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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摄影》杂志创刊60周年。古人以天干地支组合，六十年一甲子，認为活满了一个甲子，就相当于经历了天地宇宙和人生的一个完整轮回。在这个轮回里，这本杂志寄托着几代中国摄影人和历任编辑人员对摄影的理想和情感，承载着无数有关摄影的欢欣愉悦和艰辛困顿，见证了中国摄影人的荆棘载途和柳暗花明。
60年一路走来，《中国摄影》杂志从创立之初的季刊，到1959年改为双月刊；从1966年停刊，到1974年复刊；从1997年全部改用铜版纸印刷，到2004年全面扩版至180页。从创刊之初的一本图文编排简单的静态纸质媒体，到如今除了每期包含了百页左右的大型摄影专题以及国内外最新摄影资讯的纸质杂志外，还运营着网站、微博、微信，同时每年策划组织数十个大型摄影展、高水平摄影论坛等学术活动，《中国摄影》正在搭建一个多元的影像平台。
6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复杂而剧烈的变革，《中国摄影》的走向与之紧密相连，不只是参与者、见证者，更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影像文化样态的型塑者、传播者。2007年第12期《中国摄影》创刊50周年推出的纪念专题，回顾走过来的50年历史，编辑部将那50年分为三个时期：1957-1966，政治浪漫主义时代的摄影书写；1977-1996，新时期中国摄影的复兴；1997-2007，从视觉乌托邦到多元影像文化。如今，又过了10年，在移动互联时代的背景下，中国摄影的生态朝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传播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得各种摄影信息的渠道容易起来，自媒体也在这两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繁杂多变且重复单调的内容却时常充斥着网络，鲜见沉稳扎实的内容。《中国摄影》在这10年依然坚持1997年延续下来的专题化编辑方式，以实现对摄影发展进程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这当代传媒海量信息传播的时代，我们坚信只有深度整理和加工，信息才可以得到有效传播，读者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知识。
如何纪念杂志创刊60周年这一重要的时间点，编辑部做了多次讨论，最终从可落实、可操作性考虑，决定推出大型专题“生于1957”。随即，我们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则征稿启事：诚邀生于1957年的摄影家、研究者、管理者、爱好者及影像器材专家、产品研发制造者，包括对摄影具有浓厚情怀的各界人士，共同书写中国摄影60年的精彩故事，用影像见证60年的宏伟变迁。在整理数十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报名的摄影人信息的同时，编辑部也从网络搜索相关线索，为了更全面了解相关信息，还从中国摄影家协会组联部查到了全部出生于1957年的多达932人的会员名单。根据领域、职业特点及操作可能性等，通过分析，综合考量，最终确定了21位专题入选者：张兆增、郑鸣、曾璜、刘开明、吴学华、车刚、武强、王豫明、张海儿、胡介鸣、东哈达、巴义尔、张永富、李秋祥、张左、周琦、陈小波、杨小彦、陈卫星、沈铭和蔡征（按本期专题的编排顺序排列）。他们当中，有摄影记者、摄影师、跨界艺术家、暗房师、着色师、图片编辑、摄影研究者、摄影评论家、策展人、相机研究者及摄影组织工作者等，不少人身兼有关摄影的多重身份。这些人中既有当代中国摄影从事创作、评论的大家，也有默默无闻地从事与摄影相关工作的普通人。
在约稿和编辑时，我们做了这样的处理：图片方面，除了刊登摄影师代表作品外，还刊登了他们不同时期的生活照、工作照，与摄影同仁的合影，以及与摄影相关的物件的图像等；文字方面，除了已逝的周琦是由其侄儿周星宜来叙写，其他20位都是亲自撰文，并且在每位作者的文章和作品后添加一个由他们自己撰写的小简历。因为专题中大多数人的文章已经有一个比较详实的个人经历，而且篇幅所限，我们要求这个简历限制在180字以内，除了必须保留出生地、生活工作的基本线索外，其他与摄影相关的重要个人信息由他们自由选择添加。
“六十而耳顺”，这是孔子总结自己学习和修养的一句话，除了选择自杀而英年早逝的着色师周琦，其他20人对摄影，以及摄影与自己的生活、职业的关联都有着明确认识，不过，总结自己数十年的摄影人生的确需要勇气与智慧。“您可以从个体叙事出发，以个人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的精神世界与摄影的关联作为主要内容……从中映射出当代中国摄影的个人史和社会史。”这是我们约稿信中的一段话，包含着我们对这21位摄影人各有精彩的摄影人生的期待。稿件陆续发来，我们惊喜地发现每个人的经历不仅体现着他们在过去与摄影的关联，映现着他们对摄影的理解，还折射出1957年出生的这代摄影人在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变革中共同的人生历程。
