湾作为事实上的一个省，将台湾人民同内地公民一样看待，支持和保护台湾企业在大陆长期投资，吸引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发展，给予台籍青年与大陆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同等的待遇，目的就是要掏空“台独”势力的群众基础。其次，在过往“自由行”等大陆居民前往台湾旅游观光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大陆人民前往台湾的限制，促进两岸社会文化和学术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实施赴台人员素质提升文明教育工程，提升大陆形象，加强两岸人民心灵与精神的沟通。第三，对“台独”分子实施精准打击，分化其人员组织，遏制其资金渠道，限制其在大陆乃至国际社会的行动自由，组织台湾反“独”力量与其展开相应斗争，最终使其不敢“独”、无法“独”。
第二，在国际社会采取“孤‘独’”战略。首先，继续缩小“台独”分子国际活动空间，使“台独”势力彻底陷入国际孤立。台湾当局1949年有“邦交国”47个，至1969年升至70个，截至2017年底仅剩20个。目前台湾的“邦交国”无一大国，主要集中在中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岛国。未来的“孤‘独’”战略要做的就是依托大陆的强大国力对这些小国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外交行动，使它们全部断绝与台当局的官方关系，将台湾的“邦交国”彻底清零，让“台独”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其次，将战略重点放在美国，阻止美国对“台湾牌”的使用，解除美国对我方统一台湾的阻挠。美国一直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阻力，也是“台独”势力或明或暗的最大靠山，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排除美国的阻碍。对于美国要时刻准备外交、军事两手措施。一方面加强政治外交攻势，引导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中国收复台湾的坚强意志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默认未来中国收复台湾的事实，同时也要分化美国内部，培养和利用亲华利益集团、游说集团、智库团体等对美国政府、议会的决策产生影响，阻止美国对台干涉，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是将力量基点放在自身实力增长上，建设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实施“反介入”战略，以强大的军力吓阻和威慑美国对台干涉。同时，也要警惕和防范日本等其他大国对“台独”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
第三，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统一”台湾既定方针，“促进统一”“逼迫统一”双管齐下，同时准备好“武力统一”方案。“和平统一”仍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首选方案，但“和平统一”不可能自动到来，和平统一只能建立在“促统”“逼统”的基础上，这两大方案应并行不悖。“促统”就是向台湾当局开列和平统一的谈判条件，促动台湾方面主动谈判解决统一问题。大陆可以在“一国两制”“叶九条”“邓六条”“江八点”“胡四点”等方案或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让步，例如，考虑更改国号为“中国（China）”，划分部分南海区域给回归后的台湾特别行政区管辖等，展现政治担当和谈判诚意。随着岛内政治局势的演化，“逼统”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程度将会增大，因为除了“显性‘台独’”“隐性‘台独’”外，岛内还有一种以拖待变的变相“台独”，就是“独台”，试图以“不独、不武、不统”来拖延时间，抗拒统一。未来的对台战略除了将工作重点放在反“独”促统之外，也要制订“逼迫统一”的计划，通过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地缘封锁、军事威慑等各项措施实现“逼统”。
反对“台独”、和平统一、武力统一三大计划要同时推进，急常兼备。既要有条不紊地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三大计划，也需要提前制定应急计划，留出足够的预警时间应对台海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在第一个十年中，反“独”仍然是主要任务，大陆可能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但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大陆要逆转台海形势，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将战略重点放在为寻求和平统一开展各种准备上。这就是需要“反独”“促统”“逼统”三管齐下，通过强大的威慑，推动台湾当局与大陆谈判解决和平统一问题。如果在此过程中，“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制造分裂祖国的重大事变，则提前启动武力统一方案，彻底解决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进程中最大的障碍、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应对美国的干预。解决美国干预最根本的是要靠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尤其是海空军军事实力和政治外交实力。最佳方案是随着中国国力接近美国，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吓阻美国的干预。这一最佳时间点应该是第三个十年，斯时，中国的综合国力至少能够达到美国的80%以上，能够拥有充分的吓阻能力。尤其是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中国能够举全国之力，集三军之力来对付美国的干预，而协防台湾并非美国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美国也无法集合全部军力赶赴台海地区。就单纯的实力推演来说，20年之后的几年中，中国在理论上可以成功地阻遏美国的介入，顺利收复台湾。但事实并非沙盘推演，人算往往不如天算。这时候，对付美国的介入就不能仅仅依靠“力量的制衡”，而是要依靠“决心的制衡”，那时的中美之间就是在进行“比大胆”博弈，如果中国展现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统一祖国的坚强意志和战略决心，美国就极有可能退缩，放弃武力干预。如果美国发现不能在军事上阻遏中国，就极有可能通过发动经济制裁、战略讹诈、战略欺骗等各种手段来动摇中国领导人的意志，对此，中国应有全面预判和充分准备。之所以强调中国要逐渐降低对外经济依存度，减轻对国际市场、国际能源资源的过度依赖，就是为了应对美国发动经济制裁一类的战略讹诈。对于中国来说，要有经受国际制裁，经济建设停滞，甚至经济发展水平倒退五至十年的心理预期。如果最终实施武力统一，一定要准备军事上取胜的多种预案。尤其是要考虑如何以最低代价、最小人员伤亡实现军事目标。比军事占领更重要的是，要在攻台胜利之后迅速实施治理台湾的总体方案，尤其是迅速弥合社会分裂和仇恨，化解社会矛盾。 领土争端的战略管理：加强控制，整体威慑，维持现状，待机而动。如何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是考验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最终成为世界领航国家的重大考验。长期以来，中国对领土争端实行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在我”的原则，它事实上是一种外交克制和维护现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在领土争端上的被动局面。但2012年以来，无论是在南海还是在钓鱼岛，率先改变现状，激化争议的是相关声索国，而非中国。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成功地化危为机，通过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钓鱼岛巡航，推进南海岛礁建设等措施，一举改变了在东海和南海的被动局面。尽管目前中国在应对领土争端上处于主动局面，但中国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止跌企稳，将相关声索国拉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既有局面上来，中国的政策仍然是维持现状。由于中国在争议地区的军事存在明显增强，当前的维持现状对中国有利，是一种相对主动积极的维持现状。面向未来，中国不宜彻底改变现有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可以在现有政策上进一步完善，实施“加强控制，整体威慑，维持现状，待机而动”的战略。
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并非未来三十年我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在目前情况下希望短期内完全彻底收回争议领土不切实际，使用武力解决的合法性、外交成本也较高。较为实际的做法是，一方面加强实际控制，继续加大在争议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有力的军事实力对相关国家的挑衅进行威慑，同时加大对争议领土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显示我方的实际控制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法、海洋法的研究，做好法理证据的搜集和整理，在国际裁决和国际舆论中抢先发声，打好国际宣传战。最后要静待时机，伺机而动，一旦时机出现，迅速出手一举解决争议领土问题，如同俄罗斯利用乌克兰危机收复克里米亚半岛那样。对于美、日等国在南海、东海等地的所谓“自由航行”，中国应予严密监控，可以在政治外交上发动攻势，但也没有必要如临大敌，事实上，未来的中美之间此类游戏必然会常态化，就像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那样。
中国与世界互动战略：融入与赞助。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应执行融入战略和赞助战略。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4]，中国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现行的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中快速崛起，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也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改变现行国际秩序。首先，中国要继续深化融入战略，利用现行国际规则，在国际制度框架内，通过增强自身实力，实现制度性崛起，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获得更高份额，增加投票权，等等。其次，要推动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改革，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社会。再次，根据国力履行大国责任，提供国际紧缺公共产品，做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维护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自由贸易赞助者、全球治理的先行者，以大国担当责任引领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国际公共治理领域，中国未来应致力于提供不同于现行霸权国的软实力，塑造具有区分度和吸引力的新型国际理念。中国应该提供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谐共存式的国际治理思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国家道路方面，中国不输出中国模式，但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加大对中国道路的宣传，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借鉴性思考，增强自身在制度、文化、外交等领域的软实力。
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强大之后如何使用武力？根据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中国可以明确宣示军事力量的使用原则：不主动发起国际战争。据此，中国对武力的使用包括以下层次：第一层次，为了阻遏台湾独立，实现祖国统一，中国必须将反分裂战争作为选项之一。第二层次，对于与周边国家在钓鱼岛、南中国海岛礁、藏南地区等处的领土争议，中国不会主动发起战争。第三层次，对于与他国的经贸纠纷、外交争端、主权争执等问题，中国不会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中国在海外的军事力量用于护航、护路、护商，不针对任何国家。第四层次，除了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或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外，中国不会派遣军队赴境外參与地区冲突，卷入他国战争。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战略：经贸引路、机制构建、功能外溢。“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蓝海战略，肩负摆脱美国在亚太围堵，开拓战略新边疆，推动亚非发展中国家整合，构建国际次级秩序的重要任务。尽管外界时有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质疑，但“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应该成为中国实现亚非领军国家、世界领航国家目标的中流砥柱。中国应该赋予“一带一路”倡议以经营中国战略后方，构建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秩序”的战略高位。核心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投资、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交流，充分发挥经济外交功能，带动沿线国家在中国的主导下，跨越贫困，共享繁荣，实现更紧密的政治合作和安全协调，推动建立亚非命运共同体。
在第一个十年中，“一带一路”倡议要坚持基建先行，经贸引路的总体战略，发挥中国在交通、桥隧、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巨大优势，发挥亚投行的融资投资作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充分展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人民带来的溢出效应。在第二个十年中，“一带一路”计划要将战略重点放在制度建设和机制构建上，在交通设施、通讯协议、经贸往来、金融投资、能源资源合作、国际货币结算等方面探索制定中国标准，实施中国方案，体现中国元素，扩大中国影响，构建中国主导的公平合理的丝绸之路经济秩序。在第三个十年中，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由经济外交功能向政治外交合作功能方向外溢，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协作，最终构建起以中国为核心的分甘共苦的亚非命运共同体。
着力避免颠覆性战略失误
要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完成战略计划，全国上下必须要树立战略警醒意识、战略定力意识，尤其是要避免出现颠覆性的战略失误。
战略警醒意识，是指避免犯麻痹昏聩的错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一定要夙兴夜寐，甚至枕戈待旦，向最好处努力，从最坏处打算，时刻防范可能出现的国际风险，制订应对方案。要警惕防范中国对外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国际斗争，尤其是来自霸权国的遏制、制衡、讹诈、欺骗等各种伎俩。这就需要全面发展综合国力，除继续发展经济实力外，进一步提高外交战略水平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尤其是要加强军事实力，除了发展常规武器中的“高、精、尖、特”武器外，对核武器的储量应适当提高，大力发展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类核武器（只摧毁武器的武器，无道德后果）。要警惕防范未来可能频繁发生的各类贸易战、金融战和经济制裁，这就需要加大国内消费比重，降低经济外向依赖程度，尤其是降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和进出口比率，大幅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与合作程度。 战略定力意识，是指避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要清醒认识到中国与霸权国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非常严峻，国际影响力和外交资源仍很有限，充分认清实现上述目标仍然需要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全球超级强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持之以恒，不可因一时一地之得失而影响整个大局。