这21位摄影人中的大多数有相似的社会经历：“农村劳动“、“插队下乡”、“知青”、“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等等是这21篇文章里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时代造就的无奈和机遇在这代人身上同时体现，不少人在恢复高考前，当过园林工人、建筑工人、电钳工、印刷工人、修表工……而1976年后，他们得想尽办法把遗忘的、漏学的知识补回来，摄影是他们关于艺术的最初梦想，也是一个未来生活和职业向上生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摄影教育并未在大学普及的年代，这21位摄影人少有人是摄影科班出身或是在大学修读过摄影课程，更多人是自学，他们接触并喜欢摄影或是因摄影活动，或是亲朋好友，或是工作机缘。这21位摄影人与摄影最初的关联正是中国当代摄影艰苦、率真而充满活力的起点。
这21人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与摄影结缘，对摄影的热爱持续到如今。“转折”“转行”“转向”是这21篇文章里另一组频繁出现的字眼。张兆增、刘开明、武强、车刚、吴学华、张左、东哈达、蔡征因摄影带来了职业方向的转变。张兆增、武强都回忆到自己曾被称为“获奖专业户”，但是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深度的专题性社会记录。武强在2000年 的摄影工作者转向了以摄影为手段的创业——婚纱影楼。巴义尔讲述了自己如何在《民族画报》从暗房师到图片编辑，再到持续多年的蒙古族专题摄影报道的点滴经历。曾璜把自己从物理学转行新闻摄影，又从国外学习摄影带来观念和职业状态的转变，多年从事摄影编辑、策展后沉浸摄影收藏经历，比喻成不断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陈小波叙述了她在新华社多年的图片编辑职业生涯是如何转型成为摄影史研究者、摄影项目策划者的过程。 还有一些摄影人的转向由跨界来达成。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的胡介鸣讲述了摄影在他的艺术生涯和艺术创作中的角色。先后攻读油画、美术史、建筑史专业的杨小彦描述了自己与张海儿、李媚多年的交往而从艺术史研究被带入摄影界的过程；而先后攻读历史、摄影、传播学专业的陈卫星则以学术论文的笔法把自己的人生记忆、学者生涯与影像的学术思考编织在一起。1990年代中期，郑鸣从摄影记者转向影视导演，王豫明在2007年从摄影创作转向绘画和陶瓷艺术。他们不斷转向、转变的摄影生涯生动地刻画出当代中国摄影生态的演进和流变的细节，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摄影的索引。
我们当然注意到了，多位摄影人提到《中国摄影》在他们最初接触和学习摄影时是最重要信息来源。作为“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电影摄影专业本科生的郑鸣说，在当年“《中国摄影》杂志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专业也最有时效性的学术期刊”；《中国摄影》也是胡介鸣当年最爱翻阅的杂志之一，而且他认为这是他在上学期间就喜欢上摄影的原因之一。
这21位摄影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多次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刊登作品和发表文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郑鸣、张兆增、吴学华、武强等人的代表作曾通过《中国摄影》在摄影界得到广泛传播；在2000年左右，张永富、李秋祥曾在《中国摄影》杂志反转片年赛中获奖，他们精致唯美的风光曾经与《中国摄影》精良的印刷相得益彰；《中国摄影》2002年7月刊曾推出张海儿作品专题，而且当年由张海儿自己设计编辑的这个专题曾给《中国摄影》的编辑思路带来新的启发；除了曾经在《中国摄影》上发表过多组作品，曾璜还曾于1990年代末与《中国摄影》的编辑一起主持“文摘与导读”栏目，广泛介绍当年国内外最新摄影动向；沈铭曾在《中国摄影》刊出多篇相机研究的文章；陈小波、杨小彦、陈卫星在2000年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摄影》的重要作者，他们的许多有关摄影的重要评论文章首发于《中国摄影》。这21位摄影人有关《中国摄影》的叙述，勾勒和确认了《中国摄影》60年与中国当代摄影一起成长的内在关联。
一本《中国摄影》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摄影史。
感谢专题中的21位摄影人，感谢更多与《中国摄影》同龄的摄影朋友，感谢60年来《中国摄影》所有的作者、读者和工作人员，感谢关心和支持《中国摄影》的所有个人和机构，是我们共同书写了《中国摄影》60年来所有的篇章。