避免颠覆性战略失误，是指在内政外交方面，中国绝不能犯下那些对实现战略目标产生根本性、颠覆性影响的无法挽回的重大失误。
在内政方面，中国绝不能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也绝不能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退回到保守僵化的老路和自我封闭的孤岛上。
在外交方面，中国绝不能因为担心国际干预而动摇使用武力统一的决心，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盟友或他国身上，任何时候都要有独自应对战争的风险意识和战略决心。
同时，要避免重蹈苏联覆辙，透支国力，称王称霸，陷入与霸权国的军备竞赛和正面对抗，军事力量的发展要有天花板。既要切实履行国际责任，又要避免承担与自身国力、目标、任务不相符的国际义务。既要避免实行四面出击、激进冲动的外交政策，避免陷入外交孤立，透支战略资源；也要避免笨拙僵化的外交思维，要坚决捍卫不可妥协的利益，如国家统一，对于其他一些利益，即使是領土争端，如钓鱼岛、南海岛礁、藏南地区等，也可适当妥协，在加强实际控制的基础上维持现状，在未来寻找机会，或谈判或武力胁迫解决。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和战略体系构建研究——战略调整和外交改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AZD059）
注释
[1]2017年，中国的GDP为82.71万亿元人民币，以2018年4月16日的人民币与美元官方汇率为6.27：1计算，约合13.19万亿美元。2017年美国的GDP为19.56万亿美元，中国为美国的67.4%。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确定的未来GDP年均增速6.5%，美国未来GDP维持2017年2.3%的年均增速的话，则到2027年，中国的GDP将达到24.76万亿美元，美国则为24.54万亿美元，中国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特朗普对台放宽潜舰技术输出限制 台总统府：诚挚感谢》，联合早报网，2018年4月7日，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80407-848975。
[3]国台办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2018年2月28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802/t20180228_11928139.htm。
[4]习近平：《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央广网，2015年9月25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925/t20150925_519980548.shtml。
责 编/周于琬
【关键词】对外战略 中国外交 “三步走”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8.01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战略安排，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战略安排是对改革开放之后“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具体化，为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内政决定外交，在中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新形势下，与新“三步走”战略安排相呼应，我国应该系统规划中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实施内政外交的集中统一和统筹发展，以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愿意就此进行一些尝试性思考。
中国的中长期对外战略目标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国的国家目标，也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国家目标是国家利益的具体化，国家战略由国家目标确定。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应该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目标定位和根本依据。
何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何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治理现代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等概念或指标来描述它的内涵。我们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际内涵，明确提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在国际纬度的具体座标。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少具备以下要素：其一，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台湾问题不能没有时间表，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前，祖国必须完全统一，否则就谈不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分裂的中国谈不上复兴。其二，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甚至数一数二，中国已成为全球超级强国。其三，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持续创新能力、国民教育文化综合素质位居世界前列，文化和制度软实力具有显著的国际影响，各项人均经济社会指标达到世界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水平，已完全实现现代化。
以上战略目标可以十年为期，分为三个阶段，形成对外战略的“三步走”。以十年为期，是因为如果以中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现行年均增速不变计算的话，到2028年之前，中国将超越美国（以现行美元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计算）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这将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里程碑式的国际政治事件。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在时隔近两百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力量再次回到世界之巅，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可阻挡；对于世界来说，它标志着国际政治的两极格局开始形成，世界将进入中美两强时代。
第一阶段（2018～2027年）：建构履行亚洲领袖国家责任，致力于构建“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患相扶”的亚洲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亚洲国家，亚洲尤其东亚地区是中国的地缘之本。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立足亚洲、团结亚洲、领导亚洲，从亚洲起航，才能完全走向世界。同时，中国源于亚洲，又有责任回馈亚洲，与亚洲各国共同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实现“亚洲梦”，将亚洲建设成“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患相扶”的和谐地区，牢牢构筑周边外交基础，形成和平稳定的周边地缘环境。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更有义务、責任和能力带动亚洲整体发展，建成亚洲领袖国家，造就亚洲责任大国。
第二阶段（2028～2037年）：建构履行亚非领军国家责任，致力于构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的命运攸同、分甘共苦、同舟共济的亚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是中国的政治之本。同时，亚非地区又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也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蓝海地带。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亚非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中国也有义务和能力引领亚非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带领亚非各国跨越贫困，共享繁荣、共同发展。履行这一领军责任就需要在过往十年发展的基础上，更大力度地实施“一带一路”重要倡议，让“一带一路”计划成为联接中国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强大纽带，成为中国引领亚非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形成亚非经济圈、朋友圈、伙伴圈。
第三阶段（2038～2049年）：建构履行世界领航国家责任，倡导构建“互信相尊、正义民主、和平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履行现行国际秩序维护者、自由贸易赞助者，带领国际社会建设新的世界、开辟新的时代的大国责任。
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将进一步提升。预计经过2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接近美国，国际社会中的两极格局将正式形成，国际政治将面临全新的权力分配格局，世界将进入新的时代。作为新的负责任的全球超级强国，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奉献不同于西方大国的国际关系理念，即倡导构建“互信相尊、正义民主、和平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履行现行国际秩序维护者、自由贸易赞助者的大国责任。中国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的最大一支力量，世界政治的力量对比将会重新定义，国际治理中的公共话语内涵也将逐渐改写，更多的中国方案将会被提出，中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也将越来越丰富。 以上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国家定位，主要是从国际身份的角度予以界定的，它是中国综合国力与国家责任相统一的产物，也是中国应有的自我认同、自我期待。如果从单纯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实力来看，在第一个十年中，中國就是要超越所有的潜在竞争者，综合实力达到亚洲第一，成为毫无争议的亚洲领袖。在第二个十年中，中国将淡化国力排行的迷思，致力于构筑属于中国的次级国际秩序，打造中国的战略后方，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亚非朋友圈，成为亚非的核心国家、领军国家。到了第三个十年，中国将实现实力与责任、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紧密结合，在现行国际体系内倡导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念，供给中国版本的国际公共产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治理制度，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完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同时，积极引领国际社会践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的美丽世界，开辟新的历史时代。总体上，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致力于使中国成长为国际地位与美国相当的全球超级强国，致力于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以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对于现行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诸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金融霸权等，寻求通过和平式、制度化方式予以变革。
中国的中长期对外战略步骤与方针
与以上战略目标相配套，中国的未来对外战略步骤也应该分为三步走，实施三个“十年计划”：
第一个十年计划（2018～2027年）：继续坚持自我发展，练好内功，夯实国力基础，搭建世界大国框架，充实国力内涵。在此期间中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社会指标迈入世界中游水平。尤其是要初步完成军队现代化、信息化，重点壮大海空军力量，建成4个初具规模的航母战斗群，提升远程军事投送能力。同时避免陷入与霸权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陷阱，为下一个十年做好准备。
第二个十年计划（2028～2037年）：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质增效，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成为世界经济领头羊；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领域革新思维，强力推进，大幅提升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要建成6个航母战斗群，一大批世界最先进水平的战略装备投入使用，海空军实力大幅增强，通过经济奠基、政治护航、外交搭台、军事托底，使“台独”势力得到彻底孤立，为全面解决台湾问题做好完全彻底的扎实准备。
第三个十年计划（2038～2049年）：全面实施对外战略，坚决完成祖国统一，捍卫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美丽世界奠定初步基础。
那么，中国应该通过何种战略方针来实施以上三个十年计划呢？在冷战期间，中国的对外战略是通过与超级大国结盟形成大三角关系和地区权力均势，制衡对中国具有威胁的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冷战结束以后，中国的大国战略具有过渡性质，中国的战略既有“跟着强者走”的因素，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是全面接触，将对美关系作为外交布局的关键，与美斗争坚持“斗而不破”的底线，这事实上是一种战略克制；也有孤立主义的因素，如在冷战后长期执行“不当头、不扛旗，埋头发展，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同时也有制衡的因素，如与俄罗斯缔结战略伙伴关系，形成对美战略合纵。与此同时，1996年的台海危机爆发后，中国大幅推进军事现代化的速度，致力于加速实施内部制衡，提高实力威慑水平。
那么，在进入强国外交时代后，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未来三十年，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外交战略方针呢？我们认为，在2049年中国完全崛起为全球超级强国，形成对美全方位权力平衡之前，中国应采取进取性的内部制衡和区分性的外交谦逊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所谓进取性的内部制衡，就是根据以上战略目标，继续大幅增强国力，尤其是重点发展基于强大经济国力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外交影响力，迅速缩小与现行霸权国美国的实力差距，将实现战略目标的力量基点放在自己身上。区分性的外交谦逊是指，区分不同领域的国家利益和动态的国际形势，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如祖国统一问题上，要敢于亮剑；在展现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地位的领域，中国应该奋发有为。在有可能与霸权国迎头相撞，直接挑战其霸权地位、核心利益的领域则需要展现外交谦逊与克制的态度。同时，更为谨慎地使用武力，将“备而不用，形成威慑”作为主要选择。