约翰·伯格《故事》一文中提到，摄影术的发明，使我们获得一种崭新的、与记忆最为相似的表达工具，摄影是记忆本身，照片与被回忆的东西都依赖于时间的流逝，但也对抗着时间的流逝，两者都保存瞬间……两者都寻求启示的瞬间，因为只有这样的瞬间才能赋予它们抗拒时间流逝的能力以充足的理由。
在这里，我们共同纪念《中国摄影》杂志创刊60周年，用摄影唤醒的记忆和 “启示的瞬间”激发更多摄影人不断前进。
60年一路走来，《中国摄影》杂志从创立之初的季刊，到1959年改为双月刊；从1966年停刊，到1974年复刊；从1997年全部改用铜版纸印刷，到2004年全面扩版至180页。从创刊之初的一本图文编排简单的静态纸质媒体，到如今除了每期包含了百页左右的大型摄影专题以及国内外最新摄影资讯的纸质杂志外，还运营着网站、微博、微信，同时每年策划组织数十个大型摄影展、高水平摄影论坛等学术活动，《中国摄影》正在搭建一个多元的影像平台。
6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复杂而剧烈的变革，《中国摄影》的走向与之紧密相连，不只是参与者、见证者，更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影像文化样态的型塑者、传播者。2007年第12期《中国摄影》创刊50周年推出的纪念专题，回顾走过来的50年历史，编辑部将那50年分为三个时期：1957-1966，政治浪漫主义时代的摄影书写；1977-1996，新时期中国摄影的复兴；1997-2007，从视觉乌托邦到多元影像文化。如今，又过了10年，在移动互联时代的背景下，中国摄影的生态朝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传播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得各种摄影信息的渠道容易起来，自媒体也在这两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繁杂多变且重复单调的内容却时常充斥着网络，鲜见沉稳扎实的内容。《中国摄影》在这10年依然坚持1997年延续下来的专题化编辑方式，以实现对摄影发展进程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这当代传媒海量信息传播的时代，我们坚信只有深度整理和加工，信息才可以得到有效传播，读者才能获得有价值的知识。
如何纪念杂志创刊60周年这一重要的时间点，编辑部做了多次讨论，最终从可落实、可操作性考虑，决定推出大型专题“生于1957”。随即，我们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则征稿启事：诚邀生于1957年的摄影家、研究者、管理者、爱好者及影像器材专家、产品研发制造者，包括对摄影具有浓厚情怀的各界人士，共同书写中国摄影60年的精彩故事，用影像见证60年的宏伟变迁。在整理数十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报名的摄影人信息的同时，编辑部也从网络搜索相关线索，为了更全面了解相关信息，还从中国摄影家协会组联部查到了全部出生于1957年的多达932人的会员名单。根据领域、职业特点及操作可能性等，通过分析，综合考量，最终确定了21位专题入选者：张兆增、郑鸣、曾璜、刘开明、吴学华、车刚、武强、王豫明、张海儿、胡介鸣、东哈达、巴义尔、张永富、李秋祥、张左、周琦、陈小波、杨小彦、陈卫星、沈铭和蔡征（按本期专题的编排顺序排列）。他们当中，有摄影记者、摄影师、跨界艺术家、暗房师、着色师、图片编辑、摄影研究者、摄影评论家、策展人、相机研究者及摄影组织工作者等，不少人身兼有关摄影的多重身份。这些人中既有当代中国摄影从事创作、评论的大家，也有默默无闻地从事与摄影相关工作的普通人。
在约稿和编辑时，我们做了这样的处理：图片方面，除了刊登摄影师代表作品外，还刊登了他们不同时期的生活照、工作照，与摄影同仁的合影，以及与摄影相关的物件的图像等；文字方面，除了已逝的周琦是由其侄儿周星宜来叙写，其他20位都是亲自撰文，并且在每位作者的文章和作品后添加一个由他们自己撰写的小简历。因为专题中大多数人的文章已经有一个比较详实的个人经历，而且篇幅所限，我们要求这个简历限制在180字以内，除了必须保留出生地、生活工作的基本线索外，其他与摄影相关的重要个人信息由他们自由选择添加。
“六十而耳顺”，这是孔子总结自己学习和修养的一句话，除了选择自杀而英年早逝的着色师周琦，其他20人对摄影，以及摄影与自己的生活、职业的关联都有着明确认识，不过，总结自己数十年的摄影人生的确需要勇气与智慧。“您可以从个体叙事出发，以个人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的精神世界与摄影的关联作为主要内容……从中映射出当代中国摄影的个人史和社会史。”这是我们约稿信中的一段话，包含着我们对这21位摄影人各有精彩的摄影人生的期待。稿件陆续发来，我们惊喜地发现每个人的经历不仅体现着他们在过去与摄影的关联，映现着他们对摄影的理解，还折射出1957年出生的这代摄影人在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变革中共同的人生历程。