中国的崛起战略：和平崛起。中国正处于持续的崛起过程中，国力的持续增长是中国实现未来三十年战略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跃升为全球超级强国的根本。但是，如何维持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崛起战略。
首先，在崛起的方式上，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崛起战略。和平崛起战略是指通过自我内涵发展实现和平式崛起，在强大之后和平处理国际争端，不主动发起非正义的国际战争，不谋求推翻现有国际体系。历史上的欧洲霸权大多通过对外殖民掠夺和战争扩张的方式实现崛起，但“兴也勃焉，忘也忽焉”。中国要将崛起的源泉放在内部实力的增长上，依靠自身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国内市场开拓、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能源等路径增长国力，实现开放发展、内涵发展。同时，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世界市场，捍卫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借鉴运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开放发展。中国和平崛起后，应该继续坚持走和平道路，巩固在现有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这就需要积极谋划开辟国际治理新边疆，展现国际治理新智慧，更多运用国际治理软实力，包括发明新理念，创设新制度，提供新型公共物品等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而非穷兵黩武，透支国力，导致四面楚歌；更不能像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一样，试图推翻现有国际体系，与世界为敌。
其次，在崛起的维持上，将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拓紧密结合起来，实施“内外兼修，和战两用”战略。内外兼修，要求我们实施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保持国内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只有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要制订高瞻远瞩的对外战略和正确多元的对外政策，实施圆融而不僵化、进取而不保守、精妙而不笨拙的对外交往手段，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尤其是要正确认识、科学处理和平外交与军事武力两种对外手段的辩证关系，要明确“只有准备战争，才能实现和平”，因为“谈须立足于打，能战始可言和”，我们既不可穷兵黩武，四面出击，也不可马放南山，敛兵待和；既要不惮于使用武力，以实力求和平，亦要知止不殆，学会适可而止，准确洞悉大国权力的边界和利益博弈的范围。 再次，在崛起的应对上，针对不同的问题领域和不同性质的冲突对抗，有针对性地采取制衡、蓝海、绥靖等不同战略，构成多元战略组合，避免单一战略。崛起应对主要应对的是霸权国美国的挑战。对于主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问题，既要善于合纵，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应对霸权国挑战，更要有独自作战的勇气和决心，勇于、敢于使用国力，直接制衡对象国的干预。在经济斗争、外交博弈、国际治理等领域，中国可将战术性的韬光养晦与战略性的积极有为结合起来。可采取以下主要战略，一是回避战略，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力开展全球性大规模权力平衡活动，对于与中国的直接利益无关的问题，中国可以回避，不采取实质性行动。例如，对于北约东扩、中东地区冲突等直接关切美国霸权利益的议题，没有必要直接对抗。二是绥靖战略，避其锋芒，不争一时一事之得失，在贸易战、经济金融领域的竞争等方面，在维持本国经济主权的基础上，可就非核心利益互相让步，寻求交易。三是积极合作，有些领域大有可为，中国应该做足文章。例如反恐、朝核危机、国际军控裁军等领域。四是反制，在多边事务领域，中国应该善于运用既有的制度规则与霸权国周旋。现有的国际制度体系主要由霸权国提供，但中国可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利用现行规则来反制其行为。例如，在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贸易谈判等领域。
与此同时，中国应该重点实施蓝海战略，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增強经济国力，部分化解、转移甚至回避过早到来的与霸权国的直接利益冲突。中国需要降低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要将大力开发国内市场，增强国民消费能力作为减轻对外经济依赖，推动中国持续崛起的战略依靠。要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国际能源的高度依赖程度，同时积极加强技术创新，寻找新的替代性能源。
中国对霸权国美国可采取两个基本战略，一是贴身，二是区分。贴身，就是扩大对美开放，加深对美互动，在经济、社会、文化以至政治、安全等领域尽量把对美关系复杂化。复杂化不是单向度的依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目的是形成与霸权国紧密的相互依赖，降低脆弱性相互依赖，加强敏感性相互依赖，不仅让中国敏感于美国之行为，也让美国敏感于中国之行为，使霸权国最后与中国摊牌时不得不投鼠忌器，迫使霸权国对我绥靖，承认我崛起的现实。
区分战略，即执行差别战略。中国要与美国的国际事务形成区别：美国采取逆全球化行为，中国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美国要退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强调捍卫现行国际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美国追求单边主义，中国强调多边外交；美国高唱人道主义干涉，中国诉诸主权理论；美国搞大国外交，中国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美国坚持单极主导，中国倡导多元合作。
中国的大国关系战略：以我为主，多边下注，多头对冲。大国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是影响中国未来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变量。那么，中国将寻求何种大国关系战略呢？中国要成为未来大国关系的操盘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总方针，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实行以我为主、多边下注的大国战略。始终将大国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上，始终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二者关系上，始终强调通过自身力量增长来保卫国家利益，实现战略目标，而不能寄希望于他人。多边下注，就是与诸大国或大国集团发展不同类型的双边关系，缔结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避免过于依赖某一对大国关系，通过发展不同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冲潜在的战略风险。例如，在安全、政治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中，重点方向是俄罗斯；而在经济贸易合作中，优先方向则是美国、日本与欧盟。
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猜想是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会否出现新冷战？从历史经验来看，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较大，但未来的中美关系同样可以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台湾问题、领土争议等因素可能将中美关系推向“修昔底德陷阱”，但核武器的存在、经济贸易领域的相互依赖、中国国力的不断跃升等因素又使中美之间爆发冲突并不容易。中国要尽最大努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避免美国对中国实施新冷战，迫使美国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实施“接触 遏制”的两手战略，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新一届政府已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假想敌和防范对象。未来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成分会进一步增大，甚至有可能滑向冷战，对此中国应有充分准备。针对美国的对华“接触 遏制”战略，在双边关系领域，中国应该实施“合作 阻遏”战略。合作，就是前述合作、绥靖、蓝海、回避、战略克制等多重战略组合的具体实施，总体上仍是正面回应美国的接触战略，以积极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避免中美关系全面破裂，至少维持在“斗而不破”的水准上。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后发崛起国，有必要在部分领域和非根本利益上寻求妥协。阻遏，是指在维护国家核心根本利益上，如统一台湾，捍卫领土领海权益、经济贸易战等方面，必须对美实施强大的军事威慑、经济反制、政治斗争、外交合纵，阻遏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合法权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尤其要注意精准打击作业，在控制冲突程度的前提下采取“一报还一报”策略，利用美国国内政治达到外交斗争目的，让美国深刻感知遏制中国的负面收益；深入美国政治体制内部，从决策根源出发针对美国国会、政党、政治团体等不同政治力量采取不同的策略，减少美国对华遏制行为的产生。
中国与俄罗斯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未来三十年，俄罗斯在经济上将很难完全复兴，国力将会进一步衰弱，但在地缘政治和军事能源领域，俄罗斯仍将是一个大国。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将会持续受到西方的挤压，中国应继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大力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在大国博弈方面，中俄可形成对美合纵关系，使俄罗斯分担一部分美国的战略压力。但中国没有必要寻求与俄罗斯缔结正式的同盟关系，中国不能将国运赌在任何一个盟国手中，相反应利用俄美、俄欧之间的历史及结构性矛盾，为中国的崛起创造时间和机遇。 中国的国家统一战略：“反独”“和统”“武统”急常兼备。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未来战略目标之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全球超级强国的应有内涵。但是多年来，美国一直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的正常崛起，美国的对台政策一直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之间摇摆，美国从来没有真心贯彻过三个联合公报，相反，经常将天平向提升美台实质合作水平方向倾斜。2018年3月以来，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推进对台政策激进右转，通过《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高级官员互访，甚至有美国官员叫嚣要策划“特蔡会”以及推动美军军舰访问高雄，近日又有消息传出美国将放宽对台湾潜艇制造技术限制[2]。一时之间，美台关系似有回光返照之势。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中美竞争由地区层次上升为全球层次，美国利用台湾牌遏制中国的力度将更大，措施会更趋激进，中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有限默契与脆弱平衡将有可能打破。在台湾岛内，国民党势力衰退，民进党一党独大，岛内遏制“台独”的力量不容乐观，与此同时，“台独”势力寻求独立的伎俩正在不断进化，已经由陈水扁时代的“显性台独”“法理台独”的1.0版本向蔡英文时代的“文化台独”“渐进台独”的2.0版本演进，未来遏制“台独”会更加困难。这就要求我们立足长远，全面革新对台工作思维，系统制订实施“反对台湾独立”“促进和平统一”“准备武力统一”三大战略的具体计划。
第一，大力推进“惠台”“暖台”“分台”政策，达到“弱‘独’”目的。随着祖国大陆实力的快速提升，大陆对于台湾的比较优势日益明显，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优势转化为各项对台政策，达到防止“台独”的目的。首先，大陆应继续加大对台湾民众的让利优惠力度。要在近期出台的“惠臺31条”[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台湾的单向开放力度，实行无差别国民待遇，要把台湾作为事实上的一个省，将台湾人民同内地公民一样看待，支持和保护台湾企业在大陆长期投资，吸引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发展，给予台籍青年与大陆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同等的待遇，目的就是要掏空“台独”势力的群众基础。其次，在过往“自由行”等大陆居民前往台湾旅游观光等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大陆人民前往台湾的限制，促进两岸社会文化和学术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实施赴台人员素质提升文明教育工程，提升大陆形象，加强两岸人民心灵与精神的沟通。第三，对“台独”分子实施精准打击，分化其人员组织，遏制其资金渠道，限制其在大陆乃至国际社会的行动自由，组织台湾反“独”力量与其展开相应斗争，最终使其不敢“独”、无法“独”。
第二，在国际社会采取“孤‘独’”战略。首先，继续缩小“台独”分子国际活动空间，使“台独”势力彻底陷入国际孤立。台湾当局1949年有“邦交国”47个，至1969年升至70个，截至2017年底仅剩20个。目前台湾的“邦交国”无一大国，主要集中在中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岛国。未来的“孤‘独’”战略要做的就是依托大陆的强大国力对这些小国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外交行动，使它们全部断绝与台当局的官方关系，将台湾的“邦交国”彻底清零，让“台独”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其次，将战略重点放在美国，阻止美国对“台湾牌”的使用，解除美国对我方统一台湾的阻挠。美国一直是解决台湾问题最大的外部阻力，也是“台独”势力或明或暗的最大靠山，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排除美国的阻碍。对于美国要时刻准备外交、军事两手措施。一方面加强政治外交攻势，引导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中国收复台湾的坚强意志与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默认未来中国收复台湾的事实，同时也要分化美国内部，培养和利用亲华利益集团、游说集团、智库团体等对美国政府、议会的决策产生影响，阻止美国对台干涉，为台湾问题的解决创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是将力量基点放在自身实力增长上，建设强大的海空军力量，实施“反介入”战略，以强大的军力吓阻和威慑美国对台干涉。同时，也要警惕和防范日本等其他大国对“台独”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