这21位摄影人中的大多数有相似的社会经历：“农村劳动“、“插队下乡”、“知青”、“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等等是这21篇文章里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时代造就的无奈和机遇在这代人身上同时体现，不少人在恢复高考前，当过园林工人、建筑工人、电钳工、印刷工人、修表工……而1976年后，他们得想尽办法把遗忘的、漏学的知识补回来，摄影是他们关于艺术的最初梦想，也是一个未来生活和职业向上生长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摄影教育并未在大学普及的年代，这21位摄影人少有人是摄影科班出身或是在大学修读过摄影课程，更多人是自学，他们接触并喜欢摄影或是因摄影活动，或是亲朋好友，或是工作机缘。这21位摄影人与摄影最初的关联正是中国当代摄影艰苦、率真而充满活力的起点。
这21人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与摄影结缘，对摄影的热爱持续到如今。“转折”“转行”“转向”是这21篇文章里另一组频繁出现的字眼。张兆增、刘开明、武强、车刚、吴学华、张左、东哈达、蔡征因摄影带来了职业方向的转变。张兆增、武强都回忆到自己曾被称为“获奖专业户”，但是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深度的专题性社会记录。武强在2000年 的摄影工作者转向了以摄影为手段的创业——婚纱影楼。巴义尔讲述了自己如何在《民族画报》从暗房师到图片编辑，再到持续多年的蒙古族专题摄影报道的点滴经历。曾璜把自己从物理学转行新闻摄影，又从国外学习摄影带来观念和职业状态的转变，多年从事摄影编辑、策展后沉浸摄影收藏经历，比喻成不断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陈小波叙述了她在新华社多年的图片编辑职业生涯是如何转型成为摄影史研究者、摄影项目策划者的过程。 还有一些摄影人的转向由跨界来达成。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的胡介鸣讲述了摄影在他的艺术生涯和艺术创作中的角色。先后攻读油画、美术史、建筑史专业的杨小彦描述了自己与张海儿、李媚多年的交往而从艺术史研究被带入摄影界的过程；而先后攻读历史、摄影、传播学专业的陈卫星则以学术论文的笔法把自己的人生记忆、学者生涯与影像的学术思考编织在一起。1990年代中期，郑鸣从摄影记者转向影视导演，王豫明在2007年从摄影创作转向绘画和陶瓷艺术。他们不斷转向、转变的摄影生涯生动地刻画出当代中国摄影生态的演进和流变的细节，成为理解中国当代摄影的索引。
我们当然注意到了，多位摄影人提到《中国摄影》在他们最初接触和学习摄影时是最重要信息来源。作为“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第一届电影摄影专业本科生的郑鸣说，在当年“《中国摄影》杂志就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专业也最有时效性的学术期刊”；《中国摄影》也是胡介鸣当年最爱翻阅的杂志之一，而且他认为这是他在上学期间就喜欢上摄影的原因之一。
这21位摄影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曾多次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刊登作品和发表文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郑鸣、张兆增、吴学华、武强等人的代表作曾通过《中国摄影》在摄影界得到广泛传播；在2000年左右，张永富、李秋祥曾在《中国摄影》杂志反转片年赛中获奖，他们精致唯美的风光曾经与《中国摄影》精良的印刷相得益彰；《中国摄影》2002年7月刊曾推出张海儿作品专题，而且当年由张海儿自己设计编辑的这个专题曾给《中国摄影》的编辑思路带来新的启发；除了曾经在《中国摄影》上发表过多组作品，曾璜还曾于1990年代末与《中国摄影》的编辑一起主持“文摘与导读”栏目，广泛介绍当年国内外最新摄影动向；沈铭曾在《中国摄影》刊出多篇相机研究的文章；陈小波、杨小彦、陈卫星在2000年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摄影》的重要作者，他们的许多有关摄影的重要评论文章首发于《中国摄影》。这21位摄影人有关《中国摄影》的叙述，勾勒和确认了《中国摄影》60年与中国当代摄影一起成长的内在关联。
一本《中国摄影》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摄影史。
感谢专题中的21位摄影人，感谢更多与《中国摄影》同龄的摄影朋友，感谢60年来《中国摄影》所有的作者、读者和工作人员，感谢关心和支持《中国摄影》的所有个人和机构，是我们共同书写了《中国摄影》60年来所有的篇章。
约翰·伯格《故事》一文中提到，摄影术的发明，使我们获得一种崭新的、与记忆最为相似的表达工具，摄影是记忆本身，照片与被回忆的东西都依赖于时间的流逝，但也对抗着时间的流逝，两者都保存瞬间……两者都寻求启示的瞬间，因为只有这样的瞬间才能赋予它们抗拒时间流逝的能力以充足的理由。
在这里，我们共同纪念《中国摄影》杂志创刊60周年，用摄影唤醒的记忆和 “启示的瞬间”激发更多摄影人不断前进。