第三，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统一”台湾既定方针，“促进统一”“逼迫统一”双管齐下，同时准备好“武力统一”方案。“和平统一”仍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首选方案，但“和平统一”不可能自动到来，和平统一只能建立在“促统”“逼统”的基础上，这两大方案应并行不悖。“促统”就是向台湾当局开列和平统一的谈判条件，促动台湾方面主动谈判解决统一问题。大陆可以在“一国两制”“叶九条”“邓六条”“江八点”“胡四点”等方案或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让步，例如，考虑更改国号为“中国（China）”，划分部分南海区域给回归后的台湾特别行政区管辖等，展现政治担当和谈判诚意。随着岛内政治局势的演化，“逼统”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程度将会增大，因为除了“显性‘台独’”“隐性‘台独’”外，岛内还有一种以拖待变的变相“台独”，就是“独台”，试图以“不独、不武、不统”来拖延时间，抗拒统一。未来的对台战略除了将工作重点放在反“独”促统之外，也要制订“逼迫统一”的计划，通过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地缘封锁、军事威慑等各项措施实现“逼统”。
反对“台独”、和平统一、武力统一三大计划要同时推进，急常兼备。既要有条不紊地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三大计划，也需要提前制定应急计划，留出足够的预警时间应对台海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在第一个十年中，反“独”仍然是主要任务，大陆可能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但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大陆要逆转台海形势，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将战略重点放在为寻求和平统一开展各种准备上。这就是需要“反独”“促统”“逼统”三管齐下，通过强大的威慑，推动台湾当局与大陆谈判解决和平统一问题。如果在此过程中，“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制造分裂祖国的重大事变，则提前启动武力统一方案，彻底解决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进程中最大的障碍、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如何应对美国的干预。解决美国干预最根本的是要靠中国不断增强的国力，尤其是海空军军事实力和政治外交实力。最佳方案是随着中国国力接近美国，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成功吓阻美国的干预。这一最佳时间点应该是第三个十年，斯时，中国的综合国力至少能够达到美国的80%以上，能够拥有充分的吓阻能力。尤其是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中国能够举全国之力，集三军之力来对付美国的干预，而协防台湾并非美国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美国也无法集合全部军力赶赴台海地区。就单纯的实力推演来说，20年之后的几年中，中国在理论上可以成功地阻遏美国的介入，顺利收复台湾。但事实并非沙盘推演，人算往往不如天算。这时候，对付美国的介入就不能仅仅依靠“力量的制衡”，而是要依靠“决心的制衡”，那时的中美之间就是在进行“比大胆”博弈，如果中国展现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统一祖国的坚强意志和战略决心，美国就极有可能退缩，放弃武力干预。如果美国发现不能在军事上阻遏中国，就极有可能通过发动经济制裁、战略讹诈、战略欺骗等各种手段来动摇中国领导人的意志，对此，中国应有全面预判和充分准备。之所以强调中国要逐渐降低对外经济依存度，减轻对国际市场、国际能源资源的过度依赖，就是为了应对美国发动经济制裁一类的战略讹诈。对于中国来说，要有经受国际制裁，经济建设停滞，甚至经济发展水平倒退五至十年的心理预期。如果最终实施武力统一，一定要准备军事上取胜的多种预案。尤其是要考虑如何以最低代价、最小人员伤亡实现军事目标。比军事占领更重要的是，要在攻台胜利之后迅速实施治理台湾的总体方案，尤其是迅速弥合社会分裂和仇恨，化解社会矛盾。 领土争端的战略管理：加强控制，整体威慑，维持现状，待机而动。如何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是考验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最终成为世界领航国家的重大考验。长期以来，中国对领土争端实行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权在我”的原则，它事实上是一种外交克制和维护现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在领土争端上的被动局面。但2012年以来，无论是在南海还是在钓鱼岛，率先改变现状，激化争议的是相关声索国，而非中国。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成功地化危为机，通过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钓鱼岛巡航，推进南海岛礁建设等措施，一举改变了在东海和南海的被动局面。尽管目前中国在应对领土争端上处于主动局面，但中国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止跌企稳，将相关声索国拉回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既有局面上来，中国的政策仍然是维持现状。由于中国在争议地区的军事存在明显增强，当前的维持现状对中国有利，是一种相对主动积极的维持现状。面向未来，中国不宜彻底改变现有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可以在现有政策上进一步完善，实施“加强控制，整体威慑，维持现状，待机而动”的战略。
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并非未来三十年我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在目前情况下希望短期内完全彻底收回争议领土不切实际，使用武力解决的合法性、外交成本也较高。较为实际的做法是，一方面加强实际控制，继续加大在争议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有力的军事实力对相关国家的挑衅进行威慑，同时加大对争议领土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显示我方的实际控制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法、海洋法的研究，做好法理证据的搜集和整理，在国际裁决和国际舆论中抢先发声，打好国际宣传战。最后要静待时机，伺机而动，一旦时机出现，迅速出手一举解决争议领土问题，如同俄罗斯利用乌克兰危机收复克里米亚半岛那样。对于美、日等国在南海、东海等地的所谓“自由航行”，中国应予严密监控，可以在政治外交上发动攻势，但也没有必要如临大敌，事实上，未来的中美之间此类游戏必然会常态化，就像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那样。
中国与世界互动战略：融入与赞助。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应执行融入战略和赞助战略。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4]，中国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始国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现行的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中快速崛起，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也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改变现行国际秩序。首先，中国要继续深化融入战略，利用现行国际规则，在国际制度框架内，通过增强自身实力，实现制度性崛起，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获得更高份额，增加投票权，等等。其次，要推动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改革，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社会。再次，根据国力履行大国责任，提供国际紧缺公共产品，做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维护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自由贸易赞助者、全球治理的先行者，以大国担当责任引领各国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国际公共治理领域，中国未来应致力于提供不同于现行霸权国的软实力，塑造具有区分度和吸引力的新型国际理念。中国应该提供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谐共存式的国际治理思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国家道路方面，中国不输出中国模式，但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加大对中国道路的宣传，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选择发展道路提供借鉴性思考，增强自身在制度、文化、外交等领域的软实力。
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强大之后如何使用武力？根据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中国可以明确宣示军事力量的使用原则：不主动发起国际战争。据此，中国对武力的使用包括以下层次：第一层次，为了阻遏台湾独立，实现祖国统一，中国必须将反分裂战争作为选项之一。第二层次，对于与周边国家在钓鱼岛、南中国海岛礁、藏南地区等处的领土争议，中国不会主动发起战争。第三层次，对于与他国的经贸纠纷、外交争端、主权争执等问题，中国不会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中国在海外的军事力量用于护航、护路、护商，不针对任何国家。第四层次，除了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或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外，中国不会派遣军队赴境外參与地区冲突，卷入他国战争。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战略：经贸引路、机制构建、功能外溢。“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蓝海战略，肩负摆脱美国在亚太围堵，开拓战略新边疆，推动亚非发展中国家整合，构建国际次级秩序的重要任务。尽管外界时有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质疑，但“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应该成为中国实现亚非领军国家、世界领航国家目标的中流砥柱。中国应该赋予“一带一路”倡议以经营中国战略后方，构建中国主导的“丝绸之路秩序”的战略高位。核心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投资、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交流，充分发挥经济外交功能，带动沿线国家在中国的主导下，跨越贫困，共享繁荣，实现更紧密的政治合作和安全协调，推动建立亚非命运共同体。
在第一个十年中，“一带一路”倡议要坚持基建先行，经贸引路的总体战略，发挥中国在交通、桥隧、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巨大优势，发挥亚投行的融资投资作用，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充分展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人民带来的溢出效应。在第二个十年中，“一带一路”计划要将战略重点放在制度建设和机制构建上，在交通设施、通讯协议、经贸往来、金融投资、能源资源合作、国际货币结算等方面探索制定中国标准，实施中国方案，体现中国元素，扩大中国影响，构建中国主导的公平合理的丝绸之路经济秩序。在第三个十年中，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由经济外交功能向政治外交合作功能方向外溢，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协作，最终构建起以中国为核心的分甘共苦的亚非命运共同体。
着力避免颠覆性战略失误
要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完成战略计划，全国上下必须要树立战略警醒意识、战略定力意识，尤其是要避免出现颠覆性的战略失误。
战略警醒意识，是指避免犯麻痹昏聩的错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一定要夙兴夜寐，甚至枕戈待旦，向最好处努力，从最坏处打算，时刻防范可能出现的国际风险，制订应对方案。要警惕防范中国对外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国际斗争，尤其是来自霸权国的遏制、制衡、讹诈、欺骗等各种伎俩。这就需要全面发展综合国力，除继续发展经济实力外，进一步提高外交战略水平和国际政治影响力。尤其是要加强军事实力，除了发展常规武器中的“高、精、尖、特”武器外，对核武器的储量应适当提高，大力发展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类核武器（只摧毁武器的武器，无道德后果）。要警惕防范未来可能频繁发生的各类贸易战、金融战和经济制裁，这就需要加大国内消费比重，降低经济外向依赖程度，尤其是降低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和进出口比率，大幅提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与合作程度。 战略定力意识，是指避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要清醒认识到中国与霸权国美国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非常严峻，国际影响力和外交资源仍很有限，充分认清实现上述目标仍然需要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全球超级强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持之以恒，不可因一时一地之得失而影响整个大局。
避免颠覆性战略失误，是指在内政外交方面，中国绝不能犯下那些对实现战略目标产生根本性、颠覆性影响的无法挽回的重大失误。
在内政方面，中国绝不能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也绝不能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退回到保守僵化的老路和自我封闭的孤岛上。
在外交方面，中国绝不能因为担心国际干预而动摇使用武力统一的决心，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盟友或他国身上，任何时候都要有独自应对战争的风险意识和战略决心。
同时，要避免重蹈苏联覆辙，透支国力，称王称霸，陷入与霸权国的军备竞赛和正面对抗，军事力量的发展要有天花板。既要切实履行国际责任，又要避免承担与自身国力、目标、任务不相符的国际义务。既要避免实行四面出击、激进冲动的外交政策，避免陷入外交孤立，透支战略资源；也要避免笨拙僵化的外交思维，要坚决捍卫不可妥协的利益，如国家统一，对于其他一些利益，即使是領土争端，如钓鱼岛、南海岛礁、藏南地区等，也可适当妥协，在加强实际控制的基础上维持现状，在未来寻找机会，或谈判或武力胁迫解决。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和战略体系构建研究——战略调整和外交改革”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AZD059）
注释
[1]2017年，中国的GDP为82.71万亿元人民币，以2018年4月16日的人民币与美元官方汇率为6.27：1计算，约合13.19万亿美元。2017年美国的GDP为19.56万亿美元，中国为美国的67.4%。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确定的未来GDP年均增速6.5%，美国未来GDP维持2017年2.3%的年均增速的话，则到2027年，中国的GDP将达到24.76万亿美元，美国则为24.54万亿美元，中国将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2]《特朗普对台放宽潜舰技术输出限制 台总统府：诚挚感谢》，联合早报网，2018年4月7日，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80407-848975。
[3]国台办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2018年2月28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802/t20180228_11928139.htm。
[4]习近平：《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央广网，2015年9月25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925/t20150925_519980548.shtml。
责 编/周于